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 文献的检讨
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梁启超新史学占据着异常重要的地位。作为开启了中国史学发展新时代的领军人物，他在史学理论的研究和史学方法的创新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提出了许多值得后人深思的命题，为后世留下许多值得借鉴的理论遗产。
鉴于梁启超的巨大影响，自1929年他去世至今，海内外学者从未停止过对他的研究。所以研究这个课题，首先遇到的困难是要研读数量庞大的各种类型的文献史料。主要包括四类:一是海内外学者研究梁启超的论著与资料;二是梁启超本人的史学论著，梁启超治学，虽以“百科全书式”称闻于世，但究其根基，实植于史学;三是要读一些梁启超读过的相关著作;四是还要读与梁启超同时代的国内学人的相关著述，以及差不多与之同时的国外学者的“新史学”论著。
现对海内外学者研究梁启超新史学的成果作一梳理，由于大陆与海外(包括港台地区)的研究并不是同步的，所以分别予以总结。
(一)大陆学者的研究
大陆对梁启超新史学的研究可分为明显的三个阶段:一是1929—1949年，二是1949—1979年，三是1979年至今。
1.1929—1949年。在这二十年间，主要有两类文章:一是梁启超的生前好友及学生写了一些纪念性质的文章，这些纪念性文章对梁启超的学术思想渊源、提倡新史学和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整理中国学术遗产等有很多中肯评价;二是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从现实斗争的需要出发所撰写的论著，这一类对梁启超的批判较多。
1929年初，梁启超去世后，对他的学术研究和评论就开始出现，其生前好友及学生撰写了纪念文章，由于他们有的与梁启超知交颇深，有的是跟随梁启超多年的学生，对梁启超的学品和人品都比较了解，其感受更直接，对梁启超把握得较深刻;又加之这些撰写者大多是名家，有较高的水平，见解比较高超，眼光较敏锐，所以真知灼见颇多，如郑振铎的《梁任公先生》，素痴(张荫麟)的《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郑师许的《我国学者与政治生活》，缪凤林的《悼梁卓如先生》以及张其昀的《悼梁任公先生》，等等。三四十年代也有学者对其学术活动进行研究，主要有克凡的《梁任公先生在我国近代史学上的贡献》，王采石的《梁启超之学术贡献》，王森然的《梁启超先生评传》，杨荣国的《梁启超的思想学术》等。现选择影响较大者作一评析。
郑振铎叙述了梁启超的生平与贡献，指出了他六个方面的成绩，其中第五方面即是“对于历史著作的努力”，同时还指出“梁启超的事业，除了政论家外，始终是一位历史家”。[1]
张荫麟把梁启超一生的活动分为四个时期，指出每一个时期各有特殊之贡献与影响。其中第四期即为欧游归后，是专力治史时期。
吴其昌作为梁启超的弟子，于1944年著有《梁启超传》，由胜利出版社出版。此书作为较早问世的梁启超传记，对梁启超的思想和政治活动的脉络有所梳理，对于时代背景交代尤详，有其参考价值。但因作者去世，此书为未完成著作。该书现存三章，由夏晓虹重新整理，于2004年再版，分别题为“一世纪来中国之命运”、“亡国景象与维新初潮”以及“维新的失败与革命的成功”，明显体现出将1898年之前的中国近代史与传主个人史相绾合的立意。王森然在其《梁启超先生评传》里，称梁启超为“绝代之文宗良师”、“当时全国学术界之灵魂”。[2]
梁漱溟的《纪念梁启超》一文，把梁启超与蔡元培相较，说其最伟大之贡献同在思想学术界，特别是同一引进新思潮，冲破旧罗网，推动了整个国家大局。指出梁启超在学术上“感应敏捷，而能发皇于外，传达后人。他对于各种不同的思想学术极能吸收，最善发挥，但缺乏含蓄深厚之致，因而亦不能绵而久远”。并总结说:“任公一生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独在他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撼动全国人心，达到历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转变。”[3]
以上所述多属于纪念性的文章，从梁启超所取得的成就着眼，对其褒扬较多。
这一时期，也有一些研究性的文章集中在其政治思想方面。如30年代郭湛波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里设专章分析了梁启超的思想，认为其“新民说”的主旨是要建设新道德——公德，即人民要有自尊心、合群的思想及毅力。
解放战争期间，为了配合当时形势的需要，吴泽在1948年出版《康有为与梁启超》一书。吴泽写作此书的目的是借批康、梁的改良主义思想论证改良主义在中国必败的命运，因此，书中重点论述了梁启超的政治活动，对于他的学术思想很少提及，所以对他的评价较低，基本是全盘否定。
