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趋向

改革开放30年后的当代中国，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是中国发展方式或“发展模式”的历史性转变时期。那么，当代中国发展方式转型的基本特征和趋向怎样呢？

（一）发展方式转型的变革性

追求现代化是中国近现代以来的“百年梦”。20世纪前50年，总体上可以说是中国人致力于追求现代化救国强国之路的探索阶段，而新中国成立以来，则是大踏步推进现代化的实践时期。60年来，我们分别经历了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中国现代化打下了政治基础的制度性抉择；实行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中国现代化注入了发展动力的体制性抉择；现在，正在经历着实践科学发展，转变发展方式，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奠定未来可持续发展基础的路径性抉择。由“社会制度转型”到“经济体制转轨”再到“发展方式转变”，这是决定中国现代化命运的三次历史性的重大变革。

当代中国发展方式之所以具有历史变革性，一是中国发展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在人类历史的现代化进程中有着独创性；二是当今世界经济结构及发展方式正处于多方面的重大调整和变革时期；三是当代中国发展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体制机制变革恰好处于交合转变时期；四是当代中国发展正处于由工业化向中后期跃进、人民生活水平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社会进入全面小康并向基本现代化迈进、社会利益和阶层以及城乡结构快速调整时期；五是当代中国发展在取得骄人成就的同时，也积累并日益显现出大量的矛盾和问题，以往的发展方式迫切需要调整、提升和创新；等等。这次发展方式的变革，将走出中国现代化的科学发展之路，奠定中国未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格局，推动中国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迈进，使中国真正进入现代文明国家先进行列。当然，结构调整、产业升级、转变发展方式，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是一个延绵不断的历史过程，而当代中国发展方式转型之所以具有历史变革性，就是如前所述的发展的独特性、需要破解的发展课题集聚性以及发展进程的阶段性所决定的。

（二）发展方式转型的整体性

当今中国这场发展方式大转变，是基于经济发展方式又涉及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和人的全面发展在内的全方位、多层次的整体性转型。我们必须坚持以经济发展方式为着力点，全面整体地推进发展方式的转型，而不能把发展方式转型简单地看做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正如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我们对“转型”领域和过程本身的把握，应体现和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人本、全面、协调、统筹、可持续。经过三十多年的实践，我们已经形成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党的建设这样“5+1”的现代化建设大格局。当前，我国各个领域的建设和改革任务都十分艰巨，而且相互交织、相互制约，需要系统、整体把握，实现互动发展、和谐发展。对当前和今后我国改革发展、现代化建设的整体性，必须有清醒的、足够的认识，现在，我们面临的更广泛、更深层的头痛问题，远远不只存在于经济领域，更多的是非经济的社会等领域。

（三）发展方式转型的自觉性

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变革，另一个鲜明特点，是有科学理论指导，具有历史的自觉性。当代中国发展道路是借鉴了人类现代化先行国家成功经验，又基于本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经过不断实践探索和丰富完善而形成的，它已经有了一整套推进中国发展、变革的理论体系、制度框架和方针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成功破解了许多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难题，把一些看似矛盾的东西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初步走出了一条独特有效的现代化发展之路。比如，经典马克思主义与现时代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既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又鼓励多种经济共同发展；既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又注重政府的宏观调控；既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又稳步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发扬民主；既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又推动多党合作和多党参政；既坚持积极向上的核心价值和文化主旋律，又鼓励多样性；既坚持改革开放、尊重创造、激发活力，又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既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又承担起应有国际责任，同世界各国一道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如此等等，我们党和国家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环境等各个领域的发展，都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和方针政策。“十二五”发展规划，就是一个对未来五年我国发展转型、发展目标、发展任务和发展举措的规划蓝图。

当然，当代中国发展方式转型的历史自觉性，丝毫不意味着我们已完全认识和掌握了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相反，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的独特性、复杂性以及区域的不平衡性，决定了中国发展转型和改革始终面临着许多未知领域，需要做艰苦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造。

（四）发展方式转型的基本课题

“十二五”规划建议指出：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建设和改革将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因而要“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之所以要确定并强化这样的基调，是因为我国经济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呈现出了许多阶段性新特征，各族人民对过上更好的生活有着新期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入了关键时期，改革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入了攻坚时期，国际环境发生了许多新变化，因而我国未来发展面临着许多需要探索和解决的新课题。

择其要者，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我们要探索、解决的阶段性新课题有：

（1）如果说过去30年的发展注重速度的话，那么，在未来转型发展中则要坚持速度与效益相统一，并且更注重结构优化、产业升级、效益优先，真正实现又好又快地发展；

（2）如果说过去30年发展注重外向带动的话，那么，在未来转型发展中则要坚持外内需结合，并且更注重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

