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探寻中国奇迹的奥秘
一、从鸡蛋旅行到中国奇迹
上世纪80年代初，春节前夕的北京火车站，人群熙熙攘攘，密密麻麻。无数人带着大包小包，像潮水一般挤进这50年代末建起的著名建筑中。
在这人贴人、人挤人的潮流中，也曾经有过我的身影。作为七七届大学毕业生，我刚从南京师范大学毕业，考进中共中央党校，成为中央党校第一届硕士研究生；随后又留校任教。其间，春节一般要回江苏南京。来来往往，免不了要带很多东西，经常是背上背、手中拎、肩上挎、脖子挂，火车票没有手可拿，只能用嘴巴叼着，让检票员检票。
在我记忆中，印象非常深的一件事情是：有一年，我曾经在北京买了不少鸡蛋，装在纸箱里，还在校园里找了一些木屑，把鸡蛋一层层、一个个叠好、铺好、包好，再把纸箱捆好，然后小心翼翼地乘上公交，挤上火车，长途跋涉，带往1162公里外的南京。
现在的年轻人肯定会非常奇怪：为什么要带着一筐鸡蛋旅行呢？太不可思议了。其实原因很简单，虽然当时改革开放已经开始了，但鸡蛋供应还是比较紧张，很多地方还在继续凭票供应。南京也是如此。而北京，改革开放开始后，比较早地建立了大规模的养鸡场，鸡蛋供应开始放开，不需要计划供应了。当时我的爱人已经怀孕，鸡蛋就是最好的补品，所以，便从北京买了鸡蛋带回南京，从而也就有了这种特殊的鸡蛋旅行。
鸡蛋旅行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一直忙于搞“阶级斗争”，生产力落后，人民生活消费品严重不足，于是只能靠发票证，用计划分配的办法保障人们最基本的生存需求。票证种类之多，现在的年轻人难以想象。除了基本的粮票、米票、面票、布票、油票之外，还有糖票、酒票、鱼票、肥皂票、猪肉票等等，比较精贵的有手表票、自行车票、缝纫机票、收音机票等等，甚至过年过节还有糖果票、饼干票、芝麻票、花生米票、柿子饼票等等。改革开放开始后，随着商品的增加，这种票证的数量逐渐减少，一直到90年代才彻底结束。所以，即使在80年代，鸡蛋供应不足的问题都还普遍存在。
当然，这种现象并不是中国独有的。过去，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生活中都有一个普遍现象，就是“短缺”。由于生产力不发达，商品供应不足，人民生活消费品普遍短缺。甚至当年在东欧国家还形成了一门独特的经济学科，叫“短缺经济学”。似乎“短缺”问题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不治之症了。
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这种短缺现象，是谁最早、也是最好地解决了的呢？当然是中国了。什么时候解决的呢？其实相隔不远，就在上世纪90年代。当时，中国政府提出，在经济生活中出现了内需不足的问题，必须给予注意并加以解决。内需不足，对经济发展是不利的，但从更长远的历史过程看，它表明，通过改革开放，通过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中国已经发生了一个从商品短缺到相对过剩、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重大转变。虽然也有老百姓购买力相对不足的情况，但总的来说，不再是老百姓愁买不到东西，而是供过于求，商场愁东西卖不出去了。
中国的这种历史性变化，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从自己日常生活的变化中真切具体地感受到。外国人来中国，特别是不同时期来过中国的，也可以明显感受到。
中国发展成果的集中表现，是经济总量奇迹般地扩大。现在，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上已经排在了第二位。这个排位，正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一步步往前挤上前来的。到1997年，中国排名上升到第七位，2001年超过意大利成了世界第六位，2005年超过法国成了世界第五位，2006年超过英国成了世界第四位，2007年超过德国成了世界第三位。2009年，我去日本参加会议，日本记者采访我，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中国会在什么时候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位？如果超过了，会对日本采取什么态度？答案由事实来回答了：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了世界第二位。一直到现在，中国都是稳居世界第二位。
中国的历史性变化、历史性成就，许多外国朋友都称之为“中国奇迹”。
