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学术前史
明代文献中，除了正史、政令、奏折、文书等[3]记载了大量皇帝的言行与政务活动外，还有诸如明清笔记、文集、杂谈、诗歌、戏剧、小说等各类文献记载了他们的轶闻趣事，共同展示了皇帝鲜为人知的丰富多彩的一面。这些文献的记载既是史料，也都带有对于皇帝的倾向性评价。总体而言，有明一代，时人交口称道的皇帝寥寥可数，仅太祖、成祖、仁宗、宣宗、孝宗数人而已；其他如惠帝、景帝、宪宗、光宗在位期间多得大臣拥护，抨击相对较少；而英宗、武宗、世宗、神宗、熹宗、思宗则备受官员、臣民与后人抨击，责难之声不绝于耳。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在总结明代政治得失时，对中央集权制度下的皇帝有了全新的认识，提出“非君”与“抑君”思想，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非君”思想推向顶峰。
代表人物黄宗羲回顾了君道发展、演进的历程：“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4]他视天子为“独夫”、“寇仇”，猛烈抨击君主“荼毒天下之肝脑”、“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君主）一人之淫乐”的行径；并质疑天子的绝对权威，提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5]；鼓励人们以是非曲直为判断尺度，不盲目迷信皇权，对口衔天宪的皇帝无须言听计从、顶礼膜拜，要培养独立自主的精神。
顾炎武第一次明确地将“国家”和“天下”区别开来，纠正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家国不分、家国同构的观念。他指出“亡国”与“亡天下”有着本质区别。“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6]认为亡国只是改朝换代，事关君主和政府官员的变更，属于肉食者谋之的范畴；而仁义败坏、道德沦丧事关天下苍生的兴亡，因而百姓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这些思想家们的思想不可能超出传统专制统治的樊篱。他们对皇帝个人或制度的批判，并不表示否定专制皇权本身。他们提出的各种限制、约束皇帝言行的“抑尊”说、“权力制衡”说，都是为了纠正现行专制体系中个体皇帝偏离皇帝规范与义务、失德败政的行为，恢复或实现理想的圣王之治，期待最高统治者成为勤政爱民的贤明君主。
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国门，并彻底击碎中国人“天朝上国”的心结。血泪与苦难催人觉醒，先进的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们竭力批评皇帝个体偏离皇帝角色规范的失当之举，纷纷建言献策，努力帮助统治者摆脱困境。然而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的旨在“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以及以君主立宪为目标的改良方案纷纷以失败而告终。先行者们逐渐意识到皇帝和皇权专制主义制度才是中国落后的罪魁祸首。
谭嗣同在《仁学》中云：“网罗重重，与虚空而无极。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然其能冲决，亦自无网罗，真无网罗，乃可言冲决，故冲决网罗者，即是未尝冲决网罗。”[7]维新派认为，中国只有改变专制主义政体，冲破一切网罗的束缚，才能真正发展壮大。
