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长期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把自己定义为“经济学是把人类行为当作目的与具有各种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的一种关系来研究的一种科学”（罗宾斯，2000）。而其主要方法就是应用最优化原理和均衡原理来研究在资源总量受到约束情况下如何使资源配置即资源在各种不同用途上实现最优。在这种研究中，往往把经济活动主体所依托的空间和时间都抽象掉了，把经济主体的选择定格为一个点上的一瞬间的配置行为，局限于一种零空间静态分析。
一切都源于经济学研究中抽象演绎法所遇到的数学模型化困难。在亚当·斯密那里，抽象演绎法和历史归纳法是并存并重的。他继承了英国经验主义哲学传统，并吸收了法国理性主义哲学思潮，通过对各国各时期经济史的描述和分析，经过从个别到一般的归纳推理，在归纳出几个较少的抽象概念基础上，又通过从一般到个别的演绎推理，建立起古典经济学的逻辑体系。斯密的研究方法被马尔萨斯、萨伊和马克思等人继承。但斯密的另一个伟大继承者李嘉图则抛弃了历史归纳方法，将抽象演绎方法的使用发挥到了极致。李嘉图的抽象演绎推动着经济学走向了只凭几条公理或假设去推演结论的高度抽象化、数理化的模型化方法。为了适应抽象演绎的需要，或者说限于当时所能掌握的数学工具，必须作出一些脱离实际的苛刻假设，才能将研究对象模型化。因此，他在研究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经济关系时，假设没有运输成本，用比较成本和地租概念把不同地区间的空间差异转化为土地生产力和劳动生产力的差异，从而把空间因素在经济理论研究中抽象掉了。在后来的一般均衡模型中，阿罗、德布鲁等经济学家则通过假设规模报酬不变和经济活动的各向同质，把同样物品在不同空间点的交易行为视为不同物品的交易，从而把空间因素对交易的影响“考虑”到或者排除掉。
马歇尔（1964）在他的著作中虽然一再强调“经济学家的目标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1]，但经济生物学是要考虑时间的，不过由于“时间因素是经济学上许多最大的困难的根源”[2]，所以，由他开创的新古典经济学分析长期以来局限在静态均衡框架内，把时间因素也搁置在一边了。当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时，新古典增长经济学家通过跨期消费方式把时间因素纳入经济学，建立了经济资源在时间上如何配置的分析框架，但仍然是在报酬不变的假设下追求一条均衡增长路径。报酬不变的竞争性市场自身不能带来经济增长，因此，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增长”需要求助于外生的技术进步，它不能从新古典增长模型本身得到说明。事实上，符合规模报酬不变的完全竞争厂商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不可能发展壮大。只有具备一定垄断性的企业才能有自身实现技术进步的可能性，这依赖于垄断所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性质。但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家在建立具有报酬递增性质的不完全市场结构模型方面遇到了多重均衡解的困境而一直没有突破。
20世纪70年代，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在市场结构理论研究上获得了突破。他们建立了一个分析不完全竞争市场一般均衡模型，即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简称D—S模型）。在该模型基础上，不需先验地假设外部经济的存在性，从经济主体的自利性行为本身就可以建立具有报酬递增性质的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模型。20世纪八九十年代，借助于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时间上的报酬递增和空间上的报酬递增模型相继建立。以罗默为代表的内生增长理论注意到报酬递增对于理解经济长期增长的巨大意义，把时间上的报酬递增纳入到增长模型中。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把空间上的报酬递增纳入到标准经济学模型中，完成了对经济资源在空间配置上的主流经济学分析。
二
经济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增长都是一种报酬递增现象。报酬不变的假设产生不了增长，只能维持现状。经济增长不仅在时间上，而且在空间上都因报酬递增而表现出不平衡的特征。经济增长本身就体现为一个报酬递增的过程。创新和城市化带来报酬递增，进而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人们对报酬递增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
