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导言

“慎”，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重要范畴。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墨家，抑或法家，无不言及“慎”。无论是君王臣相、圣哲名士，还是黎民百姓，无不应该“慎”。无论是在宗教祭祀、治国安民等社会活动中，还是在修身养性、与人相处等个人活动中，无不需要“慎”。“慎”是古代中国人在危险和困境中形成的生存智慧，是在传统社会环境中养成的道德思维方式，更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所塑造的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和国民性之一。在中国当代社会，新的环境、新的机遇、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要求人们大胆开拓、勇于进取、拼搏奋斗。“慎”似乎成为胆小懦弱、顾虑重重、封闭保守的代名词。对于一些人来说“慎”是可有可无的，甚至成为阻碍其前进的羁绊，越来越多的人表现出内心浮躁、空虚、无所适从。在利欲驱动下，无原则、无方向，盲目跟从、毫无忌惮。与人相处莽撞、虚伪、险恶、狡诈。做事马虎大意、玩忽职守、逃避责任。凡此种种，我们不得不思考人性究竟是什么？面临着逐渐升温的竞争和角逐，我们又该如何运用冷峻的智慧？如何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生？笔者正是带着这些疑问开始传统慎德思想研究，致力于“慎”是什么？“慎”可不可以成为美德？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慎”如何实现其向“慎德”的转换？传统“慎德”是否具有超越时代的永恒价值等问题的解决，发掘传统慎德的现代价值，为缓和当代人内心的焦虑躁动，化解人际冲突，促进社会发展做出应尽的努力，也为中国传统美德伦理研究贡献一点儿力量。

一 慎德定位与研究价值

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慎”不具有如“孝”一样的“根源性作用”[1]，更不像“生”一样，能够成为“中国伦理文化的根本精神”[2]，也没有“仁”“义”“礼”“智”“信”等德目的显著地位。但“慎”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所以在系统研究“慎德”之前，有必要给“慎德”一个准确的定位，使我们自始便能够形成客观、端正的认识态度，以便于给传统“慎德”客观的评价。

首先，“慎德”，是隐含在中国伦理诸德之后的“全德”。所谓“隐含”是存在其中，却未彰显的意思。“慎德”在中国伦理思想中的存在状态可以用“隐含”一词来描述。在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深远影响的道德理论体系，其中被明确提出作为核心道德范畴的有“三达德”“四维”“五常”“六德”等，“慎德”却从未位列其中，似乎使人觉得“慎”在中国人的道德体系中不那么受重视，也不那么重要。然而，当我们透过多种德目耀眼的光辉去深度挖掘时，却可以发现从原始先民对天命、神意的敬畏到西周贵族倡导“慎德”，从孔子提出民众之慎到孟子、荀子发展具有“善端”和智慧内涵之慎，从董仲舒论谨守三纲五常到魏晋名士主张顺时应变，从佛道两家坚持谨戒修持到宋明理学家倡导遵天理、去人欲，“慎德”存在于中国伦理思想发展的始终。通过各个时期、各派思想家的诠释，“慎德”思想不断丰富，逐渐具有了综合的德性特点，成为可以涵盖仁、义、礼、智等多方面道德因素的“全德”，并贯彻于整个道德的生活。“慎”作为“全德”不同于孔子所谓“仁”的“全德”地位，不是显现于道德结构体系中，而是以“幕后”的方式统摄诸德，以“暗含”的形式贯穿于其他一切道德德目中。仁爱的人因为慎德，知道如何表达自己对他人的爱；道义的人因为慎德，知道如何在困境中坚持信念；守礼的人因为慎德，知道如何在生活中遵守规范；智慧的人因为慎德，知道如何避免机谋与巧诈；诚信的人因为慎德，知道信他人什么，自己如何守信。