戊戌变法失败后，革命派占据主导地位，主张通过激烈的革命方式摧毁顽固不化的专制制度，用武装暴力推翻中国延续千年的皇帝专制统治。邹容在《革命军》中高呼“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他猛烈批判历代民贼独夫之流毒，认为“自秦始皇统一宇宙，悍然尊大，鞭笞宇内，私其国，奴其民，为专制政体，多援符瑞不经之说，愚弄黔首，矫诬天命，揽国人所有而独有之，以保其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不知明示天下以可欲可羡可歆之极，则天下之思篡取而夺之者愈众。此自秦以来，所以狐鸣篝中，王在掌上，卯金伏诛，魏氏当涂，黠盗好雄。觊觎神器者，史不绝书”。[8]革命派辑录的类似反清革命文集还有很多。他们将斗争矛头直指清政府，深入批判君主专制，赫然以“君祸”二字为题。以救亡图存为时代主旋律的近代中国，革命派和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文学家们对专制主义皇权制度和皇帝多持批判否定态度，对明代皇帝概莫能外。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前，史学界深受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和农民起义，对皇帝采取严厉批判的态度。这一时期的研究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明史专家吴晗先生早在解放前就出版关于朱元璋的专著，对朱元璋的评价持辩证态度，认为朱元璋剪除群雄，建立新王朝，一方面恢复旧秩序，践行程朱理学，打下百年基业，功劳显赫；另一方面他叛变起义初衷，作为封建统治者，不但是一个以屠杀著名的军事统帅，也是一个最阴险残酷的政治家。[9]但毛泽东强调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应该肯定。在毛泽东的建议下，吴晗违心四易其稿，最终将朱元璋定为农民阶级的杰出造反者。明朝建国史，也就是一部农民阶级起义反抗压迫与剥削的赞美史诗。除此之外，其他皇帝诸如明武宗、明世宗、明神宗、明熹宗等被视为封建统治阶级荒淫皇帝的典型、人民的公敌，遭到猛烈批判、否定。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对明代皇帝的研究多持否定批判态度，评价有失公允。
20世纪80年代以来，相关研究逐渐挣脱既往研究的樊篱，主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客观、科学地定位和评价明代诸帝。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关于万历皇帝的研究，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崭新视角。黄氏对于大家极为熟悉且认识基本定型、人物基本模式化的万历皇帝，给予同情与理解，揭示了完全不同于传统史学的崭新形象和生活面貌，让我们体悟到皇帝之为皇帝的悲哀与无奈的一面，从而掀起重新研究皇帝的热潮。人民出版社主持的大型丛书“中国历代帝王传记”中关于明代皇帝的有《朱元璋传》、《明成祖传》、《万历传》和《崇祯传》四部[10]；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明代帝王系列传记”，包括《洪武皇帝大传》、《永乐皇帝大传》、《宣德皇帝大传》、《正统皇帝大传》、《弘治皇帝大传》、《正德皇帝大传》、《嘉靖皇帝大传》、《万历皇帝大传》、《天启皇帝大传》、《崇祯皇帝大传》等[11]；其他著作还有郭良玉的《朱元璋外传》，陈梧桐的《朱元璋研究》，修晓波、田澍合著的《明太祖——朱元璋》，商传的《永乐皇帝》，何宝善的《嘉靖皇帝朱厚熜》，许大龄、王天有的《明朝十六帝》；等等。[12]这些专著在丰厚翔实的史料基础上，分别采用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结合时代、政治背景进行分析，为我们展示了波澜壮阔的时代背景下每位帝王传奇的一生。皇帝研究呈现多元化趋势，异彩纷呈。
通过，这些著作，我们可以看到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两大趋势：
其一对昔日被批判和否定的明代皇帝进行重新定位，将其功过是非客观地展示在人们面前，充分认识人物的复杂性，避免“一刀切”造成的不公正评价。
例如，樊树志在《万历传》中认为，“神宗并非庸主，而是一个颇有英才之气的帝王，前半生的励精图治，让人刮目相看。他的致命伤在于酒色财气，铸就了后半生的一错再错。他沉迷于酒色，使自己从青年时代就疾病缠身，想躬行亲政又苦于力不从心；他宠幸郑贵妃，进而因为国本之争与廷臣隔离。他的尚气使性，使臣下心灰意冷、离心离德；他又担忧大权旁落，更加容不得谏诤，晚年的朝政几乎趋于半瘫痪状态。他的贪财秉性，驱使他醉心于聚敛财富，把有明一代最为富庶的一段大好时光，搞得民穷财尽，元气大伤”[13]。樊先生同时认为，穆宗虽是一个平庸的、刚德内用、柔道外理型的帝王。对于宫闱掖庭极为严格，“周防慎察，无敢出声”，而临朝理政，与大臣接触，则施以宽仁柔道，“臣庶廷谒，小不如仪，常假借宽宥左右近侍，未尝清降词色”。[14]
