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恽氏文学世家崛起的象征
——恽绍芳的《林居集》、《考盘集》
一 恽绍芳生平
恽绍芳（1518—1579），字光世，号少南，明武进人，恽氏南分第五十九世。其父恽训，号南阳，邑庠生。恽绍芳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以不阿权贵，未入词林。后授刑部主事，官湖广按察司佥事、福建布政司左参议等。为唐顺之门人，刻意为古文。著有《林居集》《考盘集》《少南先生文集》等。
有关恽绍芳进学、为官的历程，其孙恽厥初在《刻林居集述·缅惟》中云：“先大父少南公弱冠廪学宫，又六年领乡书，又四年成进士，为郎刑曹，佥事楚臬，参议闽藩，共十年。”[35]这一介绍难免粗略。恽绍芳在《考盘集》第四卷中有一篇《读略》对其求学经历有详细叙述；在《林居集》第七卷中有一篇《自志》，对其一生尤其是对仕途经历进行了专门回顾。
明武宗正德十三年（1518），恽训二十七岁时，恽绍芳出世。按照《读略》记载，父亲“既得予欢甚”。因世俗说绍芳“星命多幼滞，易母则吉”，于是父亲将绍芳“改育于叔母戚氏”，由此可见对其喜爱程度。七岁，绍芳入学，习读《易经》和诗书。九岁生了一场大病，父母与叔父、叔母“昼夜保抱携持，医祷百方，不时涕泣”。病愈后，家人怜爱，至冬恢复读书。父母虽爱之甚切，但对绍芳的学业却督之甚严。《读略》对此记载了两件事：一是嘉靖九年（1530），绍芳十三岁，皇帝下诏，将明伦大典颁发，郡国翻刻给学官弟子。父亲认为与举业无关，不传授给绍芳。绍芳私下偷偷诵之，于学堂所授篇目有所荒废，父亲“挞之流血”；二是嘉靖十二年（1533），绍芳十六岁，父亲每日对其所读策学进行考察，有“不能举其辞者，遂笞之数十，流血溃脓，旬日始复”。从这两件事中，我们可以明确地感受到父亲恽训对举业的重视，对子弟科举及第、光宗耀祖的殷殷期盼，这亦与恽训父亲去世过早，作为兄长需承担抚养弟妹的任务，无力读书进举有关。《读略》亦论及，叔祖恽釜辞官归田后，与恽训一起对绍芳“躬课其业”。在长辈的督促下，绍芳读书甚勤。再者，绍芳天资聪颖，“于书无所不览，过目辄成诵，刻意为古文，自成一家言”[36]。明朝毛宪撰《毗陵人品记》中亦称其：“性怛易豁达，喜读书，过目辄成诵，刻意为古文词，自成一家言。”[37]嘉靖二十二年（1543），绍芳中举，嘉靖二十六年（1547），绍芳中进士，从而完成了父亲向族叔公恽巍学习，科举及第的愿望。
绍芳中了进士后入了仕途，但仕途却不太美妙。绍芳在《自志》中自述，嘉靖二十六年（1547）至嘉靖二十九年（1550），绍芳为宪部郎，“宪部”即刑部。嘉靖三十年（1551），“出佥湖臬，巡荆西”，即做了湖广按察司佥事。在刑部时，绍芳与太仓王世贞、历城李攀龙友善，其出任湖广官员时，王世贞作《送恽比部光世擢湖广佥事序》[38]，李攀龙则作七律一首——《送恽员外按察郢中》：
醉拥骊驹不可留，送君花发凤凰楼。青春开府西陵色，到日登台北雁愁。寒雨远分荆楚望，白云无尽汉江流。共知人世悲难合，傥得隋珠莫暗投。[39]
此诗与李颀的《送魏万之京》在题材、内容、用语上都有相似之处，可以说李攀龙在一定程度上模仿了李颀的创作。作为送别诗，李攀龙既表达了别后朋友之间的思念之情，又抒发了希望友人不要明珠暗投的拳拳告诫之情。对于此任，绍芳在《自志》中有过一段描述：
荆西辖郢、郧二郡。郢，上汤沐邑，献皇帝后寝园，月出游衣冠地，虔奉弗懈。郧，新造亲王府。上遣中贵人出督，视帑金如泥沙。余力为节省，始不相协，其后渐知余介且直，竟以不忤。[40]
绍芳在郧地为官时，恰好当地在造亲王府。皇上派遣宦官督查，宦官视金如土，绍芳力谏节省，虽开始宦官不能理解，但慢慢知晓绍芳为人耿介正直，也因此没有忤逆他。从这件事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绍芳为社稷着想、节省用度之心，而且可以发现他不畏权贵的精神。但这种不畏权贵的精神，无疑会招致他人的不满，使其宦途多险阻。沔阳陈文烛撰《少南先生遗稿序》中论及绍芳在湖北时的遭际：“分宪荆西，会承天太守乃湖州人，多智而傲，直指论罢，乃反噬先生。同府人有权佞在当路，百计罢先生官。先生《志》中所云多文巧宦者，其人也。”[41]志趣不相投的人千方百计要罢绍芳的官。
