第二章 文献综述

第一节 基础设施的界定与度量

一 基础设施的界定

对基础设施概念的界定，是我们分析研究基础设施的基础和前提。在经济学中，基础设施概念的引入始于20世纪60年代，廷伯根（Tinbergen，1962）研究了基础设施（道路、教育）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但是没有给出基础设施定义的界定，约希姆森（Jochimsen，1966）把基础设施定义为：物质、制度和个人设施的综合，其中，物质基础设施包括经济体中所有的固定资产、设备和流动资产的总和；其次，从广泛的范畴看，基础设施还包括建筑物、能源以及运输线路、教育、医疗服务和社会福利。世界银行在《1994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将基础设施定义为：（1）主要包括为人民生活、社会生产提供保障的公共工程和公共设施，即交通运输、电力供给、信息通信、自来水、卫生设施与排污、管道煤气、水利设施；（2）为居民工作生活提供便利的公共服务设施主要包括城市之间的铁路、市内道路交通、港口和航道、机场；此外，除了经济基础设施之外,世界银行还定义社会基础设施，主要包括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医疗保健、环境保护等方面。此外，布尔（Buhr，2003）从基础设施的功能角度对基础设施的定义进行了界定，具体含义是最终产品的形成是经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而每个经济人都以基础设施的供给为前提，根据他的定义，基础设施具有促进和发展经济人活动潜能的作用，并发挥经济个体的潜力。

托里西（Torrisi，2009）表明了基础设施具有持续使用的一般特性。他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界定基础设施，第一，基础设施具有供给性的物质资本的属性，它主要来自于政府公共投资并具有长久的耐用性、技术上的连续性以及较高的资本产出比。第二，基础设施具有公共物品的特性，并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性质，无论从功能角度还是公共物品的特性方面，基础设施主要指在经济体系中，为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服务的各行业和各部门的综合。但是，从狭义的层面看，基础设施主要包括交通运输、水利设施、电力供应、邮电通信等有形资产部门，从广义的角度看，基础设施包括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服务等无形资产部门。在本书中我们所研究的是狭义基础设施对中国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

二 基础设施的度量

依据托里（Torri，2009）的研究表明：一般有两种方法度量基础设施：其一是以货币形式的度量，其二是以实物形式的度量。

（一）货币形式的度量

托里（Torri，2009）把基础设施看做一种流量或存量的货币度量形式。如果把基础设施看做流量，即政府对公共服务的支出，会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如果把基础设施看做存量，即现在政府的支出会提高公共资本的存量，并对以后社会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Irmen and Kuehnel,2009）。关于基础设施存量的度量，很多文献采用了永续盘存法计算，通过折旧率的调整，把基础设施流量变为基础设施存量。

很多文献把基础设施看做流量，比如，巴罗Barro（1998）、加利（Ghali，1998）、米特尼尔和诺依曼（Mittnil and Neumann，2001）、佩雷拉（Pereira，2001）、埃弗尔特和海伦（Everaert and Heylen，2004）。也有部分文献将基础设施看做存量，比如阿尔瓦罗（Alvaro，1999）、费拉拉和马尔切利诺（Ferrara and Marcellino，2000）都采用存量方法度量了基础设施。但是对基础设施存量的度量存在一定的问题，其一，无法确定基础设施的生命期，无法准确估计折旧率；其二，无法估算一国基础设施的初始存量；其三，永续盘存法可能高估基础设施存量，学者普里奇特（Pritchett，1996）指出基础设施由于结构性的原因可导致一个国家公共投资的存量被高估；其四，永续盘存法需要长时期时间序列的公共投资数据，对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是很难获得的。

（二）实物形式的度量

托里西（Torris，2009）把基础设施看做是以实物形式来度量的，如铁路里程、人均电力消耗、人均医院的数量都被看做是实物形式的度量。实物形式的度量克服了永续盘存法存在的问题，具有一定可行性。但是实物形式的度量无法体现基础设施的质量和国家政策对基础设施发展的影响，然而基础设施的质量对于基础设施作用的发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虽然实物形式的测量具有一定的问题，本书仍采用实物形式的方法度量中国的基础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