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及其重要假设

计划经济体制也称为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中央集权经济体制，是由中央计划管理部门垄断社会资源的配置权，通过国家逐级下达计划的行政方式进行社会资源配置的经济运行机制，由国家或政府决定“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等三个经济问题。“这种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完全不同。也就是说，纯粹集权经济的特点是经济资源由国家所有和（或）控制以及集中计划。有关生产什么和怎样生产的决策，由中央管理当局作出并通过有约束力的指令传达给生产者。在中央集权化决策的情况下，其他决策协调办法例如依赖市场的决策协调是不必要的。”[2]从理论上看，完全的社会公有制、完全的集中计划和按劳分配，是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三大基本要素。如托马斯·莫瓦所说，“生产资料的广泛国有化，不仅是实行全国计划的先决条件和基础，而且反过来也需要政府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确定国家重点并协调全国各经济部门的生产，是实行国有化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同时，国有化资源的分配与再分配，也要求中央作出决策和制定方针政策”。[3]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实际上暗含着一系列极为重要的假设。按照胡汝银等的归纳，[4]这些假设包括：

第一，信息是完全的，如果信息费用不为零，至少也是足够低的。完全信息假定意味着中央计划机构可以获得消费者偏好、产品生产函数和要素贡献（特别是劳动贡献）这三个方面的全部信息，意味着计划者拥有完备的信息结构，不存在任何非公开的私人信息，从而，计划制订者能够掌握计划执行者所拥有的全部信息；意味着计划经济决策者即使在不确定的世界中，也知道每个变量的概率分布，知道生产要素、价格与投入产出之间各种形式的可能组合配置，他们在任何时点都能了解各种产品的供求状态；意味着中央计划机构能够避免任何计划决策失误，从而不存在承担财务上的盈亏责任问题。完全信息和信息费用接近于零，共同产生了完全的集中计划，使得计划边界能够没有约束地涵盖全部经济活动。

第二，在按劳分配规则下，激励是完全相容的，即个体利益的增进正好与社会利益最大化目标相吻合，个人追求的目标和计划经济追求的目标完全一致。

第三，实物经济条件下的生产是需求导向，且供给与需求普遍相等，供需之间达到平衡，整个经济始终处于瓦尔拉一般均衡状态。

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不同于市场经济体制资源配置机制的经济激励与约束结构，与之相应，计划经济体制也内涵着不同于市场经济体制的人性假定模型。事实上，上述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理论模型的三个假定，即“信息是完全的”、“在按劳分配规则下，激励是完全相容的”、“实物经济条件下的生产是需求导向的”，已经包含着两个十分重要的人性假定，即“完全理性假定”和“道德人假定”。

（1）完全理性假定。作为计划经济完全信息假定的一个自然推论，就是计划经济的制定者和管理者必须具有完全理性。所谓理性一词，源于希腊文logos（逻各斯），具有规律、思想、言语等含义。简单而言，现代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就是每个人都能通过成本和收益或趋利避害原则来对面临的一切机会和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优化选择。用西蒙的话说，理性是指人们具有关于他所处环境的完备知识，有稳定的和条理清楚的偏好，有很强的计算能力，从而使他选中的方案自然达到其偏好尺度的最高点。路斯和莱法则从博弈理论的逻辑出发，把理性定义为：“在两种可供选择的方法中，博弈者选择能产生较合乎自己偏好的结果的方法，或者用效用函数的术语来说，他将试图使自己的预期效用最大化。”“完全理性”的假定，是一种对人类理性能力的“乐观主义”看法。西蒙认为，“完全理性”或“客观理性”、“绝对意义上的理性”原则，包含了下列四个先决条件：“第一，存在着数种可以相互替代的行为类别；第二，每一类行为都能够产生明确的结果；第三，经济主体行为产生的结果拥有充分的信息或情报；第四，经济主体拥有一套确定的偏好程序表，以便让他依据自己的所好来选择自己认为适当的行为。”[5]按照完全理性假定，决策者总是具有敏锐的眼光，可以像计算机一样在数秒之内从事无穷尽的计算步骤，对面前的一切都能深思熟虑，同时也不受感性因素对选择的干扰。他不仅明白地了解自身当下面临的各种选择范围，通晓资源、交易伙伴和环境等情况；而且可以预测未来，对未来的选择余地也了如指掌。决策者知道可能选择的策略所导致的可能后果，选择结果具有描述不变性、程序不变性和前后关系独立性，不存在不确定性，即使存在不确定性，至少也能给未来的可能状态确定一个联合概率分布。他协调了或者说权衡了一切互有冲突的局部价值，并把它们综合到单一的效用函数之中，按照对它们的偏好来排列所有未来可能状态的优劣次序。[6]这意味着拥有完全理性的决策者是全知的，具有超凡的洞察能力并且不会失败的。

