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政策和难点
摘 要 林毅夫最近几年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据说有可能是发展经济学继结构主义和华盛顿共识之后的第三波理论浪潮的重要流派。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一个经济体的经济结构内生于它的要素禀赋结构，持续的经济发展是由要素禀赋的变化和持续的技术创新推动的。新结构经济学得出了与旧结构经济学不同的理论结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核心作用，把进口替代看作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爬升产业阶梯的自然现象；政府发挥积极作用。新结构经济学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金融发展，外国资本、贸易政策、人类发展方面得出了一些新的政策启示。但是新结构经济学也存在着一些理论难点。
关键词 林毅夫 新结构经济学 旧结构主义 发展经济学
最近两三年，林毅夫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1]新结构经济学是值得重视的。这不是因为提出者林毅夫曾任过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而是因为新结构经济学可能预示着发展经济学将要发生重要的理论转折。发展经济学作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诞生60多年来，从其理论发展线索来看大体可以分为两波：旧结构经济学、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由林毅夫与他的同事提出来的新结构经济学可能是第三波理论。
在发展经济学形成的20世纪40年代中期，张培刚的哈佛大学博士论文《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被称为中国发展经济学的海外版，中国发展经济学理论成果的集大成，是发展经济学形成时期的重要著作。现在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也许可以称为中国发展经济学海外版的第二部，很可能是发展经济学学说史上第三波理论形成过程中的重要著作。新结构经济学在发展经济学学说史上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就值得我们进行研究。
一 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新结构经济学提出来后，学术界很关心新结构经济学究竟新在什么地方？林毅夫本人也多次解释新结构经济学的新的内容。如果新结构经济学并没有真正新的内容，那么，新结构经济学就没有存在的价值。所以，正确理解和表述新结构经济学的新是一个关键问题。新结构经济学作为发展经济学第三波理论的重要著作，当然，首先表现为理论创新，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新观点。在理论创新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的政策主张。
新结构经济学的重要特点，就是对几十年来世界范围内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丰富经验和教训，对发展经济学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理论发展进行了总结，得出了新结构经济学的新理论和新的政策主张。林毅夫所说的新结构经济学的三个要点，也就是新结构经济学的三个理论创新点。
（一）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会随着发展阶段的不同而不同
因此，一个经济体的产业结构也会随着发展阶段的不同而不同。每一种产业结构都需要相应的基础设施来促进它的运行和交易。
在发展经济学看来，所谓工业化就是产业结构发生这样的变动，工业产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上升，农业产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下降。所谓经济发展，就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工业产业比重的上升，第一产业比重的下降。库兹涅茨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研究了13个发达国家，得出结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农业产值占全国总产值的比重下降，工业产值占全国总产值的比重上升，服务业的产值占全国总产值的比重既不明显也不一致。产业理论和产业政策是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核心。但是，发展经济学第一，第二波的产业理论被看作是适用于几乎所有的国家，不管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处于什么阶段，不管这个国家的资源禀赋如何。李嘉图时代的古典经济学的产业是由劳动、土地和资本三要素结合的产物。舒尔茨发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首先在发达国家，土地在经济上的重要性在下降。于是，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三要素改为劳动力和资本二要素。1948年，哈罗德在《动态经济学》选择经济变量时，决定将土地这个生产要素摒弃掉。很明显，只有在特定国家，土地仍像过去那样是制约因素。[2]