从亚当·斯密论述“制针工厂”中的分工能够导致报酬递增，到马歇尔的外部经济能够带来报酬递增，再到阿伦杨格累积因果导致报酬递增，都没有将报酬递增模型化。斯密的分工实现递增报酬的思想需要求助于外生的市场范围，而杨格的“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分工”则指出了报酬递增的内生性。杨格将市场范围大小内生于分工发展之中，劳动及产业分工、迂回生产的加深、市场范围的扩大三者是一个相互加强、自我演化的过程。扬格的思想显示了一种报酬递增的动态性质。但由于杨格英年早逝，他并没有来得及将他的思想模型化。
马歇尔认识到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都能带来递增的报酬，但内部规模经济的存在必然导致垄断，这与经济均衡思想不相容，也与当时缺乏相适应的数学工具有关。马歇尔避开了内部经济，而用一个代表性企业的平均水平拉平了企业之间由于规模不同而产生的差异，实际上假定企业之间存在无差别的竞争。马歇尔用外部经济变动来解释企业的增长，假设外部经济能够作用于所有企业。
斯密虽然提出了劳动分工带来递增的报酬，但劳动分工的含义究竟是什么，斯密并没有清晰地解释，留给后人进一步研究的空间。罗默等人认为分工是指品种多样化，贝克尔、墨菲、杨小凯等人认为分工是指专业化。本书作者认为，斯密的分工与递增报酬之间的联系渠道实际上可以区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产品的创新，一个是工艺的创新。品种多样化是产品创新，生产专业化是工艺组织创新。
罗默等人沿着马歇尔、张伯伦、阿罗、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等人的思路前行，对报酬递增的产生进行了模型化。第一步仍是沿用外部经济的做法，把阿罗的“干中学”概念纳入竞争性均衡分析框架，假定私人企业投资于研究与开发会带来新知识的产出，新知识的生产是报酬递减的。但由于新知识既包含企业特定的私人知识，又包含通用性质的公共知识。公共知识随着产品的被使用、劳动者的流动、供应商之间的联系会扩散到全局经济中。每个企业的研究开发投资都对公共知识的积累做出贡献，因而公共知识的存量是不断增加的。企业使用私人知识、公共知识和其他要素生产消费品，由于公共知识正的外部性，使私人企业消费品生产函数具有报酬递增性质。罗默在外部性、新知识生产报酬递减性、消费品生产递增性三个假定下构造了一个与竞争均衡相容的报酬递增框架。
对于斯密定理，斯蒂格勒曾有这样的评论：“如果确是市场容量限制了劳动分工，那么典型的产业结构就必定是垄断；如果典型的产业结构是竞争，那么这一定理就是错误的，或无重要意义的。这两种情况都难以否认。”[3]现实中这两种情况并非难以否认，典型的产业结构并非是完全竞争的，而是垄断竞争的，斯密定理也不是错误的。因此，罗默在后来的研究中对报酬递增的处理采用了更加符合现实情况的垄断竞争市场结构。罗默借鉴迪克希特——斯蒂格利茨模型，并结合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构造了一个包含中间产品部门的内生创新增长模型。该模型将技术进步带来的报酬递增放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框架内，将中间产品数目的增加作为技术进步表现形式，每一项中间产品都由一个垄断厂商独家生产，由此产生规模报酬递增，递增的报酬形成垄断者的垄断租金，这个垄断租金用来补偿开发中间产品的固定成本。罗默模型后来又经过豪威特、格罗斯曼等人的发展，使报酬递增与技术在时间上的积累很好地联系起来。
对于试图在新古典框架内解决报酬递增问题的研究者而言，静态的自由竞争和动态的垄断竞争是经济演化的两种力量。创新行为将产生垄断者，创新不断，垄断不断。垄断竞争带来的递增报酬吸引了大量学习者和模仿者。他们的加入使技术在社会不断扩散，将垄断竞争优势在社会中均等化，带来了经济的增长，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福利。当一项创新技术在社会上得到广泛扩散，则使用这项技术的企业不会获得垄断地位，自由竞争的情形近似出现，现存资源将得到充分有效使用，自由竞争是在既定技术水平下的边际报酬递减下的竞争。垄断竞争伴随资本的扩张，是由增量资本带来的活动。自由竞争是存量资本之间的竞争。
杨小凯等人沿着阿伦杨格的思想返回到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传统。杨小凯将分工视为专业化，分工的扩大体现为专业化程度的加深，体现为个人投入某一项经济活动的时间增加。杨小凯假定个人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消费决策和生产决策是由同一主体做出的，从而抛弃了新古典的消费和生产各自独立决策的二分法，创立了新兴古典经济学派。新兴古典经济学派强调的是专业化经济，是范围经济。杨小凯假定个人的消费是由其生产能力决定的，购买力等于生产力，需求由供给决定，因而，市场范围大小内生于个人的消费和生产决策之中。
