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言语交际观研究——以《论语》为例

摘要：孔子的言语交际观主要体现在信言观、慎言观、辞达观、美言观和语境观五个方面。信言观是指在言语交际活动中言语要诚信；慎言观是指说话要谨慎；辞达观是语言表达要准确；美言观是指语言表达要注重内容充实和形式优美，即“文质彬彬”；语境观是指人们在言语交际活动中要善于根据言语环境选择恰当的语言来表达思想。

关键词：孔子；论语；言语交际；主张

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文化大师、伟大的教育家。从言语交际艺术的角度来看，孔子也是古代著名的修辞学家，他具有系统的言语交际理论。通过考察《论语》，我们发现孔子的言语交际观主要体现在信言观、慎言观、辞达观、美言观和语境观五个方面。

一　孔子言语交际的“信言”观

信是诚信，信言观是指在言语交际活动中言语要诚信。人们进行言语交际，有时交际的话题是一方对另一方表达承诺。既然已经承诺，就得守信，践行承诺。此可谓“言必信，行必果”。孔子的“信言”观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进行考察：诚信是治国之道，是修身之道，失信是一种耻辱，失信之人将使得别人改变对他的看法。

（一）诚信是治国之道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论语•学而》）意思是“治理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要严肃认真地处理政事并守信用”。孔子把“信”上升到了治国安邦的高度，并且把它摆在治理国家的首位。“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意思是子贡问如何治理政事，孔子说：“使粮食充足，使军备充足，使老百姓信任政府。”孔子认为治理政事之道在于“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说：“如果迫不得已而要去掉一项，在这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呢？”孔子说：“去掉使军备充足。”子贡说：“如果迫不得已而要去掉一项，在这两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呢？”孔子说：“去掉使粮食充足。自古以来谁都有一死，如果老百姓不信任政府，那么国家是站不住脚的。”可见“取信于民”是贤明君主和有识之士治理国家的一个重要凭借。如果政府失信，伤害的不仅仅是百姓的切身利益，也必将导致百姓对政府部门的信任危机；政府失信是执政方面的一大毒瘤，它必将导致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崩溃。

（二）诚信是修身之道

孔子把诚信看作做人的基本准则和道德底线。《论语》里反复强调做人要讲诚信。例如，孔子要求弟子：“谨而信。”（《论语•学而》）意思是“谨慎而诚信”。“主忠信。”（《论语•学而》）意思是“以忠信为主”。“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论语•宪问》）意思是“与人交往而不忘平日的诺言”。并且孔子把“信”纳入其教学的内容：“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意思是“孔子以四项内容教育学生：古代文献、社会实践、忠于职守、诚实守信”。子夏也说道：“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曾子每日反省自己：“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论语•学而》）

人与人之间要讲诚信，即相互信任而不尔虞我诈，信守承诺而不失信于人。诚信是做人的基本准则，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基础，只有诚信之人，才值得信赖，才有威信，人们才乐于与之交往。自古以来，守信之人往往被人称颂。如果不守诚信，则将处处碰壁。正如孔子所说：“人而不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意思是“一个人如果不讲信用，不知他还可以做什么”。“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论语•卫灵公》）子张询问行事如何行得通，孔子答以对自身的言行要求，只有自身做到了“说话忠诚守信，行为忠厚谨慎，即使到了不开化的国家也行得通。说话不忠诚守信，行为不忠厚谨慎，即使在家乡，能行得通吗？”此可谓诚信走遍天下，无信寸步难行。

（三）失信是一种耻辱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里仁》）意思是“古人言语不轻易出口，以说了而自身做不到为耻”。孔子对此种观点亦反复申说。例如，“子曰：‘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论语•宪问》）意思是“一个人说话大言不惭，他实行起来就会艰难”。“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意思是“君子以说得多做得少为耻”。由此可见，孔子认为失信是一种耻辱。这就是孔子在言行是否一致方面所倡导的“耻辱感”。这种耻感文化，两千年来它不断地激励着人们言行一致，言必信，行必果。