2011年7月11日，《参考消息》刊登了微软前首席运营官罗伯特·赫博尔德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居然叫：《中国和美国，到底谁是发达国家、谁是发展中国家？》。外国人夸中国、骂中国的文章我见过很多，不值得大惊小怪。但从这样的角度来进行比较和提出问题，这还是第一次。
谁是发达国家、谁是发展中国家，难道这还要问吗？本来不需要。但文章问了，而且不是在开玩笑。很认真的。那么，他怎么回答的呢？他对中美两国从几个方面进行了比较。他说，在基础设施上，“洛杉矶正在日益衰败。它的机场又小又脏，小到无法应付它试图接待的客流，而且年久失修。相比之下，北京和上海的机场则崭新而干净，大到令人难以置信”。在政府领导人方面，“这方面的差距大得惊人。在我们与中国的4个不同客户以及4个不同政府部门代表举行的每一次会议上，东道主在开始陈述时都会先简要介绍一下中国的新五年规划。新五年规划有3个重点：推进国内创新、在环境保护方面取得巨大进展、继续创造就业机会，雇用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大量人口。你能想像美国国会和总统会像中国通常所做的那样，拿出一项一致的五年规划并真正付诸实施吗”？在政府财政方面，“说实话，这个话题令人尴尬。中国在管理经济时的谨慎令人难以置信，而且还坐拥数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相比之下：美国政府多年来的财政管理工作十分糟糕，对一场可能出现的希腊式灾难不当回事”。
他做的这种比较，我认为还是客观的、符合事实的。因为我1985年经巴黎去维也纳访问，初次到戴高乐机场，置身于那座圆盘形的候机大厅时，强烈地感受到现代化的冲击，与刘姥姥进大观园有点差不多。但是，到90年代和21世纪初再去巴黎、再去这座候机大厅时，却感到设施、装修怎么这么陈旧？其实，候机大厅还是原来的候机大厅，但参照系完全变了。在中国，一座座现代化的宏伟建筑不断拔地而起。眼里看多了，见到稍微差一点的，感觉就很不一样了。
当然，中国与美国相比，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美国仍然是最大的发达国家。这是毋庸置疑的，理由就不用说了。我想，作者的意思也并非真的认定中国已是发达国家，而不过是要对美国人大喝一声，敲敲警钟，以此作为激励罢了。
要科学地回答这个问题，只要掌握“辩证”两个字就够了。辩证地看，40年来，中国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进步，给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另一方面，中国自己也还存在着很多问题，需要继续解决。所以，总体上，中国还不能算是发达国家，而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这方面的事例，还可以举很多很多。这些故事，或故事里的故事，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一种历史的变迁，说明了中国的变化，说明了一个词，就是“奇迹”，或“中国奇迹”。如果到网上搜索一下“中国奇迹”这个词组，能搜索到多少条？我搜过一次，相关结果是554万条。
面对“中国奇迹”，许许多多的人表现出极大的惊奇、极大的兴趣，无数的问题在他们脑际盘旋。
2008年初，我受中央派遣，前往美国、加拿大介绍十七大精神，与美国加拿大政府部门、国会议员、主要智库、主流媒体、大学、工商界、文化界、华人华侨、美洲国家组织等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
其间，以“中国的发展和未来走向”为题发表演讲，回答问题，现场互动。在12天时间里，举行活动29场，最多一天达到5场，参加人数最多的达150余人，一场回答问题最多达16个。按使馆统计，各场总共回答问题160多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能源、民主、人权、新闻自由、政治体制改革、宗教信仰、反腐败、社会保障、收入差距、医疗卫生、企业改革、金融风险、人民币汇率、对外贸易、西藏、台湾、国际战略、外交政策、双边关系、伊核、朝核、伊拉克、阿富汗问题等各个方面，几乎无所不包。此外，还进行了许多个别交谈。坚持“客随主便，有问必答”。多次有人问：“是否可以提任何问题？”我都肯定地表示：“可以，任何问题！”对所有问题，我都很礼貌地作了清楚、得体的回答，没有一个回避不答。
加拿大外交部助理副部长福克斯在主持有八个部门的助理副部长参加的午餐会时强调：“中国几十年来一直是世界关注的焦点。中国的飞速发展，使我们看到一个古老文明的重新崛起。但是，正如胡锦涛和温家宝所说的一样，30年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许多艰巨挑战。刚刚召开的党代会为今后五年的发展指出了前进的方向，也制定了迎接挑战的各项对策。加拿大各界对此都非常关注。一个稳定、繁荣、和平的中国不仅对中国自身重要，对加拿大乃至世界都有重要意义。”
