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父皇漠视与疑忌
现代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都承认，家庭环境对孩子的成长发挥着巨大作用。“父母在正常家庭结构的中心地位是不可争辩的。家庭内部的争吵、动手殴打、分居、离婚或者死亡是特别可怕的。同样，父母对孩子大发脾气，吓唬说要惩罚他，对他进行谩骂，粗声粗气地对他讲话，粗暴地对待他，或者对他实行体罚，这一切有时竟会使孩子惊慌失措，惶恐万分”。孩子的惶恐，绝不仅仅是皮肉之苦。“这种恐惧同时也是害怕失去父爱或者母爱的表现”，是人类生存本能中的安全需要与爱的需要。[2]
一 皇帝限制储权打击皇储
宫廷一直充满着刀光剑影，血雨腥风。各种政治势力和利益集团围绕着皇权展开生死角逐，历朝历代都有落难太子、后妃成为皇权的牺牲品。明朝不是一两个太子的生存环境恶劣，而是一种普遍现象。仁宗、宪宗、孝宗、穆宗、神宗、光宗、熹宗、思宗继位之前无一不是如此。只有以藩王继承大统的成祖朱棣、景帝朱祁钰、世宗朱厚熜生存环境相对好些。这些储君幼年阶段并未遭受身体上的受虐，关键在于他们生活在毫不温馨友善，相反却充满敌意的家庭。他们大多缺少父爱与母爱。
明代实行一套父子、母子非命不相见的制度：
太子既出阁，非上命不朝后。偶上坐便殿，皇太子以出阁故，来请朝。时案中有急奏，上叹曰“儿见母有几，而关我耶？今后径入朝，勿问也”。[3]
直到崇祯朝，太子见母后还需要事先征得皇帝同意。思宗因为国事繁冗、机务缠身，倍感这一规定的缺憾，才予以废除。这种宫禁制度阻断了太子、储君正常的家庭交往、亲情交流，造成家人不亲，母子难聚，父子不谐，使他们缺少父爱、母爱、兄弟之爱，容易生活在被忽视、被敌视的环境中。
父爱直接关涉着皇位的继承，诸皇子不遗余力讨父皇欢心，以求染指、攫取皇位。而个性鲜明、喜怒无常的父皇大多对命定储君心存芥蒂，严加防范，对其他皇子则偏爱有加，厚此薄彼。太子或储君未来人生与命运完全维系在父皇好恶上，因而这种恐惧感、危机感更为强烈。不为父皇喜欢的他们在储君位置遭受各种磨难，仍苦苦挣扎、努力。
马斯洛认为，人的需求层次包括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自尊需要—自我实现和成就的需要。太子表面上身份显赫、地位尊崇、衣食无忧，然而他们却连普通人的第二层次需求——安全需要都无法得到满足。人的安全需要包括对安全感、保护、建筑物、法律、命令、限制的需要，以及远离恐惧、焦虑、恐慌的需要。明代大多数太子时时刻刻处于忧虑、恐惧状态，过着战战兢兢、小心翼翼的生活。
仁宗朱高炽虽然早在洪武二十八年（1395）就被立为燕世子，并在“靖难之役”留守燕京时立下不少功劳，但成祖权力欲极强，雄猜多疑。早在与建文帝争夺天下时，就因“朝廷赐世子书”事件，听信谗言，“几杀吾子”。幸亏朱高炽不启缄，直接转呈成祖，以此自明。[4]成祖不愿意将皇权逐步让渡给太子，但他长期御驾亲征，又不得不派太子监国，因而百般防范、打压、迫害太子及其臣属，压制储君权力。
其一，派大臣制约储权。例如，成祖出征，“命杨荣即军中讲军史，又兼领尚宝事。凡宣诏出令，及旗帜符验必得荣奏乃发”。[5]“凡朝廷机密重务，军书表奏之达行在者，必使御执笔（王直、黄淮、金忠、杨士奇）”。[6]太子表面上承担监国重任，实际上毫无权力可言。