（四）失信之人将使得别人改变对他的看法

孔子对于不诚信之人，是严厉批评的。“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意思是“花言巧语，装出和颜悦色，（这种人）仁德是很少的”。与“信言”相对的是“巧言”。尽管“巧言”是那么动听，“令色”是那么和善，但是它们都不是真诚地发自内心，而是虚假为之，目的在于取悦于人。孔子对巧言令色深恶痛绝，曾多次对它进行批评：“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意思是“花言巧语，装出和颜悦色，过分恭顺，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巧言乱德。”（《论语•卫灵公》）意思是“花言巧语必将败坏道德”。巧言令色违背了起码的诚信，是言不由衷，是虚情假意，这样的人当然也就少“仁”了。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论语•公冶长》）宰予白天睡觉，孔子非常生气地说道：“腐朽的木头不可雕刻，脏土筑成的墙不可粉刷；对于宰予么，还责备什么呢？”宰予白天睡觉的行为，还使得孔子改变了察人之法。孔子说：“当初我对人，听到他说的话就会相信他的行为；现在我对人，听到他说的话还要观察他的行为。从宰予白天睡觉这件事我改变了观察人的方法。”孔子由以前的“听言法”即“听其言而信其行”，而改为“观行法”即“听其言而观其行”。“听其言而信其行”这种察人之法是建立在人们“言而有信”的基础之上的。然而有的人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其言语动听、恳切，而其行为则背道而驰。因此对于此类言而无信之人，则不能“听其言而信其行”，而应该“听其言而观其行”，这样才能认识一个人的真实面貌，才不至于上当受骗。所以“孔子曰：‘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意思是“不知道分辨别人的话，就不能了解别人”。

二　孔子言语交际的“慎言”观

慎言观是指说话要谨慎。孔子的“慎言”观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考察：慎言就是要少说多做，就是要先做后说，慎言是修身之道，慎言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

（一）慎言就是要少说多做

在处理言与行的关系问题上，孔子认为就是要少说多做。他提倡君子“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意思是君子“做事勤勉而说话谨慎”。“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意思是“君子说话要谨慎，做事要勤勉”。这两句都是强调君子要少说多做。

（二）慎言就是要先做后说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意思是子贡问怎样才是君子。孔子说：“先做到想要说的话，然后再说出来。”这样可以避免“言过其行”（《论语•宪问》）的毛病。“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里仁》）意思是“古人言语不轻易出口，以说了而自身做不到为耻”。“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论语•先进》）“白圭”出自《诗经•大雅•抑》，其中四句是“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意思是“白圭上面有污点还可以磨掉，说话如果有缺点就无法去掉”。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不可不慎！南容经常反复吟诵“白圭之玷”几句诗，这就表明他说话非常谨慎。

（三）慎言是修身之道

“慎言”又与“信言”密切相关。慎言和信言既是言语观，也是良好的品德修养。因为无论少说多做还是先做后说，都能够避免“夸夸其谈”和“言过其行”，也可以防止“言多必失”和“言而无信”，能够做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论语•先进》）。意思是“一个人不说则已，一说就说到点子上”。孔子认为“慎言”在品德修养中非常重要，例如：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曰：‘其言也讱，斯谓之仁已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论语•颜渊》）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司马耕字子牛。牛多言而躁。”所以当司马牛问什么是仁时，孔子针对司马牛性格方面的缺点说道：“仁德的人说话谨慎。”司马牛说：“说话谨慎就叫作仁吗？”孔子说：“做到仁很难，谈论仁能不谨慎吗？”