刘易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提出这样的经济思想：在经济启动前的传统经济里，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经济启动以后，就会有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进入现代产业部门；只要能够支付高于传统部门30%的工资，劳动力供给几乎是无限的；资本可以从国外和国内两个方面筹措；只要有资本，把资本和劳动力结合起来就会形成资本主义部门，或者说现代部门；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并存形成二元经济结构。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就成为适用于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模式，不管这个国家和地区处于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具备何种资源禀赋。其实，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式的普适性也正是它的局限性。
发展经济学第一波第二波理论从来没有解释过产业结构与资源禀赋的对应关系，因而对一个经济体之所以选择这样或那样的产业结构，要么用政治理由来解释，要么不作解释。笔者在20世纪90年代研究广东产业结构的时候，就遇到过这样的难题。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初期的70年代末，广东选择了向重工业倾斜的产业结构，这种产业结构暴露出来的缺陷日益被人们所认识，因此调整产业结构成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大动作。广东产业结构调整选择了向轻工业倾斜的产业结构。笔者根据《广东统计年鉴》，列出了两张表。第一张是广东轻重工业结构的演变。1949年，广东轻工业的比重为87.6%，重工业的比重为12.4%。1978年，轻工业的比重下降为57.3%，重工业的比重上升为42.7%。第二张是广东轻重工业投资结构。1952年，轻工业投资的比重为58.3%，重工业投资的比重为41.7%。1978年，轻工业投资比重下降为8.7%，重工业的投资比重上升为91.3%。也就是说，广东重工业投资吸收了全社会投资总量91%以上，而产值只占42%，这说明向重工业投资的效益是很差的。改革开放后广东就对产业结构进行了调整，向轻工业倾斜，适当压缩重工业。截至1993年，广东轻重工业的结构为：轻工业的比重上升至66.4%，重工业的比重下降为33.6%。也就是说，轻工业比重提高了9.1个百分点，重工业减少了9.1个百分点。产业结构调整的效果是十分清楚的，改革开放以前广东经济发展不快，改革开放以后，广东经济取得了长期高速发展的喜人成就。广东经济取得成就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是，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3]笔者当时对这个问题的探索，主要研究了工业化理论模式的转换，把斯大林的工业化模式转换为新的工业化模式。笔者的解释是这是多数学者使用的方法，但是严格地说，这种方法只是进行了客观情况的描述，并没有作出理论说明。
按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广东改革开放以前的轻重工业结构不符合广东经济特点和资源禀赋。当时广东经济的特征和资源禀赋的特点就是资本不足，在农业部门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而优先发展重工业，需要巨额资本，不一定需要大量剩余劳动力。由于当时不能动员民间资本，也不能利用外资，只靠国有经济的积累，这样所能利用的资本受到严格限制，于是重工业发展相当缓慢。轻工业又因为投资不足不能快速发展。轻工业发展缓慢而使产品不能满足人民需要，只能实行凭票限量配给。重工业由于资本不足而发展受限制，轻工业被计划和体制束缚不能快速发展，导致了整个国民经济的缓慢发展，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极为缓慢。笔者估计，从1949—1978年的30年，广东城镇吸纳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总数为27万人，平均每年转移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只有9000人。[4]其实，数量巨大的剩余劳动力是广东经济最大的比较优势。广东必须调整经济发展思路，从倾向重工业转向倾向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正符合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思路。
林毅夫几次提出过向重工业倾斜的斯大林工业化模式。向重工业倾斜是斯大林工业化模式的一个突出特点。斯大林说，工业化的中心，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燃料、金属等），归根结底，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生产，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工业化的任务不仅要增加我国整个国民经济中工业的比重，而且要在这种发展中保证受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我国在经济上的独立，使我国不致变成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属品。[5]斯大林工业化模式主要是从政治上考虑的，可以说没有考虑苏联当时的经济特点和资源禀赋。脱离了本国的经济特点和资源禀赋的向重工业倾斜的政策是不成功的。广东几十年的工业化实践是中国经济的缩影。中国20世纪50年代后期大办钢铁，片面发展重工业，“以钢为纲”，小高炉遍地开花，结果炼出了没有用处的大量废钢铁，给中国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新结构经济学提出的产业选择要与经济特点和资源禀赋相应的观点，是一个新理论。所谓资源主要包括土地或者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三要素。资源禀赋还包括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包括软硬两个方面：硬件基础设施如高速公路、港口、机场、电信系统、电网和其他公共设施；软件设施包括制度、条例，社会资本、价值体系及其他社会和经济安排等。[6]也许林毅夫对基础设施软件、硬件的说明，不是十分充分的。但是，如果把软硬件列出再长的清单，也可以找到不充分的理由。