嘉靖三十四年（1555），绍芳迁至福建布政司参议。在此任上，绍芳被废。关于其被废的原因，《自志》中并没有详细介绍。只是说：“是时，政以贿成，余又素寡结纳官，遂去居林下二十余年。”但绍芳耿介敢言的性格无疑是主要因素。父亲恽训期盼绍芳能金榜题名，光宗耀祖，但不会阿谀奉承、结党营私的绍芳最终也一如他的从祖后溪公恽釜一般，没能在仕途上一展身手，而是折翼而归。
退隐田园的日子，绍芳醉心于读书著作，与一般读书人往来唱答，追随明中叶著名散文家唐顺之，深受其创作理论的影响。“公晚岁从唐荆川先生游，居恒必曰：吾师云何。”[42]万历三年（1575），绍芳右足拇指忽然麻了数月，并沿左足逼心腹。此后，病情日益加剧。万历七年（1579），绍芳病逝。恽绍芳共有六子，其中，长子应龙，邑庠生；次子应侯，三子应雨，幼子应明均为太学生。其孙厥初（进士）、本初（内阁中书）和日初（太学生），皆为族中名人。
二《林居集》与《考盘集》
据恽宝惠所著《恽氏先世著述考略》记载，恽绍芳撰有《林居集》十二卷，《考盘集》四卷，《少南先生文集》十五卷，以及《少南自序年谱》。其中，《林居集》由其孙恽厥初刻于湖北臬署，所载多绍芳归田后所作，因此名之《林居集》。《考盘集》刻于《林居集》之后，载少年读书及所见闻，亦是其孙恽厥初所刻。二书均收入恽厥初所辑明朝崇祯二年（1629）家刻本《恽氏家集》十八卷中。而《少南先生文集》据恽宝惠考证，当为绍芳另一孙恽日初所辑，其中文字有已刻于《林居》、《考盘》两集者，其未刻者则仅见于此书留传。《少南自序年谱》一书今无留存，光绪《武进阳湖县志》卷二十八“艺文”中注明是书“存”[43]，当代《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卷八据此也提到此书，并说“疑明刊本集收有年谱，待访”[44]。但恽宝惠辑《恽氏家乘》中指出，“证诸传志及家乘均未述及有年谱也”[45]，并怀疑是否真有此书存在。现仅就《林居集》与《考盘集》，对绍芳所著进行分析探讨。
（一）《林居集》共十二卷，计古今诗一卷，序记四卷，志铭行状三卷，尺牍一卷，祭文一卷，表启词一卷，箴跋杂著一卷。
从文学价值看，《林居集》中的诗、集序、志铭文学价值最高，寿序、赠序、行状、表、词、赞、箴、跋、策问的文学价值普遍不高。祭文中，有一些为纪念亲人的，写出了真情实感，具有一定的文学美感。
《林居集》共载诗歌五十九首，其中有五言古诗六首、七言古诗六首、五言律诗十四首和七言律诗三十三首。七言律诗数量最多，成就亦最高。《林居集》多是绍芳归隐田园之后所作，因此其诗歌创作，除赠答之作外，多是有感而发，如五言古诗《有感》、《不寐》，五言律诗《雨过二首》，七言律诗《赤壁怀古》、《病谒》、《秋泛》等，皆为作者触景生情之作，或感慨人生苦短、壮志难酬；或悲叹贫病交加、夜不能寐。其中，七言律诗《自挽二首》写得最是情真意切：
风波历尽得身完，一节如水赋考盘。独步固知无愧影，对人只道未曾官。敢希疏传能捐赐，却羡庞公只遗安。为语儿曹休姗笑，向来家世本清寒。
身名何幸蹑丹梯，懒散人疑是姓嵇。岂有名山藏著述，却怜苦海自沉迷。孔颜妙义钻难入，释老玄关邈莫跻。从此反真何有憾，鹤胫凫足故难齐。
此二首抒发高洁志向的诗歌是绍芳总结一生的告白。第一首诗歌，诗人对于自己能及时从官场全身而退，保持了人格的完整感到无所遗憾。“家世本清寒”，为人所笑又怎样？其中，首联“风波历尽得身完，一节如水赋考盘”最能体现绍芳晚年的心情：虽经历官场风云，但人格健全，能无愧天下。“考盘”是《诗经·卫风》中的篇名。《毛诗序》曰：“考盘，刺庄公也。不能继先公之业，使贤者退而穷处。”[46]宋代朱熹《诗集传》则认为是“美贤者隐处涧谷之间”[47]。绍芳无疑是用了《诗集传》的说法。考，成也；盘，盘桓之意，言自得其乐。恽厥初为绍芳编刻诗集时，亦引用此句诗编了《考盘集》。第二首诗歌则自比嵇康，无心官场，返璞归真，渴望自然与真性情。这二首诗歌不仅对仗工整，且立意高远，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