“子曰：‘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意思是“刚强、果决、质朴、慎言，这四种品德接近仁德”。皇侃《论语义疏》云：“刚者无欲，仁者静，故刚者近仁；毅者果敢，仁者必有勇，故毅者近仁；木者质朴，仁者不尚华饰，故木者近仁；讷者言语迟钝，仁者慎言，故讷者近仁也。”朱熹《论语集注》云：“木讷则不至于外驰，故近仁。”可见孔子把慎言当作仁的一项重要内容，当然也就是品德修养的一项重要内容。

“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论语•为政》）意思是子张想学谋求官职的方法。孔子说：“多听听，保留疑问，谨慎地谈论其余有把握的部分，就能减少错误；多看看，保留疑问，谨慎地实行其余有把握的部分，就能减少懊悔。言语少错误，行动少懊悔，俸禄就在其中了。”慎言能够减少错误，错误减少了，品德修养自然就提高了，别人也就乐于任用他了。可见，慎言不仅是品德修养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求干禄”的一种良方呢！

（四）慎言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

孔子提倡“多闻”“多见”，因为这样能增广见闻。然而孔子认为，并非一有见闻就要发表自己的看法或采取行动，而是要善于“阙疑”“阙殆”，孔子还以史书为证，说：“吾犹及史之阙文也。”（《论语•卫灵公》）意思是“我还能看到史书上存疑的情况”。因此孔子告诫人们：“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论语•子路》）意思是“君子对于他所不懂的，采取存疑的态度”。这种“阙疑”“阙殆”“阙文”“阙如”的做法，实际上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也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是一种严谨而踏实的优良学风。

三　孔子言语交际的“辞达”观

辞达观是语言表达要准确。“辞达”是孔子言语交际观的一个重要内容。语言表达，首先得讲究言辞的准确，这是语言表达的基本原则。孔子云：“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意思是“言辞能够达意就可以了”。这实际上提出了语言表达的“准确”原则。如果词不达意，则不能正确地表达自己所要说写的意思，则必将影响语言交际的效果。例如从运用词语的角度来说，判断用词是否准确，或者是否“辞达”，主要可以用以下三条标准来衡量：用词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用词是否符合情理，用词是否明确而无歧义。

（一）用词是否符合客观实际

据李东阳《麓山诗话》引《唐音遗响》载：任翻《题台州寺壁》诗曰：“绝顶秋风已自凉，鹤翻松露滴衣裳。前山月落一江水，僧在翠微开竹房。”既去，有观者取笔改“一”为“半”字。任翻途经钱塘江，发现月落之时的江水是随潮而退的，只剩半江了。于是他急忙返回台州寺，欲把原诗改为“前山月落半江水”，结果发现已被人改了，于是他慨叹道：“台州有人。”这“半江水”之所以优于“一江水”，关键在于它准确地反映了客观事实。

（二）用词是否符合情理

据沈括《梦溪笔谈•续笔谈》载：“陶渊明《杂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往时校定《文选》改作‘悠然望南山’，似未允当。若作‘望南山’，则上下句意全不相属，遂未佳作。”这“见”字之所以不能改为“望”，就在于它符合情理。“悠然见南山”，一个“见”字准确地表现了陶渊明悠然自得的情怀，他“本自采菊无意望山，适举而见之，故悠然忘情，趣闲而景远，此未可于文字精粗间求之”（苏轼《鸡肋集》）。如果改为“望”字，则表明作者是有意而为，不能准确地表现出作者的“悠然”之情。

（三）用词是否明确而无歧义

据宋魏庆之《诗人玉屑》载：“萧楚才知溧阳县，张乖崖作牧。一日召食，见公几案有一绝云：‘独恨太平无一事，江南闲杀老尚书。’萧改‘恨’作‘幸’字。公出，视稿曰：‘谁改吾诗？’左右以实对。萧曰：‘与公全身。公功高位重，奸人侧目之秋；且天下一统，公独恨太平，何也？’公曰：‘萧弟一字之师也！’”这里的“恨”字之所以不贴切，就在于它可能产生歧义，很容易被奸人罗织罪名；改为“幸”字，表意明确，这就不会给人留下把柄了。