其次，“慎德”，是中国人的道德智慧和国民性的重要体现。“慎德”是一种智慧，尽管中西方伦理思想有着显著的差异，但“慎”在其中有着较为相同的一般义，如“小心慎重”“深思熟虑”“周密思考”“详细策划”“理性预见”“权衡取舍”“避免伤害”“自我控制”等。“慎”作为一种智慧一般表现为对自己有着清醒的认识；对事态的发展能够警惕并有所预见；对是非、利害清晰明辨、权衡和取舍；能够进行理智或理性的思考，周密翔实，尽可能减少过失和错误。但中国伦理思想中的“慎”不同于西方哲人眼中的“慎”，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它是一种道德智慧，是含有道德内涵的智慧，既是“德性之慎”，又是“人伦之慎”，是能够择善去恶、坚守道德价值的“慎”，是能够洞见人伦社会实质，并在其中安身立命的“慎”。道德智慧之慎需要以好善恶恶、真诚无欺、忧患敬畏的道德情感为动力，以坚忍、自制、冷静的道德意志为保障，三者相互交融、互相作用来实现。慎德是达至善的目的的工具性道德智慧，慎之为德有着更高层次的道德追求。从三代时期，“慎”作为一种避免灾难、祸患的敬畏、警惕心理，实现国家、宗族长治久安的政治道德、宗族道德而存在，经过时代的变迁、社会环境的陶铸、思想家们的理论诠释，慎德以其忧患警惕、持重认真、坚忍努力、理性抉择的道德智慧在促进中国人追求道德价值、塑造美德品质、实现人生理想和秩序和谐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工具性作用。“慎德”也是中国国民性的重要表现，不像西方人那样崇尚个性、求胜心强、勇于拼争、推崇变革，“谨慎”与中国伦理文化相结合使中国人更多地表现出谦卑礼让、平静温和、节制自身、警惕忧患、坚强忍耐等性格特点。

最后，“慎之为德”，是探究中国伦理精神的独特视角。“慎”作为人类面对生存困境的一种心理反应，在其产生之初是为了避免天殃、减少人祸、保存己身，没有道德意味可言。随着道德观念的产生，“慎”与“德”相结合，形成了西周人的“慎德”观念，逐渐具有了追求道德价值的自觉性，“慎德”本身所具有的道德内涵也不断得以确立和丰富。“慎德”的产生及形成表面上是经历了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然而由“慎”至“慎德”，却是中国人在善与恶、功利与道义、己与人、个体与社会之间进行权衡和取舍时真实的内心反映。我们不能肯定为了追求个人利益而谨慎就是不道德的，相反当个体发展与社会需要趋向一致，在不侵犯他人、不违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避免伤害、修身养性、满足个人物质和精神需求却是个体善。然而，当社会善与个体善相冲突，个人利益的获得会给他人和社会造成损失，这时求得自保、逃避责任、损人利己、谨小慎微就完全丧失了“慎之为德”的可能性。所以，“慎”有为善的趋势，亦有为恶的可能，“慎”本身就是一个“德”与“非德”的矛盾体，在“德”与“非德”之间不停地摇摆。“善”与“不善”“慎德”与“慎”之间就在于人如何选择终极标准和行为手段，当权衡、取舍进行的选择是通过“善”的手段达至个体善和社会善时，“慎”就由纯粹之智变为德。可以说“慎之为德”就是人不断自我斗争的过程，是连接人性与德性的纽带，在“慎德”实现的过程中实现了“自然我”向“道德我”的转换。正是由于“慎”的这一特点，使思考为何慎、如何慎，成为每个时代的人们都不可回避的问题。“慎之为德”的过程是中国人伦理精神实现的真实反映，展现着中国人面临危机和困境时的内心感受，体现出中国人在选择中的挣扎和困惑，更表现出中国人突破重重蔽障达至价值人生的努力。

由此而言，“慎德”是暗含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一条隐线，是中国道德体系中的重要德目，内含着有关中国伦理文化的诸多信息，是解读传统中国人内心道德世界的砝码。研究传统伦理思想史，不能忽视更不能避开“慎德”，否则将会失去一笔宝贵的传统道德资源。

