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近代民主精神的渗透

观照20世纪下半期苏联这一特殊的文学现象，会清晰地感触到近代伟大的俄罗斯民主精神在其中的渗透。

在俄罗斯的近代时期，俄罗斯知识分子在生活中的敏感、对社会现实的敏锐是罕见的，这种敏感与敏锐使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常常沉于思考，他们具有敏锐的理性思维与高度的民主精神。他们倾慕黑格尔、谢林、圣西门、傅立叶、费尔巴哈、马克思等思想哲学家，这些思想哲学家在俄罗斯获得的殊荣是他们在自己的祖国没有得到的。近代俄罗斯人比世界其他民族的人们更多的寻求道德的特点，更多的寻求未来。他们善于提出哲学性质的问题：关于生活的意义，关于上帝、关于永恒的生命，关于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关于如何实现上帝之国等等。尤其是19世纪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思索不是对自己社会地位、个人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关心，更多的是对于没有个人利益考虑的普遍利益的思考与奋斗。他们不停地进行理论问题的探索，全神贯注地关心真理、关心生活、关心科学与艺术，关心人道。

赫尔岑曾夸张地说：“现代欧洲没有青春时代，也没有年轻人。”青春时代与年轻人都存在于俄罗斯。“许多俄罗斯作家的命运都贯穿着道德探索。‘作家应当怎样生活？’——托尔斯泰、赫尔岑、陀思妥耶夫斯基、冈察洛夫都这样反躬自问。”[1]俄罗斯知识分子不仅在热情敏感与深沉思考中写出完美的生活，而且在这种热情与思考中进行生活。俄罗斯人在西方思想中所寻求的首先是改变和克服丑陋现实的力量，摆脱现实的出路，他们在法国的哲学思想和法国的社会思想中寻找这种力量。俄罗斯的充满激情的革命性是由现实的不可忍受、不公道和畸形所决定的。但这些具有正义感寻求真理的俄国知识分子又常常处于帝国与人民之间的悲剧地位，他们以人民的名义反对帝国，但又不能与人民为伍，甚至被人民排挤在外。俄罗斯的知识分子总感到自己有负于人民，他们希望为人民服务，帮助人民解脱苦难，这种特点在19世纪的俄罗斯表现得更明显。俄罗斯知识分子与人民的这种关系是西方人很难理解的。

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体现出敏锐的理性思维和强烈的民主精神。文学以它独特的方式反映俄国社会现实，曲折地表达人民的心声，承担着反农奴制的舆论先导任务。1825年12月党人起义失败后，俄国民主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在精神文化领域展开的，而精神文化领域最活跃的是文学。所有优秀的作家都把文学创作与民主革命、农奴解放运动联系起来，作家兼思想家、革命家的现象并不罕见，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这一时期涌现的优秀作家，无论出身哪个阶级，是否亲身投入俄国的民主革命，甚至有些并不是民主革命的拥护者，但没有一个回避俄国农奴解放问题，而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关心着农奴的解放、俄国的前途与命运等一系列问题，表现出当时西欧作家所难以达到的思维高度。他们中有的不满俄国封建农奴制社会，以自己的作品烧毁即将腐朽的俄国农奴制度，如莱蒙托夫、果戈理、赫尔岑、奥斯特洛夫斯基等；有的以自己的作品唤起俄国人民的觉醒，鼓舞人民为美好的未来而斗争，如普希金、涅克拉索夫、屠格涅夫、契科夫等；有的在文学作品中形象地思考俄国社会应该怎么办？力图为俄国发展探索出一条理想的道路。作家们民族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意识，使俄国文学呈现出较高的精神境界，于是在19世纪形成了宽阔浩荡的社会现实性强、人民性高的文学主流。

苏联具有人类思维的作家正是继承了19世纪以来俄国文学的忧国忧民情绪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但又超越了俄国作家民族国家的思维观念的局限，他们忧患、愤世、思考与探索，立于民族国家，面向宇宙人类，对威胁人类生存的一系列问题倾注关心和忧虑，为人类的命运惶惑、焦虑、不安，表现出的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意识具有全球性的特征。作家们以地球公民的高度的责任感，不仅从全人类的高度揭示他们所忧虑不安的问题，譬如战争悲剧、生态危机、精神家园失落等，艺术地向人们敲响了警示钟，同时还从对人类未来的把握中溶进自己的思索和期盼。他们或者直面各种矛盾风云际会的严酷现实，批判人类精神道德堕落现象，在人类的精神园地辛勤播撒文明火种；他们或者为当今动荡不安的世界忧虑，借助历史的深沉艺术画面和对未来的凝重的思考，探究宇宙安宁与人类和睦的途径；他们或者对人与自然日趋紧张的关系焦虑不安，以独特的艺术形式昭示人类建立“天人合一”、与天地万物同流的生存环境，等等。