2.1949—1979年。这一时期由于受政治环境的影响，对梁启超的评价进一步集中在政治思想方面，主要关注革命与改良，以及对待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态度。梁启超成为众所周知的反面人物，被称为“资产阶级的保皇派”，成为批判的对象。一些文章除了承认梁启超在戊戌时期的思想启蒙作用外，基本上持全盘否定态度。[4]还有一些学者提出:梁启超是资产阶级化的地主阶级代表，他在戊戌时代提出的变法主张有进步作用，也有反动性的一面;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所提出的“新民”思想，前半部分歌颂资产阶级思想，在当时有进步作用，后半部分反对革命，放弃立宪，日趋反动。[5]在这种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下，史学界对梁启超的研究趋于冷寂，探讨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文章也大多以否定为主，如《批判梁启超的反动史学观点和方法》[6]，对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阶级属性作了前所未有的深刻揭露。有的文章甚至在某些方面曲解了梁启超的史学思想。[7]
但在这种潮流下，也有清醒的学者如陈旭麓、蔡尚思、师宁等，对梁启超能有分析地介绍，有过一些中肯的评价，尽管仍然带有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印记。
蔡尚思撰写了四篇文章来探讨梁启超的思想体系。[8]他能够辩证地看待问题，他从梁启超的主导思想来划分时期，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以1915年《新青年》出世、新文化运动与东西文化问题大争论开始以前为第一时期，从此以后为第二时期。认为梁启超在学术上的地位，正和他在政治上思想上的地位相反:他在政治思想上的地位与作用，是后期不如前期;而他在学术上的地位，则前期不如后期。肯定了梁启超前期在政治上的进步地位。在批判其后期的“反动政治思想”的同时，蔡尚思也肯定了梁启超在史学、文学等方面的学术地位，是“清末头一个‘新史学家’”。
陈旭麓于1961年在《光明日报》上连连发文论述梁启超的思想，在当时的形势下，他也能比较辩证地评价梁启超。指出梁启超变幻的表象虽多，却存在一个不变的实质，那就是他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体系。“作为学问家的梁启超，也只是在史学方面有点成绩，特别是为中国资产阶级的史学建立了一个体系。”[9]到了新时期以后，陈旭麓对此进行反思，曾交代其文的写作背景:“记得当年的一次讨论会上，我说梁启超思想变化的表征很多，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他的改良主义思想体系。有的同志不同意这个看法，认为戊戌政变后的梁启超已无改良主义思想之可言，只是全然的反动。因此，我连日撰写此论。由于当时的思想和认识，语多苛求，辩证思维较少，对梁启超在文化思想上的贡献也未能给予应有的评价。”[10]这段话比较真切地反映了当时的学术氛围。
还有师宁撰文指出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中的贡献是超越前人的。[11]
但总的说来，这一时期对梁启超新史学的评价不公，“在这种背景下，梁启超研究的主色调更形黯淡，不仅其政治立场、思想学说受到了猛烈批判，其人品和人格也遭株连。……对这样一个人物，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学术活动及其伟大贡献，难免湮没在时代环境中”。[12]
3.1979年至今。这一时期，随着改革开放后思想解放的逐步深入，国内学术界对梁启超的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面貌。对梁启超的评价突破了原来的是非框架，研究领域也得以拓展，从过去主要着眼于政治思想领域而扩展到学术文化思想领域。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发展，对梁启超“不中不西”的学术也出现了研究热点。
率先对梁启超思想研究作出突破的是李泽厚《梁启超与王国维思想简论》[13]一文，该文在历史的转折时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作者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之所以将梁启超作为否定人物来对待和论述，是因为梁启超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保皇党，辛亥以后也一直站在反动派方面。但作者认为这只说明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先进人物有许多应该批判的唯心思想，落后者也可以在某些方面作出重要贡献。