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浙江发展的国内外环境
一 未来一个时期世界经济发展趋势
显然，人们要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各类重大或具体事件做出预测，不但是相当困难的，而且也是十分危险的。然而，这样说并不意味着社会历史毫无规律可言，是完全不可预测和掌握的。事实上，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军事等都有内在联系，其一般发展趋向是可以预测和把握的。例如，人类的全球化就是世界发展的基本趋势，各国无不或多或少、或迟或早都要卷入全球化的大潮之中。
当今世界，全球化浪潮比过去任何时代都要汹涌。真可谓顺其者昌，逆其者亡。
所谓全球化，就是各国各民族和人类的各类活动越来越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人类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是“谁也离不开谁”了。虽然人类社会迄今为止还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历史”，而主要是民族基础上的“国家历史”（民族国家），但全球化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人类自己迈向“人类历史”的过程。现在，无论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组织，还是一个省、市、县乃至企业或个人，要想在这个既相互关联度很高又彼此竞争激烈的世界上，把握好发展机遇，自立自强，又能同时促进人类共同繁荣进步，就不得不花很大工夫去分析研究世界的发展趋势，不得不用很多精力去平衡协调各国的利益关系。
2008年发端于美国的带有全球性的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发展格局和趋向，带来了许多调整重组的机遇，使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也使得我国加快转变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紧迫性更加凸显出来。从国际上看，世界经济已开始走出国际金融危机最困难的时期并出现复苏趋向，同时，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依然存在，各种全球性问题相互交织，影响世界经济全面复苏的不确定因素依然较多。
也许人们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世界发展特点及其趋势，可以有这样那样的不同观点和表述，但以下几个方面的发展特征却是十分值得关注的：
旧的世界经济发展格局难以为继，世界经济结构进入深度调整期；资源环境压力成为科技创新的强大动力，新兴科技和新兴产业进入孕育期；建立国际经济、国际金融新秩序呼声渐高，包括金融在内的世界经济治理机制进入变革期；西方发达国家实力有所削弱，新兴市场国家力量进入上升期；世界力量此起彼伏，加快分化组合，全球发展力量进入多极化时期，等等，当今世界步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调整、磨合、变革时期。
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国尤其是主要大国都纷纷调整发展战略，审时度势，精心谋划，积极应对，以适应世界经济政治发展格局发生的深刻变革。
当前，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国际化水平已经相当高，2008年进出口总额达到了2111.5亿美元（2009年为1877.3亿美元），外贸依存度达到68%以上（据1∶6.9汇率计算；2005年1∶8.19汇率）。浙江经济发展与全球经济已经密不可分。显然，未来浙江经济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世界发展和变革的适应能力。
的确，2008年始发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广泛而深刻，使世界经济社会各个领域都出现了许多值得关注的发展动向及趋势。这里，我们主要以世界经济发展为主和学界近来主要讨论的有关问题做点概述。
（一）世界经济“低速增长”的发展趋势
人类由刀耕火种的原始文明进入农耕文明，是一次巨大的划时代的进步：人类开始进入累积型、叠加型、加速型文明形态的发展阶段。而由农耕文明进入工商文明，人类文明更是进入了质的提升，生产方式发生了质的革命，发展进入了“快车道”。尽管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增长速度、发展效能逐步缓慢下来，但工业（产业）革命以来，世界工业化先发国家总体增长速度是比较快的。
世界多数经济史家把第一次产业革命的起讫年代大致定于1770年到1870年之间。这就是说，人类在18世纪70年代之前，主要是农耕文明形态占据主导地位。英国首先在18世纪70年代开始步入工业化的起步阶段，于19世纪末基本完成工业化；法国、美国、德国的工业化进程差不多，基本上都是从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到20世纪初期和中期基本完成工业化；苏联（俄国）和日本的工业化进程，则到19世纪60、70年代才开始起步，至20世纪60、70年代基本完成了工业化。世界先行工业化国家的一个普遍现象，就是在工业化“起飞”阶段，即工业化起步至中期阶段经济都普遍经历过7%、8%以上，甚至10%以上的高速或超高速增长时期，其后则进入中、低速增长阶段。
今后一个时期，世界经济为何进入低速增长趋势？
第一，世界经济发展处于增长态势。各类发展要素的投入、经济结构的调整、科学技术的进步、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欠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人类需求和消费结构的改善提升，以及各国推动经济发展政策举措的实施等等，都使经济处于刚性增长和有相当的增长空间。尽管这种增长是波动的，各国之间也是很不平衡的，但增长态势则是必然的。
第二，这种增长又将是低速的。这是因为工业化的加速带动效应大为减弱。工业文明不同于传统农业文明，它为经济社会发展在一定时期里提供了一种不断叠加、不断更新、不断加速发展的能动力量，并且扩展和带动整个社会结构以及人本身的全面进步，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人类社会的城市化、市场化、科技化（信息化）、全球化得到快速发展，传统社会逐步跨入现代文明社会。因为，从生产工具角度讲，工业化就是用机器生产取代了农耕时代手工工具、手工操作的现代工业的发展进程。以机器生产为主的工业化又使得社会资源配置的主要领域由农业转向工业，进而使社会生产方式、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就业结构、消费结构、社会结构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文化等等，都发生重大变革，因而经济加速型（高速型）增长，社会也“高速运转”，不断发展进步。然而，当今世界，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国家大都已完成了工业化。在人类没有形成类似工业文明这样如此广泛而深刻的新的生产方式之前，世界经济不太可能出现普遍、持续一个时期的高速增长“奇迹”。
第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法、英等西欧国家经济，在分别经历恢复时期（1945—1950）、持续高速增长时期（1951—1973）、滞胀时期（1974—1984）后，从1985年至今，总体上一直处于低速稳定增长时期。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长期以来经济增长速度只有3%左右。“二战”后东亚诸国和地区迅速完成了工业化，可以说是人类工业化、现代化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被称为“亚洲奇迹”，在世界上又崛起了一大新的经济体，极大地拉动了世界经济的增长。过去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起的工业化（新兴市场）国家，已成为驱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但毕竟只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之一，不可能全盘托起世界经济增长之局。
第四，更重要的是，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已持续30年之久的先行工业化国家将过剩资本、技术和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即所谓黄金扩散效应将逐渐减弱。其主要表现：随着美欧等国金融泡沫的破灭，发达国家的资本严重缩水，不少国家政府债务高企，对外投资乏力；随着IT技术扩散效应的减弱和新的科技革命尚待突破，以及发达国家非核心技术多已转让而对核心技术实行封锁，技术进步的动力源相对不足；随着各国对教育的普遍重视和发达国家教育产业的快速发展，加上中国人才断代的鸿沟已基本填平，市场对人才的需求和吸纳能力远不及过去；随着发达国家对全球市场主导权的占有，以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迅速成长为世界贸易大国和出口大国，传统市场趋向饱和，新兴市场尚待成长，等等。这些都表明，未来一个时期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明显会有所弱化。
第五，造成今后一个时期世界经济陷入低速增长的直接原因还有三个：一是世界经济面临周期性调整。最近几年，尤其是2003—2006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4.9%，有两年已超过5%，大大超过1978—2007年年均增长3%的水平，已经积累了一些过剩的产能和结构性失衡，必然需要进行周期性调整。二是金融危机的周期性造成经济不会很快拉高。尽管世界各国为应对金融危机，纷纷联手，并投入了超过3万亿美元以上来救市（相当于全球经济总量的5.3%以上），但就像一个人大病之后的恢复需要一个过程，危机后的经济由复苏走向高涨也需要时间，况且这期间可能还会有震荡和反复。三是来自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制约。由于人类过去向大自然近乎无度的索取，加剧了全球气候变暖，冰川、森林、草原、淡水、粮食种植面积等的减少和环境污染的增多，严重危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世界各国已经联手抑制高消耗高污染的经济增长，粗放型的经济增长必将受到很大抑制。所有上述这些方面，无不严重影响和制约世界经济的增长，并催生着新一轮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世界发展格局的新变化。
（二）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发展趋势
这次世界金融危机引发的一个重大后果，就是对全球经济分工和发展格局重新思考和广泛争论，进而是不可避免地进行重大调整。
从全球分工来看，目前世界上主要经济发展体大致由三类国家组成：以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为代表的资本消费型国家，以中国、印度等为代表的生产储蓄型国家，以中东、俄罗斯、巴西、澳大利亚等为代表的资源型国家。这种“资本消费型国家消费拉动，资源型国家提供资源，生产储蓄型国家提供廉价劳动和商品”的运转模式，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世界经济失衡格局的形成。但这种运行模式和世界全球经济结构是历史形成的，也是世界经济发展差异性、互补性、不平衡性的客观表现。事实上，世界经济发展历来如此，只是地域、国别、程度不同和时间长短而已。
