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的意义
任何科学研究都必须以已有的研究成果为基础或出发点，笔者也不例外。1979年以后，对梁启超新史学本身的研究已有较充分的展开，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学术参照和基础，且为本选题的确立具有认识意义上的启示。客观地说，现有的研究并不足以形成对梁启超新史学的整体认识和全面把握，还应看到在梁启超新史学研究中还存在着明显的问题和不足，而这些问题和不足给我提供了研究的空间。从主观上说，我是带着自觉的“创新”意识，本着省思其学术方法、昭示当代学人的目的来进行研究的，所以将课题名称定为“当代解读”。
(一)尽可能全面客观地认识梁启超新史学
笔者在充分吸收自梁启超辞世至今70多年来海内外学术界有关梁启超新史学研究及相关学科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本着“详人所略，略人所详”的原则对梁启超新史学作一全面的、系统的梳理，将梁启超新史学视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对过去学者已经作了较多研究且有定论的问题，一般从略，对那些尚未注意到的情况和问题，则力求做一些新的探索。
梁启超新史学有一个明显的发展过程，前期与后期明显不同。如果不进行系统地考察，只作片段研究，对梁启超新史学就很难达到一种全面而准确的认识。系统阅读梁启超一生所发表的史学著作，追踪其史学思想发展的经过，然后把他各个阶段的史学思想放入各时期社会发展的总过程中来评析，再把这些变化和特点放进他所处的历史背景中去研究其史学思想所发生的社会历史原因和所产生的历史效果，才能对梁启超新史学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有深刻的揭示。
对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发展作出纵横两方面的系统考察是本课题宗旨之一。纵者，对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渊源、前后期发展轨迹作系统梳理;横者，主要考察梁启超所受日本新学理的影响，及晚年如何直接接受西学的影响。学术界对此问题有所认识，但还没有形成比较系统的看法。如中国台湾学者张朋园说:“历史学家对梁启超的研究显然不足，数十年来称得上有所认识的著作，屈指可数。为什么没有较多的学者投入，原因固然不很简单，恐怕还是梁启超的思想渊源没有得到深入的分析。”特别是梁启超新史学所受东学的影响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说明。狭间直树主编的《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虽然探讨了梁启超在日本的渊源，但对梁启超新史学观念的转变与日本的关系，付之阙如。郑匡民著《梁启超启蒙思想的日本背景》也存有同样的问题，探讨了梁启超与福泽谕吉的启蒙思想关系，在史学思想方面仍是未加探讨。蒋俊、尚小明注意到了梁启超《新史学》与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的关系，但梁启超新史学所受日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此研究的忽略，就不能说清梁启超新史学的日本背景。欧游后，他的史学思想又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梁启超一生学术探索所呈现出的变化，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中国史学近代化的特点，对这一特点的总结，对我们把握当前中国史学的演进趋势，有着非同寻常的价值。
梁启超新史学是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的主要动力和源泉，不对梁启超新史学作系统的梳理，不去揭示梁启超新史学产生、变化的根源，就不可能完整地揭示中国近代史学发展、演变的源泉和动力。所以本课题试图客观地从纵横两个方面再现梁启超新史学思想形成、发展的历史轨迹，探讨其基本内容和建构模式以及与社会转型的历史联系。
由于梁启超属于典型的过渡时代的知识分子，其身上兼有传统文人与现代文人两种特质，是一种双重人格。从传统文化的立场看，他已经背离传统文化对他的角色期望;从现代化的观点来看，他在心理素质和行为方式上又有许多传统的特点。作为传统史学的总结者和新史学的先知，梁启超的史学活动一直被两个时代误读和曲解。在全面系统探讨的基础上，对梁启超新史学作一恰当定位，也是本课题的宗旨和难点。
(二)省思学术方法 昭示当今学人
梁启超的史学方法论内涵十分丰富。比较系统的论述，如史料的搜集、整理和鉴别，史迹的论次，通史和各种专史的作法等内容见于《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二书，这两本书仍是今天史学工作者的案头书。另外，梁启超学术文化史研究的实绩，也给我们提供了丰厚的方法论资源，学界对此内容的探讨显然还远远不够。对梁启超学术视野、思路及其具体实践的分析，能够给当下的史学发展提供“范式”意义上的启示。
当前，史学中的跨学科研究是当代科学整体化的发展趋势在史学中的反映，它既包括现代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在史学中的运用，也包括史学以外其他社会人文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在史学中的运用。这种研究在台港地区称为“科际整合”。跨学科研究是当代西方史学研究的一个潮流，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史学界也出现了跨学科研究的趋势，而且越来越多的学者预言，21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的一个新趋势将是跨学科研究的流行。[49]
而“任公的眼光远大更是时下的史界庸人难以想象。早在八十年前，他已留心史学和其他科学的关系，经常援引社会科学理论与智识以解析史事，开今人‘科际整合门径’的先路”。[50]梁启超开放的跨学科的文化视野，体现在他的全部著作中，形成了广博的百科全书式的风范和气度。他在晚年对其跨学科思想作了进一步思考，即史学与其他学科的结合，导致历史学科丧失主体地位的问题。这些问题也正是当前学界的困惑。[51]
梁启超以近代学术观点为指导写下了大量论著，对中国近代学术文化起到奠基和开拓的作用，其学术文化史论中蕴藏着丰富的思想观念与方法论原则。以“学术史材料作方法论的文章”也是梁启超治学的重要特色，应引起我们的注意，以往学界对此探讨较少，笔者也将试作一分析。
(三)为理清和明确当代史学发展的理路提供参考