读绍芳的《自挽二首》时，不能不读《林居集》中的《自志》一篇。两者结合，可当自传。且《自志》亦是《林居集》十四篇志铭中最出色的一篇。古人有给逝者写墓志铭的传统。墓志铭一般由志和铭两部分组成。“按志者，记也；铭者，名也。”[48]志多用散文撰写，叙述逝者的姓名、籍贯、生平事略；铭则用韵文概括全篇，主要是对逝者一生的评价。墓志铭一般是人去世后由他人所写，《林居集》中其余十三篇志铭均是绍芳为他人而写，《自志》却是绍芳写给自己的“志”。对此，绍芳的解释是，他担心自己死后靠儿子的力量不能求来名人替自己写墓志铭，因此不如自己来写。且“陶潜自挽，杜牧自志，吾敢希前贤哉”，绍芳认为此举亦是向陶潜、杜牧这些贤才学习。《自志》字数不多，仅四百余字，颇有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的余风。绍芳在《自志》中主要回顾了为官经历与退隐后的闲居生活，与《自挽二首》一样，表达了对林居生活的喜爱，并且对自己能始终保持一份耿介正直的个性而备感欣慰：“不问金谷，惟与五七缙绅为高会。坐花醉月，或至达曙。暇则好读书，鬻书无论古今，得必读，读必尽帙。”（《自志》）恽厥初在《刻林居集述·缅惟》中评述绍芳：
暇辄事古文辞，林居二十年无他好，食案、寝床、篮舆、舴艋、雨窗、雪几，无处非书，目阅手披，瞬息都遍，所居仅支风雨，问奇恒满，论辩倾座，传称敏而好学，公其人焉。然性格疏宕，即嗜书，而读竟辄置。生平著作更不存矣。[49]
乡野闲居二十年的绍芳除了读书没有什么爱好了，但对自己的所著却并不在意，因此许多著作没有能完好保存下来。
除诗歌与志铭外，最能体现绍芳文学追求的是集序。《林居集》共收集序六篇：《刘琐山遗稿序》《龙城乐育稿序》《东园见石册序》《珠湖傅氏谱序》《恽氏族谱后序》和《代苏松武举录序》。其中，《代苏松武举录序》文学价值不高，《珠湖傅氏谱序》和《恽氏族谱后序》则主要体现了绍芳对家族谱牒编纂的重视，以及对家族文化世代传承的深切关注：“是一人而为族千人师，一世而为族百世利也。是谱也，不有无穷之闻哉！”（《珠湖傅氏谱序》）《龙城乐育稿序》则是绍芳为龙城书院所编的教材写的序言，展示了绍芳对“育才”的高度重视：
有司者，为国植人，犹植谷也。士不乐业者，以劝惩无法。劝惩无法者，以淑匿混淆、林稗倒植。人才有盛，有不盛，系乎所倡久矣！《诗·菁菁者莪》，乐育才也，师不乐教育，虽有英才，不乐业也。[50]
绍芳一生以读书为乐事，且成才道路上遇到了多位良师，因此借此序重申教育的重要性，特别是“因材施教”的重要性，避免为文“雷同师授，如出一辞”。《刘琐山遗稿序》则最能体现绍芳的文学思想：
先生以明经，专门摩六艺之芳腴，词不己出，不以缀文；语不惊人，不以发藻。今所存者，裁十之三，大都明忠孝，笃师友，娱性情，宣湮郁，大非骫骳，傅会者埒。而诗歌沉着瑰丽，使人一览有潇洒出尘之想，是可传也。[51]
这段文字是绍芳对刘琐山遗稿的称扬，但同时也是绍芳文学创作理论的展现。唐顺之的儿子唐凝庵所撰《林居集序略》中称绍芳：
昕夕殚心于载籍，忧娱得失一寄之书，于古今书无所不读，于古人之旨无所不窥，而后发之文，必先有意，而后措之辞，凡措之辞，必期足以明吾之意，如帙中所载者，卒未尝有一字一辞之蹈袭因仍，以视世之所谓先秦两汉或不其然，谓非自成一家言不可也。意公方在仕时，未必无应酬之文，今皆不存，岂公自谓其不足存耶？[52]
确实，绍芳为文追求不因袭古人，发一家之言。在文学创作上，善于奖掖后进，不以名气论高低，“盖公乐道人善，即后进脱颖，辄引为贤于己；而意所不惬，虽名硕无依”[53]。不以人论文，而以文论文，这无疑是客观公正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虽不能说绍芳确实做到了“未尝有一字一辞之蹈袭”这一点，但他确实是朝着这个目标努力的。
除以上提及的文章之外，《林居集》中的《祭唐荆川先生祠》、《祭薛方山先生》、《哀守溪叔》亦写得较有真情实感，此处不一一分析。正如陈文烛所云：“先生之文所遗者多矣。先生自六经之外，非先秦两汉之书不入于目，故其为文简洁俊拔，奇古沉雄，不衍而腴，不饰而精，不雕琢而自工，不绳削而自合。立论若贾太傅谊，而寄情八荒之表，叙事若司马太史迁，而漱润千古之遗。先生为郎比部时，与济南李于鳞、太仓王元美、华亭袁履善，以古文章相高，一时声誉满西曹，时人谓之西翰林先生。”[54]除唐顺之外，绍芳受李攀龙、王世贞等人的影响亦很深刻，西汉鸿文、《史记》，以及唐宋古文，均是绍芳学习的楷模，也因此，时人对绍芳之文评价甚高。
