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萧军及其新英雄主义思想
萧军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他以传奇性的经历、游侠般的姿态闯入中国现代文坛，在“带给了中国文坛一个全新的场面”[1]的同时，也成为东北作家群的领军人物。1930年至1940年的萧军，以其独特的文学贡献、正直孤傲的独立品性，在国内外文学界享有较高声誉。鲁迅先生曾当面向埃德加·斯诺郑重推荐，将萧军（田军）与茅盾、丁玲、郭沫若、张天翼、郁达夫、沈从文等一同列为“最优秀的短篇小说家”行列[2]；1937年，日本文学评论界将萧军比作“中国的‘萧洛霍夫’”[3]，称其为“二十世纪文艺复兴者”[4]；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曾给予他“鲁迅死后唯一旗手的地位”[5]。由此观之，萧军当时的影响确实很大。正是因为这种社会影响，作为一位占据抗战文学先声地位的作家，又身为“鲁门小弟子”，萧军在当时的文艺界有较高声誉，但其独特的个性也让他成为一个集毁誉于一身且具有争议性的作家。“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萧军开始向文学的边缘游走。哈尔滨“《文化报》事件”的发生，使萧军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精神流亡者”和“文学边缘人”。
20世纪40年代，萧军一直坚持从事党的文艺工作，但无论是延安时期还是哈尔滨时期，其文学创作和社会生活都不顺利，甚至可以说是曲折坎坷。在延安，萧军曾一度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宾”，并与毛泽东建立了“半宾半朋”的关系，然而不久就因发表《论同志的“爱”与“耐”》和《杂文还废不得说》等文章，与延安党内文艺界人士交恶。又加上看不过对“钦点托派分子”王实味的斗争方式，代王实味向毛泽东递交《备忘录》而被毛泽东冷落。结果由萧军编辑了近两年的《文艺月报》于1942年10月23日被停刊，导致萧军失去了发表文章的阵地。从1942年10月20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纪念鲁迅要用真正的业绩》一文，到1945年《解放日报》的《大勇者的精神——要做的伟大！而不是装作伟大！——〈裴多菲传〉序言》，有三年多的时间里，萧军竟无处可发表文章。在哈尔滨，为配合党报《东北日报》对东北人民进行思想和革命的启蒙，萧军创办了《文化报》。后因党内知识分子编辑的《生活报》和萧军争夺所谓的“文化领导权”，引发了两报的论争。原本是一场革命作家内部的思想分歧，最后竟由中共中央东北局以组织上的名义，给萧军戴上了“反党、反苏、反人民”的帽子。《文化报》被停刊，萧军也又一次失去了驳斥反击对手的文艺阵地和话语权。
综观这两个时期萧军的经历，人们不禁要思考导致这些事情发生的原因。难道仅仅归罪于文艺界的“宗派主义”“ 关门主义”？仅仅是因为萧军的性格孤傲和倔强？抛却前者，萧军的性格因素肯定是一个重要原因，但绝不只是性格孤傲和倔强所能概括得了的，他性格的精髓是长期被萧军研究者所忽视的一种精神：它贯穿了萧军的后半生，是萧军性格的集中概括，直接影响了他延安时期、哈尔滨时期、抚顺时期的文学创作和社会生活——这便是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初期的延安，发展、成熟于哈尔滨时期的“萧军式”的个性品格——新英雄主义[6]。值得一提的是新英雄主义虽是萧军的专属，却也带有时代的共性。同时期的丁玲、胡风、冯雪峰、舒群、罗烽以及与萧军同为“延安四怪”的塞克、王实味、冼星海等人身上都有类似的“新英雄主义”，他们的命运也或多或少地与自己的新英雄主义精神相关联。
第一节 新英雄主义含义、表现及成因
新英雄主义精神即所谓的“萧军精神”[7]，是对萧军思想性格高度凝练的概括，是萧军价值体系的核心。它既是萧军在生活中用来抵御外来侵袭的掩心甲，也是其文学创作的指导思想。它包含着萧军思想中的智慧因子，影响着他后期的文学创作和社会生活。研究萧军离不开品谈其德行性格，了解萧军在延安的文学和社会行为，剖析其在哈尔滨的东北新启蒙实践活动，分析“《文化报》事件”的经过都离不开对萧军新英雄主义精神的解读，它是开启萧军研究大门的第一把钥匙。
一、新英雄主义含义
萧军新英雄主义的前身是英雄主义。英雄主义是指具有英雄的气概和行为，表现出一种勇敢、奋不顾身和自我牺牲精神的意志品质和精神风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不同，英雄主义的含义也不尽相同。在中国，英雄主义包括革命英雄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萧军的新英雄主义脱胎于英雄主义，是对英雄主义解构后的重构，它将萧军身上的英雄主义解构，剔除了英雄主义中的极端自由主义、利己个人主义、风头主义、冒险主义、无政府主义等落后因素，保留了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等进步成分，加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鲁迅精神予以重构，便产生了“萧军式”的新英雄主义。
依照萧军的解释，所谓新英雄主义是以工、农、兵为服务对象，以鲁迅、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革命英雄主义。新英雄主义是由萧军提出并倡导的，打有萧军的专属烙印。从“萧军日记”和《也算试笔》、《目前东北文艺运动我见》等文章可以看出，新英雄主义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延安时期，发展、成熟于哈尔滨时期，是萧军运用“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鲁迅精神对小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自由主义、个人英雄主义进行革命，最终形成的一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它是实现对落后国民改造的一种必要途径，它的原则是‘为人类，强健自己，竞取第一’”[8]。为区别于传统英雄主义，故称为“新英雄主义”。
新英雄主义尽管源自英雄主义，却与英雄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价值核心和思想核心两个方面，这是新英雄主义的两个特征。首先，在价值取向方面，新旧英雄主义的根本区别是“为谁服务”的问题。英雄主义出发点是为个人，一切以个人利益为主，追求绝对的自由。相比之下，新英雄主义的着眼点却是为人类，为人民，为工、农、兵服务，尽管它也追求自由，但是这种自由却是有限制的，是以大众利益为根本目的。其次，指导思想方面也不相同。前者的思想核心是朴素的民主主义思想，后者是以鲁迅精神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此外，新英雄主义还具有保持健康、不断竞争、坚持正义和追求真理等方面的特点。
二、新英雄主义表现
新英雄主义精神是萧军价值体系的核心，对其文学创作和社会生活的指导作用明显。除价值核心和思想核心两大特征外，新英雄主义还表现出崇尚英雄、热爱自由、坚持正义和不断竞争的特点。虽然这几方面与传统英雄主义看似相同，实则却有很大的区别。
（一）崇尚英雄
萧军自小就崇尚英雄，自身也是英雄。在满洲，他是反日的民族英雄；在国统区，他是反汪蒋的民主英雄；在解放区，他是反对宗派主义和行帮作风的孤胆英雄。但是这个英雄是个体的、民间的，是为主流政治意识形态所不容许的、没有话语权的英雄。他所崇尚的英雄有别于英雄主义里的英雄，既不同于古希腊、古罗马的英雄，也不同于法国大革命时代的英雄，更不同于中国古代的伟人英雄。萧军的英雄是去魅后的英雄，是对传统英雄的解构，是对旧英雄的颠覆。在他的字典中，英雄“首先是强健身体，其次是思想知识，其次是工作能力表现的质和量，一切所学为致用。这就是新英雄主义精神和具体思想内容”[9]。而对于健康，萧军尤为看重，在他的日记里多次提到健康，如1944年10月11日的日记中记载：
如果有人问我，我最爱的是什么？我将毫不迟疑回答是“健康”。健康在我是一切的根本——从身体到精神——我厌恶一切病态的东西。其次是“自由”“孩子”“女人”“艺术”。……没有健康，即失去了一切幸福。所以我要终生锻炼身体。要保持一个猴子那样敏捷，一匹马那样欢腾一直到老。[10]
健康是一切力量的根源，萧军一生没有离开这根绳。生活中，萧军也是一直实践着自己的这一原则，自小习武且终生坚持不辍。另外，萧军还有很强的作家崇拜心理，只要文艺领域有成就的作家都被他称为英雄。所以除却鲁迅、毛泽东、朱德外，苏格拉底、司马迁、高尔基、托尔斯泰、普世庚（普希金）、绥拉菲摩维支、拜伦、贝多芬、米克哲兰罗（米开朗基罗）、罗丹、罗曼·罗兰，等等，这些文艺家在萧军看来都是英雄。到后期，萧军更是把这种新英雄推及到新中国建设的各行各业，这在《目前东北文艺运动我见》中表达得十分清楚。崇尚英雄的思想涵盖了萧军的个体经验和人生记忆，逐渐成为新英雄主义的重要特征。
（二）热爱自由
罗尔斯给自由的定义是“这个或那个人（或一些人）自由地（或不自由地）免除这种或那种限制（或一组限制）而这样做或不这样做”[11]。自由是有限制的，一旦被限制，自由就相对消失了。所以，对于萧军这个“不爱守秩序又爱守秩序”的人来说，追求自由是其新英雄主义的核心。萧军的这种自由是从无政府主义中剥离出来的，更接近自由的本义。早期在哲学上表现为无政府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自由，追求的是个人的自由，这使得其自由主义倾向浓厚，追求极端的自由。20世纪30年代，萧军受新启蒙的影响，追求的是思想的自由和自由的思想。到延安后，则转向追求民族的自由、人类的自由。萧军一生都在为追求自由而奋斗，这在他上文的日记中写得很明白。萧军把健康放在第一位，第二位的就是自由。萧军在和彭真谈话的时候说：“……我是属于中国游侠思想一个体系……”[12]将自己比作游侠，而游侠除了伸张正义外，必须要有一个自由身。萧军不入党，与其说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更主要的是怕组织纪律束缚他行动的自由；一再要求离开延安，是因为延安文艺政策束缚了他思想的自由；因饥饿和孩子的吵闹而发怒，是因为影响了他写作的自由；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与胡乔木的争论，是因为萧军认为作家要有独立意识的自由。他不做官，辞去鲁迅文学院院长职务等都是为了“自由”，甚至在情感的选择上，也以自由为先，“我爱你，同情你……但是我不能要你！因为我更爱我的自由”[13]。虽然这种自由过于绝对，但却仍有某种缺憾的价值。更为重要的是萧军的新英雄主义的自由，可以看成是萧军独立意识的体现，代表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