因此，此次发端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原因是多种的，是各种复杂因素共同“发酵”的产物。首先应该是美国自身经济结构、尤其是美国金融证券业长期病态发展的恶果。当然，美国的金融危机之所以恶变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除了美国经济、美国金融高度国际化外，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全球经济结构的失衡。而失衡的重要表现就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储蓄率太低、消费率太高，而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储蓄率太高、消费率太低。一个流行词“中美国（Chimerica）”表明：美国的“过度消费”依赖大量“外供”，而中国的“过低消费”依赖大量“外需”，两者形成失衡性的“互补”。但这种“互补性”从长期来讲，是脆弱的、不可持续的。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人们对这一“失衡”问题形成了新的认识。以美国、法国、英国等为代表的消费主导型经济，其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于国内个人消费。在美国，个人消费在GDP中的比重大致保持在三分之二以上，国际贸易长期逆差，净出口的贡献为负值。这类经济体的个人消费超前，透支消费成为主流，居民的储蓄率在10%以下。这种模式虽然能扩大消费、拉动经济发展，但也带来了进出口逆差、储蓄与投资不足的弊端，从而影响了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因此，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的再平衡调整，势在必行。像美国等这些发达国家被迫改变过去普遍风行的超前消费、负债消费的模式，试图通过扩大投资、重振实业和出口拉动来推动经济增长。据麦肯锡公司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家庭的私人储蓄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会使美国总需求减少1000亿美元，危机以来美国储蓄率已提高6个多百分点，给全球消费造成了巨大缺口。但这种重大的、全局性的发展战略调整及其成效，无疑需要一个较长时期才能实现。资源输出国也纷纷调整主要依赖资源出口的发展模式，试图依托资源优势延伸产业链，实现产业多元化，完善国家经济体系，增强国际竞争力。像俄罗斯等国明显增加进口，出现了进口增速快于出口的趋向。沙特等资源输出国明显提高了本国固定资本形成额在GDP中的比重，以推动发展模式向更多地依靠本国内在动力方向转型。而新兴经济体国家则开始调整过多依赖出口的外贸拉动战略，开始转向通过扩大国内需求、提升国内市场来持续驱动经济增长。这些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短期难以改变现有世界经济格局，但从中长期看，势必引发世界经济格局和世界发展力量的重大变革。
面对世界经济发展大势，各国纷纷调整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出台新的发展战略。美国颁布了国家创新战略和出口战略，欧盟推出了2020战略，俄罗斯提出了现代化战略等等。中国也确定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以扩大内需为主的发展战略，即一方面加快转变需求结构，适当压缩外贸顺差，减少储蓄比率，鼓励居民扩大消费，逐步改变“高出口、低内需”的发展特征；另一方面则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从依赖高投入特别是资本投入转向依靠技术进步和提高配置效率，尤其通过扩大内需、改善消费等途径来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各国推出的发展战略和实施的“再平衡”调整举措，其共同点就是通过加强知识创新，加快技术变革，发展低碳经济，探索可持续发展道路，抢占后危机时代发展的制高点。
（三）世界经济“再工业化”的发展趋势
“再工业化”不是一个新概念，在20世纪70年代对德国鲁尔等地区重工业基地改造时就曾经提出来了。这一概念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再度盛行，反映了发达国家对“去工业化”问题的反思，即制造业不是夕阳产业、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基础之一。
金融危机之前，由于美国经济过度依赖进口以及以金融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因而在危机中受到了沉重打击。金融危机后，以先进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重新引起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广泛关注。2009年底，奥巴马总统明确表示，美国经济要通过出口型的增长和制造业的增长，来推动可持续的增长。同样，英、法等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再工业化”趋势。
长期以来，美欧等发达国家在先后把轻纺、家电、汽车、钢铁、石化、造船、装备等制造业向新兴工业化国家转移的同时，逐渐将经济重心转向金融、创意、教育等高端服务业，并不断发明高杠杆化的金融衍生品，不断推高虚拟经济，致使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最终引发了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虽然迫使世界各国为其埋单，但也对肇事国带来经济增长的大幅下滑、资本利润的大幅减少、就业压力的空前加大和政府财政的空前拮据等问题，甚至危及其在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为此，美欧等发达国家也纷纷开始进行反思，从政界到学界先后提出了“经济转型”和“再工业化”等主张，再次重新重视发展制造业等实体经济。
2008年奥巴马当选后，就提出了“产业回归”的观点。英国《金融时报》2009年8月20日披露，美国正在谋求经济转型。白宫首席经济顾问拉里·萨莫斯说，美国必须从消费型经济转为出口导向型经济，必须从依赖金融产业转向发展实业。如果这两个“转型”获得成功，美国将由进口大国转为出口大国，由依赖虚拟经济转为依赖实体经济，汽车、飞机、装备、住房以及新能源、新材料等实体产业，将重新得到振兴。
据2009年7月31日《经济日报》报道，英国政府正在制定提振制造业的战略。文章介绍，在深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后，英国政府和业界经过反思，开始重新认识制造业在国家经济中的重要性，拟通过实施新的制造业战略，重振英国制造业。大家知道，英国曾经是世界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与传统的制造业大国，制造业曾带给英国300年的经济繁荣。为尽快摆脱国际金融危机，英国政府决心重新定位制造业，通过振兴制造业，平衡经济结构，使服务业和制造业相互补充和相互促进，再创英国经济奇迹。
德国经济界的很多学者和企业家也提出了“再工业化”主张，建议德国率先启动新一轮工业化进程，认为这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国际竞争力的长期战略。
由此看来，美欧等发达国家在“后金融危机时代”，都认为要加快“再工业化”进程，大力振兴制造业，提高实体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和地位。由于发达国家在科技研发、知识产权、标准化、品牌、营销网络、风险投资等方面占据主导优势，而新兴工业化国家则占据市场、成本和中低端产业等方面的优势，全球制造业的合作与竞争将会越来越激烈，甚至将引发新一轮的国际贸易保护主义。
当然，“再工业化”既不是传统制造业的恢复，也不是海外工厂的回归，而是实现“再平衡”的一种选择；是在一次工业化基础上的二次工业化；其实质是以高新技术为依托，强化发达国家在制造业中的技术优势和分工优势，保持重要制造业世界领先地位的经济发展新战略。我们尤其要注意到：尽管美国制造业比重不断下降，但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2009年《工业发展报告》，在全球122个国家和地区的制造业增加值中，美国仍然排名第一，占全球制造业的25.4%（日本占15.9%、德国占8.5%）；在工业竞争力指数中，美国排名第11（中国排名为第26）。也就是说，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即使在世界经济结构失衡，更多依赖服务业、金融业以及国际金融危机的情况下，美国制造业仍占据主导地位和先发地位，再实施其“再工业化”战略，对新兴工业化国家无疑是巨大的挑战，并将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
（四）世界经济“低碳绿色”的发展趋势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似乎各国都采取了相应的战略举措。例如，欧盟领导人在国际金融危机后不久，正式通过了欧盟未来十年的发展蓝图——欧洲2020战略，确定了欧盟未来发展的三个重点，即实现以知识和创新为基础的“灵巧增长”，以发展绿色经济、强化竞争力为内容的“可持续增长”，以及以扩大就业和促进社会融合为基础的“包容性增长”。这一战略为刚刚经历金融危机风暴后又遭遇主权债务危机的欧盟诸国，制定了一个中长期的发展规划。
胡锦涛同志在2010年6月召开的两院院士大会上说：“当今世界，各国都在积极追求绿色、智能、可持续的发展。绿色发展，就是要发展环境友好型产业，降低能耗和物耗，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技术，使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相协调。智能发展，就是要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不断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新的市场、新的就业形态，提高社会运行效率，实现互联互通、信息共享、智能处理、协同工作。可持续发展，就是要解决好经济社会发展的能源资源约束，有效保证发展对能源资源的需求，不仅要造福当代人，而且要使子孙后代永续发展。发展的目的，就是要不断降低产品和服务成本，不断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和创业机会，不断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实现广大群众安居乐业、富裕幸福。”
展望未来，以科技革命为动力，以低碳经济、绿色产业、绿色能源为主要导向的“绿色经济”，将赋予世界经济结构调整以新的内涵，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增长空间，对各国经济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产生巨大影响。
人类社会由农耕文明进入工业文明之后，工业化又大致经历了三次革命。第一次是18世纪60年代蒸汽机的广泛应用；第二次是19世纪70年代电力的广泛应用；第三次是20世纪40、50年代在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微电子技术、航天技术、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等领域取得的重大突破，以及随后以IT技术为基础的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深刻改变了世界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然而，以往的工业革命都是以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向自然索取物质财富为主要目标的，这使得人类在享有越来越丰富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付出了全球气候变暖、自然灾害频发等生存环境恶化的代价。