（二）《考盘集》共四卷，计赠序一卷，寿序一卷，说议书祭文一卷，杂著一卷。
纵观《考盘集》各篇文字，前三卷的文学价值普遍不高，多是实用性文字，如赠序、寿序、说、议、祭文等，不具备太多审美价值。第四卷杂著，共收文章六篇，其中《读略》一篇成就最高。该篇长达七千字，从绍芳出生那年（1518）开始说起，一直写到一五四〇年，共二十三年读书经历。恽厥初曰：“予告多暇，复辑旧录，得履历一册，载少年读书及所闻见。有非近日子弟所能堪者。庄诵一过，不觉怆然思，憬然惧，赧然而汗浃，因并他作，列为四卷，题曰‘考盘集’。”[55]这“履历一册”应该就是《读略》。恽宝惠所著《恽氏先世著述考略》中在考证绍芳所著《少南自序年谱》时提及，《少南自序年谱》一直无法查找到，恽宝惠怀疑“是否即膴原公所为得履历一册刻入《考盘集》者”，如果真如此，那么《读略》就是《少南自序年谱》。值得注意的是，在恽厥初所编《恽氏家集》收录的《考盘集》中，此篇名为《读略》，但在北京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林居集》[56]中，此篇名为《书初年事》，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书名的来历，但《读略》很有可能就是《少南自序年谱》。
《读略》一篇详细记载了绍芳的成长历程，与《林居集》中仅四百余字的《自志》相比，它更像是一篇传记。文章主要叙述自己的学习过程、写作的心得、当时文坛的状况，以及科举的基本概况。其中，作者的学习态度、作文经验得失、几次文风的改变缘由等，对后学者无疑是很有益处的。恽氏之所以能成为文学世家，与其家族一贯重视读书、重视读书之法的传授有着密切的关系。绍芳在《读略》中经常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恳切地告诫后辈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并说：“为吾子孙者，宜谛观焉”，提醒子孙通过自己的事件仔细思索作文、做人。此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绍芳自述的几次文风转变的经历。
一五二四年，绍芳七岁，父亲命“启蒙里塾，师族伯洛授之书”。一五二五年，绍芳八岁，父亲命读《易经》，对绍芳一生为文影响甚深。“命读《易》，诵颇习。比长，学为文辞时，引经语多出《易》，大抵幼读浃洽则记不忘，惜未读《尚书》、《左传》及秦汉文。比长，自取诵之，虽百遍，熟不如《易》。”绍芳认为幼时熟记的文章一生都不会忘记，而年长后背诵的诗文，即使百遍熟背也不如年少所记的，这确实有一定的道理。同年，父亲又命“念习举子业”，“又命诵诗，后以诗中式”。在古代，对读书人而言，科举及第方能光宗耀祖，因此，恽训命其学习“举子业”。一五二六年，绍芳九岁，正月开始大病一场，到冬天方重新读书。但父亲认为这场大病使绍芳聪敏去了一半，因此督促其读书更加严厉：“然教督之心则日夜不已，闵闵焉如农夫之望岁是穮是蓘，虽有饥馑必有丰年。孔子爱而能劳，石碏教以义，方府君有焉。”父亲望子成龙的急切心情由此可见一斑。一五二八年，绍芳十一岁，父亲请椒山李文锡先生“授书句读”。一五二九年，绍芳十二岁，这年是嘉靖八年，唐顺之会试第一。唐顺之是绍芳一生最敬重的师长：
予得其卷，读之手不释者四日夜。予甫学时义，心独好，不能释。其后游郡庠，闻一方之论，登朝闻天下士之论，同声谓举业宗匠如先生者，往哲可凌，嗣学难继。独李子攀龙、王子世贞，气凌一世，诋先生不能古文辞，沉溺宋人门户，然至言举业，则闭口缩舌矣。今之习经学士，竞取清空，自盖浅陋，至取先生时义弁髦之。噫！“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乃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斯言殆为今日发矣。先生事业节行别自录，兹直以举业故，书其凡于此，示吾孙子知所诵法焉。[57]
