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新史学的时代性
新史学思潮的出现，有着崭新的时代意义，是救亡意识高涨和启蒙思想发展两大社会变革潮流影响的结果。鸦片战争不仅是近代中国悲剧的开端，也是结束中国闭关自守、结束与西方世界隔绝状态的开端。从此，中国面临着两大历史课题:一是反抗侵略，维护自己国家和民族的生存权利;二是打破封闭，学习先进，追赶世界潮流，实现国家富强。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坚持不懈地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力图维护民族独立、改革社会弊端，先后发动了戊戌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从倡导“变法”、“维新”到宣传“民权”、“自由”、“平等”乃至“民主”、“共和”。通过办报纸，兴学堂，开学会，著书立说，输入西方近代社会政治和哲学理论，进行了一系列启蒙宣传。这些带有鲜明时代特色和近代意义的社会思想，即是当时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主要内容。新史学思潮的兴起，就是当时国内资产阶级文化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
1.寻求民族自立之道与“史界革命”
梁启超重视新史学的探讨，根本目标是为了激发爱国思想，提高民众掌握民族命运的责任感，争取国家的光明前途。在梁启超看来，史学作为最博大与最切要的学问，可以通过对历史的记述提供给人们一种了解和认识自己国家、民族发展由来的途径。基于对欧洲各国史学促进民族主义发达和文明进步的了解，他特别强调，在民族危机之时，应改革中国史学，使其功能得到充分的发挥，特别是他认为:“本国人于本国历史，则所以养国民精神，发扬其爱国心者。”[23]意即对前人历史的了解和认识可以使人们以史为鉴，历史上那些英雄人物的事迹也可激发人们的爱国心和民族自豪感。
我们知道，鸦片战争后，中西史学开始对话，传统史学开始有所调整以求贴近社会现实，新史学思想已处于酝酿阶段。甲午战争后，随着民族危机日益加重，社会政治变革方向日益显明，特别是对西方史学有了更多了解之后，“史界革命”就成为进步知识分子关心的头等大事，新史学唤起民族责任感和爱国心，以达救亡保种强国目的的旨趣自然也是显而易见的。作为变法维新的喉舌人物，梁启超在倡导“史界革命”时，把“新”史学的重要性提到了关乎国家民族命运的高度，认为“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
史学既然在唤起民众爱国心方面有如此重要的价值，对比中西史学，梁启超指出，“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固有者，惟史学”[24]，肯定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发达。但他又进一步指出，史学虽为中西方都有的一门学问，中西方史学的作用却大不相同。在中国“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虽尽读全史，而曾无有足以激励其爱国之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25]中国传统史学“外貌虽极发达，而不能如欧美各国民之实受其益也”。不能在塑造民族精神和爱国心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这意味着中国传统史学在近代是落伍的，因此必须革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梁启超大声呼吁:“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则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26]挽救民族危机的时代要求需要史学更好地发挥其社会功能，传统史学的发展已日益不能适应时代使命。梁启超指出，传统史学有“四弊”、“二病”和“三恶果”。所谓四弊是:“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故其产生“二病”:“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所以造成“三恶果”，即传统的史书“难读”、“难别择”，令人“无感触”。总而言之，传统史学是以帝王政治为中心，为朝廷、为个人服务的，与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无关，这样的史学很难使民众和国家从中受益。
他还进一步指出了传统史学所存在的治史观念方面的局限，而导致歪曲历史真相的问题，严厉地批驳了传统史家的“正统论”、“书法论”。梁启超认为宣扬“正统论”的实质是维护“君统”，与国家是全体国民所有的观念根本对立，是非常荒谬的，也与科学的真知绝不相容。被传统史家认为至关重要的“书法”问题，结果也是严重掩盖了历史的真实。梁启超认为，两千年来史家之书法，简直是处心积虑，为“霸者效死力”。“书法”之不足取，是因为史书要明民族与国家的兴衰，不应集中于一二人之责任。梁启超所表彰的“书法”，是以普鲁塔克和吉朋的撰述为榜样，决不在于褒贬用词，而是要做到“以悲壮淋漓之笔，写古人之性行事业”，要灌注进史家的热情，详论整个民族、整个时代的兴衰。
