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元老、以内大臣为首的宫中势力
第一节 元老
明治宪法体制建立以后，实际的政治运作并不是完全在宪法的框架内进行，有一些宪法之外的特殊势力一直存在并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元老就是这一特殊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元老”一词的本意是指拥有相当大的权威和资历，政治经验丰富的老资格政治家。在一些国家的古代政治体制中曾存在过元老制，如古希腊、罗马等。近代日本在太政官体制下曾设立过元老院，作为议法机关。但近代日本所谓的元老与以上各项不同，它是一种公认的特定称谓，不是一种制度，最早见于媒体，专指符合某些条件的特定的人。
在近代的日本媒体中，最初称那些在明治维新过程中功勋卓著、明治政府建立后占据要职者为“元勋”，有时也称为“长老元勋”、“元勋诸老”等。明治后期逐渐出现元老一词，这一时期的元老一词与元勋含义大致相近，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政治家或逝去或淡出政治舞台，元老一词逐渐被用来称呼某些特定的政治家，所指范围逐渐缩小。明治末期之后元老一词被广泛使用，其含义也逐渐明晰。
在《国民新闻》1898年10月13日的报道中，有《伊藤内阁成立前十八天内事情经过》一文，就使用了元老一词，其中有“（10月）6日，西乡回京，元老间频繁协商”、“10日，召开有伊藤、山县、西乡、大山、黑田、井上六元老参加的御前会议，从上午十一点半至下午五点半”[1]的表述。这是比较早地用元老一词来称呼伊藤博文等人。
但这一时期元老一词还在混用，有时不是特指这些政治家，而是泛指以前的维新功臣，与元勋词义相近。例如当时报界著名人物鸟居素川在1900年所写的《元老的凋谢》一文中，痛惜因为元老们的逝去维新史料逐渐被埋没。其文中元老是指“众多的拥有维新之功劳，长期占据社会上层职位”[2]的人，他举1900年左右逝去的元老如胜海舟、品川弥二郎、大木乔任、山田显义等为例，鸟居素川文章中所用“元老”一词还与“元勋”意思相近。
但到明治末期，特别是到大正时期后，再使用元老一词时就有了特定的所指，不再泛指维新元勋。在1903年4月池边三山所写的《元老与政党》一文中，池边揭示和批判了元老对政党的控制和压抑，他写道：“作为一大政治要素的元老，其势力非常大，时时凌驾于新旧各政党之上。各政党或为元老所培植，或拥戴元老为首领，若无元老之扶植则不可能崭露头角，政党中的新进政治家，论学识及才能不能说没有在元老之上者，但为何不能有独立意志而甘居愚钝、甘于元老荫蔽之下呢？……自去年议会解散以来，政局囿于元老伊藤侯爵、山县侯爵及桂总理大臣的私室密谈中……”[3]从池边的文中至少可以看到两个信息，一是这时媒体所用的“元老”一词已不再是泛泛意义上的政治元勋，而是指特定的作为“政治要素”的一种强大的政治势力，他在文中还特意列举了伊藤博文和山县两元老；二是这股势力能够左右政局的发展，甚至能够凌驾于首相之上。
在后来的日本近代政治史研究中，对元老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元老特指伊藤博文、黑田清隆、山县有朋、松方正义、井上馨、西乡从道、大山岩、桂太郎、西园寺公望九位，日本的平凡社1932年版《大百科事典》等辞书中解释元老一词时，均特指这九位。
与上述观点不同的是，有些学者认为从整个近代日本的政治过程来看，不应该单独使用“元老”一词，而是应该使用“元勋”，从而能够更大范围涵盖近代日本的实力派人物，持这种观点的有《天皇元勲重臣》的作者长文连等。其实不论是元勋说还是元老说，都是指政治运作中幕后的实力派人物，只是元勋的含义更广、更模糊，而元老一词更明晰，在历史研究中被赋予了特定的含义。本文所述及的元老沿用了前一种观点，特指伊藤博文等九位政治家。
那么为何在众多的维新元勋中只有上述九位被称为元老呢？我国学者安志达写作了《近代日本的元老》一书，安志达书中认为成为元老的必备条件有四点，分别是维新元勋、“元勋优遇”和“匡辅大政”之诏、首相资格、萨长藩阀首领[4]，认为元老至少要符合其中的一至二项。确实这些元老中的一部分可以算作维新元勋，确切地说应该算第二代元勋。在明治维新中起主导作用，在明治初期占据政府核心地位的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等第一代元勋都已相继离世，伊藤博文、山县有朋、黑田清隆等是他们的后继者，可以看作第二代领导核心。内阁制建立前，在太政官体制下，除当时资历尚浅的桂和西园寺公望外，伊藤博文、山县有朋、黑田清隆、井上馨、西乡从道均曾担任过参议之职，大山岩则任陆军卿，都是政府的中坚力量。另外，九人中除井上馨、西乡从道、大山岩外，其余六人均担任过一届或多届内阁首相，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都是在卸任时被赐予了“元勋优遇”敕语。九人中除西园寺公望出身公卿以外，其余八人均出身自萨长两藩，并在人数上维持萨长均衡。