人类生产、生活、生存和生态环境的恶变，意味着人类文明发展的败落甚至是衰亡。为此，人类必须进行一场新的工业革命，找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场革命的酝酿如果从1972年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研讨会上正式讨论可持续发展问题算起，已有4年的历史；如果从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我们共同的未来》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算起，则已有26年的经历；而如果从2005年人类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算起，也已有4年多了。现在越来越明显，由可持续发展理念引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到来，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则成了这场新的工业革命的催化剂，这就是“绿色经济”的全面兴起。绿色工业革命将催生一系列新技术、新材料、新标准、新产业、新产品和新市场，是未来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和制高点。近年来，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日、欧等发达国家都在逐鹿全球“绿色”制高点。美国奥巴马政府将新能源产业作为经济复兴的核心，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逐步提高来自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的电力供应，短期目标是创造就业机会摆脱经济危机，而长期目标则是希望通过开发使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争夺未来能源和科技制高点，拉动美国经济再次崛起，使美国再次占领全球经济的制高点。日本通过实施“绿色新政”，计划将太阳能发电量增加20倍，新型环保汽车使用量增加40%。德国通过了温室气体减排新法案，使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比例从现在的14%增加到2020年的20%。最近欧盟还宣布，自2012年起征收航空公司进出欧盟以及在欧盟内部航线飞行的温室气体排放费。同时，国际“绿色壁垒”和碳交易机制也在加速形成，低碳产品将成为进入国际市场的“通行证”，我们如果应对不当，就可能陷入“绿色壁垒”的围困之中。
2009年9月22日，胡锦涛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发表了《携手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重要讲话，第一次全面系统阐述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建议和措施，明确提出，履行各自责任是核心，实现互利共赢是目标，促进共同发展是基础，确保资金技术是关键。强调指出，中国将进一步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并继续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一是加强节能、提高能效工作。二是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核能。三是大力增加森林碳汇。四是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去年中国4万亿元投资中就有3500亿元投向生态环境建设。
目前，尽管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是依赖低碳能源实现工业化的，倡导进入主导发展低碳经济或许是发达国家设置的“陷阱”：发达国家无论在现有产业结构、产业层次和产业水平方面，还是在发展现代科技、现代能源和低碳绿色经济方面，都处于先发的战略制高点，从而不但继续领跑世界经济，而且可以制约其他国家的发展。但我们别无选择，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大势。我们要看到这既是巨大挑战，更是不容错过的重大机遇。如果说前两次工业革命我们没赶上，第三次处于追赶状态，这次绿色工业革命则是中国第一次和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甚至有可能成为领跑者，喝到主导全球新技术革命的“头口水”，为今后3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注入新动力和赢得新市场。这是因为，以新能源技术及产品为核心的绿色经济覆盖面广，涉及工业、农业、服务业、公共设施、家庭等几乎所有领域，如果相关技术及产品广泛应用，全球将形成一个数十万亿美元规模的新产业，并可能促成全球经济进入新一轮的增长期，世界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天地。
（五）世界经济“科技化”（知识文明）的发展趋势
迄今为止，国内外多数学者通常把人类文明的历史形态概括为原始文明、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但对可预见未来时期人类文明形态则大有争议，有的概括为后工业文明，有的认为是绿色文明或生态文明，也有的认为是知识文明等等。不管如何表述，问题的关键是会有新的文明形态形成。如果在工业文明基础上又形成一种新的文明形态，那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胡锦涛同志在2010年6月两院院士大会上讲话中指出：“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紧迫性更加凸显出来。从国际上看，世界经济走出国际金融危机最困难的时期并出现复苏，同时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依然存在，各种全球性问题相互交织，影响世界经济全面复苏的不确定因素依然较多。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国尤其是主要大国都在对自身经济发展进行战略筹划，纷纷把发展新能源、新材料、信息网络、生物医药、节能环保、低碳技术、绿色经济等作为新一轮产业发展的重点，加大投入，着力推进。世界范围内生产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经济社会发展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抢占国际经济科技制高点已经成为世界发展大趋势，科技竞争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更加突出。”西方各国提出的各种各样应对金融危机的经济刺激计划，无论欧洲、美国还是日本，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突出特点，就是大幅度增加了科技投入，着力培育新一代的主导产业，努力抢占未来科技和经济竞争的战略制高点。以美国为例，2010年2月份，政府提出了总额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其中的1200个亿拿来全力支持高科技产业；2010年4月27日，奥巴马到美国国家科学院的146届年会上发表演讲，提出要把研发投入提高到GDP的3%以上。这也将是美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在大会上的讲话，鲜明地指出了人类未来的新的文明是“知识文明”。他说：展望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人类社会将创造继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后的新的文明。未来的40年，包括中国在内的20亿至30亿人将进入基本现代化行列。世界大多数人追求现代化生活的强烈需求，与地球有限的资源和环境承载力的矛盾将日益尖锐，决定了这一现代化进程不可能沿袭传统的无节制的耗用自然资源的道路，也不可能走一部分国家集聚其他多数国家资源的老路。全球共同面临着资源能源、金融安全、网络安全、粮食与食品安全、人口健康、生态环境和全球气候变化等一系列严峻挑战，迫切需要创新发展方式，走科学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之路。一个崭新的人类文明形态——知识文明时代即将到来。
知识文明时代，创新成为发展的主要驱动力。进入21世纪，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经济全球化，正深刻改变着人类社会发展方式，知识与技术创新影响和渗透到整个经济和社会体系，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成为社会进步的主导因素，成为影响国家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发展方式从资源依赖型、投资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为主转变，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将成为社会的主导产业。人类必须依靠科技创新解决共同面临的资源能源、生态环境、人口健康、国家和公共安全等重大问题，走出环境友好、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知识文明时代，知识成为引领发展的主要因素。不同的文明时代，社会发展的主要资源不同。农业文明时代，主要资源是土地、水、生物、气候等自然资源。工业文明时代，主要资源是化石能源、矿产资源和生物质资源等自然资源，以及资金、厂房、设备等要素资源。知识文明时代，知识资源成为引领发展的主要因素，知识创新成为发展的核心要素，知识创新与应用成为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与可持续发展乃至人的全面发展的主要方式。知识作为新的资源，与传统物质资源相比，具有共享普惠、无限增值的本质特征，克服了传统物质资源排他性和消耗性的固有缺陷，并能引导物质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同样的知识资源能够为不同的人群同时使用，而且使用的人越多、使用的面越宽，知识的价值实现越大，知识的增长也越快，将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永不枯竭、可持续发展的资源保障。
知识文明时代，个性化创造和全球规模化组织有机结合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使社会生产方式发生了重大变革，从农业文明时代主要以个体劳动及其简单集合为主的生产方式，跃变为工业文明时代以规模化大生产为主的生产方式，其主要特征是生产的工厂化、标准化、程序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推动规模化大生产方式向全球制造、柔性制造、绿色制造、网络制造发展，计算和网络能力的跨越式提升，以新的知识为基础的服务业、文化产业和智能产业的快速发展，为个性化创造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创造知识产品成为可能，以人的知识创造为中心的生产与工业文明时代以机器为基础的规模化生产相结合，将创造新的生产方式。科技创新突破与产业革命将导致社会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变革。
