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时代境遇：全球化时代的道德哲学困境
全球化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多元文化共存，所谓“多元共存”乃是在“一元”的基础上的“多元共存”。各个不同的民族与国家其本身的文化与意识形态是具有“一元性的”，但因为全球化，不同民族与国家的“一元性”“空间生存”被转化为全球性质的“同时性”并存。本来各自文化内部相对独立和封闭中所具有自身自洽的一元性，变成了开放式的多元共存。各自文化坚守自身的自洽性，而无视其他文化自身的完满性，以自身文化任意曲解和附会外来文化。由此而来的问题就是：存不存在一个“一元价值”指引全球化的发展方向？如果存在，这个“一元价值”基本内涵是什么？这种“一元价值”如何应对扼杀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可能？如果不存在，那么全球化视阈中的多民族国家“多元共存”又如何确立基本的价值秩序？而各民族国家自身的“一元价值”合理性何在？
针对前一种情况，美国学者亨廷顿作出断言——当今世界范围内的冲突已经不是利益与政治力量的冲突，而是各种文明之间的冲突[8]。随后，人类道德危机凸显，“麦金太尔难题”出场。因为一切伦理道德价值的当代言说不可避免地面临麦金太尔式的追问：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9]一切知识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知识都成了“地方性知识”，而在全球化时代失去了共识与体认。麦金太尔难题要求我们重构一种伦理道德价值信仰，这种新的范式至少需要探寻两个基本理论路向：在众多正义中寻找一种“正”义以及为这种“正”义寻求人类学意义上的价值合理性基础。针对后一种情况，“多元共存”伴随信息社会与网络文明的发展，使得个性张扬、精神缺失、信仰危机、家园失落成为时代流行话语，人们似乎都意识到了这个时代的价值危机，但人们都徜徉在相对主义的欢歌中享受虚无主义的战果而丧失指明未来的能力甚至是勇气。
这就是这个时代的道德哲学难题：个体放任自身于全球多元道德价值的合理性之中，对外来文化保有的远观的欣赏和敬意而又无法摆脱自身民族和国家的伦理实体束缚；各民族国家共同体自身遭受去历史的比附，而在实践上呈现出跨越式的被动提升的焦虑，共同体在原子式个体中缺乏精神信念的认同甚至缺乏起码的社会合法性信任；全球共同体遭受普遍的价值质疑而缺乏基本的伦理精神认同。当代中国伦理道德的现状从表象来说，就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一种有别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全新的伦理道德价值正在但尚未形成，而随着全球化进程推进，建构这一全新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又遭受着多元文化的冲击与围观，伴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当代中国人身处“共时性”生存空间，感受“历时性”价值冲突与选择难题，表现出对“人的震惊及其对自身迷茫状态”[10]的困惑与忧虑。走出这一现状的根本在于要从当代社会的物质基础出发找寻到打动中国人心灵的精神钥匙，建构立足于当代生活的意义世界。这一意义世界的合理性建构必须要保持传统社会意义世界的优越性成分与精神活力，整体提升生活世界的精神价值，同时还要有效应对全球化的多元冲击而凸显新兴生活方式的方向。
可以说，当代中国的一切人文价值思想纷争都自觉不自觉地发端于这一伦理道德的现实表象，在此追问和建构过程中，源自大众的现实表象上升为知识分子深层次的理论与学术纷争，形成了三种相对独立的精神话语，也即中国传统伦理话语、西方现代性道德话语以及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话语。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所彰显的精神价值以其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作底蕴凸显自身无可比拟的思想厚度；西方现代性道德话语以其直面主体、俘获当下的现实穿透力凸显强大的精神在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现实实践为维度，试图通过在实践中不断探讨以民族、国家伦理实体精神的整体提升来实现国民生活意义的精神救赎。抛开思想纷争的价值内涵，我们追溯发生多种话语的历史源头乃是近代以来国门打开所开创的“中西古今”的思维模式。国门打开是“中西”对话的现实基础，国将何从是“古今”定位的价值抉择。没有这一历史基石，三种话语无从谈起。国门打开标志着相对一统、自我封闭的民族与国家体系的瓦解，20世纪初，我们面对西方现代化更多的是“在避免沦为西方殖民地（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的前提下，如何在西方强势文化所主导的世界体系中谋求民族之自主和国家之强盛？”[11]西方之于中国是现代的典范，中国之于西方是落后的传统，因而中西问题就是古今问题。随着建设与建构取代革命与救亡，进入21世纪，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剧，西方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与全球推广，现代化开始走向反面，反思现代化、批判现代化成为主流。因此，当下中国的根本核心问题的实质是：在刚刚跨进现代，又必须展望后现代的形势下，如何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避免西方现代化的反面，走出一条超越西方的新的现代化模式，为全球化提供范本？此时的中国之于西方是优越的传统，西方之于中国是现实的焦虑，因而古今问题就是中西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隐藏在当代三种道德话语背后的就是一直以来从未改变的“古今中西”的思维模式，虽然在热热闹闹的国学热中，我们看到的是“中西古今”问题在今天变成了“古今中西”问题，但是时代意识的改变，并没有改变问题的主题与核心，只是重心的转变。颇为遗憾的是时下的学术纷争中我们依然没有避免20世纪“中西古今之争”中，无论是“中体西用”之说（张之洞），还是“西体中用”之论（黎澍和李泽厚）；也无论是“西化”（胡适和陈序经），还是“化西”（牟宗三）[12]—二元对立倾向以及批判大于建设的理论思维。
21世纪伊始，汤一介先生就发出“走出中西古今之争，融会古今中西之学”的呼唤，“现在人们已经注意到人类文化正在走入新的轴心时代，而‘新的轴心时代’必定是要回溯其文化源头、传承其文化命脉、会通古今之精华的新时代。”“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中西古今’之争应该结束。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各有所长，而且事实证明了目前中西哲学已在对话中相互吸收着。”[13]并提出注重学术，返本开新，中西互释等理论思路。目前坚持“中西古今”会通之说的，一般都在于中西的相互借用（比如海德格尔对老子思想的改造等），没有走出体用模式，缺乏根本的精神会通。因此，本研究立足的问题意识与理论支点就是，彻底走出“古今中西”范式，我们需要探讨的理论思路在于：是否存在着一种从古代传统内部生发或者建构出现代文明的内在可能？是否存在着从西方文化内部生发出对中国文化以及对其他文化的需要？以及反过来，能否从中国文化以及其他文化内部生发出对西方文化的需要？事实上，现有中国传统伦理话语与西方现代性道德话语各自坚守自身话语价值的优越性而妄自扩大对方价值的负面性问题，而缺乏内在相互的认同与体认，缺乏找寻二者共同的内在关联与相互理解；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方面以实践的力量取代思想焦虑与价值纷争，搁置问题任由时间的检阅，另一方面缺乏以民族、国家的实体精神来融通公民主体价值认同，以实体（集体）的优越取代主体（个体）的能动，从而导致个体伦理道德抉择与现实的迷茫。但事实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暗含的理论逻辑与价值思维恰恰就是融贯“中西”文明的优越，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对西方文明反思的理论后果，中国特色是对中国传统文明优越性的坚持与扬弃。因而，三种精神话语背后所隐藏的深刻的理论问题就是“中西”伦理道德精神之间的理解与会通。
正如黑格尔所言，“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14]“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