林延清认为，世宗既有一些有利社会发展的积极方面，也有阻碍历史进步的消极方面。他是一个较难作出准确评价的皇帝，可以说既不是英主，也不是昏君，如果用中材之主来评价还是比较合适。给他打分，只能是五五开了。[15]
林金树、高寿仙认为，熹宗本性还是善良的，只是性格懦弱、缺乏主见，跟正人即行正事，遇邪人则为群小所用，惜其终被奸人利用。虽然无心杀人，却残害大量忠贤之士，最后连后妃妻儿都不得保全，被钉在昏聩之君的耻辱柱上。[16]
其二，将皇帝从圣坛上拉下，还原为一个平凡人。从背面、侧面多方位进行审视，将皇帝的象征符号与实际个体分离，将皇权主体与皇权制度分离，充分挖掘时代背景、制度因素与皇帝个体之间的关系。
例如，李洵认为，武宗是不适合当皇帝却被推上皇位宝座的无道之君。其悲剧不仅是他本人造成的，也是他所从属的贵族阶层造成的。武宗是被明代贵族推上祭坛作为皇权统治之下所有罪恶的牺牲品孤独死去的。[17]从而将明朝在正德年间的转折视为武宗和统治阶层共同作用的结果，避免将所有过失推诿、强加于武宗一人身上。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侧重分析在规范与制度束缚下贵为一国之君的万历皇帝的郁郁寡欢，表达了人们对皇帝这一政治体制束缚下痛苦无奈的灵魂的同情与理解。[18]黄氏以小见大，通过万历皇帝、首辅张居正和申时行、文官海瑞、将帅戚继光、思想家李贽等人的遭遇，说明书中叙及的主要人物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侧面提及的人物，也统统没有好结果。这种情形的出现断非个人原因所能解释，而是当时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皇帝的这种苦闷乃是历史的悲剧。[19]
林金树、高寿仙在《天启皇帝大传》中刻画了熹宗这个短命皇帝一生贪玩、怪癖、厌倦朝政的特殊性格，描绘了魏忠贤专权下的明朝黑暗恐怖的社会现实。[20]作者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将熹宗个人的身世、素质、个体行为和他对国家应尽的职责以及魏忠贤的专权分别进行客观分析。既批判其昏聩的一面，又同情他处于时艰下的不幸遭遇。
这些专著将皇帝个体纳入特定的社会与时代背景中进行考察，尽量避免单纯地让皇帝一个人承担所有的责任与罪过。任何历史事件都是由多方面的力量共同促成的。传统观念里备受责骂的皇帝如武宗、神宗、熹宗等，他们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的产物，时势所致；再加上其自身存在的性格或心理缺陷，失败遂不可避免。这种认识有助于深化对于皇帝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
此外，关于明代守成之君的研究也不乏新意。例如，在明代历史上颇受推崇的宣宗和他的父亲仁宗被史家比拟为周朝的成、康，汉代的文、景。赵中男在《宣德皇帝大传》中指出，朱瞻基能取得如此功绩，关键是生活的时代背景好；建国初期所面临的开拓性工作在太祖与成祖手中已经完成，内阁制度基本建立起来，巡抚制度、监察制度良性运作。朱瞻基本是游乐皇帝，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倚仗群臣正确决断，使得大明王朝飞速发展，从而出现“仁宣之治”的盛况。朱瞻基的成功既有个人因素，更与王朝发展规律、所处时代背景有密切关系。从而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宣宗，避免了人物传记过分夸大的缺点。[21]
赵中男在分析成祖朱棣与太子朱高炽的关系时别出心裁，认为成祖对太子的打击不是因为厌恶太子、宠爱次子而生废立之心。关键在于太子长期监国，权力重心发生转移，无形中对朱棣造成威胁，使雄猜专断、权欲极强的朱棣产生一种失落感和危机感。于是他一方面对太子采取限制防范措施，不断打击和削弱其势力；另一方面有意纵容和优待高煦，以平衡各种政治势力，保持和维护自己的集权统治。[22]可以说，成祖并不是想废太子，而是要削弱和限制储权，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独尊地位。