因此，科学地评价历史人物，就应不止是批判他的唯心主义或政治思想了事，而应该根据他在历史上所作的贡献，所起的客观作用和影响来全面衡量，给以准确的符合实际的地位。”所以作者从这个角度和标准着眼，认为梁启超是应该肯定的人物，他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所起的客观作用和影响，其主要方面是积极的。文章从三个方面评价了梁启超:一是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应予肯定的人物，功大于过;二是梁启超广泛宣传了资本主义人生观、历史观、文艺观，起了反封建的进步作用，是影响最大的中国资产阶级启蒙宣传家;三是梁启超是中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主要代表之一。李泽厚肯定了梁启超在史学领域的重大贡献，称他“是最早在中国用资产阶级史学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的人”，认为他的史学观在当时是进步的，并将之与启蒙工作联系起来，“这是与以帝王将相为历史主体的旧史学不相同的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史学观，它在当时是进步的。它的进步正在于它是当时整个启蒙思想与传统封建思想意识对立斗争的一个方面和一种表现”，“梁启超在本世纪(20世纪)初提出了与旧史学相对抗的资产阶级史学观，也属于启蒙范围”。[14]李泽厚发思想解放之先声，在当时国内的学术界别开生面。
自此以后，梁启超研究出现了一个小的高潮，作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研究梁启超的专著不下数十部。与本课题有关的专著，依其内容侧重之不同，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梁启超的传记与评传，另一类是论述梁启超学术思想方面的专著。另外，有关梁启超研究的论文不下400篇，其中有关其史学思想和史学实践的近百篇。
可以说，这些论著对梁启超的评价有了突破性的进展，由过去基本的全盘否定而趋向于基本肯定。以下作一分析。
(1)有关梁启超研究的传记与评传比较全面、客观地研究了梁启超的生平、政治和学术。
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关梁启超的传记和评传陆续出版。据笔者所统计，不下十几种。[15]
1980年11月，北京出版社出版了孟祥才著《梁启超传》一书。该书是第一部较为完整地研究梁启超的传记，是新时期重新评价梁启超的可贵尝试。但在具体的论述中，作者由于受政治大环境的影响，依然带有浓重的左倾色彩，表现出过渡性特征。但此书对新时期的梁启超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李喜所、元青合著的《梁启超传》，分20章来论述，篇幅较大，以政治活动为经，以政治思想为纬，较好地反映了作为政治活动家和思想家的梁启超的全貌。
上述两本传记主要着眼点是从政治方面来研究梁启超。吴廷嘉、沈大德合著的《梁启超评传》、陈其泰《梁启超评传》与陈鹏鸣《梁启超学术思想评传》则主要从学术思想方面为其立传。
陈其泰《梁启超评传》所着重的是对梁启超新史学成就的论述，是第一部着眼于梁启超新史学家身份为其作传的著作，并称梁启超“以丰富的著述，代表了传统史学的终结和近代史学的开端”。作者把梁启超一生的活动分为四个时期:1895—1903年，是梁启超投身于变法运动和进行启蒙宣传的辉煌时期;1903—1914年，是梁启超一生中比较暗淡的11年，他先是以改良派代表人物的身份，与革命派展开论战，违背历史潮流，后又与袁世凯关系密切;1915—1917年，梁启超在政治活动上再度有出色的表现，他组织护国运动，并作为这场保卫共和政体的正义战争的最高指挥者而名垂青史;1918年以后，是梁启超专心著述的10年。作者认为，从对历史发展的影响来说，梁启超一生中的戊戌前后十年和晚年从事著述最值得关注。所以，对梁启超的历史地位的定位，也应该从这两方面来看，他既是近代维新派的领袖人物，又是一位启蒙思想家和近代学术文化的开拓者。此书的论述重点也着眼于梁启超爱国的思想和行动、思想启蒙的贡献，并认为，这些是梁启超在史学上取得超越前人成就的重要原因。此书的研究方法“是把梁启超的史学成就分为前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和后期(晚期著述)两个阶段，以求更清晰地显示他思想和学术演进的脉络;以分析代表性论著为主，并与其他成果结合论述，力求揭示他作为杰出史家具有深刻意义的贡献，以避免东抓西抓，据表相立论”。[16]书中对梁启超代表性史学论著皆有精到的分析，诸如“《新史学》的划时代的意义”、“《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非凡气势”、“论清学史的两部名著”、“多层面、多格调的先秦史研究”、“文化史开山之作”、“文献学领域的非凡建树”等等，全面、深入、客观地评价了梁启超的系列史学著述。最后，作者总结贯穿梁启超前后期史学论著的共同点为:一是站在时代高度，对传统史学作了总结，大力发扬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二是大力吸收西方近代进步的学术思想，构建了近代史学的理论体系，初步规划了近代史学的蓝图;三是恢弘渊博，涉及广泛的领域且成绩卓著。作者特别指出:弘扬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与吸收西方进步文化相交汇，才形成了梁启超新史学这一新的高峰。此书对本课题研究启发颇多。