完全的计划经济内在地要求计划者必须具有无限扩大的认知能力、具有充分的计算能力与信息收集和处理能力。如果计划者要制订准确的计划，就必须掌握全社会每个企业的生产函数、劳动力品质、资本存量、社会资源的约束和生产可能性，同时，也必须掌握全社会每个消费者的需求偏好及其需求数量等完全充分的信息。在获得完全充分信息的同时，还必须有效、合理地及时处理和集中上亿万计的信息维数并计算出合理选择的可能结果，精确地计算每一种结果对社会的预期效用，始终作出前后一贯的选择，其选择总是能达到社会的效用或社会福利最大化。如林德布洛姆所说，“说至少有几个人具有智能去设计正确的制度和政策，就是说他们对社会组织和社会变革问题能有一个综合的集中的总的看法。他们了解各部分的相互联系，从而他们能够处理各部分的相互联系；为了协调，需要有集中统一的控制”。[7]这就只能求助于计划者的无限能力或“完全理性”（“客观理性”、“绝对意义上的理性”）这个隐含的假设了。所以，很明显，在完全计划经济的模式里，与信息费用为零假设共存的，必然有一个关于计划经济管理者具有无限的或完全理性的假设。也就是说，面对现代社会经济领域庞大的信息流量，计划经济决策者必须被假定为具有无限扩大的认知能力、处理能力和计算能力，[8]即被假定为具有全知全能的本领，其决策方案可以实现最大化。

（2）道德人假定。除了决策者完全“理性假定”以外，完全的计划经济还内在地暗含着“道德人假定”，内在地要求经济行为主体必须具有道德人的人格。“道德人假定”相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有理性、会计算并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假定。在《道德情操论》中，亚当·斯密阐述了不同于经济人并体现人的道德性的人性中的另外三个方面：同情心、正义感（合宜感）、行为的利他主义倾向。斯密的这一思想，后来被发展成“道德人假定”理论。按照这一假定，道德人能够承担对组织、对社会或他人的道德义务和责任，并且能够以道德自律的方式进行自我治理或管理，总是把提高社会或他人利益或改进社会福利作为自身最高的追求。道德人内在地暗含在计划经济体制的逻辑里。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逻辑，就是“社会经济行为主体之间不存在任何经济利益的差别和冲突，他们是在思想、道德上充分发展和完善的个人，个人也不再是经济人，个人需要与社会的需要完全一致，甚至能够服从社会的需要”。[9]计划经济体制之逻辑整体，要求用精神激励替代物质刺激，用激发思想觉悟替代经济利益导向，导出经济主体有活力、负责任的良性经济行为，实现个人目标和计划经济目标的“激励相容”。