基于以上慎德在中国伦理思想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笔者认为慎德思想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首先，慎德研究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新的开拓。“慎德”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重要范畴之一，但由于“慎”本身具有相当程度的“非德”性质和“隐德”的存在状态，使得人们对“慎德”的重视远不如“忠”“孝”“仁”“义”等范畴，对其进行专门性的研究更是十分鲜见。“慎”作为美德不仅具有特定意义，还具有综合性的特点。在中国传统道德结构中有着独特的地位，是一切道德实现的前提和基础，涵盖其他道德，兼具其他道德的多重内涵，是其他道德追求的最高道德目标和境界。“慎”本身也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和文化感，它与中国历史的演变相伴而行，被运用到生活实践的众多领域，随着中国人观念意识的改变而不断丰富和演绎。所以，由“慎”之一字可以管窥中国整部伦理文化史，以“慎”为研究对象，是问题意识和研究领域的新的开拓，具有学术建设和理论意义。

其次，慎德研究为揭示中国伦理文化的特质提供了新的向度。“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特质是道德智慧。”[3]“慎”首先是一种智慧，它从殷商文化中走出，满载对危及自然生命的警觉、对可能丧失肉体生命的忧患，走入以氏族血缘为纽带的人伦社会。从此，“慎德”成为安处人世的“道德智慧”。不仅致力于自我生存和发展，更能参透“社会伦理和人事实际”；不仅具有对“德”更强烈的向往，也有着为实现“德”更深沉的努力，通过修养个体道德去影响和塑造群体道德，更加符合传统文化内圣外王的道德实践路径，是研究中国伦理文化特质的新角度和新方向。

最后，慎德研究的实践价值在于它有助于当代社会个体人格塑造、人际关系和谐、社会文明提升。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当代社会无论是在物质生活领域还是在精神生活领域都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伦理冲突和道德困境。“慎”作为一种美德，不仅是冷峻的道德智慧，也是诚敬的道德情感，更是自制的道德意志。对培养当代人“谨慎”的道德智慧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实现自我完善；缓和人际冲突，实现人际和谐；增强个体的角色意识，促使其遵守社会制度、承担社会事务，增进社会文明有着积极作用。

二 慎德之研究述评

“慎”作为一种美德，在中西文化中均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中西学者对其都不乏研究。

（一）西方学者对“慎”的研究

长期以来，“谨慎”也是西方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伊壁鸠鲁、亚里士多德、奥勒留、亚当·斯密、边沁、密尔、西季威克等多位思想家都对“谨慎”进行过论述。然考其研究重点，各有不同。西方思想家从其“重智”主义传统出发，将“谨慎”隶属于“智慧”与“节制”的美德，“谨慎”是对自己和外在世界的智性思考。而中国传统慎德思想则是以儒家传统为核心，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所以，国外学者对“慎”作为美德的研究有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两种话语语境。

1. “慎”作为西方个人美德的研究

“慎”在西方的话语体系中，没有专门的词语与之相对应，而有着不同的表达方法。如prudent，“慎”具有先见之明、判断力强意； cautious，“慎”有小心、仔细意； circumspect，“慎”有周到、细致意； seriousness，“慎”有严肃、认真意； warily，“慎”有警惕、留心意； reticece，“慎”有不轻易暴露想法、沉默寡言意等。西方人对“慎”的理解异彩纷呈，但依然有其确定的主导内涵，伊壁鸠鲁认为“谨慎”是“内心的那种小心的、勤奋和慎重的状态，即始终注意和关切每一行为最深远的影响”[4]。亚里士多德将“谨慎”理解为“深思熟虑地选择一件事物”[5]“周密地思考与策划”[6]。亚当·斯密将“慎”定义为“得到快乐、避免痛苦、保持和增进物质财富的艺术——小心和预见的合宜倾向”[7]。西季威克更强调“谨慎”的“节制”意，“这个词被合理地用于一种我们恰当地称为德性的自我控制”[8]。经过四位思想家的诠释，西方的“谨慎”内涵得以丰富，“谨慎”既是小心、慎重的警惕心理，也是周密、细致的思考方式，还是权衡、取舍的理智智慧，更是对自身的节约和控制。