林毅夫认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资源禀赋是不同的。由于资源禀赋不同，就会有不同的经济结构。林毅夫提出了甄别产业或者挑选产业的结论。挑选产业，首先需要弄清楚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特征和资源禀赋。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可以在那些有着相似禀赋结构且人均收入大约高于本国100%的快速增长的国家内识别出一系列动态增长的贸易产品及服务，它们在该国已经生产了大约20年。旧结构经济学对于经济发展启动时的产业只是选择现代产业，或者工业产业。这样容易出现的问题是，脱离本国的经济特征和资源禀赋，选择本国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
（二）在经济发展的每一个水平上，市场都是资源得以有效配置的基本机制
作为动态过程，经济发展阶段必然伴随着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这种产业的升级和调整的内在机制是市场机制，同时必然需要政府发挥积极作用。
林毅夫的这个观点，有些评论者概括为“强市场和强政府”。笔者认为，“强市场和强政府”的概括也许不一定完全符合林毅夫的原意。请注意，林毅夫对市场机制作用的用词，在《新结构经济学》中用了“基本机制”这个提法，在《繁荣的求索》一书中也用了“基本机制”的提法。林毅夫对政府作用的提法是发挥积极性。在《新结构经济学》中说：“在市场机制外，政府就需要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在《繁荣的求索》中说：“除了有效的市场机制外，政府还必须协调或提供基础设置改善，并对外部性做出补偿，以促进产业多样化和升级。”这样的提法，概括为“强市场和强政府”可能是不够准确的。
林毅夫的观点是，市场是有效配置资源的“基本机制”，政府发挥积极作用。政府的积极作用不是无边无沿的，而是有限制的。“政府在产业多样性和产业升级过程中的作用，应当被限制在提供关于新产业的信息、协调同一产业中不同企业的关联投资、为先驱企业补偿信息外部性，以及通过孵化和鼓励外商直接投资来培育新产业。”对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的边界的界定，从这个意义上看，是一个新观点。
关于市场和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经济学者，特别是从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经济学者，是十分熟悉的。这是一个很老的经济学理论，争论了一百多年，甚至可以说几百年之久。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的资源配置能否实现优化？对此，相当多的学者持怀疑态度。所以，社会主义经济学者从来主张消灭市场经济和私有经济，笔者称之为非商品经济论。中国从1992年十四大以来，主流观点已经改为相信社会主义还是市场经济的观点，笔者称之为商品经济论。介于两者中间的观点，如斯大林，笔者称之为半商品经济论。[7]虽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点为主流观点，但对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是否发挥基础性的作用仍然有争论，甚至时不时发生激烈的争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仍然把林毅夫的观点称为新观点。
（三）经济发展的每一个水平都是一条从低收入农业经济一直到高收入产业经济的连续谱上的一点
传统的两个经济发展阶段的两分法并不适用，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改善目标的实现，并不必须遵循高收入国家的路径。
林毅夫好像特别不接受罗斯托的经济成长六阶段说。罗斯托为了更好地理解经济发展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战略来促进经济发展，根据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划分为五个阶段，后来增加了一个阶段，又称为六个阶段。林毅夫认为，一方面，把不同的发展路径进行普遍化是可能的；另一方面又说，罗斯托的六阶段说是“机械的”、“线性的划分”，在市场全球化、新产品层出不穷、技术变革持续不断的今天，是不可能成立的。林毅夫更不赞成对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进行两分法的划分，如“富国”和“穷国”、“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等经常使用的两分法。
二 新结构经济学的政策新思路
林毅夫从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出发，对比发展经济学第一、第二波理论，提出了若干经济政策的新思路。
（一）财政政策
凯恩斯主义从解决当时面临的经济现实出发，提出反周期的思路。反周期的政策思路是重要的，但是新古典经济学却提出了质疑。新结构经济学从新的角度提出了新看法，认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特点不同，如果实施同样的财政政策，收到的效果可能会有所不同。因而主张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即使面对同样的经济问题，也需要实施不同的财政政策。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实物基础设施的一个特点是紧约束，因而政府在提供基础设施方面的作用可能要比发达国家大一些。
（二）货币政策
旧结构经济学的货币政策似乎有些矛盾，一方面认为货币政策必须置于政府控制之下，另一方面对货币政策的重要性估计不太充分。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利率政策完全有可能被用作反周期的调控工具，也完全有可能在衰退期被用作鼓励基础设施投资和产业升级的工具。中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反周期时期，对利率的使用并不充分。