知识文明时代，和谐社会成为社会发展追求的主要目标。知识文明时代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人类将不断共创共享知识资源，创造新的知识需求，创造以知识为基础的新的工艺、服务、新兴产业和全球市场，增强构建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科技创新将不断深化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系统认知，为自觉而及时地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系统认识经济社会复杂系统的演化调控规律提供科学依据，不断丰富构建和谐社会的知识基础；科学知识、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广泛传播，将引导人们树立并发展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发展观，将有效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意识和全民的创新兴趣，将引导形成科学的、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丰富和谐社会的文化基础。
韩启德副委员长也认为，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准确预判新技术革命将在哪一个领域首先取得突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新能源和低碳技术被普遍看好。化石能源时代终究要过去，人类采用的能源结构必然要改变，全球气候变化的压力也将大大催化新能源技术和低碳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的应用无所不在，当前已成熟技术的应用还有很大空间；而一旦网络结构与安全技术、计算技术或者芯片技术获得新的重大突破，必将使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生物技术革命将改革生物体，不仅可能极大改善人类的健康状况，而且可能产生高效农业，保障人类食物安全，利用新型微生物巨大的再生和转化能力，有可能创造出效率最高的新能源。材料技术的突破，则会从根本上改变资源使用格局以及推动先进制造业和国防工业的发展。
目前看来，美国人似乎已经选定绿色能源技术作为突破口。奥巴马已经喊出这样的口号：“当今世界，能够领导全世界在21世纪发展清洁能源的国家，必定是领导21世纪全球经济的国家。”2010年6月份，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清洁能源安全法案》，决定用10年时间，投入1500亿美元来支持绿色能源研究。同时，美国还提出了“智慧地球计划”。
（六）国际贸易争端的多发趋势
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频发和升级，将是“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又一个趋势。
据2009年3月17日世界银行发表的《贸易保护：初现端倪但趋势令人担忧》报告称，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各国推出或拟推出的保护主义措施大约有78项，其中47项已付诸实施；尽管2008年11月在华盛顿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宣称反对保护主义，但自那时起，该集团中有17个国家采取了不同程度的保护主义措施。2009年上半年，欧盟共实施129项正式反倾销措施和7项反补贴措施，是全球最热衷使用贸易保护的经济体。另据国际贸易预警组织的调查结果，世界各国已经制定了130项贸易保护措施，包括政府提供援助资金、提高关税、购买国货、限制移民和提供出口补贴等。2009年上半年各国采取的限制进口措施较去年同期增加了18.5%，平均每3天就有一个成员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而且呈现出“发起国多、内容广、频率高、案值大”的特点，其中中国制造成为各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据商务部介绍，2009年上半年中国外贸产业和企业已经遭遇了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60起各类“贸易救济调查”举措，涉及金额达到82.67亿美元。
冷静分析，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升级，有其深刻的国际背景。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贸易格局出现新的变化：一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在把传统制造业向新兴国家快速转移的同时，国内中低端制造业的优势越来越弱化，产能快速萎缩，有的甚至已经放弃。二是美国等为了满足广大厂商和消费者的需求，在大量进口来自中国等新兴国家物美价廉产品的同时，又限制高技术产品出口，形成巨额贸易赤字。三是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快速下滑，就业压力十分严峻，一些工会和行业协会组织趁机活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四是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为其物美价廉的产品出口赢得了广阔的国际市场，并快速成长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进而又很快赶超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作为第二大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以及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对国际贸易市场无疑会形成一定的挤压效应。五是中国制造的产品既缺乏核心竞争力，又缺乏组织性，出口企业间竞争激烈、竞相压价，价格市场比较混乱，易于被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产品所替代。六是美国、欧盟等凭借国际市场规则的话语权，迟迟不予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以便于频频利用第三国成本掀起针对中国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别保障措施”调查，一些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趁机呼应，对中国产品设置各种限制和壁垒。七是俄罗斯、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崛起，世界经济格局不断发生变化，必然带来世界贸易的调整及其利益的摩擦，从而引发这样那样的贸易争端。
由此可见，伴随着世界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世界贸易格局也将随之发生变动。这种调整和变动越大，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争端现象也就越多。
（七）全球金融的变革趋势
2008年发端于雷曼兄弟公司破产而迅速蔓延美国进而是全球性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和全球金融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对这场“百年不遇”的金融大危机，人们从不同角度分析其爆发的原因。比如，“制度说”认为，高度自由、过度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和金融制度，是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政策说”认为，长期的低利率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是造成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市场说”认为，金融的过度创新和滞后的监管，金融工具的衍生性、高杠杆化趋势，带来金融市场的过度流动性和不稳定性；“结构说”认为，由于长期以来世界经济结构、贸易结构、金融结构严重失衡，在世界经济金融体系中其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严重错位，不可避免地产生金融危机，以实现资本市场、金融资产在规模和结构上与其赖以存在的实体经济大体相匹配。如此等等的剖析，都从不同侧面解释了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由此也可以说明，催发金融危机的原因是综合的，教训是多方面的，应对的举措也应该是全方位的。
然而，处于制定包括世界金融秩序在内的国际规则主导地位的美国等发达国家，更多地把金融危机的主因归结为世界经济结构，尤其是国际贸易结构。其实，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一系列严重弊端，尤其是作为储备货币的美元，其发行甚至可以不受限制，实际上成了一种“信用”本位，美国几乎可以无约束地向世界倾销其货币，但其偿还却因为汇率的“浮动”而得不到保障。同时，美国又可以借助金融创新等途径将风险扩散到全球，让全球各国为美国的金融危机埋单。
改革现行以美元为轴心的单极化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全球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也是这场金融危机的最主要启示之一，也可能成为世界金融制度最主要的变革方向。尽管全球多元货币体系还有漫长道路要走，但已初露端倪。建立具有制衡机制的多元国际货币体系，既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全球经济格局发生重大调整的内在要求，也是未来世界经济政治多极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对此，中国从全球应对金融危机一开始就提出了明确的改革主张。早在2008年11月15日华盛顿召开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胡锦涛主席就鲜明提出，国际社会应该认真总结这场金融危机的教训，改善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主张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必要的改革：一是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完善国际监管体系。二是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三是鼓励区域金融合作，充分发挥地区资金救助机制作用。四是改善国际货币体系，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此后，中国领导人多次在国际重要会议上强调，应完善国际货币体系，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合理化。为此，中国政府采取有力措施，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合理化的重要步骤，有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降低汇率风险，进行逆差融资，增加铸币税收入，增强中国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发言权。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与有关邻国就已开始在边境贸易中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迄今为止，中国已同越南、蒙古、老挝、尼泊尔、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朝鲜和哈萨克斯坦8个国家的中央银行签署了有关边境贸易本币结算的协定，2008年的人民币结算量约为230亿元。