在这段文字中，绍芳将唐顺之的地位抬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所谓“往哲可凌，嗣学难继”。唐顺之是明中叶著名的散文家，与茅坤、王慎中、归有光等同为“唐宋派”代表人物。“唐宋派”是明代嘉靖年间重要的文学流派，该派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提倡唐宋古文。唐顺之早年曾受前七子影响，标榜秦汉，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58]。中年以后，受王慎中影响，反对七子模拟古人的做法，提出师法唐宋而要“文从字顺”的主张。时人批评唐顺之“不能古文辞，沉溺宋人门户”，绍芳则针锋相对地认为这些人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绍芳尤其推崇唐顺之的举业，将他参加会试的手卷读了四天四夜都不愿放手，并希望子孙读了这段文字后，“知所诵法”，继续向唐顺之学习。
一五三〇年，绍芳十三岁。父亲带着绍芳在城里租房子，向南冈宋先生求学。绍芳对宋先生有一番较为中肯的评价：
先生家徒四壁立，遇书则读，尝集先辈举业文盈帙成箧，为文通畅充利，有一泻千里之势。独太不雕琢，时出冗腐，故终不利。其教诸生，斤斤终日不倦，见诸生文拙滞少锋锐，辄弃去，曰：“汝岂老悖耶？何无英发若此？”首试予，辄奖许太过。每校毕，辄搁笔叹曰：“及吾门者，黄子以下惟吾子矣。”黄子谓今江西宪副宪乡，初名相应，乡举更今名。同列多不嗛，有诟言，先生不为变，惟课督不已。其奖进过实，则有批曰：“从游半岁，处囊脱颖，其末立见。比至年周，吾岂能为若师？”又曰：“刻时促文，观子敏钝，援笔立成，不滞不俗，投之所向，无不如意。吾兹试矣。”见怠情不进，则批曰：“明顺不某若，清楚不某若，于数人尚不若，何若人有？”又曰：“尔非不成章，然与诸生并驰中原，尔为谁退避三舍，可见人之不可自满，有如此。”噫！先生期予出诸子之上，故其言恳恻若此，宜同游者之不屈也。然后果如其言。[59]
绍芳首先对宋先生的为文进行了点评，认为其文通畅，有“一泻千里之势”，但太过于不雕琢，有时显得冗腐，终不能成大器。但对于教学，宋先生却十分用心。既能时时表扬弟子的进步，也能适时指出不能过于自满，言辞恳切，发自肺腑。
一五三一年，绍芳十四岁，适逢乡举。《读略》记载：“予年十四岁，甫读《春秋》未卒业，见经题‘倪黎来朝’、‘论孺子可教’，俱能记以文，未成章不录入。”这年，绍芳虽年幼未参加科举，但已能根据题目写成文章。一五三二年，绍芳十五岁。宋先生在护国禅寺授徒，学生至，而寺庙不能容。父亲命绍芳在和政门读书。这年秋天，从祖后溪公恽釜携登科录归。绍芳一见，手录至漏下四鼓。一五三三年，绍芳十六岁，跟随宋先生已三年，父亲以田园荒废为由，带绍芳回家。这时，虞山杨先生在家读书。杨先生为文俊迈，无枝蔓之言。绍芳跟随他三个月，“即脱去夙习，文体一新”。这年秋天，父亲认为绍芳“文艺不进”，多次向杨先生告状。没料到，杨先生却为绍芳说好话：
先生过爱忘恶，一日批予文曰：“顷不见子拔萃之文，予心甚不满。今特束书暗试，不异风檐寸晷，乃得此卷。《四书》简而不窘，经义雅而不庸，策场断而不疑，有是哉，子之奇也。尝闻汝父兄咎予不加贬削，奈何肤浅不能吹毛求疵也。但日课肯每篇若此，取青紫如拾芥尔，懋哉！”府君不以为然。一日稽所读策学，有不能举其辞者，遂笞之数十，流血溃脓，旬日始复。[60]
青紫，古时公卿服色，借指高官显爵。杨先生认为绍芳的文章已经写得很不错了，如果每篇都如此的话，做官已经“易如拾芥”了，父兄批评他当是“吹毛求疵”。但父亲恽训却不这么认为，严加督课，鞭挞相加。
一五三四年，绍芳十七岁。父亲命绍芳去正觉禅寺读书，跟随邑学薪斋杨先生。先生一见绍芳文章，就很惊讶：
诧曰：“吾谓予过我，奈何文字犹多庸众语也？汝之言岂古人，若亟宜读古人书。”予感发猛省。旬月之间，文体又一变。[61]
从《读略》来看，绍芳天资非常好，文章常能得到前辈的赞许，如前文述及的虞山杨先生、养斋先生徐问等。但他并不因此而自满，能听从老师的指导，改变文风。一五三五年，绍芳十八岁。这年九月，陶朴庵先生读书忠佑庙，绍芳前往求学：