（三）金融发展
人们普遍认为，金融系统的发展对于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约束之一是缺乏资本积累。早在1973年，麦金农和肖认为发展中国家资本不足的主要原因是金融抑制，解除金融抑制的措施是金融深化的政策主张。新结构经济学原则上也同意麦金农和肖对金融抑制的分析和金融深化的政策主张，但是，强调金融深化与产业政策的关系，强调金融体系的重要性。
（四）外国资本
发展经济学的多数学派都赞同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刘易斯说：“几乎每一个发达国家在其发展的早期阶段都要以国外资金援助来补充自己的储蓄的不足。”[8]钱纳理和斯特劳特提出了著名的两缺口模型，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储蓄与投资缺口（I—S），外汇缺口就是进口缺口和出口缺口（M—X）。解决两缺口的积极方法就是利用外资。新古典经济学充分估计了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的积极面，同时仍然对外资的消极面保持着警惕。麦金农说，“经验表明，外国资金可能要比国内的原生资金更难实施合理的管理。”[9]新结构经济学不但同意这些分析，而且对外资积极性的估计更充分。其实，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利用外资当然有积极的一面，看不到这一点是不正确的，然而，看不到外资也有消极的一面，比如控制发展中国家的某些关键性的产业部门，从而可能会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这是值得考虑的。[10]
（五）贸易政策，主要是对外贸易政策
激进主义经济发展理论认为，与全球经济相融合必然会固化现有的世界权力体系，在这个权力体系下，西方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主宰发展中国家并剥削其经济。20世纪80年代开始，新古典主义主张扩大对外开放，实行对外自由化，抛弃对国内幼稚产业的保护。新结构经济学赞同新古典主义的观点。实际上，对发展中国家要不要保护幼稚产业的政策主张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笔者认为，关键在于保持保护幼稚产业的度。如果保护不足，国内的民族产业难以发展；如果保护过度，国内产业不思进取，发展不会很快。从这个角度来看，新结构经济学没有提到幼稚产业的保护问题，可能是一个不足。
（六）人的发展
经济学家早就讨论过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起草的《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阿马蒂亚·森1999年出版的《以自由看待的发展》一书，讨论了人的自由与发展的关系，提出了两个命题：第一，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第二，自由是促进发展的不可缺少的手段。但是，旧结构经济学几乎没有涉及人的发展这个命题。新结构经济学涉及人的发展，然而只讨论到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只是人的发展的一个方面，远不是全部内容。新结构经济学关于人的发展的看法，相对于旧结构经济学可以说是新观点，但与经济学传统来看，好像不能认为是新观点。
三 新结构经济学的若干理论难点
新结构经济学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观点，但也存在着一些理论难点，有待于继续探讨。笔者提出自己的不成熟的看法，就正于同行学者。
（一）对发展中国家资本筹措的研究可能有所忽视
新结构经济学只是笼统地提到资源禀赋，而没有谈到资本。资源包括土地（包括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包括物质和人力资本），以及基础设施（包括硬件和软件）。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禀赋的一个特征是资本短缺和劳动力丰富，发达国家资源禀赋的一个特征是资本充裕和劳动力相对短缺。这些内容显然不是资本问题的全部内容。
发展经济学的各个学派都充分重视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刘易斯认为，“经济发展理论的中心问题是去理解一个由原先的储蓄和投资占不到国民收入的4%或5%的社会本身变为一个自愿储蓄增加到国民收入12%—15%以上的经济的过程。它之所以是中心问题，是因为经济发展的中心事实是迅速的资本积累（包括用资本的知识和技术）。”[11]麦金农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一个以银行体系为中心的有活力的国内资本市场，可能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极有效的发动机。”[12]旧结构经济学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发展理论都认为资本是“经济发展的中心”、经济发展的“极有效的发动机”，充分说明资本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在发展经济学中处于十分重要的理论地位。
发展经济学家对不同社会性质、不同历史时期国家筹措资本的不同途径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得出了一些有重要影响的结论。纳克斯认为，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低，因而储蓄水平低；由于储蓄水平低，因而资本供给不足。由此概括成发展中国家因为穷所以穷，被概括成“贫穷的恶性循环”，看不到穷国能筹措资本实现经济发展的可能。刘易斯冷静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筹措资本的可能性，认为发展中国家筹措资本有两个来源：一是国内筹措；二是利用外资。