其二，百般迫害太子宫臣。永乐十年（1412），成祖以“太子遣使迎驾缓”，将侍读黄淮、侍讲杨士奇等人逮捕入狱。十六年（1418），以太子救济灾情不力，处置辅佐太子的梁潜、周冕等人。直到永乐二十年（1422）成祖还是寻找借口将大学士杨士奇、吏部尚书蹇义、礼部尚书吕震等人逮捕入狱。[7]可以说，成祖对东宫属官的打击、压制一直伴随着他的整个政治生涯。“胥懔懔卼臲，数见拘系，虽四臣不免。或浃旬，或累月，惟淮一滞十年”。[8]解缙、马京、黄淮、杨溥、梁潜、周冕等一大批东宫官属以及与高炽关系密切的朝臣，都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其三，直接质疑、摧抑太子的权威。成祖北巡时，往往让太子留守都城监国，处理政务。永乐十七年（1419），成祖“偶因事索章奏，侍臣言留南京，帝震怒，遂以擅留章奏杀给事中”。[9]成祖甚至将自己对太子的不信任公之于众，公开否定皇太子的各项决定，一度在午门张贴黄榜，“凡东宫所处分事，悉不行”。这种对储君权力的否定引起了太子的惊慌，早已成惊弓之鸟的朱高炽“忧惧成疾”，大臣都心知肚明，都是皇榜惹的祸。成祖听从大臣建议，“收午门榜”，“太子疾果已”。[10]太子此次生病并非装病，而是惊吓过度所致，足见父子关系的紧张。
有不少史料反映，成祖对朱高炽继位并不满意。朱高炽太子之位的保全与其有一个贤子、贤妃有关。
帝将建东宫，而意有所属，故久不决。珙相仁宗曰：“天子也”，相宣宗曰：“万岁天子”。储位乃定。[11]
一日，内苑曲宴。又对后骂之，色怒甚。既而曰“媳妇见好，他日我家亏他撑持”。又曰“吾不以媳妇故，废之久矣”。[12]
朱高炽身为成祖的嫡长子，却得不到父皇的认可、喜爱，全靠太子妃和皇太孙受宠，勉强保住储君之位。
二 皇帝助推皇子争宠
仁宗素不为父亲喜爱，而其兄弟郡王高煦、高燧“俱以慧黠有宠于成祖”。成祖在靖难之役中“屡濒于危而转败为功者，高煦力为多。成祖以为类己，高煦亦以此自负，恃功骄恣，多不法”。[13]朱高炽言行举止稍有不当，动辄得咎。而朱高煦、朱高燧“多行不法”，成祖却百般庇护，不加惩治，对兄弟三人态度有天壤之别。身为太子的朱高炽对成祖畏惧之情竟达到畸形变态、无以复加的地步。
太宗既久不见皇储，亦颇思之。一日，命召之。敕既具，未命何人。某进曰：“请令夏原吉往。”上问：“何故？”对曰：“皇太子久不蒙召，一旦忽有命，恐过嶷或致他虞。”比原吉至，仁庙初闻之，良惊怖，谓：“或有后命”，颇欲自裁。问：“谁衔命？”左右对：“原吉。”仁宗曰：“原吉来，必能我调护，当且见之。”及见，原吉备道上旨，仁宗乃安，即典就道。[14]
父皇的召见文书对朱高炽而言几乎是催命符，闻之胆战心惊。他对成祖的畏惧已经成为大臣皆知的秘密。
仁宗不仅缺少父爱，也缺少兄弟之爱。朱高炽与赵王朱高煦、汉王朱高燧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按理应该比其他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更亲近。不料两个亲弟弟恃宠而骄，时时散布谗言，彰显太子之恶，意欲取而代之。早在靖难之役时就“阴谋夺嫡，谮世子”，以“朝廷赐世子书，为离间”。[15]当“黄俨等谋立高燧，事觉伏诛”，朱高燧受到牵连。太子以德报怨，竭力营救。“高燧以太子力解得免”，理应知恩图报，不再争权夺利。但直到永乐二十一年（1423），朱高炽已被立为太子近20年，赵王朱高燧仍未放弃异志。“帝不豫。孟贤、王射成及黄俨谋进毒于帝，使内侍造伪书，晏驾，诏从中下，废太子，立赵王”。[16]由此可见，心怀异志的弟弟对太子威胁由来已久。赵王和汉王直到仁宗登基、宣宗继位，仍未放弃对皇权的争夺，举兵叛乱。朱高炽可以说从未享受过血浓于水的兄弟情义，他一生都在与心怀叵测而又武功出众的弟弟斗智斗勇，竭尽全力、耗尽心血保住太子之位，过得非常沉重、压抑、辛苦。