郭厚安在《弘治皇帝大传》中，根据孝宗一生的行事以及当时的现实，认为他是一个缺乏雄才大略的平庸之辈，一个不是很好，也不是很坏的“中主”。作者充分挖掘孝宗的思想与性格特征，认为这是理解孝宗行事的关键所在：正因为孝宗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恪守“敬天法祖”、“尊尊亲亲”的古训，致使他很难清算父皇宪宗的过错而改弦易辙，很难冲破外戚、宗室的包围，于是放任、庇护他们的所作所为；他在迷信神仙佛老的氛围中成长，因而很快便走上其父深居宫中、修斋建醮、妄求长生的老路。此外，郭厚安还指出，孝宗虽然对臣子比较宽容温和，但骨子里以自我为中心，不信任大臣，只信任宦官与近幸。[23]
除了这些专著外，近三十年来，关于明代皇帝的论文数以千计。其中近半数的文章都聚焦在明太祖身上，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明朝建国历程及政治法律思想探析。通过对《明大诰》等文本内容进行研究，评析“以猛治国”、“重典治国”的功效。[24]例如，刘潇潇从立法、执法和普法的角度审视朱元璋的“重典治国”思想，认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适时立法，修订重典，用重典治乱世，顺应社会发展潮流，合乎形势变迁的立法机制；严于执法，官吏犯法与庶民同罪，取消官吏特权，合乎平等适用法律的原则；明令律典条文家藏人诵，力求老幼皆知，把全民普法工作落到实处。因而对当今依法治国、惩贪反腐、普法工作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25]
徐晓庄指出，朱元璋在其法律实践中，一方面重视法律条文的修订，进行普法宣传，带头秉公执法；另一方面却自坏律条，设置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锦衣卫，颁布法外之法《大诰》，法外用刑、以情屈法，使言与行自相矛盾。这种矛盾的出现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朱元璋自卑多疑、雄猜好杀，又倔强刚猛、专蛮暴横的个性是内在因素；第二，明初吏治的败坏造成社会混乱是外在社会因素；第三，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对法律在治国安邦中的作用的一贯主张是导致他法律实践矛盾的历史原因。[26]
张生在《略论朱元璋犯罪预防思想》中归纳朱元璋的预防犯罪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明礼导民——用儒家纲常名教、礼仪规范教化、约束臣民”、“以法为教——使臣民熟知法律、趋吉避凶”和“明刑辅教——以残酷的刑罚警戒臣民以期达到以刑去刑的目的”。明太祖预防犯罪的思想与封建社会后期的现实密切相关：正统儒家导民以德、齐民以礼的思想已无法适应统治者加强专制统治的需要，无法缓和阶级矛盾，难以起到禁恶于未萌的社会效果。朱元璋不得不在强调“明礼导民”的同时，更注重贯彻法家功利主义思想；不厌其烦宣讲法律来教育百姓，用不嫌其重的刑罚来震悚百姓。“从朱元璋预防犯罪的思想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种趋势，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正统法律思想已开始发生裂变，统治者更多地采用法与刑的手段来预防犯罪，加强专制统治。”[27]
其二，整饬吏治、严惩贪官、肃贪倡廉、重典治吏的举措及其功效。这类文章通过研究明初朱元璋采取的一系列反腐倡廉的奖惩措施及实践活动，思考今日之廉政建设问题，充分体现了历史借古鉴今的功能，为现代社会日益严重的贪污腐败现象提供积极的指导作用，为今日社会弊端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借鉴。[28]
何成认为，朱元璋的反贪举措主要包括：加强立法，重法惩贪；重视普法；强化监督；加强对官吏的选拔和考核；奖励举报，表彰廉吏；完善财政制度；提高各级官吏的俸禄以养廉。朱元璋反贪的经验和教训对今天的反腐败斗争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必须建立一套严密的监督机制，注重普法宣传与重法惩贪有机结合，重视对有德人才的选拔。他还客观地评价了朱元璋反贪的历史局限性，认为朱元璋在处置重大案件时打击面过大。朱元璋虽然制定了详细而完备的法律，但是在具体执行时，往往不遵守法律的规定，感情用事，经常出现轻罪重判、无罪枉判的现象。[29]