在美国的兰德公司，我问他们最关注中国的什么问题？公司副总裁里奇回答说：“中国发展很快，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家，很难选出一个问题。首先还是关心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策创新问题，另外就是关注中国处理与其他国家关系的办法，以及应对环境问题、防止传染病、发展军事能力方面的计划，等等。”
那么，“中国奇迹”的答案又在哪里呢？从鸡蛋旅行到中国奇迹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呢？
二、从大运河到南水北调
在我们作出理性的分析之前，还是再来讲两个比较大的故事，以便能先有一点形象化的感悟。
第一个：大运河的故事。
2014年6月22日，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的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这一项目涉及中国8个省、直辖市，27座城市，包括大运河河道遗产27段，以及运河水工遗存、运河附属遗存、运河相关遗产，共计58处遗产点，河道总长度1011公里。
大运河的历史迄今已经延续2500余年，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的运河。它始建于公元前486年，包括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大运河三部分，全长2700公里，跨越地球10多个纬度，地跨现今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8个省和直辖市，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大运河是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通航里程为1442公里，其中全年通航里程为877公里。
大运河，既是中国古代的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也是古代中国国家治理的一个战略举措。
知道中国历史的人都会知道，漕运始终是维系历代中央政权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特别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重心南移后，出现了政治、军事重心与经济重心分离的状况，漕运对于历代王朝的政治、军事意义便更加突出。建造或联通大运河，目的就在于使之成为漕运的主体水道，借助大运河沟通南北，将漕粮转运到全国大部分地区。历代王朝都把大运河的漕运作为调剂物资、制衡社会的有力手段。尤其是在明清两代，漕运的社会历史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漕粮几乎供应京城所有居住人员的日常食粮，并极大地支撑着整个中央政府机关的正常运转。漕粮还是支撑王朝军事体系的重要物质力量，历代分布各地的庞大地方驻军、漫长边境线上的防卫与进攻、四方征讨的各种战事，许多都是以漕运作为物质后盾的。王朝统治者们利用漕运对社会实施管控和调节，消弭诸如重赋、灾祸以及物价波动等造成的社会不安定因素。历史上，大运河曾起过“半天下之财赋，悉由此路而进”的巨大作用。
大运河对中国南北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发展与交流作出过巨大的贡献，特别是对沿线地区商贸工农等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应漕运之需进行的水利开发，在一些地区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水利设施的发展。大运河上大规模的漕运活动，有力地促进了相距遥远的南北地区和沿线向外放射地区的商品流通。随着运河的开通和运输条件的不断改善，带来了大量商贸机会，吸引了各地大量商人小贩及其他各类人员的汇集，一大批城镇随之兴起，运河沿线城镇日益繁荣。但到近现代铁路公路等交通方式兴起之后，漕运逐渐衰落，这也成为沿岸城镇变迁的重要因素。
由此不难想象，当年的大运河，对于中国的历史发展和国家治理起了何等重大的作用。由此也不难理解，治理国家需要何等的大气魄、大战略、大蓝图。
第二个：南水北调的故事。