四　孔子言语交际的“美言”观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意思是“质朴胜过文采，就会显得粗野；文采胜过质朴，就会显得虚浮。文采与质朴配合得当，这才是君子”。“文质彬彬”是一种中和之美，它几乎可以涵盖社会生活中的所有层面。我们仅从三个方面来加以阐述。

（一）从人的性格方面来看，有的人直率粗犷，说话直来直去，可谓之“质”。此种人虽待人坦诚，但其言语往往过于直率而容易伤人，粗野而不中听。有的人温文尔雅，说话文绉绉的，可谓之“史”。此种人虽待人温和，但其言语往往过于修饰而显得虚假。所以孔子认为，君子的理想人格应是文采与质朴配合得当，既质朴又不粗野，既文雅又不虚假。二者不可偏废。然而有的人认为君子的“质”胜过“文”，甚至认为君子有“质”就够了，不必需要“文”。例如：“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论语•颜渊》）意思是棘子成说：“君子质朴就够了，还要文采做什么呢？”子贡说：“先生这样谈论君子，可惜啊！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文采如同质朴，质朴如同文采。如果把虎豹和犬羊皮上有文采的毛都拔去，那么虎豹的皮就如同犬羊的皮了。”子贡所言，可谓深得孔子所言“文质彬彬”之旨。

（二）从文学创作方面来看，有的人注重质朴，有的人注重文采，甚至一个时代的文学也显现出或重质或重文的倾向。例如，《礼记•表记》：“子曰：虞夏之质，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胜其质，殷周之质不胜其文。”意思是虞和夏的质朴，殷和周的文饰，都达到了极致。虽然虞夏也有文饰，但是没有胜过其质朴；虽然殷周也有质朴，但是没有胜过其文饰。很显然，孔子是在用文质概念观察一个时代的特征。在孔子看来，虞夏是质胜文的时代，而殷周是文胜质的时代。又例如，魏征主编的《隋书》这样总结南朝与北朝文学的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由此可见，南北朝时期，南方文学从总体上来看呈现出清绮的风格而偏重于“文”，北方文学从总体上来看呈现出质朴的风格而偏重于“质”。这种有所偏颇的文风都难免其不足，所以魏征提出他心目中理想的文学风格是“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

（三）从言语表达方面来看，“文质彬彬”是孔子的言语表达观的一个重要内容，即美言观，是指语言表达要注重内容充实和形式优美。质，是就内容而言，是言之有物，是内容充实；文，是就形式而言，是言之有文，是形式优美，就是“美言”。如果言之无物，则内容空洞，叫人不知所云；如果言之无文，则行之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比较完整地记载了孔子的这一言语表达观。“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意思是语言是用来表达思想的，文采是用来修饰语言的。不说话，谁知道他的想法呢？说话没有文采，就传播不远。《礼记•表记》：“子曰：情欲信，辞欲巧。”意思是感情要真实，言辞要美丽。这“情欲信，辞欲巧”，也可以看作“文质彬彬”在语言表达方面的具体体现。

五　孔子言语交际的“语境”观

语境观是指人们在言语交际活动中要善于根据言语环境选择恰当的语言来表达思想。语境是人们在言语交际活动中选择恰当的语言来表达思想的言语环境。它主要包括前言后语语境、情景语境和社会语境等。情景语境主要由五个要素构成，即何时（时间）、何地（地点与场合）、何事（话题）、何故（交际意图）、何人（交际双方，包括双方的身份、职业、兴趣、情感、思想、信念、意志、个性、气质、能力、修养等），可以简称为“五何”。换言之，言语交际的双方是什么人（何人），他们在什么时间（何时）、什么地点与场合（何地），因为什么事情进行交谈（何事），他们想要达到什么目的（何故），构成了言语交际中的情景语境。社会语境主要由当前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以及民族文化心理等要素构成。换言之，当前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以及民族文化心理等社会背景构成了言语交际中的社会语境。语境对人们的言语交际活动起着一定的制约作用，也能够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交际的双方只有根据语境选择恰当的语言来表达思想，才能收到比较好的表达效果。孔子在言语交际活动中善于根据不同的语境恰当地选择语言来表达思想，从而获得理想的表达效果。

