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世界历史”与“亚细亚生产方式”

关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值得讨论的是，马克思表现出了对东方落后民族的关注，那么他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否属于其“世界历史”理论？

马克思的《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对华贸易》、《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后果》等论著，以及他的《人类学笔记》和部分书信，都表现出了他对东方落后民族卷入“世界历史”潮流的思考，尤其是他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人类社会演进中的几种生产方式：“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20]这是马克思第一次公开使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结合马克思在其他论著中对这一概念的使用，一般认为它主要指人类社会的原生形态，因此它与古代的奴隶制、中世纪的封建制和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形成了一种演进的关系，再加上马克思所提出的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趋势，后来一些人便将其解读为世界历史上的五种生产方式或五种社会形态，并以当代的“世界历史”概念将其阐释为一种单线的世界历史进程。所谓当代的“世界历史”概念，就是把世界各地从原始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社会变迁的历史称为“世界历史”，包括空间上世界各地和时间上从古至今的全部历史，而这并非马克思所使用的“世界历史”概念。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之前和世界性的普遍交往出现以前，世界各地处于各自孤立的发展阶段，这种历史不是“世界历史”。因此当他要表达整个世界从古到今的历史时，常用“人类历史”（human history）这个概念来表述。“世界历史”和“人类历史”是理解马克思历史理论的两个重要而又不同的概念。基于这种概念使用上的差异，笔者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不应包括在马克思本人所界定的“世界历史”之中。而且，从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历史的历史是结果”这一论述来看，“亚细亚生产方式”也不属于其“世界历史”理论的一部分。

那么，“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否属于马克思所说的“人类历史”范畴？

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国内外学者曾开展过几次大的讨论，并且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至今仍莫衷一是。这个问题在学术界很难达成共识，原因可能有二：一是马克思本人对“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概念并没有作较为充分的论述，二是一些研究者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有作茧自缚之嫌。马克思在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问题时，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并未对其进行全面而深入的论述，而是留下了一个含义较为模糊的概念，并且带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然而，后来的一些研究者却没有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总体角度出发从宏观上把握这一问题，而是一头钻进“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狭小的框框里作考据式的解释，这样就有可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马克思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在19世纪50年代，有关论述主要集中于《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9年草稿）》。其中，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一节中论述了“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在1859年的序言里又对几种所有制形式作了概括的表述，即“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许多学者便以此为根据，把“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经济形态来加以探讨。其实，“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亚洲社会的历史实际并不完全相符，明显受到时代的影响。这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受当时欧洲流行的亚细亚观的影响，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明显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早在近代以前，欧洲人就对亚洲有所了解。《马可·波罗游记》中的东方，给欧洲人留下的是一个既富庶又愚昧落后的印象。16世纪，欧洲人把中国描述成为“一个本质上是家长式统治、官僚主义组织、固定而不变的社会”[21]。到18世纪，随着到东方的航海家日益增多，关于东方的游记也越来越多。法国航海家让·沙丹写了波斯和东印度游记，英国旅行家菲利浦·卡尔特莱德、法国的路易·安东尼·布甘韦尔、英国的詹姆斯·库克等，都留下了关于太平洋地区的长篇游记。他们有的赞叹东方的物产丰富与古老文明，也有的把东方描绘成为一个野蛮、愚昧和落后的地方。这些关于东方的描述，使欧洲人感到自己生活在一个从生活方式到价值观念都不同于东方的地方，形成了一种自我意识的“欧洲观念”。到19世纪上半期，随着工业革命，西欧资本主义飞速发展，亚洲国家大多沦为西方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启蒙时代那种赞叹东方文明的观念便在欧洲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工业革命和蒸汽机时代给予欧洲人以一种他们前所未有的优势感和效率感。欧洲人现在觉得自己不仅在自然科学、贸易和发明创造方面，而且也在伏尔泰认为中国人已经是完善了的伦理学方面，都是最优异的”[22]。由此可见，自欧洲人开始了解亚洲直至19世纪，尽管其间也有人赞叹东方文明，却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观念，即亚洲社会是一个比欧洲落后的不发展的社会，而且这一观念在19世纪因当时东西方差距的拉大而更为突出。因此，19世纪欧洲人眼中的亚细亚，并非纯粹地理上的亚洲，而是一个不具备欧洲价值（如资本主义、民主主义、市民社会等）的地方，这里的社会是一种与欧洲发展完全相反的停滞社会，它与欧洲相比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实行土地国有制。第二，处于专制君主和父系家长制统治之下。第三，没有市民阶级和市民社会[23]。这种亚细亚观显然带有对亚洲的偏见。如果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内容同以上亚细亚观作一比较，不难发现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相似之处。可见，马克思对亚洲的了解显然受到了当时欧洲亚细亚观的影响。这一点从马克思的有关论述中也可反映出来。1853年6月2日，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谈道，“东方［他指的是土耳其、波斯、印度斯坦］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钥匙。”[24]在同年6月10日写的《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马克思认为“从遥远的古代直到19世纪最初10年，无论印度过去在政治上变化多么大，它的社会状况却始终没有改变”[25]。而在6月14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他更是明确提出了亚洲社会的“停滞性质”[26]。马克思的这种观点直到他撰写《资本论》第一卷时仍未改变，认为“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27]。由此可见，中年马克思的亚细亚观并未摆脱当时欧洲亚细亚观的局限性。与此相一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也就不免染上了亚洲社会长期停滞论的色彩。