梁启超新史学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是西方史学与中国传统史学撞击和融会的过程。“近代中国‘两极相逢’，中西文化冲突是这个时代的突出内容。从一定程度上说，一部中国近代文化史，就是一部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冲突交汇的历史，就是传统文化在西方近代文化的冲击下和影响下向近代文化过渡转变的历史，也就是传统与西化相斥相纳的历史。”[52]吸收有价值的外来观念、方法，批判地继承传统史学的有益成分，并使二者有机地结合而形成新的体系，是梁启超新史学的特色。考察其前期与后期史学思想的演变轨迹，能够很好地说明这一特色。对这一特色进行精到的分析并总结经验，对于我们理清和明确当代史学发展的理路，是十分必要的。
史学是文化的缩影，一个时期的史学最能反映出一个时代的文化特点。以梁启超新史学为突破口，去探讨梁启超在过渡时代的演进中如何看待中西文化?如何重构中国文化?如何生成新的思维模式?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可为又一次跨在中西文化交汇或全球化思潮中的今人提供一点思考。在今天全球化、国际化的发展大势下，中国传统文化如何找到自己的当代定位及价值?如何防止不顾中国史学的民族特点而盲目引进不适用的外来理论等现象的出现?梁启超新史学的演进历程将会给我们很多的启迪。所以说研究梁启超新史学，目的在于一切都与现实息息相关。
通过清理梁启超新史学的思想遗产，反思百年来史学发展的脉络和得失，是当下史学发展的需要。
正如孟子所说“知人论世”，亦如吴其昌作《梁启超传》中所说:“我们要知道一个人全部的事业，了解他全部的心情，欣赏他全部的风度，认识他全部的学问，然后才能公正地评判他生平的价值。我们要做这个人的传记，必须暂时把我的神魂，钻入这个人的时代，并立于这个人的环境，透视了这个人的情绪、性格，然后能做亲切有味的描写，客观无私的综述。并且才可成功一部鲜活的信史。”[53]所以，笔者研究梁启超新史学也是本着历史主义的原则，用历史的方法循着梁启超新史学发展变化的轨迹，认真、全面地梳理史料。摆脱一些表面和偶然因素，从最能体现梁启超新史学本质和发展规律的因素入手进行研究，以抽象概括的理论形式客观地评价梁启超新史学，不是只注意梁启超的片言只语，而是在研究中详细地占有材料，将本质和非本质、主流和非主流的东西分清楚，然后下结论。具体论述时，既有宏观把握又有微观分析，即如梁启超所论，“一面做显微镜式的工作，不要忘了做飞机式的工作。一面做飞机式的工作，亦不要忘了做显微镜式的工作。实际上，单有鸟瞰，没有解剖，不能有圆满的结果。单有解剖，没有鸟瞰，亦不能有良好的途径。二者不可偏废”。[54]所以本课题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就是整体研究和重点分析相结合，在给予梁启超新史学以恰当定位的基础上，说明其对于今天的学科建设具有哪些启示作用。
[1]郑振铎:《梁任公先生》，载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72页。
[2]王森然:《梁启超先生评传》，载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第24—25页。
[3]梁漱溟:《纪念梁启超》，载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第259—262页。
[4]王介平:《论改良主义者梁启超》，《教学与研究》1956年第12卷。
[5]冯友兰:《梁启超底思想》，《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6]《四川大学学报》1959年第4期。
[7]李侃:《梁启超新史学思想试论》，《新建设》1963年第7期。
[8]《梁启超在政治上学术上和思想上的不同地位》，《学术月刊》1961年第6期;《梁启超后期的思想体系问题》，《文汇报》1961年3月31日;《论梁启超的旧传统思想体系》，《光明日报》1961年9月15日;《四论梁启超后期的思想体系问题》，《学术月刊》1961年第12期。
[9]陈旭麓:《辛亥革命后梁启超的思想》，《光明日报》1961年7月25日。
[10]陈旭麓:《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92页。
[11]师宁:《梁启超在近代中国史学史研究中的影响》，《学术研究》1962年第3期。
[12]沈大德、吴廷嘉:《梁启超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43页。
[13]《历史研究》1979年第7期。
[14]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34页。
[15]孟祥才:《梁启超传》，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耿云志、崔志海:《梁启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杨天宏:《新民之梦——梁启超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徐刚:《梁启超》，广东旅游出版社1996年版;吴廷嘉、沈大德:《梁启超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董四礼:《晚清巨人传——梁启超》，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版;李平、杨柏岭:《梁启超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陈其泰:《梁启超评传——笔底波澜石破惊天》，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王勋敏、申一辛:《梁启超传》，团结出版社1998年版;罗检秋:《新会梁启超:梁启超家族的文化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陈鹏鸣:《梁启超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
[16]陈其泰:《梁启超评传·前言》，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17]钟珍维、万发云:《梁启超思想研究》，海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董方奎编著:《梁启超与护国战争》，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宋仁主编:《梁启超政治法律思想研究》，学苑出版社1990年版;董方奎:《梁启超与立宪政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易新鼎:《梁启超和中国学术思想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刘邦富:《梁启超哲学思想新论》，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蒋广学:《梁启超和中国古代学术的终结》，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杨晓明:《梁启超文论的现代性阐释》，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