三 父子之情缺失
宪宗朱见深两岁时因为“土木之变”父皇英宗被俘，被皇太后任命为皇太子，郕王朱祁钰监国，以此应对突如其来的统治危机。不料，郕王于第二年称帝，遥尊英宗为太上皇，朱见深于景泰三年（1452）被景帝废为沂王。景帝改立自己的亲生儿子朱见济为皇太子。但不到一年时间皇太子朱见济薨。景泰六年（1455），大臣廖庄、章纶、钟同等人替朱见深说话，请求重立他为皇太子，被景帝廷杖，钟同甚至为之丧命。景泰七年（1456），群臣再次请立他为太子，景帝又不听。直到天顺元年英宗复辟，他才被复立为皇太子。朱见深从出生到10岁，这个原本属于少年儿童嬉笑玩耍、无忧无虑的阶段，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其太子身份的得而复失、失而复得、两度废立的人生经历，使他年仅10岁便饱经风霜。身份的变化，带来日常生活和起居饮食的巨大变动。尤其是英宗朱祁镇被也先放回，景帝将之禁闭南苑的7年光阴。一家人“在南宫重门内，前后两殿庑甚湫隘，侍卫简寂，膳自窦入。楮笔不多给，恐其通外也。钱皇后至刺绣出卖，外家微有所进，以供玉食”。[17]这些变故让年幼的朱见深变得异常柔弱，作为孤立无援的孩童，他根本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能被动接受。
然而，朱见深即便被重立为太子之后，其储君之位也并不牢固。英宗晚年患重病，有人趁机离间。英宗动摇，秘密接见最信任的大臣李贤，询问其意见。李贤请皇上再三考虑，太子作为国家的根本不可轻易更换。英宗陷入沉思，仍反问道：“然则必传位太子乎？”李贤顿首伏地说：“宗社幸甚！”并教朱见深在拜见父皇时抱着皇帝的脚痛哭，以亲情打动皇帝。英宗看李贤和其他大臣如此坚决地拥护太子，朱见深又孝顺，没有犯过失，方打消易储念头。[18]天顺八年（1464）英宗驾崩，18岁的朱见深扛下社稷安危的重担，在风雨飘摇中度过了他的青少年阶段。
孝宗朱佑樘的身世十分坎坷。其生母纪妃是个性格懦弱的人，她明知道宪宗子嗣匮乏，却因为惧怕万贵妃的淫威，不敢抚养亲生骨肉，欲将其溺死，全靠太监冒死偷偷留下来抚养。朱佑樘6岁得以与父皇相认，而纪妃却在极短的时间内暴亡，朱佑樘找到父亲的同时又失去了母亲。而这位握有最高权柄的陌生的父亲对元凶万贵妃宠爱有加，矢口不提纪妃死亡原因。年幼的朱佑樘认清宫廷现实，过着战战兢兢的生活。在万贵妃寝宫不敢喝一口水，吃一点食物。贵妃召太子食，太子曰：“已饱”。进羹，曰：“疑有毒”。贵妃大恚曰：“是儿数岁即如是，他日鱼肉我矣”。[19]朱佑樘被立为太子十余年后，天下归心。万贵妃、梁芳等人仍不死心，一直阴谋废太子，立兴王。[20]宪宗竟信惑言，完全听不进大臣和宠信太监的劝谏。幸亏泰山发生地震，大臣才借此说服宪宗放弃更立太子的念头。
穆宗朱载垕一直生活在畸形的家庭伦理关系之中。在其成长过程中，从未享受过父爱与家庭的温馨，父子之间关系一直不正常。穆宗在30岁登基以前，一直在朝夕危惧中度过。嘉靖二十八年（1549），皇太子薨。裕王朱载垕以年长成为理所当然的皇位继承人选。然而世宗以“二龙不得相见”为由，迟迟不肯立太子。并对请求册立的大臣百般迫害，致使储位虚悬18年。在这18年里，世宗不仅不册立朱载垕为太子，而且对他非常冷漠。朱载垕在藩邸居住时，连维持生活所必需的年例和赏赐都拿不到，最后还是通过贿赂严世蕃才将积欠多年的赏金一并取得。