（3）如果说过去30年的发展使中国成为生产大国、制造大国、贸易大国的话，那么，在未来转型发展中还要实现消费大国、市场大国、生活大国；

（4）如果说过去30年使13亿人口的中国由农业大国跃升为工业大国的话，那么，在未来转型发展中将逐步跨上创新发展、可持续发展、大众福祉普遍提高的新阶段；

（5）如果说过去30年的发展以实物生产为主导并做大了经济规模的话，那么，在未来转型发展中则要坚持实物经济与非实物经济并举，并逐步转变为以非实物生产为主，进而逐步实现经济强国；

（6）如果说过去30年的发展侧重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基础上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话，那么，在未来转型发展中则要坚持效率公平兼顾、做大“蛋糕”与切好“蛋糕”同步，使社会成员共享发展成果，提高共建共享共富水平，社会更加公平正义；

（7）如果说过去30年的发展更注重沿海、城市、特区、开发区先行发展带动的话，那么，在未来转型发展中则要坚持统等协调发展，东、中、西以及城乡一体化共同发展；

（8）如果说过去30年的发展更多地注重物的投入，更多地付出了资源、生态、维稳代价的话，那么，在未来的转型发展中则要更关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民主法制建设和生态保护；

（9）如果说过去30年作为发展主动力的改革开放更多地注重经济领域的话，那么，在未来的转型发展中则要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更主动积极地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推动全球的和平与繁荣；

（10）如果说过去30年我们的行政职能更多地注重经济建设的话，那么，在未来转型发展中要更多地由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总之，过去30年，我们的发展开创了一条新路，创造了历史奇迹。当今中国，正处于由一般的增长向“包容性增长”转变，由一般的发展向科学发展转变，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现代文明转变，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伟大壮举，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美妙画卷。因此，我国这场变革和转型具有历史性、时代性意义。可想而知，我们面临的转型发展任务艰巨，课题繁多，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风险也很多。

（五）发展方式转型的基本趋向

当代中国转型发展面临的主要课题，决定了今后我国转型发展的基本趋向。比如：

（1）由高速支撑型向中速平稳型转变。任何国家的经济及其发展模式，都需要一定的增长；任何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都以一定的增长为前提。世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史证明，由工业化所催化的工商文明、金融资本、城市化、服务消费、组织管理以及科技进步，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在一定时期都经历过十年或者更多年份的高速增长，其后逐渐进入中低速甚至负增长时代。我国已经历了30年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近现代经济发展的奇迹。但粗放型、量的扩张型的高增长，无论从资源、环境还是国际市场等来讲，都是不可持续的，而且路子会越走越窄，出路在于转型升级，集约增长，创新发展。当然，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时期，市场需求潜力巨大，资金供应充裕，劳动力素质改善等国内国际诸多有利条件，今后一个时期仍有可能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比如9%左右），但总的趋向应以平稳中速增长为基本趋向（比如7%—8%左右）。

（2）由过度外需依赖型向更多依赖内需拉动型转变。在一个开放的、全球化的世界，一个国家，尤其是后发达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实施出口导向战略，是十分必要的，但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尤其对人口大国来说，则必须适时调整战略，坚持走内外需并重或稳外扩内的发展路子。

（3）由投资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发展方式转变。毫无疑问，我国在一定时期的高投入也是必要的。然而，在我国长期高投资率推动经济较快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经济发展中大量的结构性、体制性和素质性问题。高投入必然带来高能耗，使资源、能源压力很大。高投入、高能耗必然带来高污染、高排放，使生态环境压力很大。高投入还难以避免地带来重复建设，使一些行业产能过剩。过高投入更会导致挤压消费，导致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受影响，国内需求不足。从一定意义讲，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结构问题不是其他，而是要尽快提高“消费”这块“短板”。中国不仅要成为“生产大国”、“制造大国”、“贸易大国”和“世界工厂”，还要成为“消费大国”、“市场大国”、“生活大国”。

（4）由资源依赖型向创新驱动型发展方式转变。以前，我们过于重低成本优势，轻自主创新。由于工业化的后发性和保持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我们不得不走低成本发展之路，主要依靠低廉的资源、劳动力去保持竞争优势。但这也导致了诸多不良后果。我们必须尽快变低成本推动为创新驱动。未来一个时期，以新能源、生命科学、生物技术、信息科技、纳米科技、新材料等为核心的高科技及其产业化（我国已确定“节能环保、新兴信息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业和新材料”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七大领域），正成为前沿科技领域的代表，正孕育着新一代产业革命。因此，加快发展新技术、培育新产业，抢占新一轮战略竞争制高点，是我国发展方式转变的基本趋势之一。