很多学者对梁启超对传统史学的评判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指出其中肯的一面，也指出了其过火与不理智的一面。[27]但我们“今天来看待这些批评，自然应采取分析的和辩证的观点和方法，对于批评中的片面性应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理解”。[28]的确，梁启超对传统史学的批判和反思，正是建立在其能否为救国救亡的社会现实服务的基点之上的。
“史界革命”是在救亡意识高涨的情况下提出的。在当时，动员一切力量来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成为关注国家命运的知识分子眼中第一要务，一向具有经世功能的史学，也应负起它从中国历史的源流方面，为人们提供唤起民族意识以增强民族责任感的重要职责，这也成为当时学人共识。如当时以章太炎与刘师培为代表的国粹派同样认为，史学的最大功用是阐扬民族主义，提高民族自尊心和促进民族的兴旺发达，故他们的史著，都把种族或氏族问题列为首位论述，体现了鲜明的民族主义的史学观。国粹派认为，史学的社会功能主要是藉以培养国民的爱国心。在他们看来，历史是最可贵的国粹，人与禽兽的区别就在于他具有历史的观念，因而能合群，进而建国家，辨种族，而失去历史的民族，是无根的民族，一盘散沙，不可能竞存于世界。如章太炎所说:“仆以为民族主义，为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不然，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也。”[29]黄节的《黄史》、邓实的《民史总序》、马叙伦的《古政通论》都把民族或氏族问题列为首位论述，这些史家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是时代风云撞击学术思想领域而刻下的烙印。
然而，中国史学如果仍沿着旧的发展轨迹进行下去的话，它就难以满足当时的需要，因此必须革新。倡言以史学激扬民族精神，是梁启超注重历史研究、改革传统史学以建立新史学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近代社会的这种需要恰好与旧史学的经世传统相契合。传统史学是经世的，但它是与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和文化相适应的。当时代潮流转变，传统史学如果不能随潮流而动，那么就将面临全面的危机。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国家和民族危亡的社会现实，需要通过各种途径来增强民族责任感和鼓舞爱国心，对于此项重任，史学责无旁贷，它应该让现实生活中的民众了解民族的历史渊源和事迹，以探求民族自立之道。“欲强吾国，则不可不博考各国民族所以自立之道，汇择其长者而取之，以补我之所未及。”[30]鸦片战争之后史家们虽然做过一些努力和尝试，如边疆史地、海外史地研究的兴起，但都是对传统史学所进行的局部调整，没有意识到传统史学在近代社会中所面临的并非是仅仅通过调整选题，扩展范围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需要从研究观念、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到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彻底变革才能解决的危机。
时代需要为史家提出了新的课题，谁来担此重任，则是由史家个人的情况来决定。学习西方的进步理论，当时正是发展本国史学的迫切要求，梁启超以独特的经历和他勇于接受新鲜事物的性格和理论兴趣，热心学习并且向国人大力传播西方近代理论，恰恰符合时代的这种需要。
2.历史进化论的传入
进化史观是梁启超新史学理论的核心内容。19世纪末西方近代进化论传入中国，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历史观念，从而引起了史家对于历史与史学的重新认识，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提出与西方近代进化论的影响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形形色色的西方思想中，最有影响的莫过于进化论。这首先得力于严复的大力介绍。严复(1854—1921)，曾被派往英国学习海军三年，同时热心研读哲学和各种社会思想学说。甲午战争爆发，严复眼见腐败的清皇朝被学习西方而骤强的日本打得惨败，更加引起了他对国家命运的深沉忧虑。1895年，他先后在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并着手翻译赫胥黎所著《天演论》一书。在这些论文和译作中，严复怀着“警世”的强烈愿望，系统地介绍了西方进化论思想。《原强》一文介绍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及生物进化论，将达尔文“天演之学”概括为“物竞”“天择”，阐发生存竞争、优胜劣败而形成进化发展的规律，同唤起人们对民族危亡形势的认识是紧密相连的。1898年，他所译述的《天演论》出版，系统地向国人介绍西方近代进化论。《天演论》系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所作，原名为《进化论与伦理学》，出版于1894年。严复着眼于中国国情，选择这本书及时地译述，不作原书直译，而采取意译、改写、插入议论和附有大段按语的方法，就原著某一内容或观点加以发挥，以达到“警世”的目的。他阐述进化发展是宇宙的普遍规律:小至草木虫鱼，大至天地日月，“一切民物之事，与大宇之内日局诸体，远至于不可计数之恒星，本之未始有始以前，极之莫终有终以往，乃无一焉非天之所演也”。[31]天地一切都在变化，只有“天演”的规律是永恒的。严复又接受了斯宾塞把生存竞争、自然淘汰的规律引到人类社会的观点，而抛弃其“任天为治”的观点，认为人类自远古以来，就是以竞争自存，优胜劣败，不断进步。人类只有适应环境，不断进化，产生新特性、新能力，才能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取胜。同时吸收和发挥赫胥黎所主张的人类不应任由物竞天择命运的摆布，人类应发挥力量加以干预的论点。这样，严复以达尔文进化论学说为基础，又经过自己的综合、创造，使他的理论主张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以激励处于危急关头的中国人“自强保种”为最大特色。他明确指出去旧即新、学习西方是当时变革图强的重要途径。此后，进化论学说在国内迅速传播，使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划时代的变化。