实际上，杨小凯的专业化分工模型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杨小凯的模型设计了一个指数型的报酬递增生产函数，个人生产某种产品的产量是该人投入该项专业化产品的劳动份额的指数函数和个人的产出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自用，另一部分售卖给他人用于交换，他假定每一个人的售卖量也就是他的购买量，因而市场是出清的。经济产出将随专业化程度的加深而递增，边际生产率随投入到某一专业化产品的劳动份额增大而递增。杨小凯认为，专业化能力的获得是需要学习和经验积累的，它不能在个人之间迅速传播和获得，个人必须分配一定的时间资源去获得专业化技能，因而即使个人专门于一项生产活动，其投入的时间份额也是小于1的，即报酬递增不是无限的，而是局部的、有限的。
布莱恩阿瑟等人沿着罗丹（1943）、缪尔达尔（1957）、赫尔希曼（1958）等人的不均衡思想前行，分析现实经济生活中的报酬递增现象，并用路径依赖和正反馈等概念描述报酬递增机制，尝试用非线性随机进程理论把报酬递增规律数学模型化，以便让主流经济学接受它。
三
本书提出经济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表现形态和宇宙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表现形态一样，都是不均衡的主要观点后，考察了时间上的报酬递增思想在经济学说史上的演进及其发展方向；重点研究了经济资源和创新活动在空间上的不均衡分布和集聚现象及其背后的报酬递增机制；并以我国城市化发展以及自主创新的理论及实践为背景，从报酬递增的角度分析我国城市化和创新的集聚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政策含义。
本书继承了内生经济增长和空间经济学两个领域的理论发展，并把城市化和创新行为的空间表现形式纳入主流经济学框架中，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建立在迪克西特—斯蒂克利茨不完全竞争模型基础上的产业组织理论、新贸易理论、新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思想和研究方法。
本书内容包括八章。
第一章讨论了经济活动在时间上的报酬递增性质，揭示了经济增长就是一个报酬递增的过程，勾画出了报酬递增研究的历史线索及目前的四条主要路径。一是基于外部性的报酬递增研究路线；二是基于内部规模经济的垄断竞争模型的报酬递增研究路线；三是基于内生专业化分工的报酬递增研究路线；四是基于非均衡的正反馈和路径依赖思想的报酬递增研究路线。
第二章讨论了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报酬递增性质，探讨了经济活动空间不均衡分布的解释性框架。报酬递增是经济活动集聚的向心力，产生报酬递增的源泉有许多，创新和城市化是产生报酬递增的最重要源泉。新增长理论对报酬递增与创新之间的关系从时间维度已做了深入探讨，但在空间维度上探讨创新、城市化和报酬递增之间联系的研究目前还不充分，本书试图在已有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此进行探索。
第三章讨论了创新的集聚分布提高了创新生产力的机理，并分析了促进创新活动集聚的理论条件。
第四章讨论了空间因素对经济活动的影响的度量方法，指出了空间计量模型的未来发展方向。
第五章回顾了中国城市化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城市化实践的概况，预测了未来发展方向。
第六章定量分析了21世纪以来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的城市化空间格局演变及其与区域经济增长的联系。
第七章定量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省级区域创新空间分布的演变，得出创新集聚推动创新生产力的结论。
第八章定量分析了中国2000年以来创新产出的影响因素，指出中国创新的内生性在提高。特别是由于考虑创新活动的空间溢出效应，结论比以往研究更为可信。
[1]［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朱志泰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8页。
[2]同上书，第128页。
[3]［美］施蒂格勒：《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9年版，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