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城市居民工作环境的人口学变量分析与讨论

（一）人口学变量的影响结果分析

在这个部分，我们将通过重要的人口学变量（性别、年龄、民族、户籍性质、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工作性质等）来分析城市居民工作环境指数上的差异。

1.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民族/宗教信仰

在对受访者的自然特征的初步分析中（见表4—6），我们发现，工作环境指数在性别（F=0.165，Sig.=0.685）、婚姻状况（F=1.198，Sig.=0.307）、民族（F=0.028，Sig.=0.868）和宗教信仰（F=0.024，Sig.=0.878）上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

（1）男性的客观工作环境指数显著低于女性

如果我们具体考察上述人口变量与工作环境指数中客观工作环境、客观组织环境和主观心理环境这三个维度之间的关系时，我们发现他们之间存在着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数据分析的结果显示（见图4—10），在客观组织环境指数、主观心理环境指数上，男性与女性的差异性并不显著。而在客观工作环境指数上，男性62.31＜女性63.64，且F=17.576，Sig.=0.000，这说明，男性受访者对客观工作环境的满意程度显著低于女性受访者。

（2）客观工作环境指数在年龄上存在显著差异

如表4—6所示，工作环境指数在年龄上存在显著差异（F=2.755，Sig.=0.011）。这种差异体现为：随着年龄的增加，城市居民的工作环境指数呈现出波动上升的态势。在具体分析构成城市居民工作环境指数的三个维度时，我们发现（见图4—11），性别在客观组织环境（F=.756，Sig.=0.605）上差异并不显著，但在主观心理环境（F=2.448，Sig.=0.023）、客观工作环境（F=7.483，Sig.=0.000）上存在不同程度的显著差异。

在深入分析不同年龄阶段受访者在客观工作环境上的差异时，我们发现（见图4—12），初入职场的15—24岁受访者在该因子上得分为62.56（分数越高，客观工作环境的满意度越高），25—34岁受访者的得分低至62.07，35—44岁、45—54岁、55—64岁、65—74岁受访者的得分逐渐从62.93开始爬升至66.60，呈现出随年龄增加，受访者对客观工作环境的满意度不断上升的趋势。并且F=7.483，Sig.=0.000，这表明客观工作环境满意度在年龄上呈现显著差异。

2.户籍类型/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

对受访者的一些社会特征变量（户籍类型、户籍所在地、家庭月收入、个人月收入、受教育程度）进行分析发现（见表4—7），受访者的工作环境指数在家庭月收入（F=3.126，Sig.=0.002）、个人月收入（F=10.706，Sig.=0.000）、受教育程度（F=12.665，Sig.=0.000）上呈现出显著差异。

（1）工作环境指数在家庭月收入上呈现显著的波动上升趋势

具体分层考察家庭月收入（见图4—13）时，我们发现，家庭月收入为3000元以下到2万元的受访者在工作环境指数上呈现匀速增长的趋势，尽管家庭月收入为2万元以上的受访者在工作环境指数上有较大波动，但仍然是波动增长的趋势。加之F=3.126，Sig.=0.002，这表明受访者在家庭月收入这一社会特征变量上的差异显著。上述波动上升趋势也在主观心理环境因子上出现了类同，家庭月收入为2万元以下的受访者在主观心理环境上呈现匀速上升、家庭月收入在2万元以上的受访者在主观心理环境上呈现波动上升趋势，F=5.272，Sig.=0.000，差异显著。

（2）工作环境指数随着个人月收入的增加呈现显著的匀速上升趋势

从个人月收入考察发现（见图4—14），处于不同收入段受访者的工作环境指数都一般，但随着受访者个人月收入的不断增加呈现出显著的上升趋势（F=10.706，Sig.=0.000）。具体分析其下三因子发现，受访者在客观工作环境（F=3.520，Sig.=0.002）、客观组织环境（F=6.915，Sig.=0.000）和主观心理环境（F=15.701，Sig.=0.000）上的指数均呈现出显著的匀速上升趋势。

