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近年来，佛教研究向纵深推进，佛学研究更加细化，有几种不同的形态和层次。李四龙提出学理佛教和民俗佛教的说法，并认为民俗佛教研究是长期以来遭人忽视的领域。以往佛教史多偏重介绍学理方面的高僧、教理、事件等，这样并不足以反映中国佛教的历史全貌，尤其不能突出佛教用于社会教化的功能，并要寻绎佛教史上为人淡忘的另一半[1]。李正宇认为，过去中国佛教史可以说是“中国佛学史”或“佛学思想史”。以往中国佛教史研究多注重经典的翻译、宗派的形成和发展、高僧佛教思想及事迹以及佛教义理等方面的探讨，而忽略了另一层面即佛教信仰尤其是民间佛教信仰的研究。并提出了“世俗佛教”的说法。[2]
源自印度的佛教向中土传播，同时展开的中国化历程在上层和民间两个领域呈现出来。佛教向王公贵族、文人雅士、高僧大德为主体的社会上层传播，形成了义理佛教。佛教向中国下层社会的传播是另一种方式，形成了民间佛教。唐宋时期，义理佛教又由盛极走向衰微。在经过“会昌法难”、“一宗之厄”重大的毁佛事件后，不立文字的禅宗获得大发展。随着禅宗的展开，文人士大夫参禅成为时尚潮流，士大夫参禅将禅宗用于生活意义的探求，而对佛理的探讨渐趋薄弱。同时净土宗也得到极大的发扬，同烦琐的佛理经论相比，净土更能吸引信众的崇拜。这样，禅净二宗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禅宗甚至被称为中国佛教的代表，禅净又逐渐合一。在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大势下，居士佛教发展在宋代达到全盛，佛教世俗化民间化范围进一步扩大，民间佛教逐渐繁荣起来。民间佛教看重神灵信仰及与此相适应的灵验感应，主要以造像修行功德的形式表现，成为适应民众需求的佛教信仰方式。唐宋时期佛教在中国社会空前普及，并大量下沉到民间社会，民间佛教开始大流行，它与义理佛教同源异流，但范围和影响大大扩展。
众所周知，中国佛教龛窟造像的营造和雕制是中国古代美术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它与本土的礼器和墓葬艺术不同，佛教造像的样式来源于一个外部的宗教体系，其概念和视觉因素与中国传统美术有着根本区别。不少学者都曾力图说明这个外来艺术如何在中国站稳脚跟并获得长足的发展。由于这个历史过程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它仍然是中国美术史上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在对佛教龛窟造像的分析和解释中，“传播”、“转译”和“互动及相互影响”等概念具有突出的意义。唐宋时期，随着佛教向世俗化民间化方向发展，民间佛教信仰的兴盛，佛教造像有了新的特点：第一，因国家分裂而形成的文化传播的新模式，即文化艺术发展的主要形式不仅是中央行政系统辐射式的扩散，更多的是地方和中心、本土和外域多元文化传统的互动，这种互动极大地影响了佛教造像；第二，这一广泛的文化互动现象，又表现为道教造像受佛教之影响，儒释道三教合流，造像艺术有了成熟性的发展；第三，佛教造像出现了许多新题材，或是旧题材有了新特点，如观音、地藏、毗沙门天王、罗汉造像与民间佛教信仰的紧密结合，成为民间佛教造像形式的特点。与独立艺术家在作品上留款署名相似的是，无名工匠开始在所作的造像中留下自己的名字，更凸显了民间佛教造像的特点。
本书所指南方地区即淮河以南地区。这个地区石窟布局较散，摩崖龛像多于开凿洞窟。自8世纪以后，四川岷江、嘉陵江流域诸窟龛盛行倚坐弥勒、净土变相和各种观世音造像。9—10世纪，石窟开凿渐趋衰落，造像题材除前期习见者外，罗汉群像逐渐盛行，还出现了罗汉群像和佛传结合的场面，出现了布袋和尚。儒释道合流的形象也在石窟中出现。自11世纪以后，开凿石窟的地点越来越少，11世纪大足石篆山出现了最早的儒释道三教石窟。12世纪大足大佛湾造像内容更为庞杂，除佛传、经变、观世音等形象外还有祖师像和藏传密教形象。杭州西湖沿岸的窟龛开凿于10—14世纪，13世纪末以前多雕阿弥陀佛、观世音和罗汉像，13世纪以后多雕藏传密教形象。开凿于9—13世纪的大理剑川石钟山石窟都是佛殿窟，9世纪主要造像有弥勒和阿弥陀，10世纪以后主要造像有观世音、毗沙门天王和密教的八大明王，最具地方特色的是以南诏王及其眷属为主像的窟龛[3]。唐宋佛教龛窟造像属于晚期佛教艺术，本书讨论的四例造像题材以四川、云南、浙江为区域重点。
观音、地藏、毗沙门天王、罗汉造像的佛性深广，普通民众热衷于雕凿供奉，而且这些造像经常以不同方式组合雕凿在一起，表明他们之间的信仰联系。如观音地藏由于信仰方式的互补性，经常同处一龛，或是两龛并置，这在大足石窟中常有出现。观音与毗沙门天王有时也列在一起，如巴中石窟的第93号龛郑公造像碑记中记述的“公来郡自鱼轩在途寒暑生疾亦有善愿乃立救苦观音与毗沙之/左具妙诚恪莫可殚说珦实从……”有时也把千手观音和四天王作为亲缘而纳入供养之列，如巴中石窟南龛第016号龛如意轮观音像，内龛中雕六臂如意轮观音一尊，龛外两侧立二天王，龛外有题记“装如意轮□□左右天王……护咸通……”地藏与天王也可组合雕制，如四川仁寿县牛角寨第23号有地藏与天王像龛，地藏居中结跏趺坐，四天王均与地藏坐一条长方形台基上。罗汉与地藏造像也有组合，如大足玉滩第1号地藏菩萨龛，正中凿地藏菩萨坐像，头戴披风，地藏头顶的光柱内结跏趺坐一小化佛，佛像左右各刻罗汉坐像八身。上述四例造像不仅影响范围广，而且相互之间有联系，因此唐宋时期南方民间佛教造像艺术研究不仅是个案研究，也是互动性研究。需指出的是，本书研究佛教龛窟中的造像，不仅数量丰富，形式多样，而且具有公共崇奉的性质，集中代表了民间佛教信仰方式，而不包括单体金铜造像，及碑文中的佛像。