（5）由偏重差距拉动型向共建共享共富型发展方式转变。过去更多地“重经济总量增长，轻社会福利水平提高”。改革开放之初，实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重大政策，对于打破平均主义、激发社会活力，必要而意义重大。30年后的今天，也许我们需要新的思考：如何建立一个更均衡、更有效、更稳定的经济体，让不单是一部分中国人，而是让尽可能多的中国人，分享经济成长的果实，由“少数人富”走向“多数人富”。近些年来，我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分配格局失衡导致部分社会财富向少数人过快集中，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的“底线”，由此带来的诸多问题正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我国收入分配已经走到亟须调整的“十字路口”，缩小贫富差距，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十分迫切。我们只有成功地走向了“让大多数人都富起来”的新的发展阶段后，才能在历史性的转型发展中奠定自己经济强国、现代文明国家的地位。

（6）由经济建设突进型向社会全面协调型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基础和基本动力。只有经济有了明显发展之后，社会各项事业才能有相对的物质保证。所以，我们过去侧重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倡导经济发展之后用更多的钱来发展科技、教育、文化、体育、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但在实践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常常成为GDP主义、成为经济突进，忽视或轻视社会的全面进步。转变以单纯物质增长为核心内容的传统发展方式，让人民从发展中分享红利、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求，是持续发展的基本动力。社会事业不只是消耗物质财富，同样也在创造物质的和社会的财富。随着经济发展到相应程度后，社会事业和社会建设越来越显示出重要地位。我们将越来越步入一个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互动的时代，我们要更多地学会用社会建设去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7）将进入人口、劳动力、阶层结构重大分化阶段。随着产业、就业、城乡结构的大调整，社会生产要素的大流动，人们生活水平的较大提高，以及体制、政策的深刻变革，必然会带来社会人口、劳动力、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和整合。当前和今后尤其这四个趋势值得关注：一是老龄化（银色浪潮）。二是“人口红利期”接近尾声。三是社会阶层“橄榄型”，即“中等收入者”阶层的扩大。四是农民工的“市民化”。这四个方面的变化趋势，对我国发展方式、社会结构的转型、演进有着根本性意义。

（8）将进入城乡结构更加一体化阶段。从人类社会演进的大历史视角和我国改革开放30年进程来看，城市和乡村始终处于既互动，又在不同历史时期各自处于发展的主导地位：一般讲，先是由农村支撑、支持城市发展，然后是城市带动、辐射农村。我国正处于城市化由30%到70%的提升发展阶段，这是一个农村人口、产业、资源要素等快速向城市集聚的阶段，也是城乡由分割走向融合和一体化发展的阶段。今后，我国都市圈和城市群将主导城市化空间形态，但大城市的空间蔓延、扩张将有所放缓，大城市郊区化进程将大大加快；中小城市和城镇建设将加速发展；城市化的“物化”将更多地转向“化人”，土地城市化将加快向“人的城市化”转变。中国的城市化有中国自己的特色，在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我们要防止农村各类发展要素过多过快过度向城市集聚，要高度重视新农村建设，坚持以城带乡，城市反哺农村，推进城乡统筹发展。

（9）行政管理将进入服务型为主的阶段。现在我们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工作是主旋律，这是一种经济型、建设型的政府。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体制的成熟、社会的进步，政府职能也将实现自我“转型升级”，由经济建设型为主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真正履行其“调节经济、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我们过去最大的矛盾是落后的生产满足不了人们的需求，老百姓缺衣少食，物质匮乏，摆脱贫困，解决温饱，现在，我国早已由“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短缺“经济时代”也基本结束，缺衣少食的生存温饱问题也已经基本解决，现在，我们主要缺的不是实物的、竞争的、私人的物品，而是由公共权力部门提供的、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的公共产品，包括社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社会保障、文化卫生教育等社会事业、公正的法律和社会秩序等有形或无形的公共品，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府职能转变是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应适时加大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发展方式转变创造制度障碍和社会环境。

可以预期，我们正在迎来一个新时代：这是一个中国发展模式、发展方式、发展路子加快转型升级的时代，是中国人由温饱型小康向更加宽裕进而达到初步富裕、全面小康并向着基本现代化迈进的时代。

（本文写于2010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党校，《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1年第2期15—16页摘要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