西方学者对“慎德”内涵的界定，主要是为了解决“慎德”的伦理向度问题，即人“谨慎”的根本目的是什么。伊壁鸠鲁认为“谨慎”的目的就是“促成最大的善行和消除最大的邪恶”[9]。马克·奥勒留则认为人“谨慎”“在于对理性的依重，在于人具有无愧于人的欲望和合德的言行”[10]。亚当·斯密认为“个人的身体状况、财富、地位、名誉、安全是谨慎美德的合宜职责”。谨慎是影响自己幸福的个人品质。[11]杰瑞米·边沁视“谨慎”为“履行一个人对自己义务的艺术，而一个人靠履行这类义务表现出来的品质，便是‘慎重’”[12]。西方思想家多认为“谨慎”是针对自我而言的，即是增进自身幸福（或是物质的，或是精神的）、实现自身义务的手段，也就是说，慎主要是一种个人美德。

“慎”作为西方人的美德具有其自身的德性表现。亚当·斯密对具有“慎”的品质的人的德性表现进行了详尽的论述：认真学习、追求真实、不欺骗他人、不自大傲慢、不妄自断言、不夸示自己，以自己的真才实学获得信誉，不参加任何派系、团体，避免上当。待人真诚，不轻易吐露真情，讲话有所保留，不鲁莽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对待朋友谦虚、谨慎，对高尚行为审慎尊重。节制、节约、坚持不懈地勤劳努力。行动、说话恪守礼仪。把自己的事务限制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13]总体而言，亚当·斯密的“谨慎”思想是在对待自己、对待他人、对待事务三个方面表现出的智慧、节制美德。

对“谨慎”在美德体系中的地位，西方思想家更是分歧重重。伊壁鸠鲁将“慎”的地位绝对化，认为“慎”是一切美德的根源和基本要素。“自我控制是同快乐有关的一种谨慎”，“坚忍不拔是为了避免更加强烈的痛苦、劳动和危险，而选择比较轻微的痛苦、辛劳、危险的时候表现出来的那种谨慎、良好的判断和镇定自若”，“正义也不外是对我们自己周围的人的那种慎重和谨慎的行为”[14]。边沁虽然将“谨慎”视为“伦理展示的三大准则（慎重、正直、慈善）”[15]之一，但没有将其极端化，而只将其作为履行个人义务时的美德。综观西方的“谨慎”观，虽然与中国传统“慎德”思想在伦理背景、精神实质上有着根本的不同，但在内涵和适用领域等方面也有一定的趋同性，求同存异、审慎分析才是正确的研究态度。

2. “慎”作为中国人性格特征的研究

如美国人本杰明·史华兹著《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美国人阿瑟·史密斯著《中国人的气质》、美国人费正清著《美国与中国》等。他们的研究特点是将谨慎作为中国人的一种性格特征，对其性格表现进行现象性的描述，分析其形成的历史、文化原因，并未将其视为一种美德。

（二）国内现当代学者对“慎”的研究

对于中国传统“慎德”思想的研究，鲜见国外学者的论著，绝大部分都集中在国内学者的研究视域内。从形式上看，关于“慎”研究的学术论文主要分为三类：

第一类将“慎独”作为一个德性修养的概念进行研究，这部分的学术论文文献居多。陈来在《中国哲学史》2008年第1期上发表的论文《“慎独”与帛书〈五行〉思想》，从史料学的角度剖析慎独思想的真意；张世友在《齐鲁学刊》2004年第5期上发表的论文《传统“慎独”道德精神及其现实价值》、涂文娟在《道德与文明》2008年第2期上发表的论文《论慎独与大学生道德人格成长》、倪修仁在《道德与文明》1997年第1期上发表的论文《论市场主体需要弘扬“慎独”精神》则将慎独思想与当代道德教育相结合，分析其现代价值和理论意义。

第二类学术论文文献注重研究“慎”的多重维度。吕耀怀在《道德与文明》2006年第3期和《孔子研究》2006年第3期上发表的论文《“慎”的两个维度》中都将慎微与慎独作为慎德的两个维度加以分析；另外，还有不少文章论述了慎德思想的慎权、慎友、慎初、慎言、慎行、慎众等维度，文章数量虽多，但缺乏系统性。