进入2009年以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明显加快。到3月底，中国央行先后与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白俄罗斯、阿根廷及中国香港地区等6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及货币当局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总额达到6500亿元人民币，约合我国外汇储备总额的5%。4月14日，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这可以说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战略性意向。7月初，国家在上海、广州、深圳、珠海和东莞5个城市实行跨境人民币结算试点。9月28日，中央政府在香港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在内地以外地区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主权外债，既表明中央政府对香港人民币债券市场发展的支持，又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重要举措。特别值得注意的是，9月初全球各大媒体又竞相披露，中国将以人民币认购500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债券，打破了一直以来能够用来购买IMF债券的只能是美元、欧元、日元以及英镑四种主权货币的惯例。人民币购买IMF债券的非凡意义在于，不管IMF将来把这笔人民币贷给哪个国家，或者用哪种方式提供，都无法改变一个实质性的含义，那就是IMF本身，以及IMF的主要成员国（包括美国和欧盟以及日本），已经基本承认了人民币具有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
（八）新兴经济体地位上升趋势
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使数十年形成、尤其是前一轮上升周期形成的全球经济发展格局难以持续，发生裂变，世界经济结构步入了重大调整阶段，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新的变化。
我们清楚地看到，随着超级大国苏联的突然解体，使冷战时期宣告结束，世界历史进入了后冷战时期，美国一国独大，主导国际秩序，一时统领世界。然而，与此同时，多数国家加快改革步伐，纷纷调整战略，再加上经济全球化和科技信息化迅速发展，世界力量对比悄然发生变化，尤其是一些发展中大国快速崛起，日趋成为举足轻重的新兴经济体，而如日中天的美国由于过度膨胀，滥用权势，力量透支，“9·11”恐怖袭击事件和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更使美国内外矛盾激化，形象大损，实力大减。发端于华尔街的国际金融危机，终使美国全球霸主地位发生动摇，一度茫然无措，自感救市乏力，只得借助他国力量。至此，世界历史的后冷战时期和美国独掌全球的时代，也尘埃落定，世界进入了一个越来越明显的多极化时代。
这场世界经济格局和发展力量的一个基本现实和趋势是，以俄罗斯、印度、巴西和中国“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兴起。由于“金砖四国”和发展中国家正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劳动力数量还在增长，人力资源积累水平正在逐步提高，相对发达经济体，它们的增长速度更快。这次金融危机以后，不但其相对地位会有新的上升，而且“金砖四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将成为新的世界经济体和拉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有人甚至预测，“金砖四国”有希望在未来几十年内赶超、取代美、法、日、英、德、意大利、加拿大等“七国集团”，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长期以来，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等国家经济快速发展，近年来四国年均增长都达到或超过10%左右，经济实力上升很快。“金砖四国”是2003年10月由美国高盛公司发表的一份题为《与BRICs一起梦想》的全球经济报告中首次提出的。[1]“金砖四国”的经济规模2010年已占世界的14.6%，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到2050年有可能超过西方的“七国集团”的经济总量。该组织还预测，到2015年，以中国、日本、印度为首的亚洲，其经济总量将占到全球经济总量的34%，到2030年，亚洲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过美国和欧洲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和。“金砖四国”不但实力上升，而且它们之间相互协调、相互合作，形成一个国际性组织，并于2009年6月在俄罗斯首次召开了“金砖四国”外长会议，就重大国际问题进行广泛讨论，在国际上的作用越来越大。现在，世界上还有像南非等不少国家想加入进来，未来“金砖四国”很有可能演变成“金砖多国”。
新兴经济体地位和作用上升的另一个重要标态，是“二十国集团”形成。“二十国集团”（简称G20）是由“八国集团”演变而来的。20世纪70年代初，西方国家先后发生了“美元冲击”、“石油冲击”和世界性经济危机，为应对危机和协调各国政策，在时任法国总统德斯坦倡议下，法国、美国、联邦德国、日本、英国、意大利等六国领导人于1975年11月在法国举行了首次最高级经济会议。1976年6月召开第二次会议时又增加了加拿大，形成了“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此后七国首脑会议作为一种制度延续下来，成员国每年轮流召开。从1977年起，欧共体委员会主席也应邀参加会议。1991年后，苏联（俄罗斯）总统应邀与会，并于1994年正式参加某些重要问题讨论，从而形成了“7＋1”机制。1997年在美国召开会议时，美国总统克林顿邀请叶利钦以正式与会者身份全程参加会议，并首次以“八国首脑会议”名义共同发表公报，至此，八国首脑会议体制正式形成。二十国集团是在八国集团基础上演化而来的。建立二十国集团最初由美国等七个工业化国家的财政部长于1999年6月在德国提出，并于1999年12月16日在德国柏林成立，是一个国际经济合作论坛，它由八国集团和11个重要新兴工业国家以及欧盟组成，当时的主要目的是防止类似亚洲金融风暴的重演。而2008年由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使世界金融体系和全球经济发展成为国际性焦点，美国自身难保，无力阻止金融危机这块多米诺骨牌的倒下，于是不得不借助于国际力量，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力量。这样，只好临时把“二十国集团”会议升格为由各国首脑参加的峰会，二十国集团首脑会议也就取代了先前的八国首脑会议和二十国集团财长会议，成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协调国际经济最重要的平台。
“二十国集团”机制的确立是当今世界多极化的最突出标志，说明以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开始与发达经济体主要成员一起，共同参与协商、协调当今世界经济金融问题，新兴经济体正越来越发挥重要作用。G20峰会自2008年在华盛顿召开第一次峰会以来，至2010年首尔峰会已召开了5次。每次重点不同，但基调、主题逐步深入，从开始讨论国际经济金融的一般形势问题，进而发展到对国际体系和体制变革问题的研讨，体现了国际力量的变化和新兴经济体国家在G20中和国际上的地位在上升。尤其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改革（即投票改革），使得中国和发展中国家所占份额和投票权都有所上升，这说明国际体系正在发生变革，有可能拉开一个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时代性序幕。
（九）世界发展的多极化趋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出现了两大阵营：一个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又称西方阵营）；另一个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又称东方阵营）。随着原超级大国苏联的突然解体，战后形成的世界两极化体制和格局顷刻垮塌，世界进入了所谓的“后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统世界经济政治的基本格局。尽管多数国际问题专家不太认可称此为“单极世界”，但美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在“后冷战时期”，的确达到了历史巅峰。
然而，“冷战”结束后，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广泛推进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世界政治进程也呈现出了新的发展态势，在全球化进程中快速崛起的新兴经济体影响力越来越大，世界发展力量和世界格局随之步入了“一超多强”进而多极化的发展时期。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同时也宣告了“后冷战”时期的结束，进而又步入了“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多极化趋势显得更加明显。
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里，不见得美国很快会丧失全球的“一超”地位，但世界的多极色彩却越来越浓。那么，当今世界多极化现象的主要标志是什么呢？
第一，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力量有所削弱。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持续繁荣，科技领先，军事实力超强，政治影响力和文化软实力极大，企图雄霸全球，独统世界。然而，美国作为权势盖世的超级大国，并不可能在国际事务中完全无视其他大国的作用，也不可能完全为所欲为。“9·11”恐怖袭击震惊美国和世界，发端于美国的世界金融危机更是影响深远，使美国政治经济军事形象严重受损，实力削弱，国际地位有所动摇，影响力有所下降，而其他国家力量则有所上升，“后冷战”时期开启的由美国雄霸全球、主导世界经济政治秩序、左右世界发展进程的局面，很快步入了“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历史拐点，成为世界加快多极化发展的基本标志和重要“界碑”。