历史进化论的传入，不仅使中国人更清楚地认识到当时处境的危机，激起变法自强的决心，而且强烈地冲击了长期占据人们头脑的复古史观、循环史观和天命史观。顾颉刚在论及20世纪前半期史学的变化时，指出:“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化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这整个改变了国人对于历史的观念。如古史传说的怀疑，各种史实的新解释，都是史观革命的表演。”[32]他这里所说的新史观即是指进化史观。西方近代进化论的传入，改变了中国人对于历史的看法，从而引起了史学家对中国历史与史学的重新认识。
当时，梁启超迅速接受了进化论学说，这在他1896年撰写的《变法通议》中有所体现。在到达日本后，读了大量西书，使他对进化论思想作为一种历史观有深刻的体会。以此观照历史研究，他的进化论思想得以彰显，如在《中国史叙论》中，他把中国置于一定的时空中来考察中国社会的进化与地位。他说:“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统一，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烈之时代也。又中央集权之制度，日就完整，君主专制政体全盛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又君主专制政体渐就湮没，而数千年未经发达之国民立宪政体，将嬗代兴起之时代也。”[33]他对中国历史阶段的划分，从时间上看是为“上世”、“中世”、“近世”的发展顺序，空间上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的不同范围，就其所表达的思想内容上看，实则体现了他的“三世六别”的进化精神和原则。自此以后，他在1902年发表的《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略传》以及《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等文章中，进化论思想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梁启超认为，进化论帮助人们确立了进步的历史观念，改变了人们观察世界的视角，对一切旧的学说来说都是一次革新。“自达尔文种源说出世以来，全球思想界忽开一新天地，不徒有形科学为之一变而已，乃至史学、政治学、生计学、人群学、宗教学、伦理道德学，一切无不受其影响。斯宾塞起，更合万有于一炉而治之，取至殽至赜之现象，用一贯之理而组织为一系统之大学科。伟哉!近四十年来之天下，一进化论之天下也。唯物主义昌，而唯心主义屏息于一隅，科学(此指狭义之科学即中国所谓格致。)盛而宗教几不保其残喘，进化论实取数千年旧学之根柢而摧弃之、翻新之者也。”[34]“前人以为黄金世界在于昔日，而末世日以堕落。自达尔文出，然后知地球人类，乃至一切事物，皆循进化之公理，日赴于文明。”“凡人类智识所能见之现象，无一不可进化之大理贯通之。政治法制之变迁，进化也;宗教道德之发达，进化也;风俗习惯之移易，进化也;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35]以此眼光，观照史学领域，梁启超终于发出“新史学”的呼声，指出史家的根本任务是研究人类社会的进化及其“公理公例”。
在进化史观的指导下，他从三个层次对新史学的性质、内容重新加以界定，进行理论创造，指明新史学的路向:
一、“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他指出，宇宙间之现象有二种:一曰为循环之状者;二曰为进化之状者。天体的运行、四时之变迁之类为循环之状，凡学问属于此类的，谓之天然学。“就历史界以观察宇宙，则见其生长而不已，进步而不知所终，故其体为不完全，且其进步又非为一直线，或尺进而寸退，或大涨而小落，其象如一螺线。明此理者，可以知历史之真相矣。”进而他批评历史循环论者被历史发展过程中曲折发展之现象所迷惑，以进化为循环。“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此误会历史真相之言也。苟治乱相嬗无已时，则历史之象当为循环，与天然等，而历史学将不能成立。孟子此言盖为螺线之状所迷，则误以为圆状，未尝综观自有人类以来万数千年之大势，而察其真方向之所在，徒观一小时代之或进或退或涨或落，遂以为历史之实状如是云尔。”揭示了循环论者之症结所在。他慨叹“吾中国所以数千年无良史者，以其于进化之现象见之未明也”，认为良史必识进化之理。所以他首先把历史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研究进化之现象。