时东宫位号未定，群小多构衅。世宗于父子素薄，王岁时不得燕见。常禄外，例有给赐，王亦不敢请。积三岁，邸中窘甚。王左右以千金贿严世蕃，世蕃喜，以属户部，得并给三岁资。[21]
裕王府的任何喜讯世宗都不闻不问。世宗晚年欣然为玉兔生子、白龟产卵而君臣庆贺，却不允许官员为皇长孙朱翊钧的诞生庆祝，甚至拒绝为皇长孙取名字。按照旧例，皇子应该在满百天的时候由皇帝亲自命名，皇长子或皇长孙更要举行盛大的庆典仪式。但世宗拒绝探望长孙，不肯给孙子取名。朱载垕也不敢争辩，只好委屈儿子，直到自己继承皇位后才给儿子取名。世宗对亲生儿子朱载垕和长孙朱翊钧的忽视淡漠、冷酷无情，可以说深深伤害了朱载垕，在其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阴影。
光宗朱常洛因为出身低贱，不为父皇神宗喜爱，身为长子却迟迟不得册立。神宗寻找各种各样的理由，例如，“待二三年”、“待过十龄”、“二十一年”、“期未至而请，推后”、“待皇后生嫡子”、“修宫殿为急务，东宫仪注推后”，等等，迟迟不肯立朱常洛为太子。直到皇太后出面，恩威并施，神宗才终于立他为太子。光宗经过整整19年的等待，才被立为太子。在其后的19年里，他又成为历史上最狼狈的太子——隆冬出阁读书，太子没穿棉袄冻得直打哆嗦，太监围在火炉旁边取暖却不给太子生火，直到讲官出面训斥，才为太子生火炉。[22]朱常洛即使正位东宫后，势利的宦官仍纷纷托疾引去。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梃击案”发生时，其宫殿第一门只有两个六七十岁的内官看门，第二门寂然无人。陌生男子张差手持大棒打倒一名宫人，就直接闯入殿檐。前往保护太子的韩本用等人群呼齐集，亦不过七八人而已。[23]堂堂一国太子，门可罗雀，安全防护措施竟然差到如此地步，可以想见太子生活何其落魄。在朱常洛生命的38年光阴中，从未得到父亲的喜爱，也从未享受父爱。郑贵妃之子福王可以一日多次面见父皇，参加父皇母亲宴饮，尽情享受家庭温馨，接受丰厚赏赐，享受和皇长子（太子）相同甚至更高规格的待遇。朱常洛即使被封为太子，一月也难见父皇一面，更别提享受来自父皇的天伦之乐。神宗患重病，朱常洛身为太子竟然半月不被父皇接见。当他主动前往探视，一日连去三次均被太监拒之门外，不得相见。父子之情竟淡到如此程度。当其生母病危、弥留之际，朱常洛想见最后一面，苦苦哀求许久，神宗勉强答应开启封闭数十年的宫门，让母子匆匆见上一面。神宗对朱常洛母子二人可谓薄情寡义。朱常洛虽有父皇母亲，却几乎未曾享受过父爱与母爱。
熹宗朱由校因父亲朱常洛不被神宗宠爱而受到牵连，一直被神宗排斥。结果他作为堂堂一国储贰，却没有机会出阁读书，登临大位时仍大字不识。朱常洛一生处于危惧恐慌之中，自顾不暇，对朱由校亦不理不睬。朱由校的生母据说被李选侍殴打致死，朱常洛不闻不问，反而将朱由校托付给西李选侍照养。李选侍经常虐待他，不仅对其服饰衣用有所克扣，而且经常斥责打骂，侮慢凌虐，呼之即来，挥之即去。朱由校一直过着战战兢兢的生活，昼夜涕泣。西李选侍不仅虐待朱由校，还欺负、凌辱、殴打其生母，不许母子二人见面。
选侍因殴崩圣母，自忖有罪，每使宫人窃伺，不令朕与圣母旧侍言，有辄捕去。
当朱由校遵照遗命继承皇位时，还被西李选侍操控、阻拦。
大臣入宫，哭临毕，因请朝见。选侍阻朕暖阁。司礼监官固请，乃得出。既许复悔，又使李进忠等再三趣回。及朕至乾清丹陛，进忠等犹牵朕衣不释。甫至前宫门，又数遣人令朕还，毋御文华殿也。[24]
朱由校在正式登基前，还过了几天惶惶不安的逃亡、避难生活，即“移宫案”。李选侍与奴才的做法极大地冒犯了皇帝的尊严。这些事情的发生也从侧面说明朱由校平日的生存环境，很少有人因为他是未来的皇帝而对他礼让三分。