第二，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经济力量对比是国际格局转变的基础。以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抓住机遇，快速发展，实力大增。国际金融危机更加速了国际力量消长，主要发达国家发展受到严重打击，新兴经济体应对危机及其成效令世界刮目相看，而且发展势头强劲，实力大增，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驱动力。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是世界多极化的主要标志之一。
第三，世界发展模式和文化多样化是多极化时代的重要表现。尽管自古以来世界文明和发展道路从来就不是完全单一的，但这二三十年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快速崛起，以及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沉重打击，使世界发展模式多样化更引人关注。过去，人们更多看到的是金融危机对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的打击，现在则越来越看到对西方国家长期奉行的发展理念、发展模式的冲击。这一点恰恰是西方国家政要们更为担心和更不愿意看到的。“冷战时期”结束后，西方鼓吹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并被视为普适模式。而以中国、印度、巴西等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则坚持探索有别于欧美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经济持续繁荣，实力迅速上升，发展成就令世人瞩目，因而这些新兴经济体国家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在理论、体制、政策和文化等方面都有了独特意义。不同国家的不同发展模式，既有现时代的思想文化价值，也有历史文明的现代意义。随着国际格局和发展实力的新变化，历史上形成的西方文明、东方文明、印度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将在相互交流、相互竞争中重塑历史。尽管有所削弱、正处衰落的西方文明仍将长期主导全球文化和国际体系，但其他三大文明将伴随其发展实力的提升而在全球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第四，国际利益和力量组合更趋多元化。当今世界，各国利益尤其大国利益千差万别，而且十分理性务实。从表现形态上看，国与国经常组成不同组织，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这几个国家在一起；在安全问题上，那几个国家在一起；在粮食问题上，又是另几个国家在一起等，完全以各自利益来组合。这种竞争与合作的多元化还表现在区域化上。现在，区域经济组织已成为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重要力量。有研究表明，全球贸易有一半以上是在参与双边和区域贸易安排的国家之间进行的。在以欧盟、东盟为代表的实体一体化和以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为代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之后，世界不同区域的国家间的交流合作越来越频繁，形成了诸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77国集团、发展中八国集团等多个同盟性质的或松散或紧密的共同体。这种不断加强的区域和联盟内的一体化趋势，既加强了区域经济合作，也使得区域各国的发展竞争更加激烈。
（十）世界发展的网络化趋势
伴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汹涌浪潮，一个“地球村”，一个虚拟社会，迅捷出现在世人面前。我们正迎来一个网络化时代。网络已经并将进一步广泛而深刻地改变世界。
1.互联网的发展
互联网是人类智慧的结晶，20世纪的重大科技发明，当代先进生产力的重要标志。互联网深刻影响着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生产生活和信息传播的变革。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快速发展与普及，人们的生产、工作、学习和生活方式已经开始并将继续发生深刻的变化。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互联网使用人口最多的国家。
（1）全球互联网发展概况
全球互联网自20世纪90年代进入商用以来迅速拓展，目前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信息基础设施。
经过短短十几年的发展，截至2007年1月，全球互联网已经覆盖五大洲的233个国家和地区，网民达到10.93亿，用户普及率为16.6%，宽带接入已成为主要的上网方式。同时，互联网迅速渗透到经济与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推动了全球信息化进程。
2008年年底的数据显示，全球互联网普及率最高的国家是冰岛，已经有85.4%的居民是网民。与我国相邻的韩国、日本的普及率分别为71.2%和68.4%。与中国经济发展历程有相似性的俄罗斯互联网普及率则是20.8%。而在美国，截至2009年年底，互联网普及率达74%，宽带普及率达60%，无线互联网普及率达55%。
（2）中国互联网发展情况
中国人以积极的姿态迎接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科研人员和学者就在国外同行的帮助下，积极尝试利用互联网。在1992年、1993年国际互联网年会等场合，中国计算机界的专家学者曾多次提出接入国际互联网的要求，并得到国际同行们的理解与支持。1994年4月，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中美科技合作联委会会议期间，中国代表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最终就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达成一致意见。1994年4月20日，北京中关村地区教育与科研示范网接入国际互联网的64K专线开通，实现了与国际互联网的全功能连接，这标志着中国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
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促进了互联网的普及和应用。截至2009年年底，中国网民人数达到3.84亿，比1997年增长了618倍，年均增长3195万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28.9%，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境内网站达323万个，比1997年增长了2152倍。中国拥有IPv4地址约2.3亿个，已成为世界第二大IPv4地址拥有国。中国使用宽带上网的网民达到3.46亿人，使用手机上网的网民达到2.33亿人。中国网民上网方式已从最初以拨号上网为主，发展到以宽带和手机上网为主。中国互联网发展与普及水平居发展中国家前列，但存在区域和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截至2009年年底，东部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40.0%，西部地区为21.5%；城市网民占网民总数的72.2%，农村网民占27.8%。弥合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中国还需要付出艰苦努力。未来5年，中国互联网的普及率将达到45%左右。
（3）中国互联网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
互联网推进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互联网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包括互联网在内的信息技术与产业，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过去16年，中国信息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超过26.6%，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不足1%增加到10%左右。互联网与实体经济不断融合，利用互联网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带动了传统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2008年，中国互联网产业规模达到6500亿元人民币，其中互联网制造业销售规模接近50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60，占全球互联网制造业销售总额的1/10；软件运营服务市场规模达198.4亿元人民币，比2007年增长了26%。
中国电子商务快速发展。据调查，建立了电子商务系统的大型企业已超过50%，通过互联网寻找供应商的中小企业超过30%，通过互联网从事营销推广的中小企业达24%，中国网络购物用户已超过1亿人。2009年，中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超过3.6万亿元人民币。
互联网促进了文化产业发展。网络游戏、网络动漫、网络音乐、网络影视等产业迅速崛起，大大增强了中国文化产业的总体实力。过去5年，中国网络广告市场始终保持约30%的年均增长速度，2009年市场规模达到200多亿元人民币。2009年中国网络游戏市场规模为25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5%，居世界前列。中国网络文学、网络音乐、网络广播、网络电视等均呈快速发展态势。
互联网促进了政府信息公开。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全面启动“政府上网工程”。截至2009年年底，中国已建立政府门户网站4.5万多个，75个中央和国家机关、32个省级政府、333个地级市政府和80%以上的县级政府都建立了电子政务网站，提供便于人们工作和生活的各类在线服务。
互联网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工具。据抽样调查统计，2009年，中国约有2.3亿人经常使用搜索引擎查询各类信息，约2.4亿人经常利用即时通信工具进行沟通交流，约4600万人利用互联网学习和接受教育，约3500万人利用互联网进行证券交易，约1500万人通过互联网求职，约1400万人通过互联网安排旅行。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丰富知识；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互联网创业，实现自己的理想；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互联网交流沟通，密切相互间的关系。
互联网几乎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社会各个领域都得到了广泛应用，其作用可谓革命性的。
（4）浙江互联网发展概况