中国在工业化资本的筹集方面有丰富经验和惨痛教训需要总结和研究，这是发展经济学的重要课题。在斯大林工业化模式中，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筹措资本受到严重的束缚，不能利用外资，不能动员国内民间资本，只有国家筹措资本。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由于受斯大林工业化模式的影响，只能通过“剪刀差”的方式从农业部门筹措资本，结果把农民挖得很苦，导致农业发展极其缓慢；筹措到的资本全部集中在国家手里，只能办国有企业，这样工业发展的速度也不快。改革开放以来提出了新思路：动员国内民间资本，通过资本市场筹措资本，利用外资。新思路很快解决了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本问题，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发挥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资本筹措的途径和方式是有其特色的。新结构经济学没有就资本的筹措问题展开研究，更没有注意到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筹措资本的特色和经验，显然是一个不足。
（二）旧结构经济学外延的界定并不十分清晰
20世纪70年代初，钱纳理首创发展经济学的流派研究，分为新古典学派、新马克思学派和结构学派三大派。金德尔伯格、赫里克和托达罗都对发展经济学进行流派研究，提出了新的流派划分方法，中国一些学者也进行了发展经济学的流派研究。笔者把发展经济学分成五派：结构主义、新古典主义、激进主义或者新马克思主义、新古典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增长线性阶段理论。[13]从时间上说，结构主义从20世纪40年代兴盛到七八十年衰落，从七八十年代开始引入新古典主义研究经济发展，形成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同时，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形成了激进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线性阶段理论和新古典发展经济学，这几个学派几十年里时起时伏。笔者与多数学者理解的结构主义，与林毅夫的理解可能不太一样，为了不致误解，笔者把多数学者理解的结构主义称为狭义结构主义，林毅夫的结构经济学称为广义结构经济学。
新结构经济学关于旧结构主义或者旧结构经济学外延的界定并不十分清晰。从涉及的内容来看，好像把新结构经济学提出以前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或者说五个流派理论都称旧结构经济学。狭义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只包括罗森斯坦—罗丹、纳克斯、莱宾斯、刘易斯、缪尔达尔、辛格、钱纳理等发展经济学早期的一些著名学者。广义结构经济学，不但包括狭义结构主义，而且把新古典主义、新兴古典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增长线性阶段理论都归入旧结构经济学。林毅夫讨论早期结构经济学的经典文献就包括罗斯托1960年的《经济增长的阶段》，以及激进主义的“中心—外围”体系理论。只有激进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一派，把世界经济描述为“中心—外围”体系，而其他学派，只有在特殊的场合才偶然提到这个体系。比如，刘易斯为了批评激进主义的观点，才提到“中心—外围”体系这个理论模式。
在发展经济学内部，不同学派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有很大分歧，对某些问题的看法甚至是对立的。普雷维什认为，他与新古典主义有四个方面的分歧：对剩余和利润关系的理解；对竞争的看法；对市场作用的看法；对国际经济关系的看法不同。普雷维什为发展中国家辩护，认为发展中国家在贸易条件恶化的条件下，实行进口替代战略是不得已的做法。新古典主义经济发展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执行进口替代战略，必然导致封闭，主张引入跨国公司参与竞争。激进主义认为，在“中心—外围”体系下，处于外围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之所以缓慢，原因是受到中心国家的剥削。所以，资本主义是发展中国家不发展的根本原因。刘易斯连外围国家经济发展缓慢这个事实都不承认。竟然把发展中国家19世纪后期的经济发展速度与以前一千年的经济发展速度相比，得出19世纪后半期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甚至比发达国家快的结论。从而进一步得出核心国对外围国家不但没有剥削，而且对外围国家的发展作出了技术、资源和市场三个方面的重要贡献的结论。[14]
发展经济学的不同学派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不同，甚至完全对立。把这些学派捏在一起，统称为旧结构经济学，可能是需要推敲的。
（三）新结构经济学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关系有待说清楚
林毅夫看到了旧结构经济学理论的基本特征，不是重视产业结构或经济结构，而是过分重视了所谓市场失灵，甚至主张使用计划来配置资源。比如刘易斯认为，政府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的职能有九项之多：“维持公共服务，影响态度，形成经济制度，影响资源的使用，影响收入分配，控制货币量，控制波动，确保充分就业以及影响投资水平。”提出“经济增长悖论”，政府进行活动的范围，在不发达经济中比在发达经济中还要广泛。另外，不发达国家政府在承担这一广泛职能方面比发达国家政府无能。[15]
