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映照在梁启超新史学中的东学背景

探讨梁启超新史学的渊源，不能不关注“东学”对梁启超新史学的影响。[1]如杜维明所言:“现代中国历史学的发源地是在日本。”他认为梁启超和章炳麟皆受到日本文明史学的影响。[2]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到日本，开始了长达十四年(1898—1912)的流亡生活，他的一系列惊世骇俗的史学著述也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见附表二)。由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是在寻找即时救国的方法，而不是在撰写纯粹的学术著作，所以，除了一些介绍思想家的文章外，他很少交代他观点的来源或师承。因此，要想寻得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渊源，必须考察一下梁启超新史学的东学背景。[3]

当然，要探讨梁启超新史学的东学背景，必须具备很多条件。如要了解当时日本史学界的基本状况，那就需要读日本史家原著，但这些又是笔者所不能达到的。欣慰的是，最近两年，探讨梁启超在日本的论著颇多，只是他们的研究视角不同，很少有人从史学史的角度来观察。笔者是在精读这些前期成果的基础上，同时认真研读梁启超著作，试图对此问题作一探讨。

笔者拟从梁启超去日本前对日本的初步了解谈起，以及他到达日本时，日本思想学术界又是如何的状况，再去梳理一下当时的梁启超在日本所读所感，而这一切又是如何影响他的史学思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