(2)有关梁启超学术思想方面的研究专著[17]涉及各个学科领域，使梁启超研究的范围得到了较大的扩展，研究梁启超在多个学术领域里的贡献是对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研究在不同侧面的补充和丰富。
钟珍维、万发云著《梁启超思想研究》出版年代较早，是对梁启超思想的全面研究。作者首先考察了梁启超思想的社会基础和理论渊源，然后依次剖析了他的政治、经济、史学、哲学、法制、教育、科技、新闻和文学思想。这部专著涉及面很广，大体反映了梁启超思想的全貌。但很多观点留有时代烙印，如批评梁启超不懂得历史唯物论等。
蒋广学著《梁启超和中国古代学术的终结》，打通文、史、哲的壁垒，合各学科而治之，对梁启超的中国学术观作出历史的价值判断和时代的价值判断。其第十章“以佛治史心归于佛——评梁启超的史学观”，不是一般的谈论梁启超新史学成就，而是紧紧围绕着梁启超对史学与佛学、儒学关系的阐明，讨论他的史学观问题。
此外，各种研究中国史学史的专著[18]，对梁启超的史学思想也有所探讨，在此不再一一论列。
(3)有关梁启超新史学研究的论文涉及了梁启超的历史观和史学观、史学理论体系等多个方面，以及梁启超在学术史、历史文献学、人物传记等各种专史领域里的撰述和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梁启超的史学观与历史观。以梁启超的史学观与历史观为论题的论文颇多，据不完全统计在15篇以上，但低水平重复较多。对梁启超历史观、史学观的评价可以说是众说纷纭。因为他多次论及地理环境对学术思想及人物个性的影响，所以有人称他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者;又因为他曾明确提出人类的历史是不断进化的历史，也有人称他是进化史观论者;也有人说他是英雄史观论者，等等，不一而足。
梁启超的史学理论体系。代表性的论文有胡逢祥的《梁启超的史学理论体系新探》[19]和陈其泰的《梁启超在构建史学理论体系上的贡献》。[20]胡逢祥从理论渊源、内部结构、体系特点三个方面探讨了梁启超新史学的理论体系。陈其泰认为梁启超的史学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关于史学的目的、范围和旧史的改造;二、历史的因果和动力;三、史学方法论——史料搜集与鉴别;四、史家修养;五、专史的做法。全面评论了梁启超新史学理论体系。另外，晋荣东撰有《李凯尔特与梁启超新史学理论的转型》，对梁启超新史学理论体系所受李凯尔特的影响作了深入的分析;陈国庆的《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创新》对梁启超新史学理论体系也作了一定的探讨。王健的《梁启超新史学认识论之探析》[21]和言文的《梁启超的史学方法论》[22]则对梁启超的史学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体系进行了探讨。刘晓华则撰文指出，客观研究法是梁启超历史研究法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23]比较史学方法曾为梁启超大力提倡和实践，王秀青撰文指出，梁启超极力倡导史学比较方法，多次阐述比较研究法的内涵与功用问题，促进了近代这一富有新意的史学研究法的成型和近代史学理论的发展。[24]
梁启超的历史文献学思想。梁启超的文献学思想主要集中在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诸书中。对之进行探讨的专篇论文有:吴春梅《略论梁启超的历史文献学思想》[25]、张永瑾《论梁启超在文献学上的贡献》[26]和李廷勇《传统与现代的交融:梁启超古籍辨伪成就述论》。[27]这些文章从目录学、辨伪学等方面论述了梁启超的文献学思想与特色。