二、“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他指出，历史的进化是人群的进化，人群之间的相互竞争、合作，促进人类不断发展进步。“故欲求进化之迹，必于人群。使人人析而独立，则进化终不可期，而历史终不可起。盖人类进化云者，一群之进也，非一人之进也。”人类的进化是“藉群力之相接相较、相争相师、相摩相荡、相维相系、相传相嬗，而智慧进焉，而才力进焉，而道德进焉。进也者，人格之群，非寻常之个人也”。批评旧史家“往往视历史如人物传者然。夫人物之关系于历史固也，然所以关系者，亦谓其于一群有影响云尔。所重者在一群，非在一人也。而中国作史者，全反于此目的，动辄以立佳传为其人之光宠，驯至连篇累牍胪列无关世运之人之言论行事，使读者欲卧欲呕，虽尽数千卷，犹不能于本群之大势有所知焉，由不知史之界说限于群故也”。所以，他认为:“历史所当注意者，惟人群之事，苟其事不关系人群者，虽奇言异行，而必不足以入历史之范围也。”反复强调历史学应以“群”、“群体”、“人群进化”现象作为研究对象。
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他指出:“历史者，以过去的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吾辈食今日文明之福，是为对于古人已得之权利，而继续此文明，增长此文明，孳殖此文明，又对于后人而不可不尽之义务也。而史家所以尽此义务之道，即求得前此进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也。”[36]既然人类是不断进化发展的，那么史家的责任就是写出人类进化的历程，并分析其间的因果关系。
3.力倡史学科学化
19世纪以来，由于欧洲自然科学处于飞速发展的时期，科学在社会中的主导作用日益明显，科学的方法和概念渗透到其他领域。在史学领域，人们也开始思考史学与科学的关系。如1899年，王国维在为日本《东洋史要》中译本所作的《序》中，曾指出:“自近世历史为一科学，故事实之间，不可无系统。抑无论何学，苟无系统之知识者，不可谓之科学。中国之所谓历史，殆无有系统者，不过集合社会上散见之事实，单可称为史料而已，不得云历史。”[37]这表明王国维认为中国旧史没有科学资格，原因在于其“无有系统”。这是王国维在20世纪初的识见。今天，我们认为，科学是研究事物的规律性的学问，它包含三层基本的含义:一是科学研究的对象必须是客观实在的东西，因为只有客观实在的东西，才可能有它内在的发展规律;二是科学研究必须是旨在探讨对象发展规律的认识活动;三是科学性的最后完成必须以揭示出事物的规律为前提，然后按照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即它的内在联系)去说明事物的原貌，是为完成的科学知识形态。[38]讨论一门学科究竟是不是科学，一般是从以上三个方面来考虑的。换言之，要证明历史学是科学，就必须去研究和说明历史发展有规律以及历史学可以发现规律。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倒可以发现梁启超对史学科学化的努力，当然这也是其新史学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科学研究对象的确定，是一门学科成为科学的前提。“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历史知识和理解的性质是什么?倘若不首先认真考虑并确切回答这些问题，就迳直着手研究历史;那种历史知识就必然是盲目的而又混乱的，有如盲人摸象。那样的历史学就连所谓‘人文的’历史学都谈不到，更遑论‘科学的’历史学了。”[39]
的确，不了解历史学的性质，就很难真正把历史研究搞好。我们知道，梁启超对历史学的学科概念及其性质都作了科学的界定:“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公理公例”的概念，是梁启超从西方自然科学中借鉴来的。他把寻求公理公例作为史学研究的根本任务。“梁启超所说的‘公理公例’，同古代史家说的‘势’与‘理’有一定的联系，同近代以来所说的‘规律’也有一定的联系。”[40]梁启超明确地将史学的根本任务规定为寻求历史进化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是破天荒的理论创举，对中国史学走向现代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因为科学被认为是发现规律的学问，所以发现规律就成为历史学科学性的一个重要条件，而这一点是梁启超所反复强调的。当时，除梁启超外，相当多的学者，都以证明“历史规律”来作为历史学科学性的重要条件。如曹佐熙的《史学通论》(1909)中有一节专门论述历史学能否成为科学的问题。他认为，历史学之能成为科学是没有疑问的。历史之所以能成为“科学”，是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因果关系”，有“公例”可求。
可以说，梁启超运用进化史观，借用自然科学中的“公理公例”概念来阐释历史学的性质与目的，在于他相信历史学能够成为一门科学。他既然肯定历史学有“公理公例”可寻，这实际上就隐含着“历史学是一门科学”的观点。但同时，他也一定程度地意识到二者的不同之处，如他又对自然科学与历史学的属性作了详细的分析:
宇宙之现象有二种:一曰为循环之状者，二曰为进化之状者。……循环者，去而复来者也，止而不进者也。凡学问属于此类者，谓之天然学。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而无极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天下万事万物，皆在空间，又在时间。而天然界与历史界，实分占两者之范围。天然学者，研究空间之现象也。历史学者，研究时间之现象也。……
