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角色理论与皇帝规范
社会是由互相联系的不同地位、不同身份的人组成的人际网络，而角色则是与一定社会地位相适应的行为模式，是社会地位的动态表现。一个社会人，占有什么地位，就得扮演什么角色。诚如拉尔夫·林顿所言：“占有的是地位，扮演的是角色。”[54]拥有不同身份、地位的人在社会生活网络中扮演的角色不同，每个角色都代表着一套有关行为的社会准则。这些社会准则规定了个人在充当某一特定角色时所应有的行为和活动方式。当一个人根据他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来实现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时，他就扮演着相应的角色。
角色不是自我认定的，而是社会或群体赋予的。个人扮演的任何角色都必须经过社会化，通过社会规范的内化而确立。[55]人们对他人的评价实际上正建立在角色扮演者行为是否符合角色规范的基础上。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谈到，其论述万历的目的，“本在于说明皇帝的职位是一种应社会需要而产生的机构，而每个皇帝又都是一个个人。万历把传统上规定的天子职责置之不顾，时日一久，懒惰之名大著”。[56]他实际上尝试着将作为职务的皇帝与作为单个人的万历分开进行研究，因而为人们展示了一个全新的、令人有点同情而又悲剧色彩极浓、无奈可怜的万历皇帝。笔者将延续这一思路，将皇帝视为一种角色，通过将角色与扮演者的分离，来解读明代十六帝的言行举止。
角色理论指按照所处的地位、身份，并根据人们对角色的理解、期望和要求以及对社会相互作用的有关群体来解释人的社会行为，包括角色学习、角色知觉、角色扮演、角色期待、角色规范、角色冲突和角色技巧，等等。[57]本书拟借用社会学的角色理论以及心理学的“自我”、“本我”、“超我”理论，对“皇帝”角色进行分析，从而将皇帝制度、皇权主义与皇帝个体区分开来，力图更深入地认识、研究明代十六帝，评价其功过是非。
自秦始皇灭六国一统天下、建立统一帝制以来，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中，皇帝一直是传统权威的最高主宰，拥有国家的立法权、司法权、人事任免权以及财政、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大权。皇帝口衔天宪、金口玉言，官员的升黜赏罚、生杀予夺都在他的一念之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同时，皇帝对整个帝国的资源、物产、人民都拥有管辖权和支配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58]这种至高无上的皇权使得皇帝成为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集天、地、君、亲、师的权威于一身，其至上性、独占性、神圣性、绝对性，即使神明也会自愧不如”。[59]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皇帝已然成为一种特定角色。赵秀臣在《议论议论皇帝》中罗列了正史记载的自秦朝到清朝的197位皇帝[60]；而向斯在《漫话皇帝的寿命》中指出“从秦始皇到末代皇帝，中国总共有335个帝王，如果不包括南北朝时期的五胡十六国和五代时期的十国君主，那么皇帝的数字是235个”。[61]这些皇帝实际上都是“皇帝”角色的扮演者。
中国古代的数百名皇帝虽然拥有相同称号、地位、权势、政府机构，却得到完全不同的评价。有的被称为圣贤之君、英明君主、一代明君，如汉武帝、唐太宗、康熙帝，深得民心，广为人们称颂；有的却被称为暴君、昏君、独夫，如秦二世、隋炀帝，人人欲诛之而后快。历朝历代每位皇帝在人们心目中的看法、评价完全不同，其原因就在于不同的扮演者自身的资质和能力、身体健康状况和寿命、生活的时代氛围和内外环境、对“皇帝”角色的理解、对“皇帝”角色规范的认同度不同，因而存在各种差异性：或用仁主圣君的规范严格要求自己，时刻保持警惕，勤于政务，爱民如子；或沉溺于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放纵物欲，完全忽略责任、使命与义务；或对皇帝的角色规范认识比较客观，态度认真，但自身资质有限，并不具备驾驭文武百官与官僚机构的能力，只能被动顺从官员意志；或能力超群，富有远见卓识，可惜天不假年，英年早逝，无暇施展、实现抱负；或生不逢时，受外界环境、局势所迫，壮志满怀，无力回天……执政态度、执政效果千差万别。