（三）坚持正义
“‘正义’（justice）一词的使用由来已久，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它主要用于人的行为。然而，在近现代西方思想家那里，‘正义’的概念越来越多地被专门用作评价社会制度的一种道德标准，被看作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14]在萧军的新英雄主义概念里，正义多指它的本义。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是以人类平等地追求更大自由为基础的，其前提必须是真实的。艺术家需要真实，所以他认为真理和正义都是必须以“真实”为基础，萧军追求正义和真理。他曾说：“我愿意为了真实而堕地狱，让虚伪的火焰烧焦我，我也不愿在欺诈的土壤上去开花。”[15]这句话充分显示出了萧军对真实、对真理的执着和痛苦的追求，让人不禁想起鲁迅《野草》的序言。萧军认为真理必须是真实的，正义又总在真理这边，正义的真理一定是真实的。在现实生活中，萧军用韧性的战斗精神同非正义的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等各色主义斗争，才有抱不平讲武堂怒劈队长、伸正义上海滩摔打张春桥、欢迎会怒斥汉奸汪精卫、护小鬼文抗内暴打程追等英雄壮举。对正义的追求还表现了萧军不与敌人同流合污的铮铮傲骨。1937年，萧军获大公报文艺奖，尽管生活贫困，因不屑与反动文人同台领奖而断然拒绝大公报的奖金。此外，在对待王实味的问题上，尽管萧军与王实味并无来往，萧军还是坚持正义，敢于质疑会议斗争的方式，仗义执言；在胡风的问题上，萧军对人、对事都有清醒的认识，坚决不写批判揭露文章，不做落井下石之事。无论哈尔滨时期，还是“文革”时期，无论是刘芝明还是红卫兵都拿他没有办法，真正是打不倒、吓不怕、骂不起，成为红色世界中的一张白纸，一个“勇斗风车的独行侠”[16]。
（四）不断竞取
不断竞取是新英雄主义的又一个特征。“懂得自己的任务和价值，让一切侮辱和折磨来罢。——我将做一个殉道者”[17]，斗士般的战斗格言，体现出萧军为正义献身的精神。萧军是个斗士，他不断竞争，永不服输。其“拜师不如访友，访友不如交手……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18]的名言，阐释的就是这种竞争意识。萧军一生都在追求真理和自由，同时一生又都在斗争。与自身的小资产阶级庸俗思想斗争，与日本侵略者斗争，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与解放区的宗派主义斗争，与“四人帮”斗争。同先师鲁迅一样，作为斗士，斗争使其快乐。在下面的独白中，这种战斗精神可窥一斑。
我就是我，我是完全野生的，我是用笔和拳头，从一种卑俗、势利、冷淡、压迫、偏见……冲击过来——不，应该说是拼命滚爬过来——的，因此我具备了一种“亡命徒”和盗匪式的百跌无怕的性格。我只有一个愿望，我不愿被什么所战败！我永远要做个战胜者！我不要同情，不要怜悯，不可惜任何牺牲……凡是我要获得的我就获得它。即获得之后我就能够保有它，除非我不想要它了，否则就不会失落或被夺取。我生在现社会，我要用哲学者的头脑，政治者的手段，科学者的方法，军人的勇气，艺术者的热情，剑斗士、拳斗手的体态……来武装自己，否则我就要被战败。不哭泣，不叹怨……要行动，要战斗，要征服，要坚持……就是我一生的为自己而立的箴言！
我觉得无愧于那些大作家的，就是我一直走着文学的路，不为任何卑俗的虚荣所引诱，一直追求真理而战斗。不为任何威胁所压倒，一直补充自己的知识，锻炼自己的身体和情操……一直为民族、人类解放而工作，一直和共产党——这个进步的力量——保持着忠诚和“谏友”的地位关系。
我就是我……[19]
萧军在文中将他的战斗方法、战斗箴言、战斗的策略以及与中共的关系清楚地表达出来，体现了从鲁迅那里继承得来的韧性战斗精神。“我是完全野生的”表现出作者的独来独往、无牵无挂的斗争状态的同时也映射出战士的孤寂心境，他是一头靠舔自己手掌生活下去的熊！对于真理，萧军无比热爱。对于敌人，他却表现出异于常人的、令人惊讶的态度——“爱敌人”。生活中的萧军一刻不能忘怀那些想要“咬倒”他的人，但他并不恨他们，反而认为“他们”能给自己力量，使自己前进，使自己战胜。他说：“我是喜欢敌人的，因为他可以毫不容情底攻击我的短处，使我有所补充”[20]；“我不需要爱人、朋友、同伴……以及一切可以软弱我的东西。我只需要敌人，我爱它……我要杀死它……只有从这战斗中，我才能看见我生命的价值和力量！”[21]这种对战斗的渴望、对真理的执着、对敌人的重视，让萧军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斗士、一个新型的英雄。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支撑下，现实生活中的萧军从未承认过失败。舒群曾经预测萧军在东北事件后的三条路，一是自杀，二是疯掉，三是封笔。他的预言没有实现，萧军哪条路都没走，仍然坚持创作，奋力践行着自己对时代文艺的誓言。在东北局对他下结论时，他拒绝签字盖章。他拒绝失败，从未服输。从1950年到1981年间，萧军持续不断地向相关部门和国家领导人写信反映两报论争的真实情况，用海浪冲岩般的毅力，洗刷着真理表面的浮尘。1981年，中组部终于在其蒙冤32年后为其平反。在其身上，人们可以看到一种强健的力、一种张扬的力，透露出一种个性的英雄欲望，他恪守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个性主义精神因素，在沸腾的时代大潮中吹出了属于自己的螺号声。
三、新英雄主义成因
萧军的新英雄主义精神是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建立在萧军正直、豪爽、孤傲的独特性格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基础之上。它形成于多重矛盾之中，是解决各类矛盾、改造旧思想的成果。它是萧军自身迸发出的道德律令，是自觉抵御外来侵袭的精神盔甲。
新英雄主义产生的时间是在1942年左右，这一时期是萧军精神相对痛苦的时期，这种精神痛苦源于内外两方面的矛盾。一方面是现实的矛盾，即其独立的品格和张扬的个性与现实的矛盾，另一方面是自身旧有的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与进步的共产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这两种矛盾，一种是外在的、客观的，一种是内在的、主观的。
外部矛盾是个体与群体的矛盾，首先表现在萧军和延安宗派主义群体间的矛盾冲突。延安时期，革命文艺队伍内自上海左联时期就出现的宗派主义仍然存在。连周扬自己也承认延安的宗派主义，他在20世纪70年代末接受赵浩生采访的一次谈话中说：
当时延安有两派，一派以“鲁艺”为代表，包括何其芳，当然是以我为首。一派是以“文抗”为代表，以丁玲为首。这两派本来在上海就有点闹宗派主义。大体上是这样：我们“鲁艺”这一派人主张歌颂光明，虽然不能和工农兵结合，和他们打成一片，但还是主张歌颂光明。而“文抗”这一派主张暴露黑暗。[22]
延安文艺界的这种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作风困扰着萧军，使萧军苦恼、烦躁，对这些同志的宗派主义和行帮作风很反感。萧军找毛泽东谈话，在毛泽东的开导和一再挽留下，萧军才在延安坚持工作下来。为此，萧军写了《论同志的“爱”与“耐”》、《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底我见》、《文坛上的“布尔巴”精神》和《杂文还废不得说》等一系列批评规劝的文章。然而此举换来的却是对他的批判和孤立。再加上牵扯进王实味事件，萧军编辑的《文艺月报》被停刊，全家无奈下乡。乡下的劳动磨砺了他，劳动人民的朴素情怀教育了他，促其成长、使其成熟，他开始思考自己和共产党的关系问题。在饥饿面前，萧军为了妻儿放弃了做一个“殉道者”的想法，决心成为“家族内的人”，第一次主动向规劝他回城的胡乔木提出了入党的请求。
其次是和朋友的矛盾，主要是与丁玲、罗烽、舒群、白朗等人的情感开始恶化。萧军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关东大汉，敢爱敢恨、敢说敢当。为朋友、为正义可以两肋插刀、舍弃自己，在陆军讲武堂为同学打抱不平，锹劈队长险些丧命而后被开除就是最好的证明。丁玲在1939年到1941年间和萧军关系亲密，从文学、戏剧到人生几乎无话不谈，经常在一起去买酒，买回酒来他们“就在路上一替一口地喝着”[23]。特别是在丁玲因历史上曾被国民党抓捕囚禁，遭党组织误解其叛变、不承认她的党员身份而痛苦时，萧军更是鼓励丁玲并为她出了很多主意，成为丁玲度过精神痛苦时期的主要支柱。在此情感基础上，双方甚至还考虑过未来的前途，萧军1940年9月2日的日记中对丁玲的内心独白是：“我爱你，同情你……但是我不能要你！因为我更爱我的自由。”在1940年9月4日日记中记载丁玲“在病中思索了我们底前途，‘不可能的’”[24]。令人惋惜的是，这种患难友情竟然在丁玲恢复党籍之后因与萧军在文艺上的意见分歧而宣告终结。到1941年4月，丁玲和萧军“几近成为仇人”[25]。