梁启超的学术史研究。对梁启超的学术史贡献，研究者集中地对梁启超几部代表性学术史名著作了评价，如陈其泰的《20世纪初期梁启超对中国学术思想演进的宏观考察》[28]、陈祖武的《梁启超对清代学术史的贡献》[29]、瞿林东的《概述清代学术的力作——读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30]、朱恒夫的《学术研究的指路明灯:读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31]等。陈其泰在文中总结了《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三项学术特色与价值:一是破天荒地第一次将西方进化论学说引入中国学术思想界，将数千年学术思想划分为胚胎时代、全盛时代、儒学统一时代等七个时期，宏观地论述了不同时期的内涵、特征和推演变化之因果关系。二是视野开阔，有全新的视角。三是强调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性。陈其泰文称《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为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的撰述开辟了道路，是中国学术思想研究走向近代化的拓荒之作和奠基之作。陈祖武则分析了梁启超对清代学术史研究独具一格的特色，肯定了梁启超因大胆探索而取得的创获，也总结了梁启超因粗疏失误而留下的教训，中肯地评价了梁启超对清代学术史研究的贡献。陈其泰在《梁启超先秦思想史研究的近代学术特色》[32]一文中，指出梁启超对先秦思想史领域的研究，在观察的视野、研究内容和方法上都明显体现出近代学术的特色，梁不是局限于先秦学术思想本身立论，而是贯串了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的眼光。瞿林东则介绍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内容及撰述方法上的技巧等，称之为“了解清代学术不可不读的书”。另，对梁启超在史学史理论和方法研究中的地位和贡献，也有不少学者撰文给予充分肯定[33]。
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渊源与多变。对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渊源，蒋俊与尚晓明主要探讨了梁启超早期新史学思想对日本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的吸收。[34]邬国义与李孝迁则通过具体的文本比勘，指出梁启超早期新史学思想渊源的多元性，并不是仅受浮田和民一人所影响。[35]另外，还有学者通过比勘梁启超同时期所著相关文字，指出梁启超“人群进化之因果”论中有着佛教“因果业报”观念与儒家历史意识。[36]不可否认，梁启超新史学中有着很强的佛、儒因素，但作者仅从同时期的文字中寻找其痕迹，略显牵强，因为在1902年前后，梁启超在日撰写的很多文字，旨在介绍新知，并不一定表明都已内化为他个人的思想，寻找其新史学思想的渊源还应从其思想本身来寻绎。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前后变化，引起的议论较多，有学者认为后期是一种倒退，有的学者则认为是对其前期史学的进一步发展。[37]但学者们一般认为，梁启超晚年史学思想在对旧史学的批评态度上、对历史进化和因果支配问题的认识上与早年史学思想相比有所变化。[38]至于变化的原因，则有学者归结为梁启超对“新康德主义”的接受。[39]其实，导致梁启超新史学变化的因素很多，呈现多元化的倾向，这是需要我们认真探讨的。
梁启超与中国史学近代化。白寿彝在《谈谈近代中国的史学》[40]一文中，既肯定了梁启超的史学贡献，又指出了他在学风上浅尝多变、并往往改向后退的特点。陈其泰在《梁启超与中国史学近代化》[41]一文中，从梁启超个人学识与时代需求方面分析其揭橥“新史学”旗帜的历史机遇，并详细阐述了梁启超对近代史学的奠基之功以及在广泛学术领域的出色建树，特别赞扬梁启超晚年为史学近代化作出的巨大贡献。
(二)海外学者(包括港台地区)的研究
梁启超去世后不久，便引起了海外学者的关注。美国1929年4月出版的《史学界消息》发表文章，介绍梁启超的生平与学术，赞誉他“以非凡的精神活力和自成一格的文风，赢得全中国知识界的领袖头衔，并保留它一直到去世”。[42]此后，有关梁启超的研究论著不断出现。
比较而言，当大陆研究受政治环境影响时，海外的研究氛围较为宽松，他们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思想层面的探讨上。
美国学者勒文森(Joseph R.Levenson)的《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是海外研究梁启超最早的一本专著。该书1953年由哈佛大学出版，中译本1986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探讨了梁启超的思想发展历程。作者提出的一个问题是:面对古今中外的思想和文化，梁启超是如何选择的?他遇到了什么样的困惑?他又是怎么样解决这些困惑的?作者对文化主义和国家主义思想与梁启超中西文化观之间关系进行分析，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有助于我们认识梁启超文化思想的变化。
1964年，中国台湾学者张朋园著《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出版，此书分析了梁启超在清末18年间的行谊，由求变的思想以至于与革命运动的合离，并在合离的运动中检讨其对于清季革命的影响及得失。对于我们分析梁启超新史学思想多变之因有重要参考价值。