先生称奖更过实，指案上书曰：“《文章正宗》、《大学衍义补》二书，不可不熟。”予亟读之，至今稍窥文章门户，得此。[62]
在陶朴庵先生的指导下，绍芳攻读《大学衍义补》，很有收获，能窥见为文的方法。一五三六年，绍芳十九岁，乡居读书，从祖恽釜与父亲恽训亲自“躬课其业”。“为了准备应试，一般延聘私家教师教育子弟。但是，该世家家族的儿子，除了教师的教育以外，都受到了家族亲临教子的督课。由于父亲自身也要应试，儿子幼年的时候，祖父或母亲负责督课。”[63]绍芳祖父去世早，从祖恽釜从温州罢官回家后，亲自给绍芳督课。恽釜是正德十六年进士，有实战经验，其教诲更见成效：
后溪公为举业文精凿典雅，时出奇句。恒不可予时义，常曰：“尔能记诵者，后二场不妨一日千里，独前场最难。尔谓天资高迈耶？即高迈须潜心玩索，钻研理趣。朱子曰：先熟读使其言若出吾口，继精思使其意若出吾心。如此下笔为文，令人读之不厌，岂有不中？”因举前辈名家数公，曰如此者斯为真实。[64]
恽釜既指出绍芳天资独厚，但认为为文仍需潜心钻研，并对绍芳的文章直接指出缺点：
一日，见予作经义，多寻章摘句，拘泥讲说，公唾而掷之曰：“尔谓若是作能解经乎？即解到极明处，亦只一个老学究。若取科第者，只借圣贤言语，发自家意趣。充然一气，不费斧凿，主司一见，刮目相待。吾以才子待尔，非以学究待尔！”[65]
恽釜认为绍芳为文多“寻章摘句，拘泥讲说”，这样只能成为一个老学究。要想科举及第，需“借圣贤言语，发自家意趣”。且不说这是指导绍芳的举业，就是一般的文章，这一思路无疑也是正确的。我们强调的“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家心中之块垒”，不是与其如出一辙吗？恽釜对绍芳的督课是十分严厉的，不允许他有丝毫的懈怠：
又一日，窥从叔廷忠与予谈谑终日，大怒曰：“吾昔日做秀才不若此，岂惟不敢晏游骄乐，即能饮，涓滴力戒。盖酒能乱神夺志，若及醉及乱，鲜不粗心浮气，颠倒昏冥。昔我叔东麓公作秀才时，家贫甚，然能象戏无敌，日博人数十钱，还市膏火，篝灯读书，鼻至流血不觉，拭去读不止。愤科第不早，壁间列时彦姓名拟之。过旬日则曰：‘此不让矣。’如是者半年，自诧不足角。至年二十有七，中弘治乙卯乡试。今吾亦苦早岁学晚，发愤数岁，亦年二十有七，举正德庚午乡试，后皆成进士。今子孙怠废若是，奈何！”反覆教掖，宽严间出。其言
，宛然在耳。追思凄婉如割。为吾子孙者，宜谛观焉。[66]
只是有一日窥见绍芳与人谈谑，恽釜就大怒。他以自己与叔叔东麓公做秀才时的例子来告诫绍芳。恽巍做秀才时，白天赚钱晚上苦读，且将当时文坛俊杰的名字列在墙壁上，过十日就比较一下差距。如此勤苦，二十七岁就中了乡试。恽釜因读书较晚，也是发愤几年，二十七岁中了乡试。只有刻苦求学，方能科举及第。这段文字虽简短，但极具史料价值，对恽巍生平的叙述也有益于对恽氏的研究。其对恽巍生平的描写形象生动，确实能对子弟起到教诲作用。因此，绍芳也提醒说“为吾子孙者宜谛观焉”。这年秋天，唐顺之来拜访恽釜。恽釜屡次让绍芳持所作举业请教：
先生一览而尽。徐曰：“子之言美矣，独恨不精造。夫圣贤一语所包者广，作者须苦心思索，发明意思殆尽，愿子百尺竿头更进，慎勿画。又篇中少出奇，不似作手。”先生文高天下，后学师甚纯正，今日奇者，正中之奇，苏子所谓灿烂之极乃平易也，非谲怪之谓也。予服其言，佩之终身。[67]
唐顺之是绍芳最敬佩的老师，在这里他指出了绍芳为文的缺点和优点。缺点是为文不“精造”，语言所包含的意思不够宽广。优点是文中少奇字，正是正道，说明师学纯正，灿烂之极就应该是平易，而不是谲怪。对于这番指点，绍芳“佩之终身”。
一五三七年，绍芳二十岁。春天，与从叔廷忠读书玄妙观。六月，松江取四郡士校考，绍芳落第。同列多为其喊冤，但绍芳说：“而予自知不足，不敢言命。”虽然《读略》中经常提及前辈、名流对绍芳文章的赞誉，但绍芳还是能及时察觉自己的不足，并加以改正。一五三八年，绍芳二十一岁。三月，学宫季考，绍芳名列第三。一五四〇年，绍芳二十三岁。毛一龙请绍芳教其三子。这年三月，发生了一件惊险之事：
其年三月，毛君召古杭贾人贩易硃者，与议事。予与弟绍元及毛君三子甫坐定会文，毛君自至，请移明日。予五人甫出，而其屋坏，有声如雷，众惊趋视，则当予坐处梁木径四尺者，坠入地屏畿四尺。使予少迟，则糜烂无骨矣。众骇叹曰：“公有大用，天假予辈，促之出也。”[68]