除丁玲外，哈尔滨时期的好友罗烽、白朗、舒群、金人以及延安时期的朋友陈布文、张汀等人对萧军的伤害也是一个原因。对于朋友，萧军认为：“我当然很喜欢朋友，但当这朋友感到我是他底‘负担’了，那就让他去罢。我无留恋。我喜欢朋友，但也决不恐惧孤独……”[26]延安整风和“肃反”时期，萧军仗义执言为陈布文夫妇写证明，说了很多好话。尤其是和原东北作家群的好友，更是有十多年的患难交情。无论生活上还是事业上，萧军都曾无私地帮助过他们，他们全是为萧军的影响“带领下强健起来的人”[27]。然而在一些重要的文艺问题上，他们和萧军还是因“家族”的内外之分，选择了反对和打击萧军。1947年，在哈尔滨对于萧军和秦友梅“恋爱事件”的处理上，萧军甚至感到罗烽和白朗对于此次事件的处理，“——更是白朗——她几乎要毁灭我底一切名誉和历史，而使她底丈夫得以独尊……至于金人和舒群，他们是无私心的，只是怯懦而已！”[28]对此，萧军有着“鲁迅式”的无可把握的悲哀！“我是一柄斧头，在人们需要使用我时，他们会称赞我；当用过以后，就要抛到一边，而且还要加上一句这样的诅咒：‘这是多么蠢笨而蛮野的斧头啊！……’”[29]此时的萧军感觉自己就是匕首和投枪，“这些人总是在他们感到苦痛、无助的时候，才来投向我的面前。等我孤身奋战的时候，他们总是冷淡的观战者，甚至于帮助了我的‘敌人’”[30]，从这些哀叹中可以看出当时萧军的悲凉心境。然而，倔强的萧军并未就此屈服，先师鲁迅的韧性战斗精神一直鼓舞着他，那种“竞争第一”的原则始终未变。这种心境使萧军很悲壮，但却从没有气馁过、妥协过、放弃过，而且终生做了这样一把永远砍削着人生丑恶与不平的斧头。对于朋友的背叛和“敌意的存在”[31]，萧军没有更多的埋怨，反倒是对朋友给予了更多的宽容和理解。
我感到和一些“故人”们是越来越遥远了，当然每人全是以为真理是在自己这方面，自己走的路才是正确的。我不愿批评或否定他们的路，在他们的观点上来看，以至为了当前一种政治上的需要是对的，但我不乐意也不必要和他们一样走，在我也是对的。只要彼此不太妨害了，还是各走各的路方便些，只要大家目的是一个，这倒不在乎谁怎样走法，或采取什么路线。[32]
除了给朋友们建议，他还为朋友开出了药方，“譬如我说些自己底小缺点，甚至是‘污点’，我却并不要求别人也这样做。他们还是可以保持他们现有的‘尊严’，不过可以拿我做面镜子，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岂不一举数得？岂不快哉？千万不要自欺”[33]。就这样，东北作家群继上海解散后，在延安时期和哈尔滨时期出现了两次分裂。
内部矛盾是萧军身上新旧思想的矛盾，表现为萧军身上的个人英雄主义、自由主义和鲁迅思想、共产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冲突。萧军到延安后，一方面为解放区的广阔天地和斗争形势所激励，打算干出一番事业，希望能凭借自己的能力拯救文艺界，所以要做“中国第一，乃至世界第一”[34]。另一方面又极端地反感解放区文艺界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行为，恰逢当时延安文艺界确实有些不良的风气，他曾经多次和一些有官僚主义作风的干部吵过架，痛打了文抗的指导员程追，并因此被判刑“6个月，缓刑两年”[35]。这使得萧军对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产生怀疑，内心十分痛苦。对于自身的不足萧军从不回避，这从他的一系列日记中可以看出。在1941年5月5日的日记中萧军这样写道：“小资产阶级根性，无政府倾向，个人主义……在我是全具备着。”[36]1943年4月18日的日记中记着：“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倾向，无政府主义倾向，在我全很浓厚，什么事一妨害到自己时，就觉得‘不便’！这还是自己客观精神不够，应该克服这感情。”[37]直到1969年，萧军在《致：北京市文化局第八连宣传队总指挥部徐同志》的信中还回顾了当年自身的这些缺点，他说：“对于一些无政府主义的人物如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以及一些俄国的、朝鲜的虚无主义者们却发生了一种感情上的偏爱。同时也还梦想做‘侠客’做‘石达开’式的‘英雄’或荆轲式的刺客一类人物。”[38]在深刻解剖的同时，他也在不断督促和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向党靠近，和自由主义思想告别——“我愿意尽可能遵守这些纪律。革命就是为建立一种合理的纪律，于一人不便的事常常是于大家方便。”[39]虽然毛泽东和彭真等人一再邀请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却都谨慎地以中共的 “谏友”和“同行人”的身份留在党外。此时，萧军想做拯救文艺界的英雄却没有话语权，想做游侠离开延安又不可得。在内外矛盾的情境下，经进步革命思想的改造，萧军的新英雄主义精神开始形成。
“人在痛苦中从来不能从他自己思考的东西那里得到帮助，只能从一种比他自己的智慧更伟大的智慧的启示中得到帮助，只有这种启示能够把他从痛苦中提升起来。”[40]萧军便是在内心极端痛苦的情况下，从鲁迅、高尔基、列宁、毛泽东、朱德等更伟大的智慧中得到帮助。萧军曾经说过，“……影响我的不是主义，而是‘人’……”[41]列宁、斯大林、孙中山等都对萧军有过影响，而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毛泽东和鲁迅。萧军曾比较过二人，他说：“从鲁迅先生那里我学得了坚强，从毛这里我学得了柔韧。他们全是这时代的精华，我应该承继这些长处。”[42]萧军一生始终以传播鲁迅精神和鲁迅的影响为己任，以鲁迅先生之路为路，坚持鲁迅所提倡的韧性的战斗精神，像鲁迅《这样的战士》中的孤寂的英雄一样，和一些宗派主义战斗下去，咬住不放，“坚持在革命队伍中保持一种独来独往的姿态，以近于游勇的方式作战”[43]。尤其是当萧军被定为“三反分子”时，鲁迅精神更是成了萧军的主要精神支柱，他在1959年的日记里这样写道：
每当我要疲倦，要懒惰、要自暴自弃的时候，我就听到我那已死去二十年的导师、引路者、我平生至高无上，唯一所最尊敬的人——鲁迅先生——向我召唤：
“要战斗啊！韧性地战斗啊！我的孩子！”
于是我又坚强起来了。他像咪吉尔引导但丁那样引导着我！[44]
除鲁迅外，萧军对毛泽东也无比敬重。萧军说起毛泽东，“总是充满尊敬和爱戴的感情。他认为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伟大人物，文治武功都是前人所无法比拟的”[45]。萧军两次上延安，毛泽东都给予了非常规的礼遇。毛泽东曾和萧军来往密切，萧军也为“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做过很大贡献，并因延安文艺界之事向毛泽东发过不少牢骚。毛泽东也多次安慰萧军，并在给他的信中要求他“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46]。意见中肯，言之切切，对此意见萧军也是真心接受的。对于鲁迅和毛泽东这两位“英雄”，萧军的看法也是不一样的，他认为“在文学上、精神上鲁迅先生是我唯一的先生，对于毛在政治上，我也愿以他为先生，为这政治理想而战斗！但我却以兄长的地位看待他”[47]。可见，从对萧军影响的这一点上看，鲁迅还是要多于毛泽东。
第二节 新英雄主义的理论构建过程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作家们都有自己的指导思想。如李金发的象征主义、徐志摩的唯美主义、胡适的实验主义、鲁迅前期的进化论、郭沫若的泛神论等[48]，这些主义、思想、精神、理论既是他们的哲学观，在某种意义上又可以看成是他们的文艺观。萧军也不例外，影响和指导他的是新英雄主义。新英雄主义的实质是革命英雄主义，它包含着萧军思想中的智慧因子，影响着他后期的文学创作和社会生活。新英雄主义是萧军价值体系的核心，是在特定的历史维度和文化结构中，为保持独立品性自觉抵制外来侵袭而形成的。在其发展成熟过程中，主要经历了思想建构和行为建构两个阶段。
一、新英雄主义思想建构
萧军的新英雄主义是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是实现自我价值和自我认可获得成功的重要途径。它形成于多重矛盾之中，是解决各类矛盾、改造旧思想的成果，是萧军自身迸发出的道德律令，是自觉抵御外来侵袭的精神盔甲。新英雄主义的思想构建，经历了对原英雄主义的由解构到重构、由单一到多元的过程。这种从模糊到清晰再到成型的渐进发展可以散见于萧军的文章和日记中。
“新英雄主义”一词最早出现在萧军《也算试笔》一文中，文中写道：“我是一个新英雄主义者，它的原则是——为人类，强健自己，竞取第一。”[49]这是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所能看到最早的关于萧军“新英雄主义”的记述。可以看出，新英雄主义的服务对象是“人类”，方式是“强健自己”，目的是“竞取第一”。这里萧军虽没有指明“为人类”的范畴是什么，但却指出了新英雄主义的价值取向是“为人类服务”。这时期，作家的新英雄主义思想还很朦胧。在1942年6月26日的日记中，他写道：
针对着中国这落后的国民，新英雄主义是需要的，它对于市侩的机会主义，农民的自得自发性的保守主义，乡愿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消极的懦怯的主义，“有饭大家吃”“持众”的“随龙”的尾巴主义，陈腐的，缺乏朝气的混混主义……是一个革命。中国不用新英雄主义的精神改造一番，它将要是无望的改到别人。这是一种国民的——人类的——质底提高。我要做一个这样的但始者。
……
在文学上由革命的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到革命的古典主义；将以鲁迅的战斗精神，毛泽东、朱德等忍耐精神，以及马列精神方法，形成我新英雄主义的精神，以贯穿我一生。[50]
萧军在这段日记中回答了以下问题。第一，指出新英雄主义是对旧英雄主义的解构和重构的结果，即将解构后的旧英雄主义中的“机会主义”“保守主义”“懦怯主义”“尾巴主义”和“混混主义”等落后因子剔除出来，然后辅以鲁迅的战斗精神，毛泽东、朱德的忍耐精神，以及马列精神方法，重构成萧军的新英雄主义精神。第二，指出这是对这些“主义”的一个革命，点出新英雄主义精神的实质是革命英雄主义。第三，表明新英雄主义的思想核心是鲁迅的战斗精神，毛泽东、朱德的忍耐精神以及马列精神。第四，将上文中的“人类”进一步落实到“落后的国民”身上。第五，声明自己在文学上受新英雄主义精神的指导。第六，指出这场革命是国民素质提高的必经之路。萧军要敢为天下先，这也是他新英雄主义的一种表现，是做了新英雄主义的一种表率。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天的日记中有“继续写‘英雄主义与观念论’”的记录，也就是说萧军当时正在写《英雄主义与观念论》这篇文章，但后来未见发表，大抵是没有完成，即使于10月份完成了，在当时延安的那种情况下——《文艺月报》被停刊，《解放日报》不给刊载——这篇文章也就没有机会发表。据笔者访谈时萧军之女萧耘女士证实，她没有见过这篇文章，因为“文革”中多次被抄家，“文革”后返还给萧军的资料中也没有这篇文章，所以《萧军全集》并未收录[51]。另外一个证据是在徐塞先生的“萧军著作年表[52]”中，也无这篇文章的记载。相信如果有这篇文章的话，从题目上看，此文当是萧军对新英雄主义比较全面的论述，应是对新英雄主义精神的重要补充。
