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引言

一　研究背景及意义

近年来，中国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持续顺差，使得外汇储备迅速膨胀，2006年突破万亿美元，成为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到2013年年底，中国外汇储备已经达到3.8万亿美元[1]。巨额外汇储备大大增强了中国抵御国际金融风险和国际支付的能力，但同时也增加了资金机会成本和多方面管理的压力。首先，在中国之前特有的结售汇制度下，外汇占款攀升与基础货币投放增加了国内通货膨胀，也增加了宏观经济政策内外平衡的压力。其次，在中国主权财富基金成立之前，外汇储备主要投资于流动性较高的美国国债及两房债券，投资回报率低。再次，自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不断升值，截至2013年，相对于美元升值幅度已达26.33％[2]。而欧美发达国家次贷危机以来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更使得中国外汇储备大大缩水。

因此，如何提高中国外汇储备的使用效率，提升外汇储备保值增值能力，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政府从战略高度参考国际经验，于2007年以发行特别国债的形式成立了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投公司”），注册资本金为2000亿美元[3]。然而，中投公司入市不久就遭遇美国次贷危机，在黑石和摩根士丹利等多项投资中遭受重创。同时在国内，特别国债的发行意味着中投公司还要背负4.5％左右的财务成本。先天时机的选择对中投公司不利，自身和外部的一些原因又决定了想获得较高的投资收益并非易事，再加上成立年限较短，投资经验尚待提升，投资规律还有待探索。然而，经历次贷危机的洗礼，也使中投公司在实践中不断成长，意识到投资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投资过于集中美国市场，过于集中金融市场。这使得国际投资风险无法有效分散，投资回报不够理想。这也为本书提出了中国主权财富基金对外投资迫切需要多元化这样一个命题。

然而，主权财富基金的政府背景、潜在的投资负外部性使其在投资过程中遭遇了东道国较为严格的管制和金融保护主义。这使得多元化领域和途径受到阻碍，而东道国的政治偏见更加剧了这一投资困境，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也不例外。虽然在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下，西方发达国家为了吸引主权财富基金助其走出经济低迷期，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主权财富基金的警惕，但各种偏见依然存在，次贷危机之后隐性或显性的投资壁垒不断强化，通过立法、多边协议等形式监控和管制主权财富基金投资的行为还在不断延伸。面对东道国的投资壁垒，主权财富基金要认真识别壁垒产生的原因，有针对性地进行破解，才能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主权财富基金海外投资为何频繁遭遇东道国投资壁垒？从主观方面，主权财富基金透明度低，其主权背景、投资规模、投资战略与方向易使东道国认为其带有国家战略意图。同时，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行为很可能会导致负外部性的产生，在缺乏相关监管规则的情况下东道国甚是担忧。例如，面对新兴经济体主权财富基金的迅猛发展，西方国家为了防止本国资产被收购，强化舆论和法律方面的导向，筑起了金融保护主义壁垒。只要涉及重要的战略行业，类似迪拜收购世界港口公司的阻力就会再次出现。同理，大量潜在交易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风险面前望而却步。从客观方面，东道国政府对主权财富基金主权国的政治偏好对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管制影响深远，政治因素在国际投资中影响越来越大。随着主权财富基金投资范围的扩大以及投资多样化，遭遇东道国的干预会越来越多。

总结来看，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一方面是要实现保值增值，进行投资多元化；另一方面，又面临着东道国并不友好的投资环境，进而需要规避投资壁垒和障碍。同时，还面临着国际投资环境不确定性风险，进而需要识别和研判环境特征。虽然中国主权财富基金进行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投资探索与实践，但在复杂的国际市场环境面前，还面临着诸多难题。同时，国内外关于主权财富基金投资管理的研究还不够丰富，难以支持中国主权财富基金对外投资管理决策，即理论研究还远远滞后于实践。另外，随着国内经济结构转型，由粗放式向集约式的现代经济转变，对外投资的投资理念和方式方法也应该随之提升和改变。

本书正是围绕中国主权财富基金多元化及如何多元化的核心问题展开研究。提出中国主权财富基金对外投资应该以提高合作双方和谐共容性为最高宗旨，以建立专业化、市场化和多元化的运作机制为目标，以提高中国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效益为落脚点，多层次、多渠道、多路径推进中国主权财富基金的对外投资。

本书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丰富和完善主权财富基金海外投资理论，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而且对中国主权财富基金绕开东道国各种投资壁垒、降低东道国警惕性、提高与东道国的和谐共容性，拓宽海外投资渠道，建立专业化、市场化和多元化的运作机制具有实践指导意义。虽然这种探索还是初步的，但具有一定的开创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