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大众群体形象的凸显

凸显群体的人，重视人的社会生活，个人在社会历史中具有积极主动性，个人有勇气有能力改变生存环境，人是社会历史的推动者，这是《母亲》新的艺术品格。

高尔基在作品中，关注的不再是内心丰富的个体的人，而是善于与历史发展规律相契合的群体的人。由于高尔基对人有新的理解，对个人与社会历史关系有深刻的认识，他创作的关注点不是人的个体世界与个人的内心生活，而是重视人的群体世界和人的社会历史生活。在小说《母亲》中，作家力图要表现的是在残酷剥削压迫生存环境中的俄国工人大众，他们的悲苦、愤慨、觉醒及至反抗的历史过程。小说主要情节是描写俄国工人在悲苦中觉醒，在觉醒中行动，描写人民的革命斗争生活。在这个革命群体中，有革命组织领导者巴维尔；有从落后愚昧、温顺柔弱的家庭妇女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尼洛夫娜；有克服狭隘农民意识，在斗争实践中成长为农民革命领导人的雷宾；还有一批接受新思想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形象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叶戈尔·伊凡诺维奇、莎馨卡和娜达莎等。高尔基笔下的个人，不是孤立的个体，作家展现的是俄国群体形象——人民大众，他们积极主动参与社会活动，他们的社会生活经历了从自发斗争到自觉斗争，从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小说通过描写人民群众的革命活动，展现了俄国工人革命运动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揭示革命活动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的历史趋势，无产阶级革命已经成为俄国全民性的解放运动。

在高尔基构建的艺术世界，个人在社会历史中具有积极主动性，个人有勇气有能力改变生存环境，人是社会历史的推动者，这区别于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的艺术世界。高尔基以辩证的唯物史观认识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充分意识到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母亲》形象地阐述了作家新型的社会历史观，小说不仅表现人具有对抗不利环境影响的能力，而且强调人具有积极变革社会生活、推动社会朝合乎历史规律的方向发展的能力。《母亲》最初描写了俄国工人被资本家残酷压榨，在毫无生机的黑暗环境中生存：年复一年，工厂的汽笛声天天集合人民，每天傍晚工厂把他们从石头房内抛出来，每天晚上人们都在小酒店里度过，天天如此，年年如此，人们“在一生中又毫无痕迹地被勾掉了一天，人们向自己的坟墓又挨进了一步”[4]。小说交代了老钳工符拉索夫的悲惨生活，他被榨干了最后一滴血抱怨离开人世。随着小说情节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僵死的局面被打破，工人们的生存环境有了转机，这是因为出现了力求改变这种局面的、能推动历史进程的领头人物——觉醒的有文化的巴维尔以及他带领的一批革命者，他们勇敢地背离父辈忍让顺从的旧生活轨道，宣传并组织工人们行动起来，向新的生活目标奋进。“日子像一串念珠，一天跟着一天地滑过，串成礼拜，连成月。每礼拜六都有一些同志到巴维尔家这里来，每次聚会都像很小的长梯的一个梯阶，——梯阶引人们缓缓升高，通向一个遥远的地方。”小说形象地展示出巴维尔等革命者的活动改变了人们的生存状况，工人们的生活有了生机。

高尔基在小说中有意识地将俄国工人的老一辈与新一代及他们生存的环境进行比较，形象地表明，个人积极行动起来，与自己时代主导的历史规律发生联系，就有能力把生存于这一环境的人们组织起来，并使人们在未来跟随自己朝理想的目标继续前进。经过“沼地戈比事件”和狱中斗争锻炼，巴维尔逐渐成熟，工人们日益觉醒。“五一”示威游行是一场有组织有领导的政治斗争，是小说情节发展的高潮。在游行示威中，巴维尔高举红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工人群众紧紧地聚集在他的周围，高呼口号，高唱战歌，同前来镇压的反动军警英勇搏斗，表现了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和英雄气概，巴维尔终于从一个普通工人成长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最后，巴维尔及大批革命者被沙皇政府军队逮捕，但他英勇无畏，把敌人的法庭变成了斗争的阵地，发表激昂慷慨的演说，他虽然被捕入狱，但他已把广大民众动员组织起来了，俄国工人的革命洪流势不可当。

小说一系列的描写，充分体现了高尔基对人物与环境的新理解：自觉担负历史重任的个人，有能力宣传动员大众，带领大众改变旧的生存环境，努力构建一个新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