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自十九世纪的初年以来，人类有两个显著的大进步。第一是：对于所住的世界，经过勇敢的探险家的努力，已经将所未知的地域，所未发现的新地完全找到；第二是：对于许多时代之前的民族与文明、艺术与宗教，久已为我们所忘记者，经了精敏辛勤的发掘家的努力，也已经将他们重复显露于我们之前。总之，人类的知识范围，自十九世纪以来，差不多较前扩充了许多倍，无论在空间方面，或在时间方面，在地理上，或在历史上。譬如，叙述米索不达米亚的文明，叙述尼罗河的文明，叙述希腊的文明者，从前皆以古代历史家，如希罗多德（Herodotus）诸人的著作为唯一的宝库。而对于他们，谨慎的历史家却还是半信半疑的，不敢全据为实。有史的时间，因此缩短至有历日可纪之时；在此时之前的史实，他们或视为神话，或视为无稽的传说，或传为诗人创造的传奇。其实，此种史实，其本身原是模糊影响，不大有什么丰富的内容的。所以在十九世纪之前，或可更确切地说，在十九世纪中叶之前，古代史是至为枯窘可怜的。到了十九世纪之后，许多发掘者在烈日之下、荒原之上工作着，许多考古学家在研究室绞尽脑汁解释着，于是我们乃可于三四千年之后，竟得见亚述帝国的王家图书馆的藏书，而读其内容，得见巴比伦帝国与埃及帝国往来的外交文件，而知当时的国际情形；如果我们到了巴比伦，我们还可以在那个壮丽无比的圣街上散着步，如果我们到了推来，我们还可以凭吊为了一个美人而苦战十年的坚城，如果我们到了底比斯的死城或王谷中，我们还可以下了阿门和特普第二世的墓道，瞻仰这个大皇帝的御容，如果我们可以到了克里特，我们还可以看见当时海王国宫殿的遗址，而徘徊于其宝座之旁。这是如何可惊奇的一个古时代呢！十九世纪之前的历史家岂真梦想得到：一个诗人的传说，乃有真实的背景，一个生于三四千年后的人乃竟得见三四千年前的王家藏书，乃竟得徘徊于三四千年前的名王的城中、宫中，还不是一个可惊的进步么？

关于地理上的发展，这里不提。本书所叙的只是最近百年来的最重要的古史学上的发现，或最重要的古城古墓发现的故事。这些故事，其本身往往也足以震动一世的听闻，也即是可惊奇的传奇的一页一篇。一个梦想的古物学家，精确地选定了一个古代的遗址之后，便动手掘下去。一锹一铲地将泥土掘起，一筛一箩地将它们倒去。经营了几天、几月，甚至几年之后，忽然一个工人的铁锹，的一声遇到了一个坚硬物，遇到了一个石块。由此，而一个人首而有翼的尊严的石狮子被发现了，由此，而一个名王的墓和它的无穷宝物被发现了，由此，而一个名城的墙头在三四千年的沉埋之后，发现于天日之下了。当那个惊人的大石像出土时，当墓中的遗物，完美无缺地一一复显于三四千年后的我们之前时，旁观者岂止游心于光荣伟大的古代而已，工作者岂止酬偿了他的几月几年的烈日下荒原上的辛勤而已！其愉快，其所获，盖有出常人所意想之外者：

一、他们发现的是古代的文化、古代的艺术、古代人民的生活情形，他们将已失去的古代重现于我们之前；

二、使我们直接与古代的文化、古代的艺术、古代的史迹，面对面的相见，不必依靠了传述失真的古代记载；

三、证明了古代大诗人的著作、古代的神话、古代的英雄传说，向来以为虚无缥渺，不值一顾者，实未尝无真实的成分在内。有时，且可以知道这种传说、神话的所以构成的原因。

在十九世纪中叶之前，未尝无发掘，未尝无发现，且也未尝无二三惊动一时的发掘的故事被传述着；然而却有两大点和近代的发掘，本书里所叙的发掘不同。

第一，十九世纪中叶之前的发现，大都是偶然的，机缘巧合的发现，不是什么专门家有心要去发现的。潘沛依（Pompeii）之被发现于一个农人，便是一个好例。至于近代的许多大发现，则不然。这个发现都是专家有意地经了千辛万苦而始得到的结果。在他们之前，那是一个无人注意的荒丘，在他之后，那个荒丘却告诉人家说，在许多许多时代之前，他们乃是如何光荣，如何宏伟的一座名城。我们不仅可以见到威势赫赫的王宫，见到耸立地面、久攻不下的名城，见到关于战事、国政、宗教的刻文，关于国王祭师的，以及他们的神道的石像，我们还可以见到那时人民的生活状况，以及他们养生送死的器具，更还可以走到他们的市场之上，而默想当时人民熙来攘往的情形。这不能不感激那些辛勤耐苦的发掘家的。偶然发现的时代，现在已经过去了，绝不会再来了，一则专门的考古学者的研究一天天的深进，关于古址的考定与发掘在欧洲和小亚细亚一方面都已可算是“地少藏宝”的了；二则偶然的发现，百年难得数见，有意的发掘，十发必有七八中，在如今求知若渴之时，假定考定了一个遗址，专门的发掘家是等待在那里的，因此偶然发现的机会益少。