（一）注重言语交际中的情景语境

“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论语•乡党》）孔子在乡里，谦恭温顺，好像不善言谈的人。这是因为父老乡亲是看着自己长大的，大家乡里乡亲的，所谈也无非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琐碎之事，因此不宜在他们面前逞口舌之能，而当谦恭温顺。他在宗庙、朝廷，说话清楚流畅，只是谨慎罢了。孔子上朝时，跟下大夫说话，理直气壮，从容不迫的样子；跟上大夫说话，和颜悦色而正直地争辩的样子。这是因为在朝廷所谈皆国事，在宗庙所谈皆关乎礼仪。国事和礼仪，皆事关重大，如果听到不当之言论，看见不当之举动，就应该清楚流畅地表明自己的观点，理直气壮、正直地去争辩；然而毕竟是同朝为官，容貌表情还得保持和气。当国君临朝时，孔子就显得恭敬不安的样子，步履安详的样子。因为大臣必须尊重国君的威严，言语行为皆应有所收敛，更不宜在国君面前放肆。

由此可见，孔子在社交场合善于根据时间、地点、场合、话题、交际对象的不同，来确定自己的容貌表情和选择恰当的言辞，或者说孔子在社交场合非常注意容貌表情和言辞的得体。又例如：

“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论语•颜渊》）意思是子贡问怎样交友。孔子说：“真诚地劝告并好好地引导他，如果行不通就算了，不要自取其辱。”朱熹《论语集注》云：“友所以辅仁，故尽其心以告之，善其说以导之。然以义合者也，故不可则止。若以数而见疏，则自辱矣。”孔子此言，的确为交友之道。从言语表达的角度来看，这体现了孔子言语交际的“语境”观。当朋友有过错时，该怎样帮助他呢？孔子认为要“忠告而善道之”。这是考虑到交际双方的友好关系来进行言语交际。

俗话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但是并非人人都懂得这个道理，并非人人都乐于听取逆耳之言。因此当朋友不听忠告和引导时，如果仍然一味地“忠告而善道之”，或许他会认为你这是看他不顺眼，是在挑他的刺，于是他就可能对你产生反感，甚至敌意，或者反而劝你少管闲事。而你也会认为朋友把你的好心当作驴肝肺，因此觉得憋屈，觉得自讨没趣。若果真如此，则是言语不得体。所以孔子认为，面对这种情况就不必再去“忠告而善道之”，以免自取其辱。这同样体现了孔子言语交际的“语境”观，即根据对方的个性心理、对待批评的态度来决定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不该说。

“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论语•宪问》）“时”是“适时”，意思是孔子该说的时候才说，所以别人不讨厌他的话。与之相反的便是：“孔子曰：‘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论语•季氏》）意思是“陪着君子说话容易犯三种过失：没轮到他说话却抢着说叫作急躁；该他说的时候却不说叫作沉默；不看君子的脸色就贸然说叫作瞎眼”。孔子所指出的陪着君子说话容易犯三种过失，实际上又是从反面指出某些人言语表达不得体、不符合情景语境的三种表现形式：说话急躁、该说却不说、不知察言观色而贸然说。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意思是“中等资质以上的人，可以告诉他高深的学问；中等资质以下的人，不可以告诉他高深的学问”。朱熹《论语集注》引张敬夫曰：“圣人之道，精粗虽无二致，但其施教，则必因其材而笃焉。盖中人以下之质，骤而语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将妄意躐等（跨越等级），而有不切于身之弊，亦终于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语之，是乃所以使之切问近思，而渐进于高远也。”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论语•先进》）