新古典学派看到了旧结构经济学的根本性缺陷，主张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对新古典学派来说，自由放任成了一种教条，自由贸易的利益成了一种信仰。经济学被说成是研究稀少资源在各种可供选择用途中的分配，从中得到的教训是，要是政府不干预经济活动，自由企业将会按照最有利于整个社会的方式来分配资源。”[16]把新古典经济学引入发展经济学，形成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发展理论。新古典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像教条一样相信，只要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就能实现优化，就能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所以，旧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在不少问题上是对立的。
新结构经济学也相信，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的作用，政府只是发挥积极作用。新结构经济学与旧结构经济学在市场理论问题上的看法好像是对立的，因而成为两个流派。那么，新结构经济学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发展理论是两家还是一家？林毅夫说，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可称为“关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结构及其变迁的一个新古典框架。”[17]提出新结构经济学的三个要点，以示与新古典框架的区别。其实，只有关于资源禀赋与产业对应的第一点才是新结构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相区别的新内容。关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第三点不过是坚持了新古典主义的一个教条。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可以把新结构经济学看成新古典主义经济发展理论流派的一个小派别，或许不一定完全毫无道理。其实只有这样，才可以解决旧结构经济学外延过宽的问题。但这样理解的话，新结构经济学的提出不一定成为发展经济学第三波理论出现的标志，而是出现了一个比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温和一点的新流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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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杨永华：《发展经济学流派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6］杨永华：《中国经济腾飞的楷模——广东工业化模式》，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年版。
（杨永华：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1]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经济学（季刊）》2010年第4期。林毅夫：《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页。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页。理论创新的第二第三点出处不再注明。
[2] 西奥多·W.舒尔茨：《报酬递增的源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1页。
[3] 杨永华：《中国经济腾飞的楷模——广东工业化模式》，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年版，第169—172页。
[4] Yang Yong-hua，New Features of Urban Economic Relations in Guangdong Province，《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1995年第3期。
[5] 《斯大林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12页。
[6]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页。
[7] 杨永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8] 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7页。
[9] 罗纳德·I.麦金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和资本》，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94页。
[10] 杨永华等：《利用外资和维持国家经济安全》，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年版。
[11] 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
[12] 罗纳德·I.麦金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50页。
[13] 杨永华：《发展经济学流派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6页。
[14] 阿瑟·刘易斯：《增长与波动》，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4—25页。
[15] W.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76、483页。
[16] 琼·罗宾逊、约翰·伊特韦尔：《现代经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61页。
[17]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