1971年，美国学者张灏的《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一书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中译本1993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截取1890—1907年的梁启超作为研究对象，认为这十七年是中国思想文化发生转型的一个关键时期，而梁启超则是这一过渡时期的一个代表性人物。作者通过对梁启超思想发展变化的探索，考察了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的变迁。此书对于本课题研究的启发是:作者对中国文化遗产的复杂性有着理智上的明确认知，正确指出梁启超不是一个激进的文化革命论者。
1972年，美国学者黄宗智的《梁启超与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一书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指出:梁启超的自由主义乃是根据他个人的偏好，对于儒家思想、日本明治维新思想以及西方思想重新解释后形成的一种混合思想，既不是全部否定儒家传统，也不是单纯崇尚西方价值与思想，而是一方面从广大西方思想与明治维新思想中，撷取他心仪的主张，另一方面又根据他自己的想法，重新去解释大部分儒家思想。
1994年，中国台湾学者黄克武的《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一书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该书以《新民说》为基本史料分析梁启超在清末的思想变迁与意义，论说了梁启超调适思想的渊源与特色，尤其是他的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关系。
韩国学者李润和在论及梁启超新史学的贡献时，把梁启超与韩国史学家申采浩相比较，指出二人在中韩两国近代史学成立过程中，都是扮演决定性角色的人物。而且，梁启超对申采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若说梁启超的史学方法论是以乾嘉考证学为基础，同时受西洋史学方法论的影响而形成的话，申采浩的史学方法论则只是在梁启超的影响下而形成的。”[43]
梁启超自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流亡日本十四年，梁启超主要通过日本渠道接受西方思想，这一点为日本学术界格外关注。1993—1996年，日本学者狭间直树主持了“梁启超研究——以日本为媒介对近代西方的认识”研究班，后在2001年出版了《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一书，共收录13篇文章。狭间直树认为，“与其说是梁启超以自己的方式主动摄取明治时期形成的日本文化，倒不如说是明治时代的日本‘培养’了梁启超”。此书旨在“研究在输入西方近代文明重新塑造中国传统文明的过程之中梁启超所发挥的作用”。虽未直接谈及梁启超新史学，但为了解梁启超新史学思想来源提供了参考。
1998年9月，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主办了“日本在中国接受西方近代思想中的作用——梁启超个案国际研讨会”。会上对梁启超在接受和传播西学过程中所打上的日本烙印作了比较深入细致的探讨，但对梁启超新史学所受影响涉及不多。
就单篇论文而言，港台地区学者观察问题的方法较为新颖，提出了许多研究梁启超新史学的新视角。
对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源头，他们颇有新见。杜维运在《梁著〈中国历史研究法〉探原》一文中，把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与朗格诺瓦、瑟诺多斯的《史学原论》相比较，得出“梁启超突破性的见解，其原大半出于朗、瑟二氏”。但他又肯定了梁启超综合中西史学的卓越能力:“他不是以西方理论配合中国事例以谈史学方法，而是将中西史学方法作了极和谐的综合。所以他不是稗贩，不是笼统的将西方史学方法移植过来。”[44]此种观点与日本史学家颇相类似，早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出版之后的1923年，日本史学家桑原骘藏就在《支那学》上发表《读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文，桑原氏甚为肯定梁著的学术价值，深信此书对中国史学的革新定起作用。同时也指出，凡熟读德人伯伦汉(Ernst Bernheim，1850—1922)《史学入门》或日人坪井博士《史学研究法》等书的人，此书便无参考的必要。但他也明确指出:梁启超书中所旁征博引的中国史例，为他书所无，因此凡是专攻中国史的学者均应多加重视，对于全书的整体评价较高。中国台湾学者黄克武认为，梁启超以日本为中介接受新知的过程并不表现为单一形态，而是有各种不同的类型，其中一种形态是译介与吸收新知的比例较重，批判与发挥的比例较轻;另一种形态则是一方面透过译介日籍传播新知，另一方面又尝试将新知整合到其原有的思想脉络之中，并以梁氏自己设定的标准来评估西方理论。他在文中也分析了梁启超在吸收西方学理时的自我检择。[45]
