翱翔的信天翁:唐·伊德技术现象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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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伊德技术哲学思想发展的脉络

对于伊德来说,“后”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借助这一概念,他完成了对形而上学的批判,胡塞尔、海德格尔就成为后现象学语境中的阐述对象;借助这一概念他又完成了自身技术哲学体系——聚焦在技科学的后现象学的建构,并且颇受关注。“因此,我们已经启程并且向着扩展的后现象学奔跑。”[1]但是一个学者的思想并非无源之水,所以还需要从源头找寻后现象学思想的迹象。

首先需要简要了解一下伊德眼中的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哲学状况。在很多部作品中他多次提及和梳理了美国技术哲学从发生到成熟的历程,最为系统的分析表现在《海德格尔的技术:后现象学视角》(2010)。在导论中,他集中分析了美国技术哲学60年代以来的如何从整体哲学中发展出来脉络:1962年,《存在与时间》在美国出版英文版激发了对海德格尔哲学及其技术思想的讨论;1962年美国技术哲学研究协会杂志《技术与文化》掀起技术哲学的大讨论,历经30年,形成了技术哲学良性发展的特殊氛围。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就可以转入伊德的技术哲学发展路径这个问题。

伊德技术哲学的研究路径发展经历的阶段已经有多位学者加以阐释,最常见的看法是三阶段说。如罗伯特·C.斯卡夫(Robert C. Scharff)(2012)做了如下描述:

“正如本书[2]副标题所写的那样,伊德现在是一位后现象学家——一位聚焦在技科学生活的变革的现象学家,他并不是孤军作战。就像他解释的那样,他的职业包含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他将自身理解为‘做现象学’——也就是说将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在某种程度上包括了利科尔和梅洛—庞蒂)作为主要思想资源,而且反对北美主要哲学潮流对于现象学的重要敌意。第二阶段,随着他对人—技术关系兴趣的增长,‘做现象学’表现为特殊的技术哲学家的路径。接下来我将要进入他最近的‘后现象学’阶段,这一点甚至在他早期阶段也体现出了作为后现象学家来思考着技术问题。正如他所表明的,在现象学和技术问题上,他是经验化的、唯物主义者而不是形而上学和理念论者。” [3]

这一段文字对伊德思想所做的划分应该说是大体不差的。我们几乎可以从他的著作得到验证。2006年他在回应同事和学生的时候自嘲自己的著作可能会被区分为“早期伊德、中期伊德和当前伊德”。早期伊德即“现象学的伊德,其主题是现象学和分析哲学的比较研究,‘做现象学’,尤其是知觉研究”[4];中期伊德,即技术哲学的伊德;当前伊德偏重于技科学研究,进入后现象学的时期。事实上也是如此。20世纪60年代他集中在胡塞尔现象学与分析哲学的比较研究,所发表的作品现象学味道还是比较明显的;70年代开始转向科学与技术问题并逐渐形成技科学研究共同体;2000年以后开始普遍采用“后现象学”这一概念作为其哲学的内在特征的表达。

从相关作品的内容看,他最早发表的《解释学的现象学:保罗·利科尔的哲学》(1971)是关于利科尔现象学思想的研究著作,这一研究并没有涉及技术问题,只是对利科尔现象学的解释学思想内在演变历程的研究,这为他的物质化解释学的方法奠定了基础。后来所发表的著作中,他开始有意识地运用解释学方法,并发表了一系列作品。如《含义与意义》(1973)、《现象学对话》(1975)、《聆听与声音:声音现象学》[5](1976)、《交叉学科的现象学》(1977)和《实验的现象学:导论》(1977),至少从题目上看,都是现象学方面的研究著作。1976年海德格尔去世,伊德时年42岁。《聆听与声音:声音现象学》这本书是非常重要却经常被国内学者所忽略的著作,之所以忽略的理由是:这本书是早期的著作,无论是从方法上还是对象上与伊德的最大贡献——后现象学、技科学——无关。学界对这一著作的忽略使得我们丢失了其中隐含着的一个关键问题:从声音现象出发,伊德为什么没有走入纯粹现象学领域而是转入了经验性的技术研究中?这本书让我们想到了一本极为相似的书,这就是德里达的《声音与现象》(1967)。德里达的这本书是对胡塞尔现象学中符号问题研究的专著,出版时德里达37岁,当然这本书也是德里达解构思想的重要体现,从这本书,我们发现德里达开始进入胡塞尔的现象学中。此外,马里翁(Jean-Luc Marion)从“上帝之音”发现了翻转意向性,即我思所意向的对象最终指向了我。这两个人都是从声音现象进入纯粹现象学之中。有意思的是,伊德的这本书却是其远离胡塞尔的明显标志。随后,伊德80年代发表的作品,如《描述》(1985)、《现象学后果》(1986)。这些依然是明显的现象学研究方面的著作,用他自己的话说,真正开始从事现象学的实际研究。“因此,第一次在文章中[后来收入《含义和意义》(1973)],然后在《聆听与声音:声音现象学》(1976/2007a)和《实验现象学导论》(1977),我从事着被自己看作实际的现象学研究项目。”[6]当然这个特点慢慢开始发生转变。

到了90年代,他的作品已经重点关注技术问题,尤其是人—技术的意向关系分析。如《技术与生活世界:从花园到地球》[7](1990)、《工具实在论: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的界面》(1991)、《后现象学:后现代语境中的文集》(1993)、《技术哲学导论》(1993)、《扩展的解释学——科学中的视觉主义》(1998)。这段时间的作品重点在刻画人—技术的意向关系。当然,他所谓的技术主要还是遮蔽在科学阴影之下的技术,或者说是在科学研究过程中所涉及的工具之类的东西,如仪器、实验设备。这个转变并非是没有缘故的,之所以如此,因为他受到了当时科学的社会学研究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到90年代,科学社会学家拉图尔等非常关注科学活动中的非理论因素,即物质的因素,这一研究思想逐渐受到了很多学者的关注。考虑到这样一个情况,也就理解了伊德在80年代以后受到这些学者的影响。当然,在这个阶段伊德所关注的技术还并不是当前代表着创新以及走在前沿的技术成果。从这一阶段的研究方法来看,现象学方法开始减弱,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人类学方法和社会学方法的应用。此外,他开始组织并形成了一个固定的研究群体——技科学研究群,90年代中期开始有很多学者加入这个研究群体中。这一时期主要围绕较为广泛的话题展开如医疗实践中的专家程序、广播的现象学研究和历史研究、移动技术、神经学中的图像技术、日本的宠物和看护机器人等。相关研究作品都在2006年左右出版。

到了2000年以后,他发表了作品如《技术中的身体》(2002)、《追踪技科学:物质化的母体》(2003)、《后现象学与技科学》(2009)、《海德格尔的技术:后现象的视角》(2010)。这些作品的题目非常明显地表明他开始有意识地提出他自身哲学的后现象学特征,开始有意识地运用后现象学的哲学视角来分析先验哲学家的思想。

可以说,上述这些著作是他学术生涯中标志性的作品,足以勾勒出一个轨迹,显示了伊德如何蹚出一条从现象学到后现象学之路的过程。这可以在以后的研究中加以展现。目前需要面对的是:揭示他与纯粹现象学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够理解他与现象学之间的复杂情感以及转变之所以发生的可能性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