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小结与思考

通过对2014年调查数据的分析，尤其是结合2012—2013年数据进行比较，我们发现：

——以2012年为基准，社会景气指数与社会信心指数均呈现不同程度的增长态势。2014年社会景气指数为100.84，对总体事项的信心指数为100.78，对个体事项的信心指数为100.83。这一方面意味着，民众对社会发展现状的满意度不断提升，社会在总体上稳步前进;另一方面也显现出，民众对未来的发展趋势信心充足、预期良好。

——对满意度状况的分析结果表明，以2012年为基准，在2014年，人们无论是对总体事项还是个体事项的满意度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增长态势。在2014年，人们对总体事项满意度的指数为100.11，对个体事项满意度的指数为100.94。如果把人们对总体事项的满意度和对个体事项的满意度联系起来分析，我们发现，在2014年，影响民众满意度高低的关键事项分别是总体层面的环境质量（不满意比例为36.65%，贡献率为6.56%）和社会公正（不满意比例为36.91%，贡献率为8.55%）以及个体层面的收入水平（不满意比例为27.03%，贡献率为9.98%）、住房状况（不满意比例为24.97%，贡献率为6.52%）和家庭经济（不满意比例为20.70%，贡献率为7.87%）。这样就能较为清晰地确定影响民众满意度的关键要因，进而使得政策安排能够有的放矢。同时也意味着，在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期内，需要加大如上几个方面的政策力度，使得民众的收入与经济发展同步增长、社会实现公正、环境质量改善，以进一步实现人们不断增长的需求，提升民众的满意度。

——对政府信任度状况的分析结果表明，与前两年相比，2014年，人们对政府职能部门的信任度迅速提升（101.85），但对政府总体服务的信任度与往年相比没有显著变化。

——对政府信任度量表内部结构的分析结果表明，政府是否依法行政、办事效率高低和公开透明程度三个事项对政府信任度的贡献率最高，分别为7.17%、5.96%和5.78%。

——对相对剥夺感状况的分析结果表明，从2012年到2014年，由我们的调查数据所推论的民众总体相对剥夺感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这表明，在总体进程中，社会资源的分配状况并未朝着不公平的方向恶化。

——对社会信心状况的分析结果显示，总体层面的社会公正（预期变好的比例为52.47%，贡献率为13.94%）、环境质量（预期变好的比例为54.58%，贡献率为11.61%）、物价水平（预期变好的比例为43.88%，贡献率为10.89%）和个体层面的住房状况（预期变好的比例为46.98%，贡献率为6.52%）是今后一段时期内影响民众社会信心提升的最为重要事项。

——最后，影响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民众对社会发展景气状况的感受显著地受到其所处环境的公平公正状况、生活质量状况、社会保护状况和行为取向的影响。

在对上述调查结果分析比较的基础上，结合多次的田野调查，我们强烈地感受到，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宏观背景下，社会发展亦出现了明显的“拐点”，或者说，进入到一个发展的新阶段，即从社会发展基本需求的低收入阶段提高到了社会发展更高层次需求的中等收入阶段。在这个社会发展的新阶段里，人们的诉求可能更多地会关注自身权益的保护，关注自己与周围社会群体生活质量的提高，强调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以及对公共事务参与表达出强烈的意愿。

这一拐点发生的一个最重要的基本条件是，中国的经济发展通过多年的积累和努力，逐步走向了小康与富裕。在这里，值得注意的一个指标是恩格尔系数。[32]根据统计的数据，在2013年，中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5.0%，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7.7%，说明我们国家在2010年前后的时间，已经摆脱了温饱，并在逐步走向小康和富裕（见表2—8）。这种恩格尔系数变化的状况也可以从人们的社会态度上反映出来。在1987年做的一次全国城市居民的抽样调查中，我们发现，那时候人们最不满意的是物价上涨[33]，而我们在2014年的调查中发现，人们最不满意的社会问题则是社会公平公正。这说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目标追求也会随之发生深刻变化。

除了基本物质条件的改善以外，最重要的还是人们的一种被强烈包围着的感受，即对于民众来说，出于一种对国家的热爱和参与的责任，强烈地感到要改变现状，用改革来促进国家的发展;对广大干部来说，也看到国家与社会在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出于对民族和对历史的责任感，也强烈地感到不改革不行。当经济结构环境发生了变迁，同时上面与下面这种不约而同的不安与焦虑和人们不断提高的物质生活水平以及由之所产生的更高层次的诉求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中国社会发展的拐点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和产生。