有关唐宋南方民间佛教造像艺术研究，孙昌武[4]、孙修身[5]、邢莉[6]、李利安[7]等对观音造像及信仰作了细致的研究。云南的观音造像较为特殊，朴成军《南诏大理国观音造像研究》（中央美术学院博士论文2008年）、傅云仙《阿嵯耶观音造像研究》（南京艺术学院2005年博士论文）对此作了较为完备的研究。罗世平《地藏十王图像的遗存及其信仰》[8]，讨论了四川唐宋时期地藏像的四种主要形态——沙门形地藏像、被帽形地藏像、地藏菩萨与六趣轮回图、地藏与十王图，并作考释解说。张总对地藏造像及信仰作过梳理[9]，释见徽《唐宋地藏造像研究》（四川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尹富《中国地藏信仰研究》（四川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地藏研究更加细化。樊轲《四川地区毗沙门天王造像研究》（四川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对收集四川单龛毗沙门天王造像资料做了有益的整理工作。
刘长久[10]、胡文和[11]丁明夷[12]对四川石窟民间造像作过调查研究。2000年至2001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巴中市文物管理所、广元皇泽寺博物馆联合对川北石窟进行了调查，有两项重要的成果，一是《广元石窟》[13]，二是《巴中石窟》[14]。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巴中文物管理所调查成果有《四川巴中水宁寺唐代摩崖造像》[15]。还有黎方银[16]、彭家胜[17]、黄理[18]、王熙祥[19]、周杰华[20]的调查研究，这些成果均涉及四川民间佛教造像资料。
云南剑川石窟由于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鲜为人知，1939年李霖灿勘察石钟山，开剑川石窟研究的先河。1951年宋伯胤受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局委派，对剑川石窟进行了全面调查，有两项成果问世。[21]由于年代较早，两位专家侧重于剑川石窟的发现记录，虽研究性不够，但有探索发现的首创之功。黄如英对石钟山石窟亦有论述[22]。北大考古系等《剑川石窟——1999年考古调查简报》[23]对剑川石窟进行了系统的调查，把剑川石窟分为三期，并探讨了剑川石窟的渊源，同时就石钟寺区第8号龛内锥形物的造像题材进行了甄别。刘长久[24]对云南石窟造像作了翔实的调查研究，这些资料为云南民间佛教造像艺术研究所必备。
20世纪50年代，浙江文物管理委员会组织人员对飞来峰、烟霞洞、石屋洞、南观音洞以及城隍山、凤凰山、慈云岭作过调查，编辑《西湖石窟艺术》[25]，这是浙江文物部门较早对西湖附近石窟进行调查获得的成果，为后续调查、研究奠定了基础。
史岩教授作过《杭州南山区雕刻史迹初步调查》[26]，高念华《飞来峰造像》[27]根据飞来峰造像的龛窟形制、造像风格以及背光、佛座等特点，把飞来峰造像分为五代吴越国、北宋中期、南宋，以及元、明五期，精选图版193幅，资料翔实。常青《杭州飞来峰第28号龛禅宗祖师像考述》[28]论到与罗汉造像与禅宗祖师像关系。这些成果为浙江民间佛教造像艺术研究打下基础。
如何分析民间佛教造像？首先用美术考古的方法，这种方法科学性很强，通过佛教龛窟造像的演变，可以透物见事，窥见佛教艺术的发展变化及民众信仰的新特点。
“作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美术考古学是从历史科学的立场出发，把各种美术品作为实物标本，研究的目标在于复原古代的社会文化。这与美术史学者从作为意识形态的审美观念出发以研究各种美术品相比，则有原则性的差别。”[29]根据宿白《中国石窟寺研究》和《敦煌七讲》所阐述的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内容和方法，有四个研究程序：考古学的清理和记录，洞窟、造像、壁画的类型组合与题材的研究，分期分区的研究，关于社会历史的、佛教史的和艺术史的综合研究。本书强调分区和分期研究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工作，就这一铺垫，可以对材料获得比较整体而又细致的认识，发现造像的发展脉络和新变化、新特点。没有这一过程研究，叙事模式将缺乏根基。在占有造像材料的基础上，对材料进行归纳、综合，以求建立起基本的时空框架，为叙事模式奠定基石，并有选择地对个案作剖析、分析，进行艺术和历史的专题探讨，并通过民间佛教造像挖掘其物质和精神文化价值。