能否成为贤君圣主受诸多因素制约。昏君、荒君、暴君在很大程度上与扮演者的自我角色认知与体悟有密切关系。社会学家特纳在“角色理论”中指出，在扮演角色的过程中，扮演者往往具有“锚定自我概念趋势”和“角色淡处理趋势”。“个体趋向于选择性确认其指称系统中某一更适合自己的角色，以便建构自我的概念”，“当在情境中扮演的角色与自我概念相悖时，这些角色就会被淡化处理，角色扮演也会显得投入不足”。[62]明代中后期的皇帝不顾祖训规制的约束，特立独行，就是因为他们的自我认知与角色规范出现冲突。他们淡化皇帝角色，竭力维护、确立自我的存在：武宗坚持以“威武大将军”自居；世宗坚持修炼道教，自称“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熹宗沉迷木艺制作，都是皇帝扮演者个体“自我”膨胀、君德“超我”人格受到压抑的结果。
皇帝作为一种社会地位与身份象征，比其他角色具有更多的复杂性，涉及多重角色关系、身份转化，对扮演者的素质、能力要求更高。“角色冲突理论”（又叫角色紧张）是指个人扮演一个角色或同时扮演几个不同的社会角色时，由于各个角色的要求不同而无法同时满足，导致内心的矛盾而产生焦虑和不安。角色冲突一般可以分为四种情况：一是同一社会角色的内心冲突，即社会上的人对某个角色的期望与要求不一致时，该角色产生的内心矛盾；二是当社会角色改变时，新旧角色之间发生的矛盾；三是一个人身兼几个角色时的内心冲突；四是社会角色所规定的人格与个人真实人格之间的矛盾。[63]其后果就是角色模糊、角色错位、角色失范、角色失败。要避免这种情况，关键在于特定角色的扮演者要系统学习并准确执行该角色的规范，当多重角色发生冲突时，需要确定主要角色和次要角色。[64]
皇帝并不单纯只扮演一种角色。他们在朝堂政务中是君王，在宗教仪式中是大祭司，在后宫生活中是儿子、丈夫和父亲。随着时间的推移、活动地点场所的变化，他们的角色不断发生转移。各种不同角色加诸其身的要求、规范与义务也不尽相同，甚至完全冲突、对立。例如痴情皇帝每每因私情影响公义，宪宗之于万贵妃、神宗之于郑贵妃、熹宗之于客氏等多受到后人诟病。皇帝身份的特殊性使其承担的责任、应尽的义务大大超过普通人。皇帝在享有最高权力的同时也受到最多条件、戒律的约束。如果对角色规范的理解、执行出现偏差，无法妥善处理和化解不同角色间的冲突矛盾，就会导致角色扮演失败。每位最高统治者在终结自己的统治时，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不是由他本人断言、评判，千秋功过自有后人评说。
皇帝面临的不仅仅是多重角色之间的冲突，还包括自身内在的冲突与碰撞。弗洛伊德提出，人的人格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相互作用的系统组成。“本我”是最原始的、与生俱来的、无意识的结构部分，它由先天的本能、基本的欲望所组成，是同肉体联系着的。“本我”包含无意识记忆和生理的、心理的冲动，尤其是性冲动，是贮存心理能量的地方；仿佛像一口本能和欲望沸腾的大锅，这些本能和欲望强烈，只有得到自我的确认（符合现实原则）才能实现。“自我”是个体对个人特征和社会认同的意识与感觉，我们根据想象别人对我们行为及外表的感觉来理解自我。“超我”即从社会中习得的“应该如何”和“必须如何”的内化，对人格的审查、意识和社会监控。[65]在三者之中，“本我”是最原始的、无意识的心理结构；“自我”是受知觉系统影响，经过修改来自“本我”的部分，受“超我”影响和制约；“超我”是根据社会行为标准、要求而在人的内部世界起作用，由父母师长及其他人的指示所形成的结构，以理性与良知的形式支配“自我”，鼓励和指导“自我”去压抑“本我”。