第一，实现社会公正的期望日趋强烈。改革以来，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收入差距的拉大已是不争的事实，资源获取和分配结构也呈现定型化特征，在此阶段人们的不公平感表现出一些新趋势，即不公平感不仅为利益受损者所有，同时也在部分获益群体中存在，从而形成一种社会多数成员敏感于自身得失的社会景象，其背后是社会公平正义的缺失以及有关利益分配的制度安排失当。而这种局面与旧常态下的经济逻辑关联紧密。因为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由于过于追求速度并因而高度依赖投资，造成了资本所有者在经济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状况，致使利润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过高，与此对应的就是劳动者的劳动收入占比过低以及劳动者社会流动性不足，这种收入分配不公格局若长期持续，容易导致两极分化，致使社会阶层和利益格局固化。[34]而新常态所强调的创新驱动、规范市场、维护公平以及通过强力反腐倒逼公正的重要举措都将为打破利益垄断格局、实现社会公正提供全新契机。

第二，改善生活质量的意愿不断增强。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在新的经济社会环境下，人们的一些重要期盼，已经不再是基于温饱的点点滴滴，而是提高生活质量的方方面面;人们的一些重要关注点和诉求，也主要放在了住房、环境质量、食品安全、物价水平等关乎民生的基本问题上，放在了自身权益的保护上。从社会发展的基本需求即低收入阶段提高到社会发展更高层次需求的中等收入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人们的诉求将更多地关注自己与周围社会群体生活质量的提高，强调经济增长的社会效益。也就是说，在经济发展的旧模式下，我们全身心扑在扩大生产和发展经济上，顾不上安排生活，只能说提高了“生活水平”，还不能说提升了“生活质量”;在“新常态”下，终于有条件稍稍放缓脚步，回过头接应一下远远落在后面的生活安排，以便让生产和生活、经济和社会协调起来，共同前进。[35]

第三，加强社会保护的诉求更为突出。在以经济增长为主导逻辑的发展模式和高速“转轮”下，不少群体被甩到了发展的边缘，成为弱势群体，如下岗失业工人、难以融入城市的“农民工”、失地农民、边远地区贫困人群等。这些群体的社会保护长期缺失和缺位不仅造成了新的社会不公，而且也成为社会稳定大局的隐患。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权利意识的增强，对社会保护的诉求也日益强烈。顺势而为，在新的经济模态下，中央强调要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更加注重保障基本民生，更加关注低收入群众生活，防止平均数掩盖大多数。通过制度化的社会保护，编织社会安全网，让弱势群体和底层民众分享改革红利已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第四，转变人们行为取向的现实要求更为迫切。旧常态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与此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市场价值在社会领域不断扩张。正如桑德尔所指出的那样：“在过去的30年里，市场和市场价值观渐渐地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主宰了我们的生活。但是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深陷此种境地，并不是我们审慎选择的结果，它几乎像是突然降临到我们身上似的。”[36]在市场社会中，任何非市场性物品都能很容易地在市场中找到替代品，从而人们开始迷失与分心，利益导向、激情缺乏、社会失范、核心价值阙如、焦虑浮躁、暴戾之气沉重等心态成为经济高速发展的反面脚注。实现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下的稳健发展，从社会环境的角度，最重要的是要在我们的价值体系中尽快实现从“经济主义”向“整体生活幸福”的轴心转变[37]，行为取向实现从经济利益主导向多元价值主导的转变，民众心态实现从臣服于市场逻辑向回归社会属性的转变。这不仅要求我们用平常心态面对经济的回落，在经济发展的社会意义上，它表现为包括发展理念和发展目标在内的重新定位，重视并将个人与群体的社会心态和行为取向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评估系统中。由此，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市场的重新定位以及社会核心价值的重塑和资源分配方式的制度化等对于扭转人们的行为和价值取向朝着良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总而言之，经济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特征的必然反映，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从而在深刻认识新常态所蕴含的机遇和挑战的同时，要主动适应新常态，做到认清大势，顺势而为;坚持发展，因势利导;主动作为，乘势而上。[38]在广义上，经济新常态不仅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变动，也构成了社会发展的经济环境，与此一致，在经济长期增长基础上的结构性势变，社会发展也将迎来“拐点”。这一拐点并非指某种上行或下行的临界点，而是一种变化趋势。即在新的经济社会环境下，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关系的理念发生了改变，自上而下都深刻认识到要改变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旧模式;促进社会发展的制度环境发生了改变，经济结构的调整将成为推动社会更好发展的全新契机;民众行为的基础和机会结构发生了改变，无论是对自身发展还是对社会发展的期望更加良好、信念更为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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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2.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3.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发生了转化，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4.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产业组织新特征；5.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人口减少，要素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6.市场竞争逐步转向以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7.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8.经济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9.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载：http://szb.qzwb.com/dnzb/html/2014 -12/12/content_ 66711.htm。

[2]Granovetter Mark，1985，“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81，No.3，pp.489 -515.