日本史学家内藤湖南在20世纪初提出了唐宋时代观，人们通常称为“唐宋变革论”或“唐宋变革说”。他通览中国历史的全局，着重举出了唐代和宋代的显著差异，强调发生在这一时期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经济发展、学术文艺等各个方面的变革体现了中国历史上的关键性转变，而唐宋之际正是这一转变的契机。[30]张广达在《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31]一文中系统回顾了唐宋变革说产生和发展的历程，补充了在唐宋之际，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民间信仰乃至对外关系等诸多方面呈现出的许多变化，指出这些变化有些虽有地域差别，但是，在时间上，莫不或前或后参差发轫于唐宋之际。历史学意义上的“唐宋变革说”对于唐宋民间佛教造像研究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唐宋时期南方四川、云南、浙江观音、地藏、毗沙门天王、罗汉造像题材既有对原有造像样式的继承，又有新的内容，这是中国佛教造像艺术成熟的阶段，在佛教考古和佛教艺术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构成了中国从贵族社会到平民社会，民众经历“安史之乱”和唐末农民起义，佛教经历“会昌法难”和周世宗的“一宗之厄”后，民众信仰世界的现实选择。
[1] 李四龙：《民俗佛教的形成与特征》，《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2] 李正宇：《唐宋敦煌世俗佛教研究》，1998年打印本。
[3] 国家文物局教育处：《佛教石窟考古概要》，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4] 孙昌武：《中国汉地观音信仰与文学中的观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年第6期。
[5] 孙修身、孙晓岗：《从观音造型谈佛教中国化》，《敦煌研究》1995年第1期。
[6] 邢莉：《观音——神圣与世俗》，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
[7] 李利安：《观音信仰的渊源与传播》，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
[8] 罗世平：《地藏十王图像的遗存及其信仰》，《唐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9] 张总：《地藏信仰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
[10] 刘长久、胡文和、李永翘：《大足石刻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
[11] 胡文和：《四川道教、佛教石窟艺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2] 丁明夷：《四川石窟杂识》，《文物》1988年第1期。
[13] 雷玉华、王剑平：《广元石窟》，巴蜀书社2002年版。
[14] 巴中市文管所、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巴中石窟》，巴蜀书社2003年版。
[15] 《四川巴中水宁寺唐代摩崖造像》，《文物》1988年第1期。
[16] 黎方银、王熙祥：《大足北山佛湾石窟的分期》，《文物》1988年第1期。
[17] 彭家胜：《安岳卧佛院调查》，《文物》1988年第8期。
[18] 黄理等：《合川涞滩摩崖石刻造像》，《四川文物》1989年第3期。
[19] 王熙祥、曾德仁：《四川夹江千佛岩造像》，《文物》1992年第2期；《四川资中重龙山摩崖造像》，《文物》1988年第1期。
[20] 周杰华：《夹江新发现的唐代摩崖造像》，《四川文物》1998年第2期。
[21] 宋伯胤：《记剑川石窟》，《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4期；宋伯胤：《剑川石窟》，文物出版社1958年版。
[22] 黄如英：《石钟山石窟》，《文物》1981年第8期。
[23] 北大考古系等：《剑川石窟——1999年考古调查简报》，《文物》2000年第7期。
[24] 刘长久：《云南剑川石钟山石窟内容总录》，《敦煌研究》1995年第1期；《中国西南石窟艺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5] 浙江文物管理委员会编：《西湖石窟艺术》，1956年版。
[26] 史岩：《杭州南山区雕刻史迹初步调查》，《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期。
[27] 高念华：《飞来峰造像》，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
[28] 常青：《杭州飞来峰第28号龛禅宗祖师像考述》，《艺术史研究·第八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83—500页。
[29]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
[30] ［日］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黄约瑟译，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0—18页。
[31] 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唐研究》第11卷，2005 年12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