到1943年，新英雄主义的内涵被不断丰富。在7月10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
由没落的个人反抗的封建主义倾向，转向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浪漫主义、英雄主义倾向，俄国式虚无主义，巴枯宁无政府主义，列宁、史塔林、孙中山……总之，影响我的不是主义，而是“人”。
由文学上的革命的浪漫主义，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由旧英雄主义到新英雄主义——现在我是共产主义者，同时也是新英雄主义者。[53]
这则日记中，萧军为人们勾勒出了他思想变化的轨迹，即从封建主义到新英雄主义的过程。萧军没有刻意回避自己曾经有过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和英雄主义思想，同时指出新英雄主义就是对旧民主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改造结果。尽管萧军一再拒绝承认受“主义”的影响，声称主要是受“人”的影响，受世界上的所谓英雄人物的影响，这些英雄人物对其有示范的作用。但在最后宣称“现在我是共产主义者，同时也是新英雄主义者”时，无疑告诉世界，自己受共产主义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萧军将新英雄主义和共产主义等同是不大合适的，但同时也证明了萧军的新英雄主义和旧英雄主义是有很大差别的。至此，萧军的新英雄主义精神基本形成。
如果说1942—1943年这段时间是萧军新英雄主义的形成期的话，那么1945—1946年就是它的发展期。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新英雄主义原则中服务对象的范畴则逐渐清晰起来，从“人类”到“国民”，最后明确为“为人民”，也就是工、农、兵。萧军在《目前东北文艺运动我见》中写道：
人类之所以能进步……“为人民服务，强健自己，竞取第一”这种新型的“英雄主义”，以及英雄们。只有用这种英雄主义，才能够打败那些反人民的假英雄、旧式英雄以至“个人”英雄主义或“英雄”……事实上，年来在军队，在农村，在工厂……这新型的英雄已经在大量产生了，还正在产生着，就是在文艺方面，也已经有了不少。这些文艺英雄们用了自己的作品，不独冲进了本国的“文艺坛”，而且已经冲进了世界的文艺坛，获得了相当高度的评价，为祖国挣得了光荣，这就是这种新型英雄主义所发生的效能。……不独要扶植新军……使这些新军成为新型的英雄主义者以至英雄，另一面也还要改造“旧部” ……也要使他们成为终生为人民服务的新型英雄主义者或英雄们。[54]
文中不仅明确了“人类”即为“人民”，重要的是最终将“人民”明确为工、农、兵，并且指出新英雄主义中英雄的土壤是“军队、农村、工厂”。此时，新英雄主义不再是萧军自己的私产了，他将这种新型的英雄主义推及到更广阔的空间和对象身上，无论工、农、兵还是文艺坛，无论新兵还是旧部。至此，新英雄主义的实质、奋斗目标、价值取向、思想核心、表现形式都得以确定，思想建构基本完成。
二、新英雄主义行为构建
新英雄主义的核心概念是“英雄”，它是英雄的价值观，是英雄实现自身价值和自我认同的重要途径，它有自己独特的行为构建过程，它的行为建构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英雄的示范作用。在萧军的新英雄主义构建过程中，英雄的示范作用是关键的，体现在民族禀性和个体经验两方面。
民族禀性是一个民族历经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民族共性，也就是民族精神。勒庞认为，“我们有意识的行为，是主要受遗传影响而造成的无意识的深层心理结构的产物，这个深层结构中包含着世代相传的无数共同特征，它们构成一个种族先天的禀性”[55]。民族禀性是历史积淀下来的种族基因，是一种历史无意识，是人类共同的集体记忆。世界上各个民族都有崇尚英雄的心理，并有自己的英雄谱系。中华民族历史悠久，谱系中的英雄上自远古神话下至历朝历代，不可胜数。由于教育的普及和封建文化制度等原因，人们对英雄的认知和传播多以口耳相传的民间方式进行。谱系中的英雄又多来自民间，基本不为官方所认可和宣扬，如《水浒传》中反抗朝廷的梁山英雄、《七侠五义》中的草莽英豪等。然而这些英雄的故事在一代一代的口耳相传中，对一个民族精神的形成所起到的重要示范作用是无可估量的。哈布瓦赫说过，“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的记忆是对过去的重构”[56]，比如岳飞的精忠报国，刘、关、张的桃园结义，五鼠的大闹东京等故事，经社会的集体记忆重构后，这些英雄的行为内核便成了“忠”、“义”、“侠”，并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岳飞，刘、关、张和展昭等也就成为忠、义、侠的榜样。对于萧军，这种英雄的示范从小到大，如影相随。据萧军回忆，驴皮影和大鼓书等各类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使他受到良好的民间“教育启蒙”，“对那些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奸佞让寸分的英雄豪杰、绿林好汉、响马侠客，他都寄予了无限的尊敬与同情”[57]。岳飞、呼家将、杨家将、薛家将等英雄，大都有过反抗外族侵略的经历，是为国为民的，萧军的新英雄主义原则中的“为人类”和发展到后来的“为人民”或许就是由此而来的。
构成英雄示范的另一方面是个体经验，这是一种个体生活记忆。“个体通过把自己置于群体的位置来进行回忆，但也可以确信，群体的记忆是通过个体记忆来实现的，并且在个体记忆之中体现自身。”[58]从民族禀性那里继承来的英雄的示范在萧军的个人生活经历中不时出现，这种个体经验也十分丰富。比如萧军认为“我生长的环境，只能做军阀和土匪……”[59]这是受他当“胡子”（东北地区称土匪为“胡子”）、当义勇军的二叔、三叔的影响。因父亲的暴力他产生了反抗思想，为反抗父亲的暴力、为不成为“靶子”，他开始习武，并将“强健身体”作为新英雄主义的重要原则。萧军的父亲很崇拜安重根，因为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在哈尔滨刺死日本的伊藤博文（时任日本首相）。萧军曾说：“尽管我们父子在别的方面彼此全有隔膜、距离、差距……但在崇拜安重根这一点上却默默地统一起来了。”[60]安重根的英雄示范作用，在萧军的民主主义思想和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方面，给他注入了不可忽视的力量。再后来，鲁迅、毛泽东和各国文豪都成了萧军的英雄示范榜样。
第二个阶段是英雄行为的模仿。除却示范，英雄的行为还有传染作用，这是模仿产生的原因。模仿和重复是心理暗示过程，是思想上的模仿和重复。模仿是人的本性，尤其是对英雄的模仿。在新英雄主义行为构建过程中，对英雄行为的模仿可分为想象的模仿和行为的模仿，萧军是以“英雄的身份”去模仿的。在想象模仿上，因当时缺少现实条件和思想模仿的土壤，致使大多模仿都没有成功，但这是有别于“语言上的巨人”的。这类不断重复的模仿有“我是以义侠身份参加革命的；我应为军阀或胡子；我要做文学上的‘列宁’；我有获诺贝尔奖的想法；我要去参加义勇军抗日；要去参加游击战；我不仅要成为中国的第一，还要成为世界的第一”[61]等话语。在行为模仿方面，对鲁迅精神的模仿到继承，对毛泽东的柔韧性和包容性的学习和吸收，都取得了相对的成功。事实上，不管是想象的模仿还是行为的模仿，这种模仿的不断重复，在萧军心中产生重要的暗示作用，使英雄的形象凸显并逐渐清晰，成为英雄的自信心和竞争意识得以加强。在这种情况下，模仿的功效已经不能满足模仿者的需要，情感的加速度使模仿者有了要做真正英雄的需求。“人们往往根据自己的智力做出判断，而其行动却受自己性格的支配。”[62]对于萧军，尽管理性告诉他在一些特殊时候和特殊场合，他不适合做英雄，但他的暴烈的脾气和张扬的个性，却很快将他由模仿者转化为英雄的角色。
第三个阶段是英雄角色的扮演。在模仿和重复的基础上，理想中的英雄价值得到了自我的实现，现实生活中真实的英雄角色得以走上前台。英雄角色的成功扮演，是新英雄主义构建的最后一个环节。萧军是人格型英雄，他有一种独特的气质，这种气质属于劳动人民的，属于“好汉型”的气质。所以，坚持真实、正义，打抱不平，不怕牺牲，敢作敢为，仗义执言都成了这种英雄主义的特点。他在国统区和敌人斗争的方式上可以得到印证，“‘武器’牛角尖刀一把，经常置于衣袋中。‘资本’——脑袋一颗。‘方法’——两手换”[63]。对敌人绝不手软，对朋友古道热肠，萧军的英雄行为不断表现出来。在国统区，怒骂汪精卫的讲话是放屁，单挑马吉峰和张春桥，蔑视阎锡山；在延安，为陈布文夫妇写证明材料，敢为王实味说话；“文革”中，拒绝写胡风的黑材料；“文革”后为丁玲写证明材料。虽自己仍蒙冤处在逆境中，仍不忘真诚地关心、帮助别人，不做任何落井下石的事情。最有代表性的英雄行为，是萧军敢冒众矢为文艺工作者说话，将自己放在一个文艺工作者代言人的位置上。1942年4月12日，毛泽东写信给萧军，约他下午谈话。萧军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我懂得了这大概是日间博古所谈那军人方面不高兴文艺作家写部队黑暗方面的事。我本想不参加这类事，自己旅行去算了，可是这又不可能，还得参加。我知道，如果我不参加，一些文人是要吃亏的，而且有些问题也不会得到解决。”[64]正是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听取了萧军关于制定文艺政策的建议，决定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萧军回东北之前，毛泽东最后一次找他谈话，萧军表示自己这次到哈尔滨是去挖东北青年头脑中坏思想的根，带着这个目的，萧军回到哈尔滨并创办了《文化报》，开始了东北解放区青年进行新启蒙的实践。萧军的新英雄主义精神在经过英雄的示范、英雄行为的模仿和英雄角色的扮演三个阶段后，最终得以建构。