到了当代，又有一系列庞大的战略工程铺展在中国的辽阔疆域上。南水北调即是其中典型一例。
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南北地区气候差异很大，特别是水资源的分布极不平衡。北部地区水资源非常贫乏，甚至人均水资源的占有量比以色列还少。随着世界气象条件的变化，中国北方地区的缺水现象越来越严重，这不仅给对北方地区的经济建设带来很大的困难，而且给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也带来严重的影响。如何解决北方地区的水资源问题，维持南北大自然的生态平衡，就不能不成为中国国家治理的战略问题。中国的领导者们当然也不能不从战略上研究和寻求解决之道。
于是，南水北调，就成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重大问题的途径之一。
早在1952年，毛泽东视察黄河时就提出：“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这成为南水北调宏伟构想的发端。1959年，中科院、水电部在北京召开了“西部地区南水北调考察研究工作会议”，确定南水北调指导方针是：“蓄调兼施，综合利用，统筹兼顾，南北两利，以有济无，以多补少，使水尽其用，地尽其利。”
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南水北调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1978年，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提出“兴建把长江水引到黄河以北的南水北调工程”。1991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将“南水北调”列入“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1995年12月，南水北调工程开始全面论证。2000年6月，南水北调工程规划有序展开，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工程人员，经年累月，做了大量野外勘查和测量，在分析比较50多种方案的基础上，形成了南水北调东线、中线和西线调水的基本方案。2002年12月23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南水北调总体规划》。2002年12月27日，南水北调工程正式开工。
南水北调工程主要解决中国北方地区，尤其是黄淮海流域的水资源短缺问题，规划区人口4.38亿人，调水规模448亿立方米。总体规划东线、中线和西线三条调水线路。通过这三条线路与长江、黄河、淮河和海河四大江河联系，构成以“四横三纵”为主体的总体布局，把长江流域水资源从上游、中游、下游，抽调部分送至华北与淮海平原和西北地区水资源短缺地区，以利于实现中国水资源南北调配、东西互济的合理配置格局。
东线工程，从江苏省扬州附近的长江干流引水，利用京杭大运河以及与其平行的河道输水，连通洪泽湖、骆马湖、南四湖、东平湖，并作为调蓄水库，经泵站逐级提水进入东平湖后，水分两路。一路向北穿黄河后自流到天津，从长江到天津北大港水库的输水主干线长约1156公里；另一路向东经新辟的胶东地区输水干线连接引黄济青渠道，向胶东地区供水。东线工程逐级翻水北送，向黄淮海平原东部、胶东地区和京津冀地区提供生产生活用水。供水区内分布有淮河、海河、黄河流域的25座地市级及以上城市，1998年统计，区内人口1.18亿，耕地880万公顷。东线第一、二、三期主体工程共计投资420亿元。2002年12月27日，江苏段三潼宝工程和山东段济平干渠工程成为南水北调东线首批开工工程，也标志南水北调工程正式开工。2013年11月15日，东线一期工程正式通水运行。
中线工程，起点位于汉江中上游的丹江口水库。由丹江口大坝加高后扩容的丹江口水库调水，从河南南阳的淅川陶岔渠首闸出水，沿豫西南唐白河流域西侧过长江流域与淮河流域的分水岭方城垭口后，经黄淮海平原西部边缘，在郑州以西孤柏嘴处穿过黄河，继续沿京广铁路西侧北上，基本自流到终点北京。重点解决河南、河北、天津、北京4个省市，及沿线20多座大中城市的生活和生产用水，并兼顾沿线地区的生态环境和农业用水。中线输水干渠总长达1267公里，向天津输水的干渠长154公里。
西线工程，规划在长江上游通天河、支流雅砻江和大渡河上游筑坝建库，开凿穿过长江与黄河的分水岭巴颜喀拉山的输水隧洞，调长江水入黄河上游。西线工程位于中国青藏高原东南部的川、青、甘、宁、内蒙古、陕、晋等中国西部与北部地区，坝址处海拔高程2900—4000米。供水目标主要是解决青、甘、宁、内蒙古、陕、晋等6省（自治区）黄河上中游地区和渭河关中平原的缺水问题。结合兴建黄河干流上的骨干水利枢纽工程，还可以向邻近黄河流域的甘肃河西走廊地区供水，必要时也可向黄河下游补水。该线工程地处青藏高原，海拔高，地质构造复杂，地震烈度大，且要修建200米左右的高坝和长达100公里以上的隧道，工程技术复杂，耗资巨大。项目规划分三期实施，规划于2001年通过审查。目前，仍处于可行性研究过程中，还未进入基建审批程序，因此，还没有开工建设。