[18]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吴泽:《中国近代史学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胡逢祥、张文建:《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马金科、洪京陵编著:《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陈其泰:《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蒋俊:《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齐鲁书社1995年版;张岂之:《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19]《学术月刊》1986年第12期。
[20]《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2期。
[21]《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
[22]《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
[23]《梁启超历史研究的“客观研究法”》，《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24]《梁启超:史学比较方法的倡导与实践》，《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25]《安徽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26]《淮北煤炭师院学报》1994年第2期。
[27]《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2期。
[28]《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29]陈祖武:《梁启超对清代学术史研究的贡献》，载《清初学术思辨录》“附录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21页。
[30]《文史知识》1986年第2期。
[31]《古典文学知识》2003年第2期。
[32]《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
[33]竺柏松:《梁启超的中国史学史理论评介——兼谈目前中国史学史研究中的问题》，《江汉论坛》1982年第2期;周文玖:《梁启超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开拓性贡献》，《求是学刊》2002年第4期。
[34]蒋俊:《梁启超早期史学思想与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文史哲》1993年第5期;尚小明:《论浮田和民〈史学通论〉与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关系》，《史学月刊》2003年第5期。
[35]邬国义:《梁启超新史学思想探源》，《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李孝迁:《梁启超早年新史学思想考源》，《史学月刊》2007年第3期。
[36]江湄:《“新史学”之“新”义——梁启超“人群进化之因果”观中的佛、儒思想因素》，《史学月刊》2008年第4期。
[37]刘新成主编:《历史学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汪荣祖:《论梁启超史学的前后期》，《文史哲》2004年第1期。
[38]参见李平《梁启超晚年史学思想简析》，《安徽师大学报》1998年第2期;任幸芳:《论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变与不变》，《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张越:《梁启超后期史学思想的变化》，《河北学刊》2001年第6期。
[39]晋荣东:《李凯尔特与梁启超史学理论的转型》，《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40]《史学史研究》1983年第1期。
[41]《南开学报》1996年第5期。
[42]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12页。
[43]［韩］李润和:《中韩近代史学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页。
[44]杜维运:《梁著〈中国历史研究法〉探原》，载《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1年版，第339页。
[45]黄克武:《梁启超与康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8年第30期。
[46]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1、22—23、36页。
[47]黄进兴:《中国近代史学的双重危机:试论“新史学”的诞生及其所面临的困境》，《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香港中文大学)1997年第6期。
[48]《文史哲》2004年第1期。
[49]王学典:《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6页。
[50]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第5页。
[51]如杨念群在“纪念梁启超《新史学》发表一百周年”讨论会上谈及历史学的定位时说:“我的感觉是历史学在这几天的讨论中似乎消失了，我原先以为不同学科的进入会使历史学这具骨架上的血肉更加丰满，没想到最后好像被其他学科吃的连骨头也没有了。历史学自身的特性何在似乎遭遇了更为严峻的挑战。”见杨念群等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83页。
[52]陈旭麓:《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85页。
[53]吴其昌:《梁启超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54]《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载《梁启超全集》第八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7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