第三类学术论文文献则侧重于研究单独文本或个别人物的慎德思想，如葛荣晋在《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上发表的论文《王符的“慎微”之教及其现代意义》、吴全兰在《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上发表的论文《刘向“敬慎”的修身原则及其现代价值》、赵雅丽在《中州学刊》2002年第5期上发表的论文《略论〈文子〉的慎独思想》等。

关于“慎”研究的专著很少，一般都是在个别章节中涉及“慎”的论述，大致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对“慎德”思想含义的界定。如蔡元培著《华工学校讲义》（中国工人出版社2008年版）“谨慎与畏葸”一节专门对慎予以界定；冯友兰先生在其《新世训》（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中虽未直接论及谨慎，但其认为“具有理智判断的冒险才是符合道德的”，就是在论述谨慎的道德内涵。张锡勤所著《中国传统道德举要》（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也将“谨慎”和“慎独”作为传统道德进行具体分析；罗国杰主编《中国传统道德·规范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有“慎独”“慎思”“慎言与慎动”等章节具体论述。

第二类文献是从“慎德”思想产生的渊源的角度进行分析。陈来的《古代宗教与伦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就“慎”思想的产生以及《尚书》中周人明德慎罚思想进行了细致阐述；文崇一在其《从价值取向谈中国国民性》（摘自李亦园、杨国枢主编《中国人的性格》，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指出传统与权威的取向、重农与重功名的取向、和仁义等道德取向是中国人形成谨慎性格的重要原因。

第三类文献则从字源意义上对“慎”的传统思想进行分析。廖名春著《中国学术史新证》（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有《“慎德”说初探》和《“慎独”本义新证》两文对慎从字形、字义上阐述“慎”有“珍重”之意。

第四类文献虽未对“慎”进行直接研究，但可以从中得出中国传统“慎德”思想的根源和在中国文化发展中的作用，以及“谨慎”作为一种国民性方面的表征，并散见于一些学术著作中。

从国内学者对传统“慎德”研究的文献中可以得知近年来对“慎德”思想的研究存在如下特点：

第一，对“慎”的思想从伦理学的视角进行研究的文献较少，行政学、管理学、医学、养生学、文学多有论述，且多数研究只是将“慎”作为达成某一目的的方式、方法，鲜见伦理学对此问题的研究，即使存在也只是对“慎独”“慎微”“慎言语”“慎始终”等个别方面的论述，缺少从伦理学视角对此问题系统的研究。所以严格说来，这类研究并不能作为关于“慎德”专题研究的著作。但是，无疑它们也会为我们的研究提供许多帮助和借鉴。

第二，仅把“慎”作为进行道德修养的一种方式，而没有将其本身作为一种道德范畴来研究。如“慎独”是传统儒家所倡导的修身方法和推崇的修养境界，其强调的是在一种特殊的情境下，个人所应保持的道德状态；“慎言”“慎行”“慎始”“慎终”则是对慎的某一维度的研究，没有深刻揭示“慎”的伦理内涵。由此，吕耀怀先生在《道德与文明》2006年第3期上发表的论文《“慎”的两个维度》值得注意，他在阐述“慎”的维度“慎微”和“慎独”的过程中，将“慎”作为一种道德价值单独提出，为学者研究“慎之为德”提供了启示。

第三，注重史料的梳理。一方面，是从文献学研究的角度分析“慎”字渊源和“慎”思想的源流；另一方面，是从史学即思想史的角度将古代经典文献中关于“慎”的思想进行梳理。这部分的资源和文献对于慎德思想研究是重要的史料来源。

第四，未形成全面的关于“慎德”思想的研究体系。中国传统文献中关于“慎”“慎德”的思想材料是零散的、不成系统的，今人的整合和分析研究亦不足。本书试图以“慎”为主线，疏通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对相关内容进行分析、整合，深入分析慎德产生的思想渊源、内在结构、实现机制和现代意义，形成“慎德”伦理思想的研究体系。