南水北调工程规划最终调水规模448亿立方米，其中东线148亿立方米，中线130亿立方米，西线170亿立方米。工程规划的东、中、西线干线总长度4350公里。东、中线一期工程干线总长2899公里，沿线六省市一级配套支渠约2700公里。建设时间需40—50年。
目前，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一期已经完工并向北方地区调水。西线工程截至目前，尚处于规划阶段。2014年12月12日下午，长1432公里、历时11年建设的南水北调中线正式通水，长江水正式进京。通水后，每年可向北方输送95亿立方米的水量，相当于1/6条黄河，基本缓解了北方严重缺水局面。
“南水北调工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性工程，是优化水资源配置、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性工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投资额最大、涉及面最广的战略性工程。工程建设事关中华民族长远发展，具有深远的战略性意义。
从古代的大运河，到当代的南水北调工程，我们深为其工程的浩大、设计的大胆、作用的巨大、影响的长远而感叹。同时，我们还深深感受到，治理一个国家，特别是治理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会面临多少复杂的课题，需要解决多少战略性的问题！又多么需要作全面、长远和战略性的谋划！那种鼠目寸光的眼界、那种保守僵化的思维、那种小打小闹的习惯、那种顾此失彼的谋划，是绝难适应治理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需要的。
因此，无论是从历史经验还是现实需要来说，无论是从社会发展需要还是人民大众愿望来看，无论是从空间规划还是时间持续上来度量，对国家的发展大局进行全局性、长远性、战略性的思考和谋划，制定和实施一些重大的具有长远和战略意义的超级工程和超级措施，都是治理国家必不可少的基本要求。因此，如何谋划和确定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也就成为国家发展进程中首先面临的课题。
三、登高才能望远
抽象、宏伟的发展战略，可以联系优美的中国诗词来解读。
中国的古典诗词，是中华文明的精华。这些诗词，有的婉约缠绵，有的辽阔壮美。寥寥数字数句中，往往蕴藏着丰富的意境。比如，唐朝诗人王之涣的《登鹳雀楼》一诗，流传上千年。其中两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至今仍脍炙人口。这两句的意思是，要想看得更远，乃至穷尽千里，就要再上一层高楼。
令我们感到欣喜的是，中共十九大报告在一开头的导言中，就使用了一个词——“登高望远”，号召“全党同志一定要登高望远、居安思危，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
其实，今年春节，我给自己家门口写了一幅对联，到现在还贴在那里。上联是“举步迎春山海笑”，下联是“登高望远天地宽”。
十九大开幕那一天，我正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直播节目，负责解读习近平总书记的报告。大会开始后，我拿到了报告文本。眼睛一扫，立即就注意到一个词：“登高望远”。我马上意识到，十九大报告及其起草工作的基本风格和指导思想，就是“登高望远”。
所以，当主持人首先问我对报告的总体印象时，我马上回答：四个字，就是总书记说的，登高望远。随后，我用六个关键词向听众介绍了十九大报告中最突出、最体现登高望远的六个方面内容。
制定战略，就是一个登高楼、望长远的事情。
来到中国的人，看到听到很多具体的事情和现象，都会感到新奇，因而往往会提出很多问题：这是怎么回事？这些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无数具体的事情有无数特定的原因。无数具体的问题会有无数特定的答案。但是，怎么把中国的所有现象汇聚到一起，形成一种整体性的印象、寻找某种整体性的答案呢？
这就要登上国家发展战略的“高楼”了！
中国的发展要登上这座战略的“高楼”，读懂中国的发展也要登上这座战略的“高楼”。
