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朴学与清词话
乾嘉年间，文禁森严，朴学（乾嘉汉学）代替实学，成为学术文化的主流。皮锡瑞《经学历史》云：“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鲜，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汉学家们大多背离了顾炎武等人倡导的“通经致用”的实学精神，片面地继承了顾炎武等人讲求音韵、训诂之学的治学方法，局限于古书的辑录、校勘、辨伪和一字一义的考据，说经主实证而不谈论义理，甚至陷入烦琐的训诂考据之中而不能自拔。到乾隆中期，朴学的研究范围由群经而旁及诸子列史，几至“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矣”。以至于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其在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朴学的影响一直延续到光、宣年间，几乎与清朝国运相始终。
近世词家赵尊岳曾说：
有清一代，朴学大盛，流风余韵，泽被词苑。丛刊之出，汲古维先。四印、彊村，重以雠校。而万氏制谱，戈氏论韵，阳湖选政之精严，浙派操觚所荟萃，乃至松陵之词话，东塾之定律，莫不穷膏晷之功，崇雅正之始。辨微茫于寸黍，商旋羽于五声，是皆敻越畴曩，卓然宗工。降及并世，荫樾益繁。驰声闻于海外，列专教于庠序。或事汇刻；或订遗篇；或进言板本，以溯其渊源；或僻搜遗词，以存其坠绪；或著年谱，由论世以知人；或抉微言，尽阐扬之能事。[15]
可见，朴学对清代词学有着深远的影响，举凡校刊词集、论声制谱、撰著词话等，无不受朴学的浸染。
朴学对词话的影响，首先体现在研究精神和研究方法上。朴学家们的治学方法，重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词话也体现出这一特色，词学史上许多湮没不闻的问题经清代词话家们的发抉而得以彰显，有些以讹传讹的问题经他们的考辨而得以纠正。如宋人黄昇在《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六中说：
元祐中，东坡守杭，泽民（毛滂）为法曹掾，秋满，辞去。是夕宴客，有妓歌此词（按指《惜分飞》）。坡问谁所作，以毛法曹对。坡语坐客曰：“郡寮有词人不及知，某之罪也。”翌日折柬追还，留连数月。泽民因此得名。[16]
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卷一就此考证说：
东坡守钱塘，毛滂为法曹掾。既辞去，以赠妓《惜分飞》词，激赏于东坡，遂折柬追回，留连数月。说见黄昇《绝妙词选》。按《东坡集》施元之注，元祐初，公在翰苑，滂自浙入京师，以诗文谒见。公出守钱塘，滂适为掾云云。是公与滂在翰苑日已知之，不自守钱塘始也。公尺犊中答滂者七，其一、其二皆翰苑时作，尤为可据。至滂在元祐初为知名士，同时如孙使君、贾耘老、沈文伯咸与交。以公之礼贤爱才，顾俟既去，始见其词而激赏追回，应无是理。昇，南宋人，考证若是之疏，不可解也。[17]
经此考证，事实了然，讹误立辨。清词话中类此者实多。即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而言，在对每部词集进行评述时，必先考述词集版本的流变、辨证词作在流传过程中的错误、澄清关涉词史的一些以讹传讹的事实。
清人在这方面的努力，为后人撰写词史提供了便利。
朴学对词话影响之二体现在对学问、学识的注重上。要考证事实，必博览群籍，清初大儒黄宗羲就要求人们多读经、史、子、集之书。他说：“昔之为诗者，一生经、史、子、集之学，尽注于诗。夫经、史、子、集何与于诗？然必如此而后工。”[18]冯班在《钝吟杂录》卷三《正俗》中也说：“有一分学识，便有一分文章。”[19]这一学术思想也影响到文学的创作和理论中。在创作中，“学人之诗”大量出现。在理论上，出现了翁方纲的“肌理”说，提倡以考据为诗。对古文，程廷祚则云：“今欲专力于古文，惟沉潜于六籍，以植其根本。”[20]焦循也说：“词章之有性灵者，必由于经学。”[21]都是要求文人们重视学问、重视书本。
词本来是以写情见长的即兴之作，与学问的深浅关系不大。然在朴学提倡学问的影响下，词与学问也联系了起来，清代一些词话家就提倡词人要多读书，如彭孙遹《金粟词话》云：
词虽小道，然非多读书则不能工。观方虚谷之讥戴石屏，杨用修之论曹元宠，古人且然，何况今日。[22]
蒋敦复《芬陀利室词话》卷一也说：
昔人论作诗必有江山书卷友朋之助，即词何独不然。不读万卷书，不行万里路，不交万人杰，无胸襟，无眼界，嗫嚅龌龊，絮絮效儿女子语，词安得佳。澹园自谓填词三十年，余语之曰：“恨君少读十年书。”[23]
在这种风气影响下，清代出现了许多以学问取胜的词人。谢章铤曾云：“竹垞以学胜，迦陵以才胜，容若以情胜。”[24]认为朱彝尊的词是以学问见长。晚清朱彊村的词也以学问取胜，王国维曾评其词曰：“学人之词，斯为极则。”[25]
当然，清代也有许多词论家反对以学问入词而汩没了性情，如明末清初的顾璟芳即云：“词以艳冶为正则，宁作大雅罪人，弗带经生气。”[26]沈祥龙也说：“作词须择题，题有不宜于词者，如陈腐也、庄重也、事繁而词不能叙也，意奥而词不能达也。几见论学问、述功德而可施诸词乎？几见如少陵之赋北征、昌黎之咏石鼓而可以词行之乎？”[27]
朴学对词话影响之三体现在学术取向上。乾嘉汉学信古尊汉，凡古必真，凡汉皆好，有严重的复古倾向。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曾云：“综观二百余年之学史，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复古思潮也影响到了清代的词学，绝大多数词话家都是持词越古越好的观念。《四库全书》共收录了五十九部词别集，两宋词集占五十六部，金元明清四朝却只有三部词集（其中明朝没有）。陈廷焯早期在《词坛丛话》中还说：“词至国朝，直追两宋，而等而上之。”在代表他后期词学思想的《白雨斋词话》中却一味倡导复唐宋词之古了，可见复古思潮影响了清人对词的价值取向。
在词的理论建构上，清人更是借复古以大张旗帜，如张惠言借复古把词体与诗、骚结合起来，倡导意内言外、比兴寄托之说，从而开创了常州词派。其后继者如陈廷焯的“沉郁”说、谭献的“折中柔厚”说也都是传统儒家诗教在词学里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