学者不仅研究了朱元璋的政策思想，而且进一步抽象总结出一些规律。如吴思的《朱元璋的新官堕落定律》、向洋的《朱元璋和他的“官员腐败定律”》。[30]关汉华在《朱元璋与明代国家监控体制的奠立》中指出，朱元璋的监察思想，实与其自身的特殊经历及时代背景密切相关。明代监控体制在权力分配上着眼于制衡和均衡两个方面：包括监察机构的高定位、科道并举的双轨制、监察运作的规范化及赋予民众一定的监督权力等举措。这一体制蕴含着丰富的“权力制衡”理念，其经验教训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31]
薛国中认为，在诸多明君贤臣采取的种种廉政措施中，明太祖朱元璋的廉政建设颇为成功。他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在根本上着眼，从源头上着手，采取教育、监察、惩奖三管齐下的措施，既治标又治本。首先以勤政爱民和崇俭抑奢来教育和要求政府的各级官吏，使他们明了自己的地位和职责，抵制腐朽习俗的侵蚀；其次是对各级官吏实行严格的监察，包括人民群众对官吏的监察，迫使他们不敢肆意胡作非为、贪赃枉法；最后则用惩奖加以鞭策，使他们感受到廉与贪、勤与惰之最终截然不同的报应。这种教育、监察、惩奖可视为廉政建设的三原则。[32]
其三，朱元璋的教育观和人才观，主要集中在社会教化、人才培养与选官三个方面。研究者发现，朱元璋在群雄逐鹿中原时脱颖而出，创建帝国，与其选拔、招揽人才，知人善任有密切关系。朱元璋不仅重建儒家理学为官方教化体系，指导人们的日常行为，而且在家庭教育中也苦下工夫，谆谆教诲。《皇明祖训》与《皇帝宝训》是其别出心裁的创举。此外，他在选官用人上求贤若渴，也有很多真知灼见：多次颁布诏令，挑选天下英才以辅佐帝国政治，使大明帝国迅速从战争创伤中复苏。因此，朱元璋的教育观、人才观和选官用人的策略成为学者们关注的另一个重点。[33]
万明指出，朱元璋的教育思想是在他所处的时代环境、从小的个人遭遇、长期的戎马生涯以及特定的思维方式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既继承了传统的教育思想，又有许多独到之处。他广泛设置学校，扩大教育范围，极大地推动了明初的教育事业。他“务求实才”，在教学内容、方法、教育方针、选拔人才方面都崇尚实用。但作为一个典型的封建专制统治者，他的教育思想具有明显的思想专制的特征。[34]
宋强刚认为，明代士大夫的风格与朱元璋制定和实行的重视儒家学说，以儒学培养对朱明王朝“国而忘家、忠而忘身”的忠实奴才的养士方针，重用读书人出身的科道官为核心的用士政策密切相关。为了培养士气，树立清正廉洁之官风，朱元璋还执行重典惩贪、峻法驭吏、奖励廉吏等措施。皇帝的这种养士、用士之风使得社会产生较好的士风，在明代产生较为积极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皇帝的任性妄为和朝中奸佞的胡作非为，保证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使蠲免租税、救济灾荒等节财爱民的仁道思想得以沿用执行。[35]
吴雁南在分析朱元璋的历史成就时，发现他的成功与心性之学有密切关系：其一，朱元璋利用心性之学的思想激励自己和臣属发挥人的主体精神，立大志，为夺取江山、巩固政权奋斗不息。其二，他利用心性之学的思想宣扬德治，要求官吏至公无私，以整顿吏治。其三，他以心性之学、恻隐之心、事天爱民相标尚，倡导实行仁政、轻徭薄赋，反对对百姓强取豪夺。其四，以心性之学“法天之德”加强皇权，巩固统一。正因为他勇于将心性之学付诸政治实践，活学活用，才成就了一番伟业。[36]
范沛潍认为，朱元璋在教育诸子方面也颇为用心：在思想上能认识到教育诸子的重要性。他以父亲、老师、皇帝一人兼三种身份，精心为皇子们选择好教师，在行动上亲自对诸子进行教育监督和指导，建立一套完善的机构。朱元璋注意潜移默化，身教重于言教，全面教育子女，因材施教，严格要求，不偏不倚，美恶分明，赏罚严明，既注重理论教育，也强调社会实践，颇值得我们当代家长借鉴。[37]