[3]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社会发展与社会态度研究”课题组，2012，“社会发展的四个理念”，《社会发展研究》（第一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3—19页。

[4]参见李汉林、魏钦恭，2013，《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2—22页。

[5]许志峰、成慧，2014，“新常态，辩证看”，《人民日报》8月11日。

[6]李汉林等，2013，“发展过程中的满意度”，《社会学评论》第1期。

[7]马德勇，2007，“政治信任及其起源：对亚洲8个国家和地区的比较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5期。

[8]李连江，2012，“差序政府信任”，《二十一世纪》第6期。

[9]转引自高勇，2014，“参与行为与政府信任的关系模式研究”，《社会学研究》第5期。

[10]参见高学德、翟学伟，2013，“政府信任的城乡比较”，《社会学研究》第2期。

[11]对不同层级政府的信任度以及相关事项的测量题器由于在2012年的调查中没有设置，从而在此处的分析中出现缺失。

[12]冯仕政，2011，“中国国家运动的形成与变异：基于政体的整体性解释”，《开放时代》第1期。

[13]李汉林、魏钦恭，2013，《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94页。

[14]默顿，2008，《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唐少杰、齐心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15]Nanak Kakwani，1984，　“The Relative Deprivation Curve and Its Applications”，Journal of Business＆Economic Statistics，Vol.2，No.4.

[16]付允，2011，《可持续发展的公平度量》，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17]阿尔伯特·赫希曼，2010，“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不平等容忍度的变化”，刁琳琳译，《比较》第3期。

[18]阿尔伯特·赫希曼，2010，“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不平等容忍度的变化”，刁琳琳译，《比较》第3期。

[19]马克思，2012/184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45页。

[20]同上。

[21]刘欣，2002，“相对剥夺地位与阶层认知”，《社会学研究》第1期。

[22]赫斯特洛姆，2010，《解析社会：分析社会学原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第42—43页。

[23]朱力，2013，“公众信心聚散的社会心理学解读”，《人民论坛》第5期。

[24]褚松燕，2013，“公众信心聚散机理与重塑对策”，《人民论坛》第5期。

[25]孙立平，2009，“金融危机的逻辑及其社会后果”，《社会》第2期。

[26]Peter Saunders，1984，“Beyond Housing Classes：The Soci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in Means of Consump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Vol.8，Issue 2.

[27]《习近平谈住房问题　要求处理好四个关系》，《新华网》，2013年10月31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 -10/31/c_ 117939410.htm。

[28]马克思，2012/185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603页。

[29]默顿，2008，《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唐少杰、齐心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第549—550页。

[30]刘世定，2009，“危机传导的社会机制”，《社会学研究》第2期。

[31]公共服务变量主要指受访者所在地区是否有残疾人、孤儿、乞讨者救助或托养机构，接收农民工子女的中小学，公益性养老服务机构，社区公共卫生服务机构，免费就业信息、就业指导和技能培训等，公共租赁住房。社会保护变量主要指受访者是否具有最基本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价值失范变量主要考察受访者在下述三个方面的主观态度：“社会上的是非标准变得很模糊”、“很难找到可信赖的朋友”、“前途渺茫，对未来没有信心”。消费意愿变量包括受访者在未来三年对购买大宗电器、购买房产和汽车的打算和计划。

[32]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30%以下为最富裕。（转引自李小军编《数读中国60年》，社科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17页）

[33]李汉林、渠敬东，2005，《中国单位组织变迁过程中的失范效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35页。

[34]李扬，2014，“新常态：一个具有历史穿透力的战略概念”，《中国经济网》，12月10日，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1412/10/t20141210_ 4085009.shtml。

[35]刘建军，2014，“从‘狂奔型社会’到‘新常态’”，《光明日报》，10月27日。

[36]迈克尔·桑德尔，2012，《金钱不能买什么》，邓正来译，北京：中信出版社，第XII页。

[37]Robert E.Lane，1991，The Market Experie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8]本报评论员，2014，“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人民日报》1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