（3）工作环境指数在受教育程度上呈现显著的波动上升趋势

具体分析具有不同教育背景的受访者在工作环境指数上的得分发现（见图4—15），随着受访者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其工作环境指数呈现出显著增加的趋势（F=12.665，Sig.=0.000）。分别考察工作环境指数的三个因子（客观工作环境、客观组织环境和主观心理环境）发现，三个因子也同样在受教育程度上呈现出显著上升的趋势。

（4）农村户籍受访者的客观工作环境满意度显著低于非农村户籍受访者

表4—7表明，受访者的工作环境指数在户籍类型上并不存在太显著的差异（F=4.128，Sig.=0.042）。尽管如此，具体考察工作环境指数的三个因子（客观工作环境、客观组织环境和主观心理环境）发现（见图4—16），受访者的客观组织环境指数（F=2.222，Sig.=0.136）、主观心理环境指数（F=3.364，Sig.=0.067）在户籍类型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但是，在客观工作环境指数上，农村户籍受访者的得分（均值为62.03）显著低于非农村户籍受访者（均值为63.37），F=14.710，Sig.=0.000。

3.行业/职位/社会分层/社会保障机制

对受访者的职业属性进行分析发现，受访者的工作环境指数在行业类型（F=11.110，Sig.=0.000）、不同职位（F=38.335，Sig.=0.000）方面具有显著差异，在社会地位层级、收入层级和社会保障类型上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显著差异（见表4—8）。

（1）不同单位性质的受访者在工作环境指数及其三因子上有显著差异

当我们对不同单位的受访者进行工作环境指数比较时，我们发现（见图4—17），工作单位是党政机关及其派出机构、事业单位、居委会/村委会的受访者在工作环境指数上的均值都大于65.00，显著高于其他受访者。

具体考察工作环境指数的三因子如下：

在客观工作环境因子上，工作单位是党政机关及其派出机构、事业单位、居委会/村委会的受访者均值都超过65.00，显著高于其他受访者;且在企业工作的受访者（客观工作环境指数为61.91）和无单位/自由职业者（客观工作环境指数为61.61）显著低于其他受访者。

在客观组织环境因子上，党政机关及其派出机构、事业单位、居委会/村委会的受访者均值超过64.00，显著高于其他受访者;但在企业工作的受访者的客观组织环境指数仅为63.22，显著低于其他受访者。

在主观心理环境因子上，党政机关及其派出机构、事业单位、居委会/村委会的受访者的主观心理环境指数显著高于其他受访者，无单位/自由职业者的主观心理环境指数最低，仅为60.40。

上述这些发现起码可以从一个角度说明，体制对人们工作环境的主观感受会产生影响。

（2）受访者在工作中职位越高，其工作环境指数越高

考察受访者在职位高低上的差异发现（见图4—18），领导和中层管理人员的工作环境指数显著高于普通职工。工作环境指数的三个因子的这种差异同样显著。

（3）受访者的工作环境指数随其社会地位层级的上升呈显著的波动上升趋势;工作环境指数在收入层级第九层显著低于其他层级

考察受访者透过社会比较感知到的自身社会地位层级和收入层级发现（见图4—19），根据受访者自评个体所处的社会地位层级的高低（第一层代表最低，第十层代表最高），社会地位越高，工作环境指数越高，且上升趋势显著（F=15.676，Sig.=0.000）;在收入层级划分中，尽管总体上随收入层级递增，个体工作环境指数呈显著波动上升的趋势，但是，第五层和第九层出现了明显的两个低点，特别是第九层，出现了工作环境指数的最低点，仅为57.62。

（4）享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受访者的工作环境指数显著高于其他

从表4—8可知，分别享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受访者的工作环境指数都高于不享有这些社会保障的受访者;但是，这种差异，仅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三种传统社会保障类型上是显著存在的，而在失业保险上，这种差异却是不显著的。

（二）讨论

1.性别差异：男性对客观工作环境的满意度显著低于女性，加班现象显著出现于男性群体

总体来看，工作环境指数在男女性别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考察三个因子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发现，男女在评价客观工作环境上出现了显著差异（男性显著低于女性，F=17.576，Sig.=0.000），而在客观组织环境和主观心理环境指数上差异却并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男女在评价工作时的不同取向。女性多看重工作的物理条件，如工作场地的面积是否足够大、配套设施是否齐全、自然条件是否舒适等，而男性则不同，他们更在乎工作任务本身是否能够体现其自身价值，满足其经济需求、个人发展和成就感等。