苏联具有“人类思维”的作家承传了19世纪俄国文学的人道主义传统，但又突破了俄国作家对在现实困境中国民争生存、国家求发展等问题的关注，他们瞭望人类世界，站在未来的门槛上，关注人性的复杂多样性，审视人类的现实行为，洞察人的灵魂世界，表现出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具有“人类思维”的苏联作家以清醒而深刻的现实理性去反思人类新的生存困境以及现代文明的负面效应，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出浓重的人道主义精神，这种人道主义呈现人类性与未来性的特征，我们称为人类人道主义。首先，作家们以人类人道主义批判人的精神道德堕落现象，着眼于探讨美与丑、善与恶这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精神道德问题，勾勒出世界的明天可能出现的严峻现象，唤起人们弘扬人道主义，探索一种能联结全人类的精神。如拉斯普京的中篇小说《火灾》、邦达列夫的长篇小说《人生舞台》等。其次，作家们还塑造了许多人类崇高道德的捍卫者、生命家园守望者形象：普罗米修斯、阿西亚（《普罗米修斯，别扔掉火种》）、叶季盖（《一日长于百年》）、扎鲍洛特内（《你的霞光》）、阿夫季（《断头台》）、鲍恰纳·拉米什维里（《永恒的规律》）、索鲍列夫（《献给未来的世纪》）……这类形象为真善美在人世间的永存而不屈不挠，他们是人类人道主义者的典型形象。如果说19世纪俄国作家的是非观、善恶观还受到国家、民族观念和阶级意识的支配，那么那些关心人类命运、具有新思维的苏联作家试图超越传统的民族精神文化，人类人道主义使他们的作品超越时空，获得世界性的意义和价值。

19世纪俄国文学的哲理化倾向影响着当代苏联文学的潮流，一大批具有“人类思维”的作家以宽阔的胸怀、宏广的视野向哲理思考的层次迈进，他们创作的文学可谓是关于人类存在问题思考的文学，作家们力图探索人的存在的永恒问题。首先，具有“人类思维”的苏联作家们对人类世界存在的种种问题进行理性化思索，从而强调指出人类世界拯救文明争取和平的重要性。邦达列夫的三部曲《岸》、《选择》和《人生舞台》是形象与智性完美融合的作品，作者通过典型形象的思考、反省、追求和奋进来探索一系列哲理思想。叶甫图申科是一个用心灵与世界对话的诗人，在《浆果处处》中以先进的外星人的视觉审视地球人的不幸的生存境遇，作者认为，地球人能走向自我完善的境地，但须经过漫长痛苦的道路。艾特玛托夫在《花狗崖》中通过尼福赫族人感人至深的爱和朴素的生死抉择，揭示了人类发展的自然规律，人类天然的、永恒的爱是人类繁衍发展的基础。其次，作家们对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进行理性思考。索洛乌欣是关注人与自然的抒情歌手，他在《手拿鲜花的人》（1962）、《生活在大地上的人》（1963）等诗歌中以清新的笔调将大自然的美好展现在读者面前，唤起人们对自然的热爱与保护。特罗耶波利斯基的中篇小说《白比姆黑耳朵》（1971）、阿斯塔菲耶夫的系列小说《鱼王》、艾特玛托夫的长篇小说《断头台》等是人与自然关系深沉思考的典型作品。当代苏联作家在揭示人与自然的危机关系时，启迪人们：保护自然、保护地球，就是保护人类自身。

苏联具有“人类思维”倾向的文学是在传统的民族精神文化的土壤上形成发展的，苏联作家应人类历史发展的要求，创造性地继承发展先辈所开创的精神文化传统，从对人类社会问题探索的广泛性和深刻性方面看，他们超越了前辈。在对苏联当代具有“人类思维”倾向文学之渊源的探索中，我们清晰地认识到，一种伟大的民族精神文化对其文学的发展在过去、现在以至将来都有着特殊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