笔者认为除了安志达书中所罗列的几个条件以外，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有没有资格参与奏荐后继内阁首相，笔者认为这是最主要的标准。大正时代的著名政治学家吉野作造在平凡社发行的《大百科事典》中解释元老一项时说：
虽然随着时代的演变其机能多少有所变化，但其中不变的是能够推荐接受大命组阁的内阁首相候选者。例如内阁辞职之际，过去担任过内阁首相的人推荐后任人选，在不能就此达成一致时会召集元勋举行会谈。但从明治末期开始不再实行这一惯例，近年来的惯例是天皇就应向谁下达组阁之命令垂询于元老，依据他们的奉答决定后继内阁人选。能够接受这种垂询的人即是元老。谁能成为元老呢，在制度上没有规定，但在社会上必须是维新以来的元勋，在形式上要握有一种御赐的诏敕，进一步说，（这种诏敕）主要是明治天皇驾崩后，大正天皇颁赐给山县、大山、松方等元勋的诏敕，也有人认为以此为依据，元老们有了干预大政之权。[5]
该词条指出元老没有制度依据，但他们推荐后继首相人选已逐渐成为一种惯例；他们都是维新元勋，大部分接受过大正天皇赐予的“匡辅大政”之诏，并特别强调了这种御赐的诏敕的重要性。笔者也认为是否有资格参与奏荐后继内阁首相和是否接受过天皇的特定诏敕，是成为元老的重要标志，但对于吉野作造所说的主要依据“匡辅大政”之诏有些异议。
当然这九人并不是同时成为元老的，成为元老时间主要依据他何时接受了特定的诏敕。关于以哪类诏敕为依据，史学界也有不同看法，一种观点如上述吉野作造在平凡社《大百科事典》中所说的大正天皇在即位不久颁赐给山县有朋等的“匡辅大政”之诏。但这样说显然有其漏洞，依据吉野作造的说法，大正之后山县有朋等才成为元老。而实际上明治后期元老们开始就后继内阁首相一事接受垂询，在媒体上他们已经被称为元老，但当时还没有接受“匡辅大政”的诏敕，在时间上就有矛盾。另一种比较被公认的看法是，这种诏敕是指“元勋优遇”敕书和“匡辅大政”的诏敕。井原赖明在他的《皇室事典》一书中认为，1889年11月1日，黑田清隆、伊藤博文接受了“特待以大臣之礼，以兹昭示元勋优遇之意”的敕书，之后天皇又相继赐给了山县有朋、大山岩、松方正义等类似敕书。这种敕书的颁赐，被看作是伊藤博文等成为元老的开始。井原赖明作为朝日新闻的记者长期负责宫内省，这部事典被认为是很好地汇总了皇室相关事项。
1911年8月30日，第二次桂太郎内阁辞职时，明治天皇下赐桂太郎元勋优遇敕书。1912年7月29日明治天皇驾崩，30日大正天皇即位，之后的8月13日赐诏敕给山县有朋、大山岩、松方正义、井上馨、桂太郎五人，当时黑田清隆、伊藤博文已经去世。赐给山县有朋的诏敕的内容是“朕猝承大统，夙兴夜寐兢兢业业恐不能尽吾所能，卿多年奉侍先帝，亲受圣旨，朕今继先帝之遗业，亦多须卿之匡辅，卿当体朕之意，辅朕之业”[6]。给其他四人的诏敕虽在词句上稍有差别，但大致内容相同，这应该说是对元老的地位的一种认可和强化，也有学者认为元老以这些敕语为依据干预政治。西园寺公望在第二次西园寺内阁辞职的1912年12月21日，接受了“赐侯爵西园寺公望敕语”，其中有“将来需多匡辅……”的字眼，“匡辅”一语和大正在即位时赐给山县等元老的敕语用词相同，从这时开始，西园寺也位列元老。
九位公认的元老中，只有西乡从道没有接受过上述两种诏敕，可能与其兄西乡隆盛当年挑起西南战争有关。尽管他没有接受诏敕，但其长期把持海军，作为萨摩藩的重要的一员参与奏荐后继内阁首相、参加元老会议等，因此被认为也应位列元老。
尽管元老们接受过上述诏敕，但元老并不是什么具体的政治职务，不是一种制度性的存在，没有任何法律或制度依据，更像一种政治惯例。这些人可以说主导了明治维新以来的大变革，亲手创立了明治宪法体制，他们的政治影响力是建立在所创下的功勋和天皇的信任基础上的。起初元老的主要作用是就一些国家大事接受天皇的垂询，特别是在内阁更迭之际奏荐后继内阁首相。持天皇机关说、长期占据宪法学主流的美浓部达吉，在他的《宪法撮要》（1936年发行）一书中说：“虽然不是官制所公认的，但作为实际的政治惯习有元老之制，给声望阅历特别卓越的政治家以元老的优遇，每有国家大事，以诏敕命其上奏意见，特别是在内阁总辞职之际，推荐后任首相成为惯例。”[7]美浓部的说法强调元老并不是在官制中被承认的，是由于政治惯例形成的，是非正式的幕后存在。曾担任过大藏大臣、内务大臣的法学博士马场鍈一在他所著的《宪法政治的理论和实际》（大正年间发行）一书中说：“外有元老内有居于宫中秘府的内大臣，（他们存在的理由在于）像我国这样的立宪政治，还处于政党内阁发展不很充分的时代，在内阁更迭之际，唯恐在关系到后继内阁等问题上意见不一。”[8]马场鍈一认为元老出现的原因是日本立宪制度还不完善，出现后的主要作用是推荐后继内阁首相。
实际上，纵观日本近代，元老的作用远远超过仅接受天皇垂询和奏荐后继内阁首相，而是涉及了日本政治的各个领域，其中对内阁的影响最大。政府在遇重大事务时，往往召开元老会议、元老大臣会议或有元老参加的御前会议商议决定，许多重要决策必须得到元老的同意才能实施。在外交上元老拥有很大发言权，1898年后，外务省的外交文件皆送元老审阅，后来也成为惯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