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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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发展含义研究的演进

发展经济学主要研究落后国家如何追赶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的含义是随着人类对社会发展认识的深化而不断完善的,发展理论也随之不断地扩展。所以,了解发展含义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原因,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发展理论扩展的理解,也有助于我们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涵的认识和把握。一般认为,迄今为止的经济发展理论主要有三个学派。鉴于课题研究的主题,我们概括的是它们对发展含义演进的贡献,以及之间的互补性,而不是它们的差异。

一 结构主义学派对发展含义的贡献

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发展经济学家强调结构因素对发展中国家的制约作用,此时的发展经济学可称为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是刘易斯、缪尔达尔、纳克斯、罗宾斯坦·罗丹、赫尔希曼、普雷维什、辛格等。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最主要的问题是居民的储蓄能力太低,传统部门在二元经济结构中所占的份额过大是居民缺乏储蓄能力的主要原因,而居民缺乏储蓄能力致使发展中国家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之中。所谓发展,就是通过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制度工资的实施,将发展中国家的积累率提高到12%以上,并从生产资料部门的扩大再生产入手,最大限度地提高现代部门就业机会的增长率,从而尽快地将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传统经济改造成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现代经济。为了提高积累率,在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时期,需要把现代部门的工资率固化在高出传统部门劳动者平均收入30%—80%的水平上。其依据是,低于30%,产生不了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激励,而高出80%,会影响积累率,特别是生产资料的扩大再生产。

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强调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性,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制定国家工业化与所需资金筹集的总体计划,实施旨在保护幼稚产业的进口替代战略和相应的产业政策。在这一阶段,提出了旨在说明计划化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能性的哈罗得—多马模型和钱纳里的“大推进”、“平衡增长”和“两缺口”等理论,以及旨在解决计划配置的技术性问题的线性规划和投入—产出分析等经济规划方法。[1]

此时,发展的含义是积累能力提高,经济增长趋稳、产业结构提升,现代经济份额和运作范围扩大。

二 新古典主义学派对发展含义的贡献

20世纪60—70年代,一批更强调市场机制作用的发展经济学家在新古典主义的框架内对发展的含义做进一步的阐释。这个学派可称之为新古典发展经济学,其代表人物为鲍尔、凡纳、舒尔茨、哈勃勒尔、迈英特等。这批发展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实行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实施旨在发挥比较优势的出口导向战略,特别是要充分发挥提升人力资本的作用。在这一阶段,影响最大的是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其核心内容是通过知识的教育、技能的培训、经验和信息的传播,开发人的潜能,提高人的发展能力。

此时,发展除了原先的含义外,还包括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市场机制作用范围的逐步扩大,人力资本提升的外部环境不断改善,人力资本质量的不断提高。

需要指出,这两个学派的差异绝不是要政府不要市场和要市场不要政府之争,也不是完全管制和放任自流之争,而是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认为,凡是市场做不好的事情,政府都必须承担责任;而新古典发展经济学认为,凡是市场能做的事情,政府都不必干预。

三 新制度主义学派对发展含义的贡献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在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中开始出现对于政治、法律、文化等非经济因素的制度背景分析,因此可称之为新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认为,储蓄率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技术创新等都是发展的事实,而不是发展的原因。只有经济组织是有效率的,才会出现发展。所以应该设计某种机制,使社会收益率与私人收益率相等,以构成对发展的激励。要达到这一点,就不是仅有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等就能解决的问题,还必须考虑社会、政治、法律和文化制度为经济活动创造的社会环境和成本—收益关系。正如诺思指出的,与不发达的经济发展相对应的是不发达的制度结构;一种制度变革能否带来经济的有效发展,取决于它能否带来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之间的相互报酬递增和与此相应的制度变迁发展。

既然制度安排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和源泉,那么国家政策的关键就不是在于“矫正价格”或“矫正市场”,而是在于“矫正制度”。由此,新制度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所以长期得不到发展,主要原因就是在于偏重增长所需的经济投入,而忽视了使增长成为现实的基本制度建设的非经济投入,从而在旧的制度框架约束下,市场经济难以有效运行,使发展陷入困境。因此,不仅要重视资源配置,更要重视恰当的制度安排,以充分利用已配置的资源;不仅要制定正确的政策,更要构建执行政策的制度框架,使政策得以贯彻落实。所以,要解决发展问题,不仅需要资本积累、技术引进、产业结构优化、就业改善、人口控制和出口促进等经济因素,更需要作为背景的社会、政治、法律、文化等制度因素。

四 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对发展含义的贡献

20世纪60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情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再次拉大。一些发展经济学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济学家,把考察的视线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转向落后国家的发展实践。他们认为,发达国家的发展建立在对不发达国家的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的基础之上,并造成了后者对前者的依赖性和从属性,不发达国家已不可能在同样的初始条件下重演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只有独立自主,独辟蹊径,方能实现发展的目标。这个学派可称之为新马克思主义发展经济学。该学派提出的影响最大的理论是“依附论”,即现有的发展与不发展实际上是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发达国家的发展以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为基础,而发展中国家的不发展正是发达国家发展导致的后果。要扭转这种局面,必须寻求新的发展方式,并建立与此相适应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该学派的贡献是,发展必须依据变化了的时代或形势进行创新。发展含义的这一拓展,对于热衷于在成功经验的比较研究基础上,选择更加切合本国实际的发展路径、发展战略、发展体制和发展机制的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来说,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需要指出,这个学派绝不是只要创新不要复制(或模仿),只要本土主义不要拿来主义,只要特殊性研究不要一般性理论,而是强调时代、国情、实践和创新对于特定国家发展的重要性。

五 新发展理论对发展含义的贡献

1983年联合国推出《新发展观》一书,提出了整体的、综合的、内生的新发展理论,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综合发展观。该理论强调经济与政治、人与自然的协调,将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组织、组织与经济的合作作为新的发展主题,把发展看作是以民族、历史、文化、环境、资源等内在条件为基础,包括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科技水平、文化观念、社会转型、自然协调、生态平衡等各种因素在内的综合发展过程。

六 可持续发展理论对发展含义的贡献

1980年3月,联合国大会第一次使用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1986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研究报告中,首次对可持续发展概念作了清晰的定义。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通过了《里约热内卢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它标志着可持续发展观被全球持不同发展理念的各类国家所普遍认同。

可持续发展理论一是强调经济增长的必要性,认为只有增长才能使人们摆脱贫困,提高生活水平,才能为解决生态危机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才能最终打破贫困加剧和环境破坏的恶性循环。二是强调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辩证关系,即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取决于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性,而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性也要依赖于经济发展的支持。三是提出了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的概念,即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都不应对他人和后人的生存和发展形成威胁。[2]该理论对发展含义的扩展是强调发展的普遍性和持续性。

综上所述,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对于发展的认识不断深化、关键要素(从人的体力、自然资本、人造资本到人力资本)不断提升、发展机制不断创新的过程。由于发展的含义随着社会的进化不断拓展,发展中国家需完成的发展任务要比先行国家多得多,绝不可能一蹴而就,为此,发展中国家必须树立打持久战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