根据《2008年浙江互联网发展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08年，浙江省宽带用户达690万，互联网网民总数达到2108万人，普及率达到41.7%，网民普及率居全国第五。浙江互联网域名总数达108.9万个，占全国总域名量6.5%；网站总量21.8万个，占全国网站总数7.6%；浙江IPv4地址数占全国总量6.9%。浙江网站数、域名总数、IPv4地址数均位居全国第三。截至2008年12月，已在浙江备案的网站主体单位196518个，已备案网站数201895个。到2009年，浙江省互联网网民总数达到2452万人，同比增长16.3%，普及率达到47.9%，网民普及率仍居全国第五。
浙江有阿里巴巴这样非常优秀的电子商务平台。中国电子商务起步于1995年左右，兴起于1999年前后，规模化于2003年前后。阿里巴巴也是在1999年开始起步的。他们的淘宝网2008年完成了999.6亿元，近一千亿元，当年全国网上的零售超过了1200亿元。2009年淘宝网上交易额达到了2000亿元。（2008年全国网上零售额1200亿元，企业之间的电子交易额超过3万亿元；网上银行交易额达到320万亿元）
有人认为，浙江或成为第三次互联网浪潮策源地。因为，截至2008年年底，作为互联网大省，不但网民普及率达到41.7%，而且电子商务应用全国领先，行业网站已占全国总数的40%，40.6%的浙江中小企业拥有自己的网站，10.8%都开展了电子商务。浙江籍人士创办的互联网上市公司，在全国占有1/3的席位。
我国互联网发展即将面临第三次浪潮，互联网的作用将辐射到更为广泛的产业。面对第三次浪潮，浙江互联网已经从生产层、用户层、社会层等各个层面都做好了准备，浙江或将成为互联网第三次浪潮的策源地。
2.物联网的发展
物联网是对现有信息产业成果的继承和发展，被称为继计算机、互联网之后世界信息产业的第三次浪潮，是世界主要国家当前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是我国信息产业未来发展的战略支点。
（1）物联网概念
“物联网”（The Internet of Things，简称IOT），通常又称传感网，是指将各种信息传感设备，比如射频识别（RFID）装置、红外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激光扫描器等装置与互联网结合起来而形成的一个巨大网络。其目的是让所有的物品都能够远程感知和控制，并与现有的网络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更加智慧的生产生活体系。
“物联网”概念于2005年由ITU（国际电信联盟）正式提出，当时ITU的报告将物联网定义为：将人与人之间在任何时间和地点进行的信息交换扩展到了物体之间，从而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动态的网络。
通俗地讲，物联网就是在物体上植入各种微型感应芯片使其智能化，然后借助无线网络，人和物体“对话”，物体和物体之间“交流”。这些物体既可以是小小的手表、钥匙，也可以是汽车、楼房，日常生活中任何物品都可以变得“有感觉、有思想”。这些微型感应芯片包括电子标签、各类传感器、二维码等。它们可以获取物体的信息、状态、位置等各种内容，然后通过网络传递这些信息。
物联网和互联网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互联网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互，是一个虚拟世界。物联网则是对现实物理世界的感知和互联。物联网实际上就是传感网。物联网是从产业和用户角度来说，但是从技术角度来说，它叫传感网[2]。对物联网和传感网，用一句话说，就是“物物互联，感知世界”。
《国家中长期科学与技术发展规划（2006年—2020年）》和“新一代宽带移动无线通信网”重大专项中均将传感网列入重点研究领域。2009年9月，中国传感网网络标准工作组正式成立。
当物联网与互联网、移动通信网相连时，可随时随地全方位“感知”对方，人们的生活方式将从“感觉”跨入“感知”的阶段。显然，正是这种与互联网结合的“物联网”范畴，才是智能城市、智慧地球的真正核心依据。因此，物联网被认为是计算机、互联网之后的下一个信息技术浪潮和新经济引擎，并且给人以巨大的想象空间：未来人们的生活将是智能的。
在业界，物联网的应用大致被公认为有三个层次的理念，底层是传感网络，往上是数据传输的网络通道，最上面则是内容应用。物联网产业链因此也基本明晰，即传感器研发厂商、网络运营商以及提供应用软件和工具的系统集成商。
（2）物联网业已成为新兴战略性产业
历史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遭受严重冲击，同时在客观上推动全球进入一个创新密集和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时代。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一个国家要实现持续发展，就必须有重点地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为迎接新科技革命的到来做好产业准备。目前，许多国家都在对未来经济发展进行战略谋划，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提出本国物联网产业发展的战略，并制定促进措施。比如，欧盟制定了“物联网行动计划”；日本发挥政府引导示范与企业研发推广的合力，启动了物联网的应用；等等。可以说，物联网产业的培育和发展已在世界范围展开。这对我国来讲，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我们应把握机遇、顺势而为、尽早谋划，抓紧突破关键技术，努力使物联网这一战略性新兴产业尽快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物联网产业的培育和发展已在世界范围展开。
美国更是提出并加快实施“智慧地球”[3]的科技战略。“智慧地球”的本意是为了挽救美国经济。2009年1月28日，在美国工商业领袖举行的“圆桌会议”上，IBM首席执行官彭明盛（Sam Palmisano）首次提出“智慧地球”概念，希望通过加大对宽带网络等新兴技术的投入，振兴经济并确立美国的未来竞争优势。在获得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积极回应后，这一计划随后上升为美国的国家战略。
IBM“智慧地球”战略认为，通过超级计算机和云计算[4]将“物联网”整合起来，可实现人类社会与物理系统的整合，帮助人类以更加精细和动态的方式管理生产和生活，从而达到“智慧”状态。
2008年11月，IBM公司正式提出“智慧地球”（Smart Planet）理念。2009年1月，“智慧地球”成为美国国家战略的一部分。
在业内人士看来，“智慧地球”与欧盟“eEurope”和“i2010”、日本“U-Japan”、韩国“U-Korea”等计划类似，核心都是基于传感的物联网络和云计算，通过在基础设施和制造业上大量设立传感器，捕捉运行过程中的各类信息，然后通过传感网，进入互联网，通过计算机分析处理发出智能指令，再反馈到基础设施和制造环节，提高生产效率。
一个月之后，“智慧地球”就将触角全面伸向了中国。2009年2月24日，IBM提出“智慧地球赢在中国”，并针对电力、医疗、城市、交通、供应链（物流）和银行6大领域推出针对服务。
2009年8月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视察中科院无锡微纳传感网工程技术研发中心，指示要迅速在无锡建立中国的“感知中国”中心。3个月之后，在“让科技引领中国持续发展”讲话中，温家宝再次明确，物联网为重点扶持的五大新型科技领域之一。
（3）物联网的意义
从本质上看，物联网是生产社会化、智能化发展的必然产物，是现代信息网络技术与传统商品市场有机结合的一种创造。这种创造不仅可以极大地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而且能够改变社会生活方式。
物联网对社会生产方式必将产生深刻影响。物联网把信息网络技术、传感器技术等应用于各个行业、各个产业，组成一个庞大网络，使人们能够通过互联网监控处于庞大网络中的物品运行情况，从而实现对物的智能化、精确化管理与操作。物联网的发展不仅能使生产确保质量、流通实现有序高效、资源配置更加合理、消费安全指数大大提高，而且将催生新兴产业、新的就业岗位和职业门类。可以说，物联网的发展将使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发生革命性突进，使劳动产品更多地具有人的智慧，进而导致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变革。
物联网对社会生活方式也将产生深刻影响。物联网是在互联网的基础上建立起人与物的充分沟通，在现代综合技术层面上达到人与物的智能化交流，这对社会生活具有非常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国际电信联盟”曾在一份报告中这样描绘物联网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当司机出现操作失误时汽车会自动报警；公文包会提醒主人忘带了什么东西；衣服会告诉洗衣机对颜色和水温的要求。的确，这些现在看来似乎不可能的事情，随着物联网的发展也许在将来会成为平常事。而且，随着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也将发生深刻变化。
让万物“自动开口说话”[5]
今年59岁的日本坂村健教授是计算机行业泰斗级人物。近30年来，他一直以“随时随地对任何物品实现计算”为目标，通过在物体上植入TRON芯片，让万物“自动开口说话”，从而实现物与物、物与人、人与人的互联。将微芯片嵌入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是他最大的梦想。为实现这一梦想，坂村健教授带领自己的团队在1984年就研发成功了一种名为TRON的计算机操作系统，这是让万物能“自动开口说话”的关键技术。比如，将读卡器靠近一个已嵌入TRON芯片的药盒，很快读卡器上便显示了这个药品的各种具体信息，并可以发出有声指示：“该药品已过期，请勿使用。”
“在装上这种芯片之后，比如我们晚上喝的绍兴花雕黄酒是不是二十年陈酿？餐桌上的食品是否安全？它都能提供答案。”坂村健说。
到如今，TRON操作系统在全世界嵌入式操作系统中已经占据了60%的市场份额，至少安装到了全球30亿到40亿台家用电子产品当中，远远超过了比尔·盖茨的Windows操作系统在个人电脑上的安装量。
对他来说，将TRON技术向全世界推广，让物联网真正走入人们的生活，这才是他最大的梦想。
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小到手表、钥匙，大到汽车、楼房，只要嵌入一个微型感应芯片（比如TRON芯片），再借助互联网技术，就能实现物体和物体之间的交流，从而形成一个“物物相连的互联网”，这也就是近年来“炙手可热”的物联网。
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物体、场所在植入一个芯片、赋予一个特定的识别码之后，就可以把物体或场所的信息放置在服务器里，只要通过一个读取器就能读出存在服务器里的物体或场所的信息。
物联网不只是科技狂想，而将引发又一场科技革命。物联网使物品和服务功能都发生了质的飞跃，这些新的功能将给使用者带来进一步的效率、便利和安全，由此形成基于这些功能的新兴产业。
物联网需要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以及固话宽带的普及是物联网海量信息传输交互的基础。依靠网络技术，物联网将生产要素和供应链进行深度重组，成为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现实载体。据业内人士估计，中国物联网产业链2010年就能创造1000亿元左右的产值，它已经成为后3G时代最大的市场兴奋点。
物联网一方面可以提高经济效益，大大节约成本，另一方面可以为全球经济的复苏提供技术动力。目前，加拿大、英国、德国、芬兰、意大利、日本、韩国等都在投入巨资深入研究探索物联网。同时，有专家认为，物联网架构建立需要明确产业链的利益关系，建立新的商业模式，而在新的产业链推动矩阵中，核心则是明确电信运营商的龙头地位。
（4）中国物联网发展情况