新英雄主义的思想建构和行为建构是同步的，行为的构建来自思想的指导，反过来，思想的成熟又依靠行为来检验和修正，这从萧军文学创作的几个重要阶段可以得到验证。萧军在延安时期、哈尔滨时期和抚顺时期的散文和小说创作，都是在新英雄主义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每个阶段的创作结束后，萧军都对下一个时期的创作思想进行了调整。如在延安的创作主要遵循的是鲁迅精神，重批评、暴露黑暗，表现在《论同志的“爱”与“耐”》等系列杂文和《第三代》的后几部。哈尔滨时期受鲁迅精神和毛泽东思想双核影响，批判和歌颂并举，两报论争时的文章就是例子。“《文化报》事件”之后，在抚顺时期，受双核心中的毛泽东思想影响较大，其表现是以颂扬为主，最具代表性的是小说《五月的矿山》。
第三节 新英雄主义与萧军的文学创作
萧军在文坛拥有的声誉和地位，除来自作家的创作天分和鲁迅的帮助外，还得益于他终身奉行的、已内化为其思想性格和美学风格的新英雄主义观念。新英雄主义是萧军固属的个性，其核心思想是鲁迅思想和毛泽东思想，双核心思想的英雄主义具有鲜明的个性，这种个性在生活中凝结为萧军抵御外来侵袭的掩心甲，在文学上则固化成独特的文学风格。自1943年萧军的新英雄主义观念形成之日起，他的作品中便时时闪烁着新英雄主义的光辉。从萧军的小说和散文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新英雄主义的发展轨迹，以及双核心文艺思想对萧军文学创作的影响。
一、新英雄主义与散文
散文方面，除自传体《我的童年》、《从临汾到延安》、《忆长春》和《哈尔滨之歌》外，最能体现萧军新英雄主义精神的就是杂文。萧军是一个游侠类的斗士，他曾在1947年3月4日的日记中说：“……我只有一个愿望，我不愿被什么所战败！我永远要做个战胜者！ …… 要行动，要战斗，要征服，要坚持……就是我一生的为自己而立的箴言。……一直追求真理而战斗……”[65]他恪守着战斗的格言，用从鲁迅先生那里继承来的独特的战斗性文体驰骋在现代中国的文艺坛，向旧的社会制度、反动文人，向革命文艺内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官僚主义亮剑。
萧军的散文创作颇丰，从1929年5月在沈阳《盛京时报》发表《懦……》起到1984年的55年中，在各类报刊上共发表了549篇散文[66]。其中杂文273篇，占总数的一半。萧军对杂文的重视和偏爱可窥一斑。以1937年为界，这之前萧军的杂文共15篇，其中只有《欺骗恫吓》和《小亡国奴》等两三篇杂文是站在时代的前沿来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其余的篇什都是一些对国民陋习进行批评的小品文，文章的战斗性不够强，如《漫记——关于骂》、《漫记——出卖》等。1937—1940年这段时期共创作杂文89篇，这时萧军的新英雄主义精神还没有正式提出，但从其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已经在思考新英雄主义，潜意识里已经受这种新英雄主义的指引。萧军在《谁该入“拔舌地狱”》一文中谈到，“鲁迅没有为了‘自己’骂过一个人；也没有为了自己骂过一件事物。他骂的是这社会上的‘不合理’的事物和思想底本身，以及积极、消极、直接、间接……执行、拥护这不合理的思想、不合理的事物底人们。”[67]鲁迅的杂文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他的“骂”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大众。受鲁迅先生的影响，萧军的文章不再是仅仅拘于身边的生活琐事或个人的是非恩怨，而是上升到了阶级、民族的高度。这一时期，一方面，他高举鲁迅的旗帜，宣扬鲁迅的韧性战斗精神，著文批评那些攻击、污蔑鲁迅的国民党右翼文人，如《死者的血债》、《奴隶文学和奴才文学》、《阴险者流》、《不够朋友论》、《杀无赦的精神》，等等。另一方面，揭露国民党的丑恶嘴脸和卖国行径，如《和平解决》、《不是战胜就是死亡》、《第几个“九一八”了？》、《中国的报告文学和神秘的中国》、《有何脸面相见？——兼致日本真正为正义和真理而战的作家》、《从日本说到中国，再说“中国是愿意进步的吗？”》等文。这一时期，他的创作不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整个民族、为了人类，单在这一点上，就已远远超出了传统英雄主义的范畴，“为人类”奋斗正是萧军新英雄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
然而，此时萧军的新英雄主义观念毕竟没有形成，只是模模糊糊地存在，新英雄主义还处在不自觉运用的阶段。所以，他的不少作品还是受传统的、个人的英雄主义影响较多。萧军就曾因成仿吾批评《八月的乡村》而做《有所感——关于一本“不够真实”的书》来回敬对方，讽刺成仿吾“是‘创造社’的健将，和郭沫若等曾围剿过鲁迅。据说鲁迅的‘转变’也还是这围剿的功劳”[68]。也曾因鲁迅的死因和自己哀悼鲁迅的表达方式被批评而著文诘问郭沫若：“为了承继这‘不灭的光辉’，‘哭丧婆子式’的‘××式’‘××式’等等固然是要不得的，而躲在一角说空头大话，摆大旗……之类这样一九三×年×式的战斗者，我以为也是要不得的。不知郭君以为然否？”[69]对于此，萧军认为这是个立场问题：是站在中国人民大众的立场，还是站在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文风泼辣、耿直，言辞犀利，咄咄逼人。为此，郭沫若也发表《答田军先生》，解释事情经过，指出“在‘战斗’的时期，摇旗呐喊也有必要，而做得技巧一点，倒也无伤乎‘瓦全’”[70]。回击了萧军的批评。从这一时期的杂文作品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传统英雄主义对萧军的影响正在减弱，新英雄主义的影响正在增强。
1942年到1948年间，是萧军新英雄主义的成熟期。从1942年1月第1期在《解放日报·文艺》上发表的《也算试笔》中提出新英雄主义，到1946年3月12日在《东北文艺》刊载的《目前东北文艺运动我见》中将人民确定为工农兵，新英雄主义已逐渐成熟，思想核心也由鲁迅思想的单一主体过渡成鲁迅思想与毛泽东思想共存的双核心思想。本时期萧军的杂文主要分为三类，分别体现着新英雄主义的坚持正义和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坚持斗争不断进取和为工农兵服务三个方面的特征。
一是坚持正义、追求真理，主要表现在萧军对革命文艺内部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批判的杂文中。延安时期，歌颂和暴露等问题上的分歧致使“文协”和“文抗”成为对立的两派，宗派主义、关门主义表现明显。党对延安知识分子进行改造时，萧军不属于任何一派，也不是共产党“家族内”成员。正如丁玲所说的那样，“他什么派也不会参加，他就是萧军派”[71]。对于延安的不良现象，萧军本着说实话、讲正义、求真理、促团结的立场出发点写了一系列杂文，如《论同志的“爱”与“耐”》、《杂文还废不得说》、《文坛上的“布尔巴”精神》、《对当前文艺运动之我见》、《作家面前的坑》等。这些文章多发表于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与1940年之前的风格相近，受鲁迅思想影响较多，仍然保持着鲁迅杂文的遗风。这些杂文言语间常伤人情感，虽然出发点是好的，却难以使人接受。对于“暴露”和“歌颂”问题，萧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党内人士、非党人士、进步人士是一家；政治、军事、文艺也是一家。虽说是一家，但它们的辈分是平等的，谁也不能领导谁。我们革命，就要像鲁迅先生一样，将旧世界砸得粉碎，绝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72]，受鲁迅影响极深。
二是为人民——为工农兵服务，主要表现在萧军对新启蒙的提倡的杂文中。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特别是萧军到乡下刘庄的经历让他认识到自己的任务和价值。这种“改造”终使萧军清醒，主动向胡乔木提出回城并要求入党。此时，双核心的新英雄主义开始向毛泽东思想方向倾斜。这之后萧军创作发表了多篇关于东北问题的启蒙文章，如《新“五四”运动在东北》、《再来一个“五四”运动》、《“新启蒙”运动在东北》、《再谈东北问题》、《东北文艺运动之我见》、《青年问题和文化报》等。这些杂文既有思想上的启蒙，又有文化方面的启蒙。同时，为了配合理论启蒙，萧军还创办《文化报》进行实践启蒙。总的来说，这时期萧军的新英雄主义创作主要受毛泽东思想的影响。
三是坚持斗争、不断竞争，主要表现在哈尔滨《文化报》和《生活报》论争时期所作的杂文。鲁迅曾经对萧军说过，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73]。产生于左联时代的宗派主义在哈尔滨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越来越强盛。为了同党外知识分子萧军争夺文艺舆论阵地，争夺对人民群众的领导权，《生活报》刻意曲解萧军的文章本意而引发两报的论争。《风风雨雨话王通》、《夏夜抄》系列、《古潭的钟声》系列、《谈萧军的“九点九”与〈生活报〉的“零点一”》等文就是在这种情境中发表的。出于对宗派主义的痛恨和对个别思想狭隘党员的厌恶，萧军运用从鲁迅先生那里继承的韧性的战斗精神，不断竞取，同《生活报》论争。尽管如此，萧军最终还是以大局为主，放弃个人得失，服从东北局对他的处理决定。哈尔滨时期，双核心思想的天平又倾向了鲁迅。
二、新英雄主义与小说
萧军的小说创作始于《跋涉集》，他是以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视角来看待阶级对立现象的，劳动人民萌芽状态的反抗意识因此进入他的书写范围。萧军如游侠般闯入现代文坛，独特的民间启蒙使其具有很深的英雄主义情结，这情结也将他的小说打上了英雄主义的烙印。与散文一样，萧军的小说创作也有一个从英雄主义到新英雄主义的转化过程，这一转变在《八月的乡村》、《第三代》和《五月的矿山》三部长篇中有着清晰的脉络。这三部小说，如果说前两部是萧军英雄主义无意识参与下的书写，那么《五月的矿山》则是作者新英雄主义有意识的创作。