对中国发展变化的原因，当然可以从很多角度加以解读，但如果登上战略的“高楼”，注意从战略层面上，以鸟瞰群山的态势，全面审视整个中国的发展方向、发展道路、发展战略，看其前前后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了解中国几十年来到底实行了什么样的发展战略，采取了哪些战略性的举措，那么，必然会有一种全新的感觉，如同“登泰山而小天下”，对中国发展的大势、大事、大变化就能够更加深入、更加透彻地读懂、读透了。
这就是战略的功能和神效。
对于战略，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大概都不会感到陌生。而其重要性，有无数的案例可以给我们上课。
比如，规模巨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一个各种战略竞逐较量的巨战场。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以其活生生的现实，印证了战略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例证之一，是著名的法国马奇诺防线。这道防线，曾经花掉1919—1939年法国全部国防经费的一半。工程的设计和建造在当时堪称空前。防线内堡垒密布，工事林立，有固若金汤之称。但遗憾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军队并没有按法国预想的那样从正面发动进攻，而是绕开这道防线，出其不意地猛攻北部的阿登山区，迅速进入法国，在三星期内就击败了法军，轻而易举地从背后占领了马奇诺防线。战略的运用收到如此大的成效，想必德国人一定得意之极，而法国人也一定懊恼之极。
到了现代，战略问题处于更加重要的地位。历史上所说的“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当时多少有夸张成分，但到今天，已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
对于中国来说，战略更不是陌生的事情。早在古代，中国就很注重战略的谋划。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孙子兵法》，就是世界著名的从战略高度研究战争规律和指导艺术的杰作。其中说到的用兵方略有：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等等。
当然，一说战略，很多人以为就是军事，就是战争，就是你死我活的拼杀。错了。100多年来，“战略”这个词已经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演化过程，并已不断向政治、经济、文化、治国理政等领域扩展，完全不再限于军事领域了。
据考察，1929年之时，英国人利德尔·哈特提出了一个“大战略”的概念，算是比较早地把战略扩展到军事领域之外。所指的是：调动和运用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多种手段达到战争政治目的的谋略。
后来，美国人不仅引进了“大战略”概念，而且创造了“国家战略”的概念，并在20世纪50年代广泛流行。定义是：“在平时和战时与使用军队一起，发展和使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心理力量，以实现国家目标的艺术和科学。”
美国战略学家约翰·柯林斯说：“国家战略在平时和战时综合运用一个国家的各种力量以实现国家的利益和目标。”按照这种观点，战略可分为应付国际和国内问题的全面政治战略、对外和对内的经济战略，以及国家军事战略等等。每一种战略都直接或间接地关系着国家的安全。
冷战结束后，“国家战略”的概念进一步向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扩展。而且，不再是指向国外、国际的某个目标，而是指自己对于发展或安全问题的整体谋划。
中国比较早、比较快地把战略一词扩展运用于军事和国防之外。到了当代，更是越来越多地运用到国家发展方面。
几十年来，我一直非常注重战略、包括国际战略问题的研究，本人培养博士研究生的专业方向，就是国际政治中的国际战略学。每年，我都要上“国际战略学”的课程。我给有关战略的概念体系进行了细致的分解，并给出了定义。
我界定：
所谓“国家战略”，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就是在各种条件下，综合运用和全面发展国家力量，以实现国家目标的全局性谋略科学和艺术。
而“国家发展战略”，就是指全面谋求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的总体战略。与“国家战略”相比，“国家发展战略”当然更侧重于国家发展的方面。