其次，由于当时社会客观历史条件的制约，马克思了解亚洲社会的视野受到极大限制，使其对亚洲社会的认知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主观性，并进而影响到“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一般来说，对一种理论的抽象与概括，必须以大量的材料为依据，通过充分的调查研究与分析综合，才能得出比较正确和符合实际的结论。然而，生活于19世纪中叶西欧的马克思，当时的社会客观条件不允许他对亚洲社会有一个更为全面而深刻的了解。马克思开始把东方社会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始于19世纪50年代初。当时他在伦敦接触到了大量有关印度及中国等亚洲国家的材料，其中主要是英国为在印度实行殖民统治而制定的政策和调查、研究以及有关争论，还有一些欧洲旅行家的游记。当时对马克思影响最大的两本书：一是乔治·坎伯尔的《现代印度》，二是弗朗斯瓦·贝尔尼埃的《莫卧儿帝国游历记》[28]。但是，马克思在英国博物馆所掌握的这些材料，可以说都打上了欧洲殖民主义和欧洲中心论的烙印，带有对亚洲的歧视和偏见，而且其可信度也是有限的，尽管马克思以高度清醒的头脑及批判的眼光来处理和使用这些材料，但他从中获取的信息及其视野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些材料的局限。例如，他根据《莫卧儿帝国游历记》的记述，便得出了东方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一结论。因而，马克思仅仅通过这些有限的且是带有偏见的材料，不可能真正全面而准确地了解亚洲社会，他由此得出亚洲社会长期停滞的结论，也就不难理解了。由此可见，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提出，在资料不足，同时也没有条件对亚洲各国进行广泛考察与研究的情况下，不可能对这一问题进行全面而深刻地论述，结果只留下了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如果我们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内容和特点与亚洲各国的历史实际作一比较，不难发现两者是有距离的。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到了晚年，随着他对人类学材料掌握的日益增多，便逐渐修正了他有关东方社会的看法，放弃了“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