萧军的新英雄主义理想集中体现在小说的人物身上，这些小说塑造了一批鲜活的形象。如《八月的乡村》中胡子出身的铁鹰队长、小资产阶级出身的萧明、农民出身的唐老疙瘩、李三弟等；《第三代》中的井泉龙、林青、土匪海交、半截塔、刘元；《五月的矿山》中的鲁东山、张洪乐、杨平山、林风德、艾秀春等。总的来说，可以分成旧式英雄群像和新儿女英雄谱系。旧式英雄群像中又分为三类，即知识分子群像、农民群像和胡子群像。知识分子群像中的人物不多，主要有安娜和萧明，他们都是顺应时代的要求走上抗日救国道路的英雄。尤其是萧明，他热爱革命、相信革命，并不是懦夫和叛徒，但是革命的信念竟然被恋爱和革命的矛盾击碎，为了个人的私欲最终放弃了对队伍的领导、放弃伟大的革命事业，这种极端自私利己的“思想面貌基本上反映了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对待革命的态度”[74]。胡子群像中的人物较多，如红胡子出身当过兵又参加义勇军的铁鹰队长，他勇猛、机智、敏捷，具有很强的领导才能，使敌人闻风丧胆。农民出身的海交、半截塔、刘元等土匪，与农民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同传统意义上的胡子有很大的区别，这些人当胡子完全是被旧社会逼迫的。所以，他们为匪而不乱杀，占山而不扰民，忠肝义胆、义薄云天，在他们身上体现出浓郁的个人英雄主义精神。尤其是海交和刘元，两代土匪有着相同的命运，最终连胡子都当不成，他们的结局预示着被逼上梁山的农民面临的终是绝路。萧军笔下的土匪形象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如端木蕻良、梁山丁等人笔下的土匪截然不同，有着萧军固有的独特审美情趣和美学风格。最后一类群像是农民，表明了萧军对农民命运的热切关注。李三弟、唐老疙瘩、井泉龙、林青等人被作者塑造得有血有肉。唐老疙瘩健壮勇敢，但为救倒下的情人敢于离开队伍就死；默默无闻的李三弟能在部队危难之时担负起领导重任；倔强，具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性格的义和拳老英雄井泉龙，敢于面对地主无所畏惧；还有乐天而叛逆、足智而多谋，关键时刻带头请愿的林青，强权下不低头的翠屏等。这些人物身上都有一种强烈的反抗性格和叛逆精神，萧军着重揭示了他们反抗意识的觉醒，挖掘他们历史深层结构积淀下所形成的文化基因。上述人物的反抗行为大都是被迫的，是个人主义的。尽管有些人的行为，如井泉龙敢于顶撞地主杨洛中与其为敌，林青带头请愿有为群众争得利益的表象，但是这些仅仅是作家无意识的描写，而不是新英雄主义有目的的指导。
萧军的小说中，最能代表新英雄主义的人物是工业题材小说《五月的矿山》中的新英雄儿女谱系中的人物形象。这里有新中国第一代矿山领导、老一代煤矿工人和新一代模范矿工。作为矿山领导，严和、骆刚夫以及裴玉峰都曾经历过革命烽火的洗礼，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和革命热情，但却不熟悉新中国的工业建设，摸着石头过河，边工作边探索。严和工作能力强、讲原则、待人随和、为人宽厚、善于挖掘人的长处，是党的工人阶级的领路人。骆刚夫为人大度、无私，具有广阔的革命胸怀。裴玉峰年轻有为，长于思想工作，拖抱病之躯，大公无私。这些人都是矿山党的好干部形象，在新一代矿山领导的身上，体现出了他们旺盛的革命意志力和强烈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老一代的矿工代表是杨春，这个走过冬天迎来春天的老煤矿工人，新社会的矿山生活仿佛为他残疾的身体注入了新的活力，他参加培训、参加代表大会，提高觉悟。他情系矿山，60岁仍申请下坑号头，坚信“人对于自己所愿意进行的工作，所愿意进行的战斗，这工作和战斗将是唯一美丽的、愉快的”[75]。在新英雄儿女谱系中，萧军着墨最多的是新一代的矿山主人——鲁东山、张洪乐、杨平山、林风德、艾秀春等劳动模范。这是一群具有崇高思想品质的先进工人，在他们身上寄托了萧军新英雄主义的革命理想。他们个个公而忘私，将自身的利益和矿山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与矿山同呼吸、共命运，其自我价值的实现即是获得最高的革命利益。他们“每个人几乎全要把自己底根，在这矿山四周的土地上深深的埋下来，开花结果”[76]。他们的无私境界几乎是一种极端，杨平山固执地坚持先入党、入团之后才能结婚，张洪乐的妻子生产时他却不在身边。最能代表萧军新英雄主义精神的鲁东山，为实现这种自我价值，不顾特务的谣言、落后群众的嘲讽、领导的官僚而拼命工作，甚至连送病中的女儿上医院的时间都没有，致使女儿夭亡。最后在其不懈的努力和党的培养下，鲁东山终于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这些优秀的矿山儿女，被萧军注入了英雄主义灵魂，成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工业建设的排头兵。
萧军作品中没有理想化的人物，这些新英雄主义人物的形象，并非是高大全。作家也刻画了他们身上与自身的无私境界不协调的一些缺点和不足，这缺点和不足是英雄人物在发展成熟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但正是这样的描写才使得这些新英雄主义的形象有血有肉，更加丰满。除新英雄儿女谱系外，作品中还塑造了一批反面形象如皮长寿、胖股长、谢志敬、牛必行等人，不过他们只是英雄儿女们的衬托、反官僚主义的靶子，作者力图通过先进和落后思想的比较和冲突，来展现新时代工人阶级的英雄姿态。
萧军的新英雄主义具有双核心思想，毛泽东文艺思想和鲁迅文艺思想各占半分。与同时期其他知识分子不同，有些作家在新中国成立前言必谈鲁迅，奉之如神明，而在党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后谈到鲁迅，却唯恐避之不及。萧军则不然，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萧军完全受鲁迅思想的影响，鲁迅是他的精神导师。座谈会后，由于文艺界整风和与毛泽东的亲密接触，萧军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直到新中国成立前，鲁迅对其影响都要大于毛泽东。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其影响的比重加大，但是萧军并没有放弃鲁迅思想。他一方面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党的文艺政策改造自己，另一方面不忘高举鲁迅精神的伟大旗帜。他是一个用两种文艺思想历练出来的文化斗士。这种拥有双核心思想的新英雄主义，在文学创作上表现出的是暴露和歌颂的二元对立统一。
萧军擅长揭露旧制度的黑暗，像鲁迅一样用手中的笔作为手术刀给旧中国腐烂的肌体动手术，挖去烂肉。在国统区，他批判旧的社会制度，暴露国民党的黑暗反动统治；在解放区，他敢于批判不良现象和宗派主义行径。与众不同的是，萧军在批判黑暗的同时不忘歌颂光明，他还是一个歌颂新社会新生活的作家。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萧军受毛泽东讲话的指引，新英雄主义的文艺创作有意识地转向歌颂光明。事实上，并不是所有暴露旧社会黑暗的作家都歌颂新社会，他们乐于批判、暴露旧社会的黑暗，可当新社会建立后，他们思想上也有与新社会不适应的地方，于是或失望或回避，苏联作家高尔基、中国五四时期的翻译家林纾即如是。与他们不同，萧军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一个特殊存在。他既能批判黑暗，又能歌颂光明，是一个敲响旧社会丧钟的同时又吹响新社会号角的歌者。这样，暴露黑暗和歌颂光明这组对立矛盾在萧军新英雄主义思想的双核心——鲁迅思想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实现了二元的对立统一。萧军在创作了反映矿山生活的工业题材小说《五月的矿山》之后，加上先前描写农民的代表作《第三代》和军事题材的成名作《八月的乡村》，真正实践了他新英雄主义的奋斗目标——“为人类、为人民、为工农兵”服务。
第四节 新英雄主义的时代反思
萧军作为东北作家群的领军人物，人们每每谈到这个由鲁迅先生当面向埃德加·斯诺郑重推荐，纳入“自1917年的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涌现出来的最优秀的作家”的时候，除了赞叹其反映时代精神、民族命运的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成就外，几乎都不忘对其让人津津乐道的独特性格、磊落品格、高尚的人格加以品评。这种本色性格在萧军文学作品和社会生活中的表现就是新英雄主义精神，它是萧军独特个性高度集中的概括。
新英雄主义虽然打有萧军的专属烙印，但是这种精神在同时代其他作家身上也存在，尤其是在左联作家身上。他们与萧军有着相近的人生经历或个性，并且都或多或少受到这种精神潜移默化的影响。同萧军一道被称为“延安四怪”的王实味、冼星海、塞克三人，他们独特的个性几乎是同出一处。同为鲁迅弟子的胡风，无论是在“现实主义”的论争中还是在蒙冤受难时，都坚持真理不肯低头。丁玲在上海时期虽然结识了不少共产党员，但是她根本不提入党的要求。“二十年代初期，在平民女校和上海大学，因为看不惯几位共产党员的夸夸其谈，当时又不能把党的整体组织与个别人的不良作风冷静区分，她甚至因此而疏远了党的队伍。”[77]这种认识使丁玲在中国共产党敞开的大门之外整整徘徊了十年，与萧军的入党历程简直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些作家在坚持真理问题上，在大是大非面前，以执着的信念保持着中国知识分子独立、自由的品性。此外，萧军的新英雄主义精神也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身边的东北作家群的朋友，如舒群、罗烽、白朗、方未艾、陈隄、关沫南、金人等人。不仅在生活中，这种影响还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很多人都是从萧军的作品中解读出了这种英雄主义，并被其粗犷的文风感染，成为萧军的崇拜者。