具体考察客观工作环境指数的四个题器（工作时间、劳动报酬、工作场所和工作生活平衡）在性别上的差异发现（见表4—9），男性与女性在工作场所、劳动报酬两个题器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但是，二者在工作时间（F=49.500，Sig.=0.000）和工作生活平衡（F=5.764，Sig.=0.016）上却差异显著。依据工作时间的题器“我经常加班工作”上的均值分布可知，男性得分显著低于女性。这表明，加班现象显著出现于男性群体，而非女性。在工作生活平衡题器“生活琐事常让我无法集中精力工作”上，女性得分显著大于男性，也就是说，女性更易于平衡工作生活的关系。我们认为，这与男性、女性在家庭中的责任分工有密切关联。在当今的中国家庭中，仍然延续着“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男性主要承担着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责任，女性则负责打理日常家务和生儿育女。这导致比起女性，男性的工作内驱力更大。再加上男性在身体素质上天生优于女性，拥有更加强健的体魄和旺盛的精力，这就使得男性在职场上的工作时间更长、劳动强度更大，以此获取更多的劳动报酬，从而供养家庭。

2.年龄差异：25—34岁城市居民对客观工作环境满意度最低，显著表现在超时工作和工作生活失衡两方面

上述数据分析显示，年龄在客观组织环境和主观心理环境上并无显著差异，但是在客观工作环境指数上却出现显著差异，即职场新人与退休返聘再工作的群体对客观工作环境的满意度显著较高，而适龄劳动人口却对客观工作环境满意度较低，25—34岁人群的满意度达到最低点。为了探究其原因，我们具体分析了客观工作环境指数的四个题器（工作场所、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工作生活平衡）。结果显示（见图4—20），在工作时间、工作生活平衡两个题器上出现了非常显著的年龄差异。在工作时间上，随着年龄的降低，分值逐渐下降，25—34岁降到最低点，仅为56.31。根据题器的表述“我经常加班工作”可知，25—34岁的城市居民是加班现象的高发人群。另一方面，在工作生活平衡上，随着年龄的降低，分值也逐渐下跌，同样在25—34岁降至最低点，仅为60.85，15—24岁的职场新人也处在这一低分段上。根据题器表述“生活琐事让我无法集中精力工作”可知，15—34岁的城市居民较难处理工作生活的两难问题。从职业生涯发展来看，25—34岁正处在事业的上升期，而从个人人生发展来看，他们也处于组建家庭、生儿育女的年龄。工作上的发展需求和家庭责任双双压在这群80后、90后职场中坚力量和生力军身上，导致负担过重，从而出现对工作时间和工作生活平衡不满的现象。

3.收入差异：家庭月收入较高的成功人士主观心理环境满意度不高

一方面，根据上述数据分析可知，工作环境指数在家庭月收入上呈现出显著的波动上升趋势，且这种趋势显著体现在主观心理环境指数上。另一方面，均值比较也发现，随着收入逐渐增加，无论是主观心理环境指数还是总的工作环境指数都随之上升，但是均在家庭月收入为30001—40000元这个阶段突然下跌，随后才重新爬升。为了分析下跌原因，首先，我们通过本次受访者家庭月收入的频次分析发现，家庭月收入处于30001—40000元的城市居民的累积百分比为99.3%，这就意味着99.3%的受访者家庭月收入都低于30000元。相较而言，这个收入段的城市居民属于高收入人群，为何工作环境满意度这么低呢?接着，我们考察了主观心理环境的五个题器（职业期望、工作压力、工作自尊、工作安全感和工作效能感），如图4—21所示，家庭月收入如此高的城市居民在职业期望和工作效能感上显著低于其他收入人群，工作效能感均值低至60.00（F=4.865，Sig.=0.000），职业期望低至56.00（F=9.146，Sig.=0.000）。据此，我们找到了问题的答案。家庭月收入在30001—40000元这个阶段的城市居民，往往在职场上都属于中上层管理人员，他们拥有足够的工作经验、精炼的业务能力、较高的收入，从而稳坐社会阶层的上流，算是职场中的成功人士。但是，也正是因为他们具有强大的工作应对能力，因此，往往能够轻松应对现有的工作任务。长此以往，这类成功人士渐渐会感到现有工作无法让其才能充分施展，很难在一成不变的工作中体验到成就感和满足感，进而慢慢对工作前景丧失信心。正因如此，这类已达到职业生涯一定高度的人群在评价工作环境时，在主观心理环境上得分突降，进而影响其总体工作环境满意度。这在上述的社会分层差异上也可见一斑。