绍芳与弟弟绍元，以及毛君的三个儿子一起在屋议事。五人刚走出屋子，忽然房屋倒塌。绍芳坐处梁木入地四尺。如果稍稍走慢一些，则“糜烂无骨”。这件事本身就很离奇，俗语：“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因此，文章里也提及，众人都惊叹说，绍芳日后必有大用。《读略》也至此结束。
绍芳一生登第、入官、归田之事，在《读略》中均没有提及，只是记载了幼时读书的情况。正如绍芳孙子恽厥初所言：“凡登第、入官、归田，悉未及耳。然而纪幼读者，不啻谆谆，可示子孙考镜。”[69]这篇文章无疑是在谆谆告诫子孙读书的重要性，以及该如何读书。恽氏从明代弘治年间起家后，一直到清末，科甲联翩，可以说是典型的科举世家。之所以能成为科举世家，无疑与其代代谆谆告诫子孙读书的重要性息息相关。
三 恽绍芳“诗书传家”的思想理念
正如绍芳在《恽氏族谱后序》中所言：“然为人祖考，将使子若孙观德而成，则必追厥本始。若屈平颂高阳之苗裔，太史公序重黎氏，世掌天官，言必称先公，不敢忘也。”“其宗支藩衍，食指离析，则当推本，其始于一人。统摄其散，而整齐其乱，不可使若涂之人也。是以先王既制为祭法教民，反始又必立为宗法，使一家若一人焉。”若后世不能论撰先祖之德，不能发扬先业，使“谱牒放逸，族属疏远，至于喜不庆忧不吊，若途之人者，是皆祖宗与子若孙之罪人也”。绍芳认为子孙不能明晓先祖的德业，这既是祖宗的过错，因为祖宗没有明示后人；同时，这亦是子孙的罪过，因为子孙都忘了为人之根本。因此绍芳在冬至，“必祭始祖，以明报本反始之义”，且谨遵家礼，“于是设馂馀以洽族，割祭田以备物，严耕读以示教，图祠墓以表忠，而又考求谱牒，请于当路，刻为成书。将俾子若孙世守之，以不坠祖宗之绪”[70]。绍芳对祖族谱的整理、编刻无疑是他重视家族渊源、家族传承的表现。绍芳倡导祖辈对晚辈的楷模作用，包括孝道、求学、为官等各种方面。同时，亦强调子孙对祖辈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这种对“诗书传家”理念的重视与代代相传，在一定程度上最终促成了长达十几代的恽氏文学世家的形成。
（一）孝道
子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孝经》）孝的天经地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阐释得淋漓尽致。封建帝王以“孝”治天下，而家族、家庭治理同样离不开“孝”。从绍芳遗留下来的文字看，其为数不少的寿序、志铭、行状、祭文等，有近一半是写给自己的至亲长辈的，如《林居集》“寿序”中的《寿吴母段太安人七十序》《寿蒋母张孺人八十序》《寿叔父龙潭翁六十序》等；“祭文”中的《哀守溪叔》《立祠堂告文代南阳翁作集诗哭母赵安人》等。在《读略》中，绍芳亦记载了痛失祖母的悲痛心情：
丁亥年，大母疾甚。府君医祷穷日夜，不效。又业薄，亟市材木以备非时，命工绘容酷肖。至夏五月告终。母姓吴氏，庄谨俭朴，相大父敬斋府君念有逾年。大父年四十三，弃诸子。大母一身抚教诸子成立。予始免二母之怀，恒随大母襟裾前后。音容恍见，五十年间，追忆如新。[71]
绍芳祖父四十三岁就去世了，祖母一人抚养诸子成人，因此对祖母的去世，大家都十分痛心，而绍芳“五十年间，追忆如新”更是使人痛彻心扉。绍芳不仅记载了自己的伤心，也记录了父亲在祖母病重时的表现：“府君医祷穷日夜，不效。”这无疑有利于教育后辈如何孝敬长辈。
不仅对至亲长辈讲究“孝”，绍芳对自己的老师也非常孝顺。凡在学业、为人、处世等方面对他有过教诲的师长，绍芳都是非常尊敬的。《林居集》中有“祭文”《祭唐荆川先生祠》《奠学士华鸿山座师》《祭薛方山先生》等。看一段绍芳将其视为“日月”的唐顺之的称扬：
惟先生识达天人，力探渊委，自濂、洛、关、闽而下，未有若其造诣纯粹而专精。谈道德者，谓皋、夔、稷、契，何书可读？而不知有好古敏求之学。惟先生博综六籍，旁求众技，自秦汉魏晋而下，未有若其蕴藉。[72]