“文学评论也罢，人物评论也罢，总是不能脱离历史而作孤立的评价。”[78]对萧军本人是这样，当然对影响他后半生的新英雄主义也一样适用。对待新英雄主义，用一分为二的方法来辩证分析，可以看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政治环境中，新英雄主义为萧军带来了不同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不利的一面。
一、新英雄主义的进步作用
新英雄主义既是萧军思想价值体系的核心，同时也影响着他的人生观和文艺观，对萧军的人生有重大指导意义。从延安时期开始到走完人生旅程，新英雄主义精神一直陪伴着他，是他坚持自我、不断竞取、勇于同外来侵袭做斗争的思想武器，是萧军坎坷人生的精神食粮。新英雄主义精神的进步性主要表现在：
第一，帮助萧军建立正确的价值观。英雄主义贯穿萧军的一生，以1942年为界，之前受传统英雄主义的影响，之后受新英雄主义的影响。在受传统英雄主义思想影响时，人的价值追求是以个人名誉或利益为主。尽管受旧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转向了为人类奋斗，但是这一概念还是模糊不清的。在新英雄主义精神形成的过程中，这一概念从民主主义的为人类到共产主义的为人民，再到毛泽东思想的为工农兵，萧军的价值观得以最终确立，为人民——工农兵服务的奋斗目标成为了萧军一生的追求。
第二，帮助萧军确立正确的人生观。萧军的新英雄主义在形成的过程中，不断地修正他的人生观。从早期的立志武力救国到安心文化救国到最后的献身无产阶级文化事业，萧军的人生观发生了很大变化。萧军的新英雄主义具有双核心思想，其一是鲁迅精神，其二是毛泽东思想。萧军一生坚持继承发扬鲁迅精神，走鲁迅的道路。他曾说，“鲁迅先生只走了半段党外共产主义的路，我继承它，除开走下来后半段党外的路，更进一步，后半段必须走进来，否则将不合历史发展规律”[79]。萧军继承鲁迅精神的同时也坚持了鲁迅所走的道路，加之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最终将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人生终极理想。在萧军后半生的坎坷道路上，“他始终坚信马克思主义，一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想，以鲁迅先生战斗的硬骨头精神和治学为人的态度，指导自己的一切”[80]。
第三，影响和指导萧军的文学创作。英雄主义对萧军的创作影响极大，在其受传统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影响时，文学上表现的个性创作风格和个人英雄的气质相吻合，于是文学上产生了《八月的乡村》这样的作品，生活中成为传承鲁迅精神的旗手。当从旧英雄主义中剥离出来成为新英雄主义者的时候，这种精神个性又渗入《第三代》和《五月的矿山》中，在这两部作品中的人物身上，寄托了作者浓厚的新英雄主义情结。此外，新英雄主义还在东北新启蒙运动中直接影响了《文化报》的启蒙，导致了“双轨道启蒙”方式的产生。
第四，它是萧军抵御外来侵袭的精神盔甲。无论是在延安时期、哈尔滨时期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新英雄主义都是萧军坚持斗争、维护尊严的精神武器。在延安，萧军坚持鲁迅杂文风骨敢于暴露黑暗，为王实味仗义执言独斗宗派势力，也因此被严文井批成“俨然以文化界、文艺界的代言人自居”[81]。“东北事件”中，刘芝明曾把自己写的文章给萧军看并问觉得怎么样，萧军坦率地回答“不怎么样！”接着说：
若是我批判萧军就不这么写。你把萧军比作什么狼、虫、虎、豹、鹰等猛禽山兽，但凶兽毕竟不是巴儿狗！你还记得吗，鲁迅说过，“自己的血肉宁愿喂鹰喂虎，也不给巴儿狗吃，养肥了癞皮狗乱钻乱叫，可有多么讨厌！”……后来，刘芝明问萧军：“你和共产党玩什么硬骨头！”萧军反问：“难道共产党就需要缺钙质的软骨头吗？”[82]
在和刘芝明的对话中，萧军用犀利的语言驳斥反击对方，维护了自身的尊严。在“文革”中他铮铮铁骨、不畏强暴、宁折不弯的英雄品质使红卫兵对他也不得不另眼相看，不敢胡来。这种对自身尊严的维护简直和阿基米德的“别碰我的圆”是一样的。在对待丁玲、胡乔木、周扬以及刘芝明等个人的恩怨上，萧军表现出的是大气、包容和相逢一笑泯恩仇。从这类不胜枚举的事件中足以看出，此时的萧军已经把鲁迅的硬骨头精神与毛泽东的韧性和包容精神，完全融入了自己的新英雄主义中了。
萧军不但自己对新英雄主义情有独钟，还积极向社会推广新英雄主义。萧军提议将新型英雄主义，从文艺方面推广到军队、农村、工厂等各个部门，从《目前东北文艺运动我见》这篇文章中可见萧军对新英雄主义的喜爱程度。
二、新英雄主义的历史局限
产生于延安时期的新英雄主义，本身就是一个折中的思想产物。是萧军为排定影响自己的鲁迅精神和毛泽东思想主次地位，运用“半步主义”方法合成的，“双核心思想”就是在这种历史情境中提出的。虽然产生在特殊背景下，但是新英雄主义精神却迎合了当时的政治历史环境，适应了当时的政治文化土壤，帮助萧军解决了很多难题。这里面既有偶然的原因，又有必然的因素。
总的来说，萧军是受益于新英雄主义思想的，这种思想自身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然而新英雄主义毕竟是脱胎于传统英雄主义，并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也有着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当社会历史环境发生变化时，新英雄主义的不足也开始显露。如当个人受到重大打击或无法调和生活与现实的矛盾时，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和冒险主义又会抬头，来侵袭新英雄主义的肌肤。此时，新英雄主义便会有不团结、不顾大局、是非观念淡泊等表现。尤其是在萧军孤军奋战时，英雄的孤寂使他对个人主义产生旧情。当对待温情时，从小失去母爱和家庭温暖的个体记忆也常常让他英雄气短，这在对待秦友梅事件（详见后文）上体现得十分明显。
历史是生产悖论的工厂，利与弊、对与错总是相随而生。尽管打有萧军烙印的新英雄主义精神，对萧军的创作和生活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并且利大于弊，但是却因为它形成的时间、地点、所处的时代环境而显得不合时宜，几乎从它萌芽的那天起，就预示了拥有它的英雄的悲剧性结局。鲁迅曾经说过，“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83]。同样，一种思想的存在也需要产生和养育它的“土壤”。当时的中国并不是游侠时代，张扬个性、坚持个人立场的新英雄主义是很难被时代接受的。这是因为一方面，个性解放强调个体作用的思想只是在五四时期有过短暂的辉煌，接下来就为政治的救亡所湮灭。到了延安时期，个体服从集体的原则又使个体失去自身主体性。可以说，萧军的新英雄主义从诞生伊始就显得比较被动和无力。另一方面，萧军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毛泽东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评价是“小资产阶级最容易变，有时他神气十足，把胸膛一拍‘老子天下第一’；有时就屁滚尿流”[84]。基于这种评价和判断，小资产阶级被教育、被改造的命运就成了必然。萧军也不例外，他的新英雄主义也就失去了其抵御外来侵袭的功用。
性格是一个人个性的固有形式。新英雄主义是观念、欲望和感情综合作用的产物，是萧军后半生性格的集中概括，它像冰山一样单纯、透明，望去便能看到它的全部，即使是杂质也绝不隐藏，甚至是水下的部分也要显露出来给世人。为了理想它拥抱光明，最终将自己融化在革命的海洋里，将杂质还给泥沙，将清水献给人民。
[1] 乔木：《八月的乡村》，《时事新报》1936年2月25日。
[2] ［美］埃德加·斯诺：《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3期。
[3] 萧军：《萧军全集》第17卷，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215页。1937年5月1日，萧军在《致 中野重治》中谈到，鹿地亘对萧军说：“日本的某个杂志把您比作中国的萧洛霍夫。”
[4] 萧军：《萧军全集》第18卷，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27页。萧军在1937年7月12日的日记中记载：“日本《中国文学研究》正在研究《第三代》，他们是那样的热心研究我，说我是‘二十世纪文艺复兴者’。”
[5] 萧军：《萧军全集》第19卷，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539页。萧军1944年12月18日日记，中央党校三部支部书记程谷梁同萧军谈话。原文为：“党方面不是尽看一个人缺点或错误的，比方对于你的功绩，能力，鲁迅死后唯一旗手的地位……全是明了的……但有些问题是要双方负责的……”
[6] 文中所提到的新英雄主义均是特指，为萧军性格所特有，打有萧军的个性烙印。
[7] 陈隄：《萧军的一生》，《东北文学研究史料》1988年第7期。
[8] 萧军：《也算试笔》，《解放日报·文艺》1942年1月1日。
[9] 萧军：《萧军全集》第20卷，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559页。
[10] 萧军：《萧军全集》第19卷，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488页。
[11] ［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91页。
[12] 萧军：《萧军全集》第19卷，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606页。
[13] 萧军：《萧军全集》第18卷，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292页。
[14] ［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