“国家发展战略”又包含很多分支，如国家的政治发展战略、文化发展战略、科技发展战略、军事发展战略，等等。其中，“经济战略”一词用得尤多，它指的是在经济活动中，从总体上对国家生产力配置、经济结构构建、重大政策设计、大额资金流向、重大工程布局等的全局性谋划。
如同军事、国防方面的战略一样，一个国家确立什么样的发展路径，制定什么样的发展战略，对国家的发展进步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所以，中国党和政府自然就非常重视战略问题。
邓小平作为典型的政治家和战略家，特别善于从全局、战略的高度来思考和确定治国理政的大思路、大布局。他多次强调：“我们处理任何问题，都要从大局着眼。”
“不管对现在还是对未来，我讲的都不是从小的角度讲的，而是从大局讲的。”据简略统计，在三卷本的《邓小平文选》中，一共123次使用“战略”一词，62次使用“大局”一词，31次使用“全局”一词。
江泽民、胡锦涛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期间，也极为重视战略问题，并且提出了很多非常重要的发展战略。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同样非常重视战略问题。尤为重要的是，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同时还提出了其他很多战略思想、战略举措、战略工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先后制定了不同层面、不同范围、科学严谨、汇为一体的众多战略。在当今中国，战略意识已经非常深入。几乎每一个层面的党委、政府、领导干部，都很注重国家的和本地区的发展战略问题。中国的发展进步，都是建立在正确的国家发展战略基础上的。
所以，战略问题是认识中国、读懂中国的关键。要读懂中国，首先要读懂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
2008年，我被派往西亚、北非介绍中国改革开放经验。在阿尔及利亚，执政党的200余名中央委员、省委书记、副议长、政府部长等高中级干部出席报告会。贝勒卡迪姆总理亲自参加报告会，并发表讲话，对中国经验与阿尔及利亚的探索做了深入的比较分析。全场活动长达4个多小时。在叙利亚，我举行了两场报告会，副总理偕多名国务部长及学术界、工商界精英，复兴党中央委员、省委书记等100多名高中级干部出席。在这些报告交流会上，接连不断地有人举手、递条子、抢话筒，有的一个人就提了6个问题。有一场甚至通过递条子提了上百个问题，根本来不及回答，主持人只好从中抽出一部分让我们回答。
在报告会上，与会者提出了许多关于中国的问题，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国际地位不断提高，是社会主义思想产生的作用，还是由于别的什么原因？东亚其他国家与中国的政治体制不一样，也有成功的，是否因为东亚人特别聪明？中国到底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经济，还是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你们是否担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最终没有了区别、融为一体？别的国家能学习中国的模式吗？怎样从自己的国情出发？
阿尔及利亚民阵党总书记贝勒卡迪姆总理说：“你们所做的一切是一个奇迹，希望向你们借鉴更多。”“中国发生了十分深刻的变化，我们想知道这些变化是如何发生的，你们的改革是如何进行的。”“我想知道中国到底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我和阿尔及利亚官员达成共识，即中国的实践值得研究。我们在党纲中也采纳了社会主义模式，我们的社会主义模式掺杂了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模式，包括苏联模式、古巴模式、南斯拉夫模式和阿尔巴尼亚模式。”“我们想在借鉴他国经验的基础上，找到适合我们的繁荣富强之路。”
当时，我就对他们的问题做了回答。当然，这种回答，只能是涉及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很少一部分。那么现在，我们就面向更多的外国的、中国的朋友，更加全面、系统地介绍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介绍这些战略的来龙去脉，介绍这些战略的主要内容，介绍我们实施的战略措施，以及由此产生的效果。按照这样的路径和方式，我们将努力从宏观上和深层次上，向世界解读中国的奇迹到底是怎样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