从内容上看，学者对慎德的讨论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慎德的内涵。“慎”之为德是随着西周“德”观念的产生而出现的，然而《尚书》中最早出现“慎德”字样并不是慎德的道德本义，而是将“慎”作为实现德的一种方式，廖名春在其《中国学术史新证》（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中阐明“慎德的本义就是重德、宝德、贵德”，而慎就其本身意义而言，就是对德的一种态度。所以从历史发展来看，慎应该是一种对德的依附状态，然而吕耀怀先生则将慎剥离，单独作为一种德性来研究，但其内涵也仅限于“谨慎”之意。所以将慎作为一种道德价值进行阐述并丰富其道德内涵是对慎德思想进行研究所应该做的。

第二，慎德的起源。慎是远古先民祭祀时的心理状态，由于对神秘力量的恐惧，人类产生了一种敬畏的心理，这种心理便是慎的最初源头。对这一问题在中国思想史的书籍中多有论述，如韦政通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上）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版）、葛兆光在其《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张锡勤和柴文华在其《中国伦理道德变迁史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陈来在其《古代宗教与伦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中都有论述。更有郭淑新的《敬畏伦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专门从禁忌和敬畏心理的角度阐述慎的心理根源。

第三，慎德的伦理维度。这一方面的论述也是学者们最多关注和阐述的。慎德的伦理维度多集中于慎思、慎独、慎微、慎权、慎行、慎友、慎初、慎终等方面。综合而言，慎的运用不外存在着处事之慎、处己之慎、处人之慎等维度。处事之慎，就是主体在为事过程中的谨慎态度，如慎初、慎微、慎终都是处事之慎的表现。处己之慎，就是道德主体自身修养的主动性努力，如慎独、慎思、慎言、慎行皆属此类。处人之慎，就是在人与人交往的过程中的心态和行为，如慎染、慎交友、慎择邻等。

第四，慎德的地位、特点和价值。慎是中国文化发展中不可缺少的元素，无论是在宗教祭祀、为政活动、人际交往，还是在个人修养过程中慎对于中国人都是须臾不可缺少的，并对中国人国民性格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林语堂著《吾国与吾民》，鲁迅、林语堂、傅斯年等著《看不懂的中国人》，还有沙莲香主编的汇聚中外学者对中国国民性格的论述《中国民族性》，李亦园、杨国枢主编《中国人的性格》等书虽未都将慎看作中国国民性格之一，但从其理论论述中可以得知，慎在中国国民性的形成过程中伴随始终、影响深远。真正可以获得关于慎在中国文化中的特点、影响和表现的资料还要借助于以下几部文献资料：梁漱溟著《中国文化要义》、费孝通著《乡土中国》、韦政通著《伦理思想的突破》、孙隆基著《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翟学伟著《中国社会的日常权威——关系与权力的历史社会学研究》、黄光国著《儒家关系主义》等。从中可以得出慎是中国社会个人自我修养的方式，是人际关系得以展开的原则，是中国古代政治的伦理精神。慎在中国文化发展中虽不具有原发性、综合性的文化概念意义，但它伴随了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始终，对中国人的日用伦常、生活方式、性格塑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综观前人的理论成果，学术界不乏对“慎德”的研究，但将“慎德”作为中国传统道德结构中的一个具体德目、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研究还不充分、不系统，对“慎德”的应有价值也没有给予充分的肯定。笔者希望能够继承前辈时贤的智慧，在综合前人理论成果的基础上能够有所推进。

三 本书研究方法与内容

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方法。慎德作为一个文化历史范畴，是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产物，由经济基础和经济关系所决定。原始社会人的“逐兽猎物”的生活方式是慎产生的根源，奴隶制生产关系是先秦时期慎产生的根本基础，血缘宗法等级制是慎产生的政治土壤。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才不至于使对中国传统慎德思想的研究成为虚幻的理论建构。同时，对中国传统慎德思想进行研究，既要看到它的进步性，又要分析它的局限性，这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唯物主义辩证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历史的方法。“一个字，就是一部文化史”，慎伴随着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个历程，并在其中产生、演变、发生作用，在每一个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所以对“慎”进行研究就必须将视角置于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框架之中进行思考，才能真正理解“慎”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所独有的发展路径和文化特质。