除明太祖外，史学界还较多关注世宗、神宗和思宗。关注的热点集中在皇帝与权臣、宦官的权力角逐，政治革新，历史地位及其评价[38]；而对于其他皇帝如建文帝、成祖、仁宗、宣宗、英宗、代宗、孝宗、穆宗、光宗、熹宗等的研究相对较少。
诸多研究成果表明，当代学者对明代皇帝的研究更多立足在制度层面。如惩治贪官污吏、杜绝腐败、加强廉政建设、增强监察部门的监督职能，等等。这些主题都是目前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数以千计的文章充分说明研究者重视史学的借古鉴今功能，欲从历史中寻找值得学习、切实可行的经验教训，更好地服务于当今社会。
此外，现有研究成果也不乏理论、方法与视角的创新。如对明代皇帝性格、心理及其具体生活的研究。[39]何纪宪在《朱元璋猜忌性格及其危害》一文中指出，“至高无上的皇上在文化领域成了无足轻重的乡愚。朱元璋在贫困无依、不能自立的环境中必然形成强烈的自卑感。而他之所以胜利后能独主天下，便是依赖了农民武装和一大批文人武将的帮助。这不但使朱元璋的自卑感更加强烈，并因之而猜忌多疑”。朱元璋多疑狭隘自卑的性格，使他残酷地迫害一切他认为比他高明的人（尤其是文人）。皇帝的这种行为对文化产生深远影响，形成轻视和践踏文化教育的恶劣风气；其利诱与迫害相结合的手腕使教育陷入绝境，败坏社会风气，导致社会道德堕落、人才缺乏、奸邪猖狂。[40]作者成功地使用心态史学的研究方法，为我们研究皇帝个体，进行个案分析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吕景琳在《朱元璋的生活历程和性格心理的变迁》一文中指出，朱元璋由地无一垄到富有四海，由任人宰割到主宰天下，真正是从十八层地狱跨到九重天上。攀登途中付出的是艰难痛苦，增长的是智慧才干，获得的是权势地位，而朱元璋的心理个性也在这个过程中发生巨大变迁：逆境陶铸性情，使他倔强而刚毅，忍辱而容物，沉稳而多智；文化装扮品格，注重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重视网罗人才，礼遇知识分子；聪明与诡诈难辨，机智与狡猾共生，熟练运用君人南面之术，善用权谋，又以仁义道德包装自己，装成圣明伟岸的样子；权位扭曲人性，性情越来越暴躁，越来越虚伪，越来越冷酷，大肆杀戮功臣与文人。[41]
赵庆伟以朱元璋的出身和主要经历为线索，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探讨朱元璋文化性格的形成过程。认为朱元璋在由一个佃农子弟上升为封建帝王的过程中，每一次社会角色的转换，实际上都包含着对以往文化性格的扬弃。在朱元璋的文化性格里，既有佃农的勤劳朴实、机敏狡猾，也有游民的豁达豪爽、无所顾忌；既有地主豪强首领的勇猛果断、宽厚大度，又有封建帝王的贪权专制、猜忌多疑。正是这些方面的综合影响使朱元璋成为朱元璋。[42]
此类文章还有韦庆远的《论隆庆》和《论万历早年》、樊树志的《帝王心理：明神宗的个案》、张德信的《略论崇祯帝性格的形成》，等等。韦庆远侧重于分析隆庆、万历幼年的生活环境、经历对其心理、性格的影响，指出他们人性的缺点、心理的障碍、人格的扭曲和精神的分裂与偏执在皇帝职位上的影响，最终造成“明实亡于万历”的恶果。樊树志重点分析神宗与首辅张居正、大伴冯保等人的关系，通过分析少年、青年时代神宗心理的变化来解释“反张运动”以及神宗由励精图治突变为荒政怠政的原因。樊文除了对神宗的主观因素进行精彩分析外，还特别强调神宗身体的体弱多病使之“非不愿上朝也，实不能为也”，从而改变了长期以来人们关于神宗荒政怠政的认识。张德信认为，崇祯皇帝生长在一个畸形的家庭和社会中，皇家血统的自傲与自幼失去母爱、寄养于他人的自卑；为求自存的自我保护而对外界事物的猜忌怀疑和一心想出人头地的独立意识；缺乏系统教育的无知和享有至高无上权力的一代之君的不可侵犯的虚荣、尊严及独断专行；勤于政事、锐意兴革的作风和主观、急躁乃至刚愎自用、急于求成的性格等集于一身。崇祯以如此畸形的性格来处理危难时局，尽管他力图凭借皇帝的权威和个人的努力，使大厦将倾的明王朝出现“中兴”，却收效甚微。在某些重大事情的处理上，事与愿违，产生激烈矛盾和冲突。这就是他畸形性格所生发出来的悲剧种子，到头来，不得不自食悲剧之果。[43]
这些文章成功利用心理学进行分析，为人们了解判若两人、截然相反的皇帝行径提供了多方位视角，从而使人们对明代皇帝有了一个全新的认知，特别是对他们因为制度、时代、阶级和社会局限所造成的悲剧性人生给予或多或少的同情，从而减少对他们的责备与批判。