同样是问“闻斯行诸？”孔子根据谈话人不同的性格而作出截然相反的回答。子路性格特征是争强好胜，因此孔子回答说：“有父兄在，怎么能听到了就去实行它呢？”目的是想抑制他，挫挫他的锐气；冉有的性格特征是谦退，因此孔子回答说：“听到了就去实行它。”目的是想鼓起他行动的勇气。

上述两章，对不同的人教以深浅不同的学问，对同一个问题给予因人而异的回答，既体现了孔子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也显示出孔子言语交际的“语境”观——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二）注重言语交际中的社会语境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论语•宪问》）意思是“国家政治清明时，应该言行正直；国家政治黑暗时，应该行为正直而言语谦逊”。

行为正直，是一个人的操守和气节的重要体现，所以孔子认为：人无论是身处国家政治清明时还是政治黑暗时，都应该行为正直。

至于言谈，则应考虑当前社会的政治因素。当国家政治清明时，君主贤明，能够广开言路，勇于纳谏，臣民则可以直言国家所存在的某些弊端，以便君主兴利除弊，至少直言进谏者无性命之忧。例如，据《战国策•齐策一》载：邹忌讽齐王纳谏，齐威王接受他的谏议说：“好！”于是下令：“所有的大小官员和百姓，能当面指责我过错的人，授予上等的赏赐；上书劝谏我的人，授予中等的赏赐；能在公共场所议论我的过失，并被我听说到的，授予下等的赏赐。”命令刚刚颁布，许多大臣都来进谏，宫廷热闹得像集市一样；几个月之后，有时候间或有人进言；满一年之后，即使想要进谏，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燕国、赵国、韩国、魏国的国君听说了这件事，都来朝见齐国。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修明内政，不需用兵，就可以战胜其他的国家。

当国家政治黑暗时，君主昏庸或者残暴，刚愎自用，听不进不同意见，此时臣民如果直言国家所存在的某些弊端，“妄议朝政”，则不但难以被君主采纳，直言进谏者反而将遭受罢官甚至杀头的危险。例如，“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论语•微子》）意思是“纣王昏乱残暴，微子离开了纣王，箕子成为纣王的奴隶，比干进谏而被杀。孔子说：‘殷有三位仁人’”。微子，名启，纣王的庶兄，其母为帝乙之妾时，生启；后立为妻，生纣。启受封于微（今山东梁山西北），故称微子。微子数谏纣王而不听，遂愤而出走。周灭殷，周公以微子统率殷族，封于宋，为宋国始祖。箕子，名胥余，纣王的叔父，封国于箕，故称箕子。数谏纣王而不听，遂披发佯狂，被贬为奴隶并遭囚禁。比干，纣王的叔父，数谏纣王，被纣王剖心而死。所以孔子说：国家政治清明时，应该言行正直；国家政治黑暗时，应该行为正直而言语谦逊。宦懋庸《论语稽》云：“邦无道，则当留有用之身匡济时变，故举动虽不可苟，而要不宜高谈以招祸也。汉之党锢、宋之元佑党、明之东林党，皆邦无道而言不逊者也。”刘宝楠《论语正义》亦云：“汉明之末，学者知崇气节，而持之过激，酿为党祸，毋亦昧于远害之旨哉！”这实际上是从另一方面告诫人们，言语交际不能不注重社会语境。孔子的语境观对于修辞学中的“语境”理论和语用学中的“得体原则”皆具有启发作用。

综上所述，孔子的言语交际观主要体现在信言观、慎言观、辞达观、美言观和语境观五个方面。信言观是指在言语交际活动中言语要诚信；慎言观是指说话要谨慎；辞达观是语言表达要准确；美言观是指语言表达要注重内容充实和形式优美，即“文质彬彬”；语境观是指人们在言语交际活动中要善于根据言语环境选择恰当的语言来表达思想。透过孔子的言语交际观，我们把孔子说成古代著名的修辞学家，似不为过。

（原载《毕节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