[15] 萧军：《萧军全集》第20卷，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353页。
[16] 李振声：《我是鲁迅的学生》，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17] 萧军：《萧军全集》第19卷，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275页。
[18] 萧军：《文坛上的“布尔巴”精神》，《解放日报》1942年6月13日。
[19] 萧军：《萧军全集》第20卷，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11页。
[20] 萧军：《萧军全集》第18卷，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11页。
[21] 同上书，第315页。
[22] 赵浩生：《周扬笑谈历史功过》，《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辑。
[23] 萧军：《萧军全集》第18卷，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324页。
[24] 同上书，第293页。
[25] 同上书，第402页。
[26] 萧军：《萧军全集》第20卷，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610页。
[27] 萧军：《萧军全集》第18卷，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392页。
[28] 萧军：《萧军全集》第20卷，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60页。
[29] 萧军：《萧军全集》第9卷，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225页。
[30] 萧军：《萧军全集》第19卷，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70页。
[31] 萧军：《萧军全集》第20卷，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351页。
[32] 萧军：《萧军全集》第19卷，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71页。
[33] 萧军：《萧军全集》第20卷，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65页。
[34] 雪苇：《记萧军》，《新文史资料》1989年第2期。
[35] 萧军：《萧军全集》第18卷，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777页。
[36] 同上书，第420页。
[37] 萧军：《萧军全集》第19卷，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73页。
[38] 萧军：《萧军全集》第17卷，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279页。
[39] 萧军：《萧军全集》第19卷，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81页。
[40] ［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未发现的自我》，张敦福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295。
[41] 萧军：《萧军全集》第19卷，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164页。
[42] 萧军：《萧军全集》第18卷，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566页。
[43] 邢富君：《“半宾半友式的交往”——毛泽东与萧军》，《党史纵横》1992年第4期。
[44] 萧军：《萧军全集》第20卷，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823页。
[45] 张毓茂：《萧军与毛泽东》，《炎黄春秋》2007年第9期。
[46] 毛泽东：《致萧军》，《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
[47] 萧军：《萧军全集》第19卷，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345页。
[48] 主义、思想、精神、理论这四者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是社会科学中不同时期的一种哲学概括，即指导，在范畴上“渐渐小而强”。
[49] 萧军：《也算试笔》，《解放日报·文艺》1942年1月第1期。
[50] 萧军：《萧军全集》第18卷，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665页。
[51] 电话专题访谈，有录音。
[52] 徐塞：《萧军的文学世界》，春风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153—227页。
[53] 萧军：《萧军全集》第19卷，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164页。
[54] 萧军：《目前东北文艺运动我见》，《东北文艺·创刊号》1946年11月24日。
[55] ［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
[56]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年版，第58页。
[57] 王科、徐塞：《萧军评传》，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5页。
[58]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年版，第71页。
[59] 萧军：《萧军全集》第20卷，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831页。
[60] 萧军：《萧军全集》第1卷，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14页。
[61] 所引皆出自《萧军全集》之第18、19、20卷中不同时期的日记。
[62] ［法］古斯塔夫·勒庞：《革命心理学》，佟德志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1页。
[63] 萧军：《淡淡的回忆》，《文化报》1948年3月26日。
[64] 萧军：《萧军全集》第18卷，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598页。
[65] 萧军：《萧军全集》第20卷，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11页。
[66] 不包括自传体散文集《我的童年》、《从临汾到延安》、《忆长春》和《哈尔滨之歌》以及书信体的散文集《鲁迅给萧军、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
[67] 萧军：《谁该入“拔舌地狱”》，《大公报·战线》1937年10月19日。
[68] 萧军：《有所感——关于一本“不够真实”的书》，《中流》1937年第2卷第9期。
[69] 萧军：《致郭沫若君关于“不灭的光辉”》，《报告》1937年第1卷第1期。
[70] 郭沫若：《答田军先生》，载于1937年1月25日上海《大晚报·火炬》。
[71] 丁玲：《丁玲全集》第8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页。
[72] 杜忠明：《延安文艺座谈会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4页。
[73] 鲁迅：《致萧军》，《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32页。
[74] 徐塞：《萧军的文学世界》，春风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11页。
[75] 萧军：《五月的矿山》，《萧军全集》第4卷，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105页。
[76] 同上书，第97页。
[77] 宗诚：《丁玲》，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版，第66页。
[78] 骆宾基：《点点滴滴忆犹新——为了悼念萧军先生》，载《东北文学研究史料·萧军纪念专辑》1988年第7期。
[79] 萧军：《萧军全集》第20卷，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275页。
[80] 陈隄：《萧军的一生》，载《东北文学研究史料》1988年第7期。
[81] 严文井、公木：《萧军思想再批判》，《文艺报》1958年第7期。
[82] 张毓茂：《萧军传》，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270页。
[83]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6页。
[84]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毛泽东著作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3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