当然，我们感受到，虽然现有成果在个体皇帝的心性研究方面有所突破，并且给予他们新的理解，但是这些研究仍是零散的、局部的，缺少对明代皇帝整体的、宏观的把握，事关皇帝与社会互动的研究则更为薄弱。目前，已有学者对诸如明代宦官群体、阁臣群体、言官集团、州县官群体等群体进行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如果将皇帝视为一个类群进行研究，将有利于进一步解读和认识社会大变动中的明代皇帝的行为特征。
学术界从皇帝与皇权、皇帝制度、君主专制、王权主义以及帝王观念等层面进行宏观研究的成果甚多。例如，《中国皇帝评论》[44]、《皇帝与皇权》[45]、《皇权与绅权》[46]、《皇帝与祖宗》[47]、《中国的王权主义》[48]、《中国帝王观念——社会普遍意识中的“尊君—罪君”文化范式》[49]、《权力宰制理性——士人、传统政治文化与中国社会》[50]，等等，对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专制主义特征进行了深入探析。
例如，秦海轩、卢路的《中国皇帝制度》，可以作为中国古代皇帝典章制度研究的代表作。书中详细介绍了皇帝的名位、皇权的行使、皇位的继替、宗藩体制到后宫、外戚、宦官、职官体制、谏争制度乃至于都城、宫省、宗庙、陵寝、礼仪、警卫、服饰、贡纳，等等，涉及皇帝的一切规则，几乎无所不包。所有这些制度都服务于一个宗旨：“突出皇权的至高无上。”[51]但这种研究更多地停留在制度层面，即皇权主义、王权主义，甚至治国谋略方面的研究。
在众多学术专著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分田的《中国帝王观念——社会普遍意识中的“尊君—罪君”文化范式》。他在该书中指出，中国传统政治存在“尊君—罪君”模式，探讨君权的绝对性与相对性，并剖析帝王观念支配下的皇帝人格问题。张分田认为，皇帝制度属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体，君权至上是皇帝制度最基本的构建法则。它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最高权位只能由皇帝一人占据，实行终身制、世袭制；二是最高权力不可分割，皇帝一人独占一切重要权力。他拥有支配天下一切土地和人民的主权以及立法权、最高行政权、最高司法权、最高监察权、军事统帅权和国家财政大权；三是地方绝对隶属于中央，地方各级政权一律不享有政治上的独立。皇帝在政治生活中处于主宰和中枢地位，兼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立法者、最高军事统帅和最高司法官于一身，几乎成为国家政治制度的人格化身。而“帝王观念既包括广大臣民有关帝王的各种认识及相关的心理、情感、态度、信仰等等，又包括帝王的自我意识和统治理念”。不仅思想家、政治家具有“尊君”、“罪君”两种心态，就是帝王自己也在潜移默化中具备双重人格、主奴双重意识，在戴上理想的人格面具、遵循看似矛盾的自圣、自尊、自大、自修与自愚、自罪、自卑、自律人格后，成为百姓与官员依赖与称赞的圣贤君王；相反，那些一味扩张自己的本性与欲望，过度自尊、自信的君主往往不是昏君就是暴君。[52]
李渡的《明代皇权政治研究》[53]作为专门研究明代皇权制度的学术专著，重点分析了明代皇权的权力结构、政治基础、与君权的关系并进行评价。作者通过分析依附于皇权的几大势力——藩王势力、勋戚贵族势力、大地主阶级、宦官势力和外戚势力在政治舞台上的表现来揭示明代皇权的特点，并通过皇权与阁权、皇权与宦权、阁权与宦权之间的复杂关系来论证“明代皇权的效能增加，皇权更加集中与巩固”。该书材料翔实、论证充分，对传统政治制度史中关于明代的皇权政治研究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总结概括，是传统政治制度史的一部力著。
以上研究前史表明，与本课题相关的研究十分丰富，但仍然存在很大的拓展余地。明武宗不是明代皇帝中唯一一位行为荒诞怪癖、冲击祖制、专注个人情趣、忽视皇帝角色主体规范、追求自我享乐与价值的“问题皇帝”。在他之前已有英宗、宪宗作表率，而在其身后一连串的皇帝也都存在各种各样、或大或小的问题，无一得免。这种情况仅仅只是历史的偶然，还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及制度层面的缺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