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以“存真史、现活态、为生人”为标题高度评价了梁启超的史学贡献。至于梁的“多变”与“不变”，书中说:梁任公的史学“三十年至少有三大变。从《新史学》到《欧洲战役史论》一变;《中国历史研究法》又一变;直到《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杀青，才算有了‘晚年定论’”。又说:“任公的新历史学说固以流转不居而称著，然则并非所有要旨皆因时而易，其中一成不变的义例亦复不少，最彰显而又绝不容忽略的，至少有五:(一)书事主存真;(二)治史尚整全;(三)取材求完备;(四)述史贵活动;(五)解析兼因缘。”[46]笔者甚为赞同此说。
由于梁启超《新史学》一文是催生近代史学的宣言，所以中国台湾学者黄进兴在《中国近代史学的双重危机:试论“新史学”的诞生及其所面临的困境》一文中，对梁启超新史学多有着墨，认为:“在转化中国史学的过程中，梁启超兼有启蒙者与开拓者的双重功劳，特别是藉着《中国历史研究法》，他适时且贴切地将西洋史学引进中国园地，从而带领中国史学步上近代史学的正轨。”[47]美国学者汪荣祖在《论梁启超新史学的前后期》[48]一文中认为，梁启超最早打出“新史学”的旗号，扮演了拓荒者的角色。梁在史学方面的贡献有二:一是把西方有关史学的概念与方法引介到中国;二是他以所知的西方史学为烛，照中国传统史学之幽，促使中国史学向现代转化。
综合以上研究状况来看，梁启超新史学长期受到学术界关注，并已取得多方面的学术成果，梁启超的一些代表性史学论著的价值开始被揭示出来。不过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在有关梁启超的出版物中，出现了传记和评传多，而专题学术研究著作少的现象。这些评传和传记由于求全倾向，涉及面宽，对其史学思想大多是泛泛而论，难以深入。
从宏观角度看，还没有出现一部全面反映梁启超新史学的学术性专著。有关梁启超新史学研究大多是单篇论文，或只是在专著某一章节中用不多的笔墨谈及，论述不够全面和系统，片段研究居多，整体考察梁启超新史学的成果还未见到。这种状况与梁启超新史学对整个近代史学的巨大影响相比，是很不相称的，也难以表现这样一位史学大家的风采。梁启超新史学的巨大影响，显然需要专题研究才能梳理清楚。
从微观角度看，对梁启超新史学的研究还存在着空白点。以往对梁启超新史学的研究多集中在他的几部史学名篇名著上，但实际上梁启超新史学思想博大精深，其政论、文论中也存有丰富的史学思想，为新史学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此外，对其史学方法论的探讨也存在着很多的阙漏，等等，对此研究的忽略，就会影响我们对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全面把握与理解。如果不系统地来解读梁启超，仅仅抓住他的片言只语来立论，实际是在“误读”梁启超的思想。
从纵向上看，很少有人把梁启超新史学放在整个20世纪中国史学的宏观背景下进行考察，尚未充分揭示梁启超突出的史学贡献及其在20世纪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
从横向上看，与同时期的胡适、陈寅恪等学者相比而言，学术界对梁启超新史学的研究也是不够的。梁启超与胡适同为过渡时代之人物，他们都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为时代的先行者，引领着时代前进的步伐，他们的功绩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但总体看来，学术界对梁启超的研究，要比胡适冷寂得多。对胡适的研究，已发表了数以千计的研究论文，出版专著百余部，传记数十种，而且很多专著颇有分量。如果把梁启超与陈寅恪相比，这种重视不够就更加明显了。在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近现代文化热中，陈寅恪等人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与之相比，梁启超的研究更显沉寂。诚然，对陈寅恪等人的重视，既因为他们学术成果丰硕，又由于他们与政治保持距离，以学术为本位，具有严谨的治学精神和学术品格。不过，要对20世纪的文化发展进行回顾，除有必要对陈寅恪等远离政治的学者进行研究外，更应对梁启超这种具有政治家、史学家等多重身份者进行深入研究，因为透过梁启超的思想更能把握住社会历史与文化发展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