最后，马克思考察“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出发点及其研究角度，制约了他对这一问题本身的全面深入的探讨，使这一问题的提出带有为现实目的服务的色彩。19世纪40年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在英、法、德等国占据了统治地位。与此相应，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古典政治经济学让位给了庸俗政治经济学。而“庸俗政治经济学的精髓，即替资本家剥削工人辩解”[29]。因此，为了制定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帮助无产阶级认识资本主义被共产主义所取代的客观必然性，马克思从40年代初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打算写一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巨著。但是，由于他参加1848年欧洲革命，这一研究工作被迫中断。从1850年起，马克思在伦敦重新开始经济学的研究。他曾打算用几个月的时间来完成这部计划中的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学的著作，但由于在研究过程中不断有必须论及的新问题出现，这一工作便延长了好几年，直到1859年才出版了第一部分——《政治经济学批判》。对以前未涉及而此时已纳入视野的东方社会的探讨，就是他在研究过程中所遇到的新问题之一。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个前后相继的不可割裂的系列，要全面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性，就必须把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放在总的联系中进行考察，为此，就必须对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经济形态进行考察。这就是马克思探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出发点。可见，马克思考察该问题的着眼点，并不在于对社会形态演进理论本身的探讨，而是出于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需要，是为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这一中心服务的。马克思在此采用的研究方法，是通过对“人体”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解剖来透视“猴体”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历史前提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特别是“劳动者同他的天然的实验场即土地相脱离”[30]。为了阐明这两者从结合到分离的过程，马克思写了《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这一部分，分析了原始的、亚细亚的、古代的和日耳曼的等几种公社所有制形式及其解体。显然，马克思在此的排列是按劳动者同土地从结合到分离这一过程，即按土地从公有到私有的程度排列。由于此时马克思尚未接触到摩尔根的著作，对原始共产制尚不甚了解，而通过有关印度的材料又认为东方不存在土地私有制，他理所当然地便把以印度为代表的东方土地所有制形式冠之以“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并把它置于古代的和日耳曼的前面，到1859年写序言时也是按这一顺序排列的。然而，如前所述，马克思对东方土地所有制形式的了解因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而并非完全符合亚洲各国的历史实际，所以马克思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概括，一方面受到当时客观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又受其研究动机和角度的影响，一个并非建立于全面分析与综合基础上的概念便放在如此的位置作了如此的表述。

综上所述，由于受当时欧洲亚细亚观的影响，由于研究材料的缺乏及这些材料本身所具有的偏见，使马克思对亚洲社会的了解受到很大的局限，不能全面把握亚洲的历史和现状，再加上其研究角度这一主观因素的影响，使得“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不能全面准确地反映亚洲社会。

有学者指出：“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主要在于其本身是不科学的。这种提法，实质上是亚洲社会长期不发达论。不管对它如何解释，都改变不了这个实质。”[31]既然如此，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与讨论，应该从亚洲的真实历史出发，站在亚洲的立场来发言。事实上，马克思在其晚年已放弃了“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恩格斯也没有再使用这一概念，因而，它并非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中持之一贯的、必然的和有机的组成部分，不应纳入其“人类历史”之中，更不是其“世界历史”理论中的组成部分。

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所有制形式进行了考察，指出“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32]，接着便依次论述了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三种形式。在1847年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33]。这些论述中都没有“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位置。到1857—1858年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一文中，由于当时马克思接触到了一些有关印度的材料，以及剖析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需要，他便在此提出了“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把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阐发为“劳动的个人对其劳动的自然条件的原始所有制”、“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古代的所有制形式”和“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34]，并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正式表述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然而，由于前面所提的主客观因素的影响，马克思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并未作明确而全面的论述，只给后人留下了一个较为模糊的概念，而且在他晚年也放弃了这一概念，后来恩格斯也没有沿用这一概念。恩格斯关于社会形态演进的论述，最有代表性的是在1884年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他指出，在原始共产制解体之后，“奴隶制是古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继之而来的是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这就是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35]这一论述实际上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论述是相一致的。由此可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形态理论中，“亚细亚生产方式”只是其中的一个插曲，即使从广义的“人类历史”来理解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也不能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看作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0页。

[4]同上书，第114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1页。

[6]同上书，第88—89页。

[7]同上书，第86页。

[8]同上书，第87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92—593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5—277页。

[11]同上书，第284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7页。

[13]同上书，第86页。

[14]同上书，第67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8页。

[16]同上书，第72页。

[17]同上书，第80页。

[18]同上书，第94页。

[19]同上书，第89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页。

[21]G.F.赫德逊：《欧洲与中国》，李申、王遵仲、张毅译，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24页。

[22]同上书，第302页。

[23]中村哲：《近代东亚经济的发展和世界市场》，吕永和、陈成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05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56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63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71页。

[27]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97页。

[28]刘启良：《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211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97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0页。

[31]田昌五：《古代社会形态析论》，学林出版社1986年版，第111页。

[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8页。

[33]同上书，第345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70—477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