4.教育程度差异：大学专科学历员工工作环境满意度较低

由上述数据分析可知，从总工作环境指数及其三维度的总体走势来看，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城市居民的工作环境满意度呈现出匀速上升的趋势。但是，在这种上升趋势中，工作环境指数在大学专科这一学历水平上却出现了下跌，显著低于中专学历的城市居民（中专学历的工作环境指数为63.48，大学专科为63.47，大学本科为64.58）。为了探究为何大学专科学历背景的城市居民低于中专学历，我们仔细考察了工作环境指数的各个题器。结果发现，首先，在劳动报酬方面，专科学历城市居民的月收入与中专学历群体差距不大，基本上都在2000—3000元左右。对此，在学历水平上稍高的专科背景城市居民显然产生了不满足感，专科学历城市居民对劳动报酬的满意度（64.42）显著低于中专技校学历的群体（64.94）（F=3.415，Sig.=0.001）。其次，在组织支持方面，中专技校学历的城市居民也较满意“在工作中会获得同事的帮助支持”，而专科学历群体对组织支持的满意度却显著较低（F=7.286，Sig.=0.000）。最后，专科学历的城市居民明显比中专技校生有更多的失业危机感，他们在工作安全感指数上出现了显著差异，专科生的工作安全感显著低于中专技校生（F=10.583，Sig.=0.000）。由此可见，大学专科学历员工之所以工作环境满意度显著低于学历水平不如自己的中专技校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学历优势并未在劳动报酬上有所体现，且在工作过程中也未获得优越的同事关系以帮助其事业上的发展，还背负着较重的失业压力。如此这般，在与学历水平较低的中专技校生进行比较时，大学专科学历员工就很难体验到学历所带来的工作优越感;与学历水平略高的大学本科生比较时，无论在劳动报酬、组织支持还是工作效能感等方面都处于劣势，比上不足，比下也不足，因而工作环境满意度不高。

5.户籍差异：农民工群体已与城市员工无太大差异，仅在加班现象、不满工作场所、工作生活失衡上表现明显

本次调查对象都是城市居民，因此我们可以把持农业户籍的受访者简称为“农民工”，持非农户籍的受访者简称为“城市员工”。上一部分的数据分析显示，农民工和城市员工在工作环境指数上并无显著差异，分别考察工作环境的三个维度发现，户口类型仅仅在客观工作环境指数上存在显著差异（F=14.710，Sig.=0.000）。为了深入探究农民工与城市员工在客观工作环境维度上具体存在何种差异，我们对客观工作环境的四个题器（工作时间、劳动报酬、工作场所、工作生活平衡）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见图4—22），两个群体在劳动报酬水平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F=0.025，Sig.=0.875），但是在其他三个题器上却有不同程度的显著差异。在工作时间上，农民工群体中的加班现象显著高于城市员工（F=8.497，Sig.=0.004），这不难让我们联想到他们在劳动报酬上与城市员工无差异，很有可能就是源自他们长时间加班的获利。在工作场所上，农民工群体对工作场所的满意度低于城市员工，且具有一定的显著性（F=7.183，Sig.=0.007）。这表明，目前的农民工群体在评价工作时已不再只关注工资这一单一评价维度，而开始表现出对工作场所舒适度的关注了。在工作生活平衡上，农民工的得分也显著低于城市员工（F=7.946，Sig.=0.005），也就是说，农民工更容易出现工作生活失衡，常常为了工作赚钱而忽视了家庭和私生活。由此可见，尽管在工作环境指数的总体数据上，农民工已与城市员工无异，但是，在这个群体中加班、工作场所恶劣、工作生活失衡仍然是高频发生的现象，这也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融入亟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