第二，十九世纪中叶之前的发掘，大都不是为了学问，为了艺术，为了古史而工作着；他们不是为了个人的财富，便是为了国家的财富，或劫，或抢，且骗，且偷，只要有古物可以到手，便什么卑鄙的手段都可使得出。他们除了夸多斗富之外别无目的。所以在他们看来不值得一顾，而在考古学家看来则为无价之宝的东西，不知被毁弃了多少！这是考古学上的一个大劫，倒不如藏宝于地，还可以有复得之时呢。到了十九世纪中叶之后，发掘者的态度便完全不同了。他不是为了一尊稀世的雕像而去发掘，也不是因要盗窃古墓中高价的珠宝而去发掘，也不是为了要增加个人的收藏或国家的御库而去发掘，他们的发掘，除了纯正的学问的工作之外，别无目的。一位专家在埃及王谷中发掘了许多年；一个埃及土人对人论到他道：“他在这里那么久，一定已成了一位富翁。”不，在学问上，他诚然成了富翁，若论物质上的报酬，则他所得的有什么？！

因为十九世纪中叶后的发掘者态度的不同，所以近七八十年来，其所得远超出于从前的好几百年的时间；从前所不注意的荒丘，如今都掘发了，从前所寻找不到的名墓，如今也都已逐一地得到了。自波塔（Paul Emil Botta）发掘柯萨巴（Khorsabad）以来，至今不过八十余年，而这八十余年中，几乎年年有重要的发现。其结果，则古史的材料一天天的丰富，旧时记载的错误，逐渐地都被更正。我们试读剑桥大学的《古代史》（Ancient History），其材料之丰富简直非从前史学家所曾梦见的。

然而自八十余年的发掘以来，欧洲和近东以及尼罗河流域的重要古址也几乎都被专门的发掘者发掘尽了，今后的欧洲和近东，和尼罗河流域，恐将难再有什么惊人的大发现了。不过近年来的发掘者，其态度和方法，却更有和波他、需雅特（Austen Henry Layard）乃至舍利曼（Heinrich Schliemann）诸人不同者。波他、需雅特，乃至舍利曼诸人，他们的主要目的，还在发现什么传说中的名城，什么大皇帝的宫殿，什么人头有翼的牛和狮，什么惊人的狩猎图、战事图，什么名王的大墓和它的财宝，什么古代的大建筑、大雕刻；至于微小的“貌不惊人”的东西，他们却不屑去注意。至于近来的专家则不同了，他们见一片碎陶器，一块废铁，一个粗恶的偶像，其价值不下于伟大的王宫和王墓；他们知道，有时一片碎陶器所叙述出来的古代的生活和艺术，反较之王宫王墓为更重要。所以他们也许对于这些“貌不惊人”的东西反倒较古宫古殿为更注意——当然，他们也绝不忽视了这些古宫古墓的。总之，从来的发掘，目的在求惊人的大发现，今日的发掘，则对于古代的遗物，自一钉一瓦以至于残碎的小偶像，都是十分宝贵的，因此惊人的大发现今后虽未必会有，而可以为古史的一部分资料的古物则决不会绝迹。有许多专家，因此未免惋惜波他、舍利曼诸人之忽视微小的古物，使它们在发掘者手下毁灭了，减少了不少的古史上的重要材料。然创始者总是粗枝大叶，未能细针密缝的，这样的忽略当然是免不了的。

我们中国的古物，始终没有经过专门发掘者的有意发掘过，除了几次的农夫农妇偶然的发现之外，一切宝物都是废弃于地，不知拾取。且偶然的发现是绝对靠不住的：第一，不知古物从多少条的泥土中掘出来的，因此，我们便不能断定其时代；第二，给惯于作伪的古董商，有了作伪的机会；第三，同时被发现而农夫们视为不足轻重的古物，一定被毁坏了不少；第四，在许多次的偶见的发现中，其幸得为学问界所知者又百不过六七，其余的或为农夫们所随手抛弃，或辗转的入于市侩之手，或为当地官吏所夺取，从此不再见知于世。所以，为了我们的学问界计，我们应该赶快联合起来，做有系统的、有意地、有方法的发掘工作，万不能依赖了百年一遇的偶然的发现，而一天天的因循过去。

谁要是有意于这种的工作，我愿执锹铲以从之！这不是一件小事；从本书的叙述中，读者大约总可以见到锹铲的工作，其重要为如何得了。

然而发掘的工作，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不要希望一锹掘下来便可以发现一座古墓，一所古宫，这在发掘史上是难得一见的好幸运。许多的发现都是经过几月几年乃十几年的精锐的观察、辛勤的工作、坚忍的意志然后得到的。卡忒（Howard Carter）之发现都丹喀门（Tutankhamen）乃是十六年工作的结果。舍利曼费一生精力去发掘推来城，至他死后，真的推来城方才为他的助手所发现。有一个发掘者，在埃及发掘了六七个礼拜，而发掘的结果却是一具猫的木乃伊！天下事的成功，靠幸运者少，靠工作与坚忍者多；发掘的事自然也不能外此。

本书并非一部完全的发掘史，本书所叙述者不过发掘史上几次更重要的故事而已。再，有史以后的古物的发现，如雅典的发掘，潘沛依的发掘，还有较为不重要的史前的发掘，本书也都不能叙及。本书的范围，乃是总结了国外自19世纪到20世纪的古城古墓的重要发掘史。

范围既已说明，则请进而读本书的内容。本书后附参考书目，一则供给有意于读更详细的发掘故事的人的参考，二则示本书取材的来源。（但我所读的仅其中的一部分。）

本书是极浅近的一本发掘史略，所以对于专门名词和古代人名，用得愈少愈好，以免读者的兴趣为那些难懂的名词和佶屈聱牙的古人名所阻挠。

郑振铎

1928年2月12日序于伦敦

注：本书提及的人名、地名等名称都是原书作者郑振铎的表述。其中舍利曼，今多译为谢尔曼。推来城，今多译为特洛伊城。

——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