具体到皇帝身上，他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正常人，既有生物性需求，又有社会性需求。至尊身份、无上权力使其欲望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从而使人类性格中的“本我”部分得到充足发展，不受限制压抑的本能欲望不断膨胀，无限放大，往往容易酿成祸端，对他人和社会造成危害。“自我”比较注重社会评论，因而有意识地对自己的言行举止进行约束、限制，有一定的自我克制力，表现在政务上，就是皇帝能够认真听取大臣的建议、批评，根据公共舆论导向行事，不一意孤行，固执己见，不为一己之私骚扰民众，等等。而“超我”可以理解为社会民众或文臣武将对皇帝事业、生活方方面面的期望。例如《贞观政要》记载了一代明君唐太宗李世民对做一个好皇帝的体悟，不仅要自身素养高，正身修德，而且必须深谙为君之道，任贤纳谏，固本宽刑、征伐安边、善始慎终，等等。它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人自私自利的性格，克制自己的私欲，抑制人性的弱点，表现出大公至正的一面，体现着至善至美的境界。
皇帝虽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却也有很多无奈。皇帝在享有权力的同时，也承担着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国家、社会与臣民对于皇帝个人的素质、品性、职能发挥与政治运作等都有相应的要求。“皇权不是不受约束的绝对权力，天命、礼仪和道德是皇权行使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则”，“新王必须严格按照礼仪行事才能获得自己的合法性。皇帝若不能遵从天命、躬行圣德，必将导致天下乖离，祸乱频生的局面”。[66]所有这些无形的限制、约束都源于社会上人们对皇帝角色的期望，源于皇帝角色所特有的规范。
中国关于皇帝角色规范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儒家围绕礼治仁政、道家围绕无为而治、墨家围绕兼爱尚同、法家围绕依法治国、阴阳家围绕天人配合等分别提出系统的君主规范。其中，“敬天”、“保民”、“无逸”、“慎罚”得到大家的共识。“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古代政治学说所提出的君主规范，内容最宽泛，标准最严格，设计最周到，有关的思想也最富有思辨色彩”。[67]这正是诸多学派、思想综合作用的结果。
早期的儒家、法家思想家们对君王提出了一系列要求：荀子认为，“天下者至重也，非强力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众也，非至明莫之能和。此三至者，非圣人莫之能进，故非圣人莫之能王”。[68]因此，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君王应该是一位有强力、至辨、至明的圣人。
汉朝著名政治家匡衡在政治实践中提出，“圣王之治”为“动静周旋，奉天承亲，临朝享臣，物有节文，以章人伦。盖钦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温恭敬逊，承亲之礼也；正躬严格，临众之仪也；嘉惠和说，飨下之颜也。举措动作，物遵其仪。故形为仁义，动为法则”[69]，言谈举止都不逾越礼制的范围。
当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成为官方统治哲学的儒家学说逐渐形成一整套君主政治的调节理论，如天谴说、崇圣说、尊师说、尚公说、民本说、纳谏说以及君德说，等等。依照这些理论，君主在天、地、国、家、臣、民面前都有应尽的责任和行为规范。从君之德到君之行、从君主的日常生活到他的重大政治行为，都要有所规范，有所克制。[70]总之，一个符合天命的皇帝必须是一个动静合礼、能为万民表率的人。
上述对帝王的要求、规范与期望正是皇帝角色规范形成的重要来源，也是社会对皇帝提出的要求与规范。简而言之，皇帝角色规范就是“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其中“敬天”、“法祖”是皇帝充当宗教总祭司的角色所必须具备的精神，而“勤政”、“爱民”是皇帝作为政府首脑所必须牢记的职责。[71]