文献诠释法。“文献研究法是指通过阅读、分析文献得出对主、客观事物认识的研究方法。”[16]由于对“慎德”的研究没有专门、系统的资料，所以研究“慎德”的第一步便是立足于充足的文献，中国经典文献：经史子集、宋明之后的蒙学本子、西方思想中关于“慎”的学术资料等。对文献的解读并不是主观臆断，以现代人的眼光去解读古代文献；而是对传统文献进行还原和再现，针对其所处时代进行分析。另外，“慎”的文献分散于各种典籍中，所以研究“慎德”还必须对相关文献进行归类、综合。

跨学科研究法。对任一领域知识的研究都不是局限的，本书虽然从伦理学的视角对“慎”进行研究，却是对历史学、文字学、社会学、管理学、逻辑学等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

理论和现实结合研究法。立足于现代社会条件下人们的道德现状，着眼于现实问题的解决，研究传统“慎德”思想需要的不是简单的继承和沿袭，更不是一味地批判和去除。而是辩证的批判和有效的继承。这一系列工作的依据都是社会的现实，目的都是解决实际问题。

本书在这些方法的指导下，以传统儒家“慎德”思想为核心，分为六大部分展开论述。

导言部分主要阐述“慎德”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定位与“慎德”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对国内外学者有关“慎”与“慎德”的研究进行综述，简要介绍本书的研究方法和基本内容。

第一章探讨了“慎”的一般意义、“慎德”的道德内涵及其历史演变。其中，对“慎”的一般意义采取语言分析方法。从“慎”字的构字结构中得出其一般意义是在原始祭祀过程中应该具有的对神灵的畏惧、敬重的心理，或由于对危险、可怕事物的警惕、警觉以及由此在行为上表现出的小心谨慎之义。从古代关于“慎”的文献归纳与整合中，指出“慎”在中国古人的话语语境中有“警觉”“收敛”“持重”“认真”四种含义。并将“慎”与其近义词、反义词进行比较分析，进一步加深对“慎”义的理解。文章接着探讨慎德的道德内涵，慎德不仅是道德心理，更是行为体现出来的美德品质，是心德与行德的统一。最后，将“慎德”进行历史的还原，在历史演变中梳理“慎德”思想，明晰“慎德”发展与变化。

第二章主要从伦理理论的角度探讨慎德的内在结构。首先分析慎德的品德结构，这也是对“慎德”道德品质形成过程的探讨，即慎德在“知”“情”“意”“行”四个方面的体现及其相互之间的作用机制。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慎德的探讨才不至于成为空泛的理论说教，才具有实践的可行性。然后探讨“慎德”在横向应用领域以及个体在认识“慎德”、应用“慎德”、将“慎德”内化为人的品质过程中形成的纵向层次问题。最后将其与“孝”“四端”“三达德”等其他德目做以比较，以期对“慎德”的伦理意蕴有更深刻的了解。

第三章主要从伦理实践的视角探讨了慎德的基本原则、个体修养以及在政治领域的具体实践问题。通过本章的探讨，我们可以了解慎德实践在中国传统社会环境中坚持什么样的原则，如何慎、何时慎，解决“慎德”的必要性、合理性和有限性问题。明确个体修养中培养慎德的具体方法，以及传统中国人如何在政治领域实践“慎德”的问题。

第四章对慎德进行历史审视，分析了慎德的历史影响和现代价值，并将慎德置于当代社会的转型时期，赋予慎德新的理论内容、重建慎德的伦理精神、重释慎德的道德内涵、拓展慎德的应用领域，使其适应当代社会的发展需要。并从实践的角度，结合当代社会的时代特点，对当代人培养慎德做出了一些粗浅的思考和建议。

结语部分，简要地总结了“慎德”在中国道德结构中的地位、特点及重要性，并展望了“慎”与“慎德”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