崇祯皇帝朱由检五岁丧母，父亲朱常洛将他交给西李选侍抚养，但西李连皇长子朱由校都不放在眼里，不时欺负，更不用说没有机会继承皇位的皇五子朱由检了。后来，西李选侍借口亲生女儿出生、负担过重，将之丢给东李选侍。善良的东李选侍悉心抚养朱由检，给他母亲般的关怀，可惜好景不长。在他已被封为信王后，仍不能保护养母。东李选侍在魏忠贤等人的迫害下郁郁寡欢，过早离世，留下他孤苦伶仃一人。崇祯继位时年仅17岁，当时魏忠贤权势熏天，“王危甚，袖食物以入，不敢食大官庖也”。“群臣无得见王者，王秉烛独坐。久之，见一奄携剑过，取视之，留置几上，许给以赏。闻巡逻声，劳苦之。问左右，欲给以酒食，安从取乎？侍者以宜问之光禄寺。传令旨取给之，欢声如雷。”[25]由此可见其即位之初生存环境何等险恶，稍有不慎，性命堪忧。
明代中后期的皇帝在幼年、青少年阶段大多遭遇不幸经历，受到父皇的排斥、冷漠与不公正待遇，缺少安全感，较少体会家庭的温馨，缺乏爱的体验。儿童心理学家认为，当父母对子女表现出非正义、不公正态度时，孩子就会感到焦虑和不安全。幼儿对于威胁或者危险的反应更为明显。而这种早期经历会直接影响他们在青少年阶段的“同一性”认知情况，并伴随、影响其一生。
心理学家马西亚提出了“同一性”理论。“同一性是一个多维的概念，不仅包括知道自己是谁和要去何方，还包括知道自己不是谁，不想成为什么和自己不同于他人的独特的自我同一感。同一性危机是与青少年期相关联的一个发展转折点。在这个转折点上青少年需要对其生活的各个领域做出基本选择，例如他们需要对其职业、配偶和意识形态做出初步选择并进行投入。处于同一性混乱状态下的个体不能积极应对其生活目标的危机，而且对自我没有进行任何投入”。[26]格拉梅则发现，“同一性获得者在应对问题时，较少运用防御机制，并且拥有更高的自尊水平，对自己的成就有更强的自豪感”。[27]而出现同一性危机和同一性混乱的个体面对问题时，往往更多地使用防御机制，对自我能力持怀疑态度，有较强的自卑感，与他人相处时表现出更多的疑忌、不信任感。
“同一性”理论是个体在青少年发展阶段必然经过的心理过程，明代储君也不例外。虽然父皇、母后、群臣、妻妾、乳母、近侍等都对皇位继承人有自己的期许，社会习俗、儒家礼仪制度对储君有约定俗成的期待、规范，但他们每个个体都从自己的人生经验、个性特征出发，基于自身情感体验，对自身的发展道路做出初步的选择。
马克兰和纳尔逊研究发现，“童年期生活在父母冲突严重家庭中的青少年不能获得强烈的同一性”，而“个体由于缺乏清晰的同一性，可能会表现出消极的情绪状态，包括悲观、厌倦、莫名的气愤、人际关系混乱，以及感到无助和绝望”。[28]明代许多皇帝在继位之前都生活在恐惧不安状态中，缺乏最基本的安全感，对其心理健康势必产生影响。奥尔波特认为治愈安全感缺乏的病人，使之心理转向健康状态的最佳路径是给予关爱。马斯洛也提出人的第三层次需求为归属和爱的需要。无论是儿童还是成年人，作为群体的一部分，总是通过家庭或者朋友来实现、满足归属和爱的需要。[29]然而太子储君高高在上的身份、森严的等级制度与烦琐的礼仪规范，上下之别、尊卑之分，决定了他们很难与官僚、臣属建立平等友善的伙伴、朋友关系，归属感和爱的需要难以通过朋友的渠道实现。家庭也不能满足他们这方面的需求。皇权造成的父子疑忌、兄弟相残、后宫争斗，使得家庭氛围紧张，甚至充满敌意。明代中后期皇帝成长中缺乏安全感，长期经受挫折，在其身上“悲观”、“厌倦”、“莫名的气愤”、“无助”和“绝望”等消极情绪时时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