第一，敬天。皇帝作为天之子统领黎民，沟通上天与下民，传达上天的旨意，实际上充当着宗教总祭司的角色，因而皇帝继位后的第一要务就是敬天，以确立自己身为天子的合法性，名正言顺地代表上天在人间统御万民。在传统社会里，人们普遍相信上天能够干预人事，自然界的灾异、祥瑞都代表着天对人们的谴责或嘉奖。当君主上顺天心、下抚百姓、海内大治时，自然界就有祥瑞出现；当君主昏庸腐败、民不聊生时，自然界就会有灾异出现。因此皇帝特别关注天象变化与自然灾害情况，常常以此作为警戒，进行自我检讨，克己复礼，注意节俭，颁布罪己诏，施行仁政，广开言路，纠正时弊，勤勉诚恳地处理政务，裁撤不称职的官员，平息上天的怒火与民间的怨气。虽然皇帝本人并没有神力确保宇宙秩序的正常运行，人们却趋向于相信他具有特殊的神力，肩负天运的重担。因而要求皇帝所有的日常行为和祭祀仪式都要以达到这一目的为指针，皇帝在一系列祭祀天地诸神、祖先圣贤的礼仪活动中态度必须虔诚，真心诚意，不得有丝毫懈怠，而在所有的祭祀活动中，祭天祀地是最重要的祭祀项目。皇帝必须斋戒三至七日，再焚香行礼，祭告上天。
第二，法祖。法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重要的美德，在维护君主统治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君主而言，只有内在的德行和外在的祖训祖制对其具有约束作用。君权的至高无上使其缺乏约束机制，然而任何权力的行使都是有限度的，存在一定的约束。“当大权在握的首脑不了解权力行使应有的限度时，他行使权力的结果必将导致失败”[72]，历史反复证明了这一点。皇帝虽然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但是他们一般非常尊重先例，尤其是开国皇帝立下的祖训、祖制，存恭谨之心，小心翼翼地恪守祖训，墨守成规，事事照章办理，不敢有丝毫变更。人们普遍认为，祖训是千锤百炼智慧的结晶、安邦治国的至理名言。凡开创之主，其经历多，谋虑深，每事必筹度数日乃行。而后世子孙多生于富贵，长于妇人之手，缺乏见识，不了解民生疾苦，人世艰辛，只有遵循祖制方能永享太平，国祚永存。如若稍有怠慢不敬之心，自作聪明或者听从小人的谗言，轻易改立文字，必生祸端，甚至有亡国之祸。
第三，勤政。皇帝作为一国之君必须勤政，其日常政务活动主要包括大朝会、常朝、诏令发布、表章批答、集议、廷见策问、亲庶狱、殿试、巡狩私访、御驾亲征、祭祀颁历，等等。勤于政务是皇帝的基本职责。他在享受最高权力的同时，必须履行对整个帝国的义务，负责处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领域的事务，按时早朝，与大臣共商国政，及时处理帝国出现的各种问题，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得懈怠。皇帝的勤政与效率主要表现在表章奏折的阅读、批答以及早朝的执行情况。皇帝如果连勤政都做不到，必然陷于荒淫嬉戏懒惰而无法自拔，致朝政委之他人。若所托非人，重臣擅权或者宦官干政，轻则朝纲混乱，大权旁落，重则引来外患，身败国亡。
第四，爱民。上天将天下苍生交付人君治理，人君必须时常怀有爱民之心，广施仁政，方能获得民心，不负天之德庇。在家国一体的中国传统社会，国是家的放大，家是国的缩影。皇帝既是一国之君，也是一家之长。天子以天下为家，则以天下为休戚，“天下一家，民犹一体。有不获其所者，当思所以安养之”。[73]爱民之道一方面是实行仁政，宽刑减赋，给民实惠，“使其衣食给足，无冻馁之患”；另一方面是约束皇帝的行为，克制私欲。对于帝王而言，“凡事有可已而不必为者，有不得已而必须为者，皆要合乎时宜”。[74]人君必须去甚、去奢、去泰，清静自正，清心寡欲，不为酒色所惑，远声色，去奢靡，不作无益以害有益。惟人君寡欲，不与民争财，不与民争利，与民休息，尽量减少土木工程，少征苛捐杂税，勤俭节用，不随便向地方征派奇珍异果，减少游幸渔猎活动，甚至缩小后宫规模，使得天下男女皆得匹配，天下人心始安，国家始治。
总之，行政最高领袖、宗教礼仪首脑、家族族长与长老的身份，迫使皇帝在言谈举止中注意克制自己的惰性与私欲，战胜自己的缺点与短处。“君道贵清心寡欲，其要在起居男女饮食之间”。[75]只有当皇帝做到“勉者在勤政、讲学、敬天、法祖、节用、爱士、重农、备武；戒者在声色、货利、土木、神仙、游玩、骑射、拒谏、启宠”[76]时，才真正实现了由“自我”向“超我”的转化。纵览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能克服“本我”达到“超我”境界的皇帝寥若星辰。总的来说，庸君多明君少，能够约束自己言行举止、遵循角色规范和社会期待、成功扮演好皇帝角色的人极少。绝大部分人在至高无上的权力与奢靡腐化的生活中堕落，逐渐沦为权力和物欲的俘虏，逆道而行，从而导致角色扮演失败，成为昏君、暴君、纵君，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