因此，计划经济内在地要求其行为主体具有与经济人相反的道德人的本质特征，即不计报酬，不计个人得失、完全利他主义倾向，出于某种高尚情操而无私奉献，使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一致，个人目标与社会目标相一致，自身偏好与社会福利偏好相一致。更关键的是，道德人的假定也要求计划决策者必须代表全体国民的利益，因此其在安排生产时，必须以全民的福利为依据。这就不仅要求社会个体，更要求计划经济决策者和管理者，必须是“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纯粹的人”。然而，按照周建漳的看法，义务、奉献在先的道德人行为的普遍与持久化必须满足一个十分苛刻的条件，即“合作群体中不允许有任何一个人有任何与公共利益目标不一致的行为。一旦此中出现了一个，甚至仅仅是怀疑有一个混在‘众人拾柴’队伍中的‘搭便车者’，其行为就会很快‘传染’、‘扩散’，人心浮动，直至合作瓦解”。[10]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道德人的人性假定是计划经济体制有效运作的基本前提，但是，现实中的个人却是有利益追求的（不排除少数人可能例外）。马克思曾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1]“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2]事实上，在现实中，与计划经济体制相一致的道德人并非是现成的、大批量的存在，而必然是对于现实中大量自利理性的经济人回炉改造的一种结果。“逃避义务、机会主义和外部性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一样普遍存在。”[13]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单位组织和人民公社组织中泡病号、出勤不出力、磨洋工等现象都可以被看成个人对利益追求受到扭曲的结果。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思想文化运动的实际历程，人们不难从中辨认出一条抑制和改造自利理性的经济人，以实现个人目标和计划经济目标“激励相容”的清楚线索。尤其是1957年以来的思想改造过程，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不断地压抑个人对利益追求、塑造毫无自利之心的道德人的过程。在这种宏观社会背景下，勤俭大队种田人之“学好用好哲学”事件，就可以被视为把现实中大量自利理性的经济人回炉改造成与计划经济体制和人民公社组织相一致的道德人的生动、典型的案例。据1970年8月16日《人民日报》的短评，勤俭大队是被作为“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哲学思想群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一个先进单位”而向全国宣传的。浙江省革命委员会也曾发出通知，要求全省“向江山县勤俭大队学习，进一步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哲学思想群众运动新高潮”。[14]从当时的材料看，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勤俭大队尽管是政治上的“先进单位”，但社员也面临着较大的生存压力。比如，“1967年秋，一百多天没下雨，粮食严重减产，发生口粮困难”。大家“修水库，挖白田，大种秋菜和小麦，向老天夺粮”。同时，勒紧裤带，“抓紧节约用粮，计划用粮”。据说，1968年“粮食获得了大丰收，每人平均口粮比1967年多95斤”，但是，“到1969年春天，有的社员粮食不够吃，动用了队里6千斤储备粮”。[15]在温饱尚成问题的情况下，可以想见，勤俭大队的一些社员“私心杂念”也是比较严重的。“有些社员原来认为，‘农民嘛，有点私心，搞点小私有，没啥关系’。”“过去集体收了花生、桕子以后，有的妇女、小孩到地里把一些零落的花生粒、桕子粒拣回家去，并且认为这是合理的。”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私心杂念”自然会成为“扑灭”的对象。勤俭大队独特的“扑灭”方法，就是学哲学。“学了哲学以后，大家懂得了量变到质变的道理，认识到对于资产阶级的‘私’字决不能小看。有的贫下中农说，‘一块番薯，开始时有一点烂，还是番薯，但是不及时处理，就要越烂越大，大部分烂了，就起了质的变化，变成烂番薯了。’”“现在认识到拣回家的不是几颗花生、桕子的问题，而是拣回了自私自利思想。因此，都自觉交回了集体。很多社员在挖荸荠时，捉到了几条泥鳅，也交给集体畜牧场喂猪。”[16]勤俭大队第八生产队“为了抵制资本主义倾向，定立了一系列规定。例如，国家统购的农副产品，不准多留多分，不准自由买卖，不准高价出售，等等。‘大门关得紧，歪风吹不进’。以为这样一来就万事大吉了”。尽管如此，“问题”还是出现了。“生产队买化肥要一笔钱，有个别人就提出把花生拿去卖高价，还说什么‘国家任务一斤不少，集体种子也留足了，余下的多卖点钱，既增加社员收入，又解决买化肥的资金，有什么不好？’”结果，就挑起花生卖高价去了。后来，也“有人用低价柴火向我队换高价鱼”。但是，不久以后，这种符合有理性、会计算并追求利益最大化之经济人精神的自主谋生意愿，就被上纲上线为“两条路线斗争”问题，而受到了相当严厉的批判。“有的贫下中农说，‘自由买卖’是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腐蚀我们的迷魂药，如果中了他的毒，钱是多了，路却歪了。有的说，增加的不是钱而是私心，发展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17]

这种把自利理性的“经济人”改造成与计划经济体制和人民公社组织相一致的“道德人”的尝试，以解决计划经济体制下个人目标和社会目标的“激励相容”问题，在改革开放之前的浙江全省以及全国范围之内，可以说一直没有停止过，只是勤俭大队采取了让种田人“学好用好哲学”这种特殊的方法并且比较典型罢了。比如，1958年的河北省，人们认为，经过整风，“很多人在为实现共同跃进的愿望中，把别人的困难看作自己的困难，把别人的幸福看作自己的幸福”。“工业部门和商业部门之间的关系也起了很大的变化，过去他们在处理相互关系时，由于本位主义、个人主义思想支配下，只计小利，不算大账，只见钱，不见政治，经常无休止地‘扯皮’。经过整风之后，工商之间由争利变为让利，由‘扯皮’变为协作了。石家庄市百货批发站给针织厂的产品核价后，工厂又主动降低5％。商业部门的人员说，‘你不信工，我也不信商，咱们都信国了’。双方主动安排了产销协作，一个要多产，一个要多销。这说明了，以‘虚’带‘实’，思想通了，就会‘一通百通’。”[18]显然，只要把“只计小利，不算大账，只见钱，不见政治”的“本位主义”、“个人主义”之自利理性的经济人改造成“把别人的困难看作自己的困难，把别人的幸福看作自己的幸福”的纯粹利他的道德人，就能降低经济领域的“扯皮”成本等交易费用，实现个人目标和计划经济目标的“激励相容”，进而提高计划经济的运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