由此观之，凡属于历史界之学，其研究常较难。凡属天然界之学，其研究常较易。何以故?天然界已完全者也，来复频繁，可以推算，状态一定，可以试验。历史学未完全者也，今犹日在生长发达之中，非逮宇宙之末劫，则历史不能终极，吾生有涯，而此学无涯。此所以天然诸科学起源甚古，今已斐然大成，而关于历史之各学，其出现甚后，而其完备难期也。
这段论述很详尽地分析了自然科学与历史学属性的不同，尽管不是对历史学是否是科学的问题而发，可是在实际上涉及了这个问题。他认识到，因为历史界的错综复杂，“进步而不知所终”，所以“其研究常较难”;而天然学“来复频繁，可以推算，状态一定，可以试验”，所以“其研究常较易”。所以“历史界之学”的研究比“天然界之学”要难。
因此，“求史学之公例，固非易易”。但是，梁启超认为，“其事虽难，而治此学者不可不勉”，这是史学家的职责，也是努力的目标。于是，他极力倡导:“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要达到“良史”的要求，就务必求得“公理公例”。
至于如何去做才能探求到“公理公例”，梁启超又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即没有历史哲学的史家不能成为“良史”。“历史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也。”[41]他提出了“历史哲学”概念，把“历史哲学”同“良史”联系起来，强调了史家主体修养的重要性，即“史识”“史观”对于史学研究的指导作用，由此可见梁启超对历史观的重视。“有客观而无主观，则其史有魂无魄，谓之非史焉可也。”“客观者，谓所研究之事物也。主观者，谓能研究此事物之心灵也。和合二观，然后学问出焉。”作史者必须心怀哲理，即须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才不至于盲目，才能求得“理例”。
但仅止于此还远远不够，梁启超又在治史视野与研究方法上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认为“前者史家不能有得于是者，其蔽二端”，一是“知有一局部之史，而不知自有人类以来全体之史”，二是“徒知有史学，而不知史学与他学之关系”。鉴于此，他对新史家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是放宽视野，扩大研究领域，去观照“全体之史”。将治史范围大大拓展，“通古今文野之界观察之，内自乡邑之法团，外至五州之全局，上自穹古之石史，下至昨今之新闻”，都是新史学所当研究的领域。二是采用多学科方法治史，不仅要吸收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对自然科学中的“公理公例”也要“参伍钩距之”。诸如地理学、地质学、人种学、人类学、言语学、群学、政治学、宗教学、法律学、平准学等，都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其他如哲学范围所属之伦理学、心理学、论理学、文章学及天然科学范围所属之天文学、物质学、化学、生理学，其理论亦常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这些学科的理念与方法可为史学所借鉴。
梁启超为新史家所探求的两条求“公理公例”的途径，正如他所自评，虽然“未克完备”和“未尽适用”，但是“所得又必多矣”。这说明梁启超此时坚信历史学是科学，或坚信自己的方法是科学的，正如梁启超本人后来所说:“治史学的人因为想令自己所爱的学问取得科学资格，便努力发明其中因果，我就是这里头的一个人。”[42]想要提高他们所爱的历史学的地位，这也成为新史家们努力建设新史学的动力。在当时，科学就代表进步，代表着希望。所以梁启超崇尚科学，不仅是要把历史学建得更合理，更主要的是想让新史学更好地发挥其功能。“夫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为理论之美观而已，将以施诸实用焉，将以贻诸来者焉。历史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吾辈食今日文明之福，是为对于古人已得之权利，而继续此文明，增长此文明，孳殖此文明，又对于后人而不可尽之义务也。而史家尽此义务之道，即求得前此进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也。”[43]
20世纪初，在科学传播与“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梁启超较早提出了史学“科学化”的问题，并以他所了解的“科学理念”来批判中国传统史学，大胆倡言“史界革命”，力图以“科学”改造传统史学，推动史学的“科学化”，为“科学的”新史学出世摇旗呐喊，使中国史学在历史观、治史观念、研究方法等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梁启超致力于史学科学化的努力有着非常重大的理论意义。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自序中指出:“从新会梁启超朦胧的‘历史科学’和‘科学的历史’观念起，新史学发展的主流始终在‘科学化’。历来的巨子，莫不以提高历史学的‘科学’质素为职志，尽管‘科学化’的内容和准则恒因派别而易，且与时俱变。就新史学的元祖梁任公言，‘科学化’的捷径，莫若引各种公理公例以观察并解说历史;长远之计，则在扩充史学家的修养及于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领域，鼓励并引导历史研究者采用包括统计法在内的科学方法。”[44]从中国现代史学建设的整个进程看，“科学化”无疑是最具感召力的一种趋势，而梁启超可谓中国近代史学“科学化”的急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