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家长的修心之作

《金瓶梅》是写给“家长”的教科书，是从反面讲“持家治国”的道理，是在向这些家长提忠告。正如美国学者芮效卫所说：“《金瓶梅》的一个重要的主题思想是要告诉人们：倘使一个人的躯体精力不是妥善使用，而是经常消耗在过度的房事上，其结果必然是那人的灭亡。国家的财源也是如此。要是人们把它们倾注于皇家穷奢极欲的耗费上，各地财源势将枯竭，那就必然导致国家的崩溃和灭亡。若是看不到这个即小见大的道理并经常牢记在心，则《金瓶梅》中许多细节描写的微言妙旨对那些粗心的读者就会变得毫无意义了。”^[3]芮效卫的这一看法是极为深刻的。不看到《金瓶梅》深刻的教育意义，而浮于此书表面的淫秽是不能理解此书的。

那么一个家长如何才能避免失败呢？按照儒家的观念就是要加强自己的修养——修身和修心。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4]男子的修身是决定国家和个人家庭的根本，这也是儒家文化的精髓之一。在封建时代，父亲是一个家庭最为重要经济和精神的支柱。父亲不仅是一家之主，更应该是全家学习的榜样。在家“父为子纲”、在国“君为臣纲”，这“纲”不仅指的是权力，同时指的是家长的“表率作用”。故对于一个做家长的人来说其道德修养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出于对家庭的责任，男人必须要修炼自己，正如孟子所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5]

如果说《金瓶梅》第一层意义是写给“有产业人”的教科书；它的第二层意义就是呼唤这些家长建立道德修养。在《金瓶梅词话》中这种道德上的“告诫”之声是不绝于耳的，不断出现在书的“回前诗”和“看官听说”中，而这些就是作者本人的声音和态度。如在第三回的回前诗作者就写道：“色不迷人人自迷，迷他端的受他亏：……犯着奸情家易散，染成色病药难医。”在此作者把奸情和家败看成是因果关系。在第四回的回前诗写道：“酒色多能误国邦，由来美色丧忠贞。纣因妲己宗祀失，吴为西施社稷亡。”在此是把贪恋美色和亡国归为一类。在第九回的回前诗中写道：“色胆如天不自由，情深意密两绸缪。只思当日同欢爱，岂想萧墙有后忧。”这是把情和祸连在一起。第十二回的回前诗写道：“堪笑西门暴富，有钱便是主顾。一家歪斯胡缠，那讨纲常礼数！”在此作者直接指出西门庆家族乱了“纲常礼数”。在第十回的回前诗中写道：“经呪本无心，冤结如何究？地狱与天堂，作者还自受。”这是作者对西门庆之流发出的警告，告诫他们天堂与地狱是自己行为的结果。

对这些看起来烦琐的道德说教很多学者不感兴趣，认为它过于空洞。如田晓菲女士在《秋水堂论金瓶梅》书中就对《金瓶梅词话》中含有道德训诫的诗词给予批评，她认为这些诗词并没有《新刻绣像本金瓶梅》的回前诗写得好。如果从《金瓶梅》家国一体这个艺术构思来看，《词话本》的回前诗本应是最符合作者原意的，因为这些说教正是作者真正要宣传的东西，是此书的道德指向所在，而其所写的故事内容，恰是其所要批判的。因此本书认为正是因为有这些道德的说教，《词话本》的整体思想是完整一致的，而《绣像本》篡改了《词话本》开篇和回前诗等内容，从而使此书作者真正的意图迷失了。

浦安迪说《金瓶梅》“是修身养性的反面文章”^[6]，这是非常正确的。但修身养性的目的不是为成仙成佛，是为了更好地持家治国，如此修身和现实生活有了联系，就有了更切实的目的性。要注意的是《金瓶梅》产生于万历年间（万历十年—万历三十年），此时正是明朝人思想观念发生巨大转变的时期，这种转变是由传统的“齐家”观念向“治生”观念的转变。“齐家”讲的是一家之长要作全家人的榜样，而“治生”所强调的是一家之主要有赚钱的能力。当时人们是以“治生”为急，忽视了“齐家”的重要性。^[7]尤其是“治生”略有成就者，如西门庆之流发家之后耽于淫乐，这必将毁灭了自己，也毁灭了家庭。从这个意义上说，欣欣子在《金瓶梅序》中所说的话就显得极为重要了，他说此书：“无非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恶，知盛衰消长之机，取报应轮回之事，如在目前”，“合天时者，远则子孙悠久，近则安享终身；逆天时者，身名罹丧，祸不旋踵。”^[8]由此更可以看出《金瓶梅》是给那些有产业人的教科书，其目的是让这些人的家业更为久远一些，而不是像书中多次所描写的“元宵节的烟花”一样昙花一现。值得说明的是，“元宵节的烟花”就是此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象征着西门庆家族那种“华艳”的生活好景不长。

文学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审美，而是为了教育，这也是《金瓶梅》这部书努力所要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