2009年对中国物联网的发展可谓是不平凡的一年。8月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无锡微纳传感网工程技术研发中心视察并发表重要讲话，表示中国要抓住机遇，大力发展物联网技术。8月26日，工信部总工程师朱宏任在中国工业经济运行2009年夏季报告会上表示，我国也正在高度关注、重视物联网方面的研究。9月11日，工信部传感器网络标准化工作小组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将加快制定符合我国发展需求的传感网技术标准，力争主导制定传感网国际标准。11月3日，温家宝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向首都科技界发表了题为《让科技引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讲话，再次强调科学选择新兴战略性产业非常重要，并指示要着力突破传感网、物联网关键技术。
温家宝总理一而再、再而三地谈论物联网，说明大力发展物联网产业将成为中国今后一项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重要决策。中国已经错过了两次信息产业改革的浪潮。在这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需要依托物联网实现经济的再次腾飞。各级政府部门将会大力扶持物联网产业发展，一系列对物联网产业利好的政策措施也将在不久后出台。
物联网市场潜力巨大，物联网产业在自身发展的同时，还将带动微电子技术、传感元器件、自动控制、机器智能等一系列相关产业的持续发展，带来庞大的产业集群效应。研究显示：中国物联网产业在公众业务领域以及平安家居、电力安全、公共安全、健康监测、智能交通、重要区域防入侵、环保等诸多行业的市场规模均超过百亿甚至千亿，2010年中国物联网产业市场规模将达到2000亿元，至2015年，中国物联网整体市场规模将达到750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超过30%，市场前景将远远超过计算机、互联网、移动通信等市场。
物联网具有广阔的行业应用需求，但各行业发展并不均衡，整体来看，中国物联网产业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技术、标准、产品以及市场并不成熟。细分市场方面，交通、安防、物流、零售、电力、金融、环保、医疗等将成为物联网行业应用的重点领域，但由于不同行业在物联网政策倾向、技术与市场成熟度、市场需求等方面差别较大，物联网的细分市场发展差距很大。
当然，中国物联网发展初级阶段，存在诸多发展约束因素：
第一，要建立标准化体系。标准是对于任何技术的统一规范，如果没有这个统一的标准，就会使整个产业混乱、市场混乱，更多的时候会让用户不知如何去选择应用。物联网在我国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即使在全世界范围，都没有统一的标准体系出台，标准的缺失将大大制约技术的发展和产品的规模化应用。标准化体系的建立将成为发展物联网产业的首要先决条件。
第二，要突破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是物联网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驱动力。作为国家战略新兴技术，不掌握关键的核心技术，就不能形成产业核心竞争力，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就会处处受制于人。因此，建立国家级和区域物联网研究中心，掌握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将成为物联网产业发展的重中之重。
第三，要出台积极可行的政策。物联网技术是国家战略新兴技术，对国家的战略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出台相关的可行性产业扶持政策是中国物联网产业谋求突破的关键因素之一。特别是在金融、交通、能源等关系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行业应用领域，政策导向性对产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作用。“政策先行”将是中国物联网产业规模化发展的重要保障。
第四，各行业主管部门要积极协调和互动。物联网应用领域十分广泛，许多行业应用具有很大的交叉性，但这些行业分属于不同的政府职能部门，在产业化过程中必须加强各行业主管部门的协调与互动，才能有效地保障物联网产业的顺利发展。如加强广电、电信、交通等行业主管部门的合作，共同推动信息化、智能化交通系统的建立。
第五，要实施并推进重点应用领域的重大专项行动。推动物联网产业快速发展还必须建立一批重点应用领域的重大专项，推动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示范，通过“局部试点、重点示范”的产业发展模式来带动整个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当时认为2010年将成为物联网元年。
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做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明确提出关注物联网的发展，这标志着物联网已经被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从2009年起，这场被称为世界信息产业的第三次浪潮的“物联网”革命在世界范围内掀起高潮。我国也将这项技术发展列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一时间，物联网大战在各大城市拉开。其中，又以长三角的上海、嘉兴、无锡为甚。
有观点称，如果物联网全部建成，其产业要比互联网大30倍，物联网将会成为下一个万亿元级的业务领域。物联网产业在中国应用启动无疑将成中国经济新增长点。民营企业在物联网产业中的想象空间有多大？当物联网成为一种潮流时，泡沫是否将至？这究竟是一场革命还是“忽悠”？
浙江物联网产业发展走在全国前列。无论是远程医疗、食品安全检测，还是公共安全预警，浙江的物联网技术在多个产业有了实际应用，走在了全国前列。杭州物联网技术研究和应用研究在无线传感网、射频识别、物联网技术应用等方面形成了一批核心技术。嘉兴已成为国内第一个步入无线传感网项目产业化的城市。据预测，到2015年，浙江省物联网产业产值将达2000亿元以上。
物联网的问世将打破人类原有的思维方式。过去，人们一直是将物理基础设施和IT基础设施分开：一方面是机场、公路、建筑物，而另一方面是数据中心、个人电脑、宽带等。而在物联网时代，钢筋混凝土、电缆将与芯片、宽带融合为统一的基础设施，实现人类社会与物理系统的整合。在此意义上，基础设施更像是一块新的地球工地，世界的运转就在它上面进行，并达到“智慧”状态，从而提高资源利用率和生产力水平，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
3.网络世界的哲学意义
互联网、物联网是否会引发一场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是否会形成一个与“实物世界”相应的“虚拟世界”和“网络世界”？或者说，原来物质世界、精神世界的基础上，是否又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网络世界”、“智能世界”？这些都是具有世界性、时代性的重大课题。“网络文明”、“网络文化”正向我们迎面而来。
显然，网络世界不只具有技术、产业的意义，它将越来越广泛深刻地改变世界、改变地球、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人类的思维方式。美国最近就专门成立了网络部队和网络司令部。这是否预示着会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新的文明形态？它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是不一样的，它也许不只是一种“新的商业文明”，即信息时代的商业文明，会不会是继万年农业文明、三百年工业文明之后的“信息文明”、“网络文明”？
总之，未来一个时期，是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的重大调整时期，是国际力量此消彼长的时期，是国际体系和规则程序的变革时期，也是世界由不平衡走向新的平衡并迎来新一轮发展的过渡时期。但现在是低谷阶段。虽然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参与世界经济进程的话语权、制定规则的权力将增强，对全球经济的贡献将进一步加大，但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将是一个矛盾更为多边、更为复杂，甚至是动荡不安的世界。世界经济政治和国际力量的深度调整、重新组合，使我国既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我国实力地位提升有利于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也将面临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和责任的压力。
参考文献
1.郭占恒：《浙江“十二五”发展面临“后金融危机时代”若干重大趋势性变化与思考》（上），《政策瞭望》2009年第10期。
2.郭占恒：《浙江“十二五”发展面临“后金融危机时代”若干重大趋势性变化与思考》（下），《政策瞭望》2009年第11期。
3.胡锦涛：《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4094/11807063.html）。
4.路甬祥：《迎接人类知识文明新时代——中国科学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闭幕词》（http：//scitech.people.om.cn/GB/11844280.html）。
5.韩启德：《第十一届中国科协年会开幕词》（http：//pkunews.pku.edu.cn/xwzh/2009-09/09/content_157189.htm）。
6.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课题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国际趋势与启示》，《浙江日报》2010年5月11日第2版。
7.百度百科：《互联网》（http：//baike.baidu.com/view/6825.htm）。
8.新华网：《中国互联网状况》（http：//news.xinhuanet. com/politics/2010-06/08/c_12185221.htm）。
[1] “金砖四国”来源于巴西（Brazil）、俄罗斯（Russia）、印度（India）、中国（China）四国英文名称首字母组合而成，因“BRICs”发音与英文中的（bricks）发音“砖块”相似，而被称为“金砖四国”。
[2] 传感网的核心是以感知为目的，实现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互联的网络，其突出特征是通过传感器等方式获取物理世界的各种信息，结合互联网、移动通信网等网络进行信息的传送与交互，采用智能计算技术对信息进行分析处理，从而提升对物质世界的感知能力，实现智能化的决策和控制。
[3] “智慧地球”以更透彻的感知、更全面的互联互通、更深入的智能化三个方面为特征，核心是以一种更智慧的方法通过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来改变政府、公司和人们相互交互的方式，以便提高交互的明确性、效率、灵活性和响应速度。
[4] 云计算是指通过网络以按需、易扩展的方式，交付和使用所需的IT基础设施资源或服务，提供资源或服务的网络被称为“云”。云计算是并行计算、分布式计算和网格计算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5] 肖国强：《10年后，物联网改变世界》，《浙江日报》2010年3月31日第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