孔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孔子认为，评价一个人，父亲在世时要看他的志向，父亲死后要看他的行为。而父亲去世三年都不改变其准则，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孝顺的。绍芳始终贯彻父亲诗书传家的理念，这自然是孝顺的体现。而对于老师，绍芳也将弘扬其思想视为自己的使命。对于建造唐顺之祠堂的目的，绍芳认为是：
近先生之居，可为先生月出游之所。而四方乡慕者得又凭依瞻仰，将共庆乎人文之大亨。某等愚蒙，夙承耳提面命，授以微言大义，迄今佩服。惧有失坠，咸足以系先生之重轻。[73]
让四方人士能时刻瞻仰先生，传播其思想，绍芳无疑是极为孝顺的。绍芳以身作则地用自己的“孝”教育后人，这亦是其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对恽氏从耕读之家走向文化世家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
（二）求学
绍芳用长达七千字的篇幅记载其幼时求学的经历，他对读书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不仅如此，绍芳亦希望其文字能对后人的求学之路有启迪作用。例如，《读略》中对其崇拜的唐顺之举业进行了大大的夸奖，并称之所以如此夸耀，是为了“示吾孙子知所诵法焉”，这显然是在教诲子孙读书为文的方法。又如《读略》中绍芳因“谈谑终日”，被督课的恽釜严厉批评。恽釜举恽巍与自己中进士的例子教导绍芳。绍芳由此感慨：“其言
，宛然在耳。追思凄婉如割。为吾子孙者，宜谛观焉。”绍芳希冀子孙仔细审视此段文字，以此激励自己。绍芳认为：“今之学者，大抵自惮勤苦，意图侥幸，故语以前辈事。”显然，绍芳认为如今人们求学不够勤苦，所以用前辈之事教诲子孙。
勤学读书一贯被视为振兴家道的基本途径。锡山秦赓彤序《秦氏族谱》时指出：
吾秦家世读书，而今子弟之读书就试者鲜。夫不读书则不能明理，不明理则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道，皆缺焉不讲，不但文艺之末也。自时厥后，凡我同宗，尚其以读书为务，渊源家学，有行有文，庶几无坠厥绪，而振起有自哉！[74]
秦氏亦是常州地区著名的文学世家，在已成为书香门第后，依然担忧“人才链”的萎缩。透过秦赓彤的呼吁，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作为文学世家中的有识之士对家族前途的忧虑。
（三）为官
绍芳耿直的个性使其仕途艰险，但他并不因此而后悔。在《自志》中，绍芳以陶渊明自况，更能见其不愿为五斗米折腰的个性。提倡为官的清廉正直亦是绍芳“诗书传家”理念中的一部分。《书后溪公仕略》中，绍芳对从祖恽釜辞官归田的举动予以了充分的理解，文章最后感叹：“嗟乎！公性不附炎，不畏强御，卒以得谤。天乎！人也何尤？”[75]对恽釜的“不附炎，不畏强”进行了高度赞赏。又如《祭薛方山先生》一文。薛方山（1500—1575），江苏常州武进人，为明嘉靖十四年（1535）进士，后进入官场，前后有二十一年官场生涯，但因得罪严嵩，屡遭迫害，最终被革职、除功名。严嵩因谋反被杀后，薛方山七十高龄上疏皇帝，乞求“平反”。对于薛方山，绍芳是十分尊敬的，在祭文中称扬道：
吁嗟先生，独知自贵！直方之节，凛乎松柏之坚；驯雅之文，醇乎菽粟之味。[76]
从绍芳对子弟举业的重视我们不难感受到他对仕途的向往，但这也不能改变其耿介的脾性。同样，绍芳虽对子弟通过仕途光前裕后寄予希望，却更希望他们能做一个正直高尚的官员。
正如梅新林先生指出的那样，明清两朝，“在传承家学方面，无论是举业教育还是学术传承，都更富有成效，这反过来又强化了科宦世家的稳定性与延续性”[77]。因此，我们相信，恽氏文学世家之所以能长达十几代，其间进士、官员层出不穷，与恽氏一贯重视家学传承密不可分。建立宗祀、制定家规、纂修族谱、编修家乘家集是其延绵不断的重要因素。其中，绍芳功不可没，“以绍芳的中试为转机，恽家开始修谱，设置祭产，修建宗祠，开设义塾，逐渐进行组织化”[78]。正是在绍芳的倡导与实践下，恽氏文学世家真正崛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