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关于工业化进程中能源消耗的趋势变化的研究
有关工业化进程中能源消耗的趋势变化的研究开始于对产业结构变动中能源消耗量变化的研究。伯恩特等(Berndt et al.,1993)设定了一个模型,假设所有指标以固定比率变动,得出1965—1987年美国制造业能源强度以约9%的比例上升。斯特恩(Stern,2002)用64个国家近20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工业总GDP每下降1%,会带来污染排放0.01%的下降,低于服务业的0.03%,而重工业的负效应更强。路正南(1999)使用1978—1997年中国各产业国内生产总值,定量分析得出产业结构的变化会直接影响能源的需求以及改变能源消费结构,增加第三产业的结构比例、降低第一产业的结构比例以及优化第二产业内部结构可以产生明显的节能效应。史丹(2002)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能源利用效率的改进是非常显著的。对外开放、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是影响能源利用效率的重要因素,而工业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产业结构变动的反向作用。史丹、张金隆(2003)又通过对1980—2000年中国四类能源消费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能源消费的变动不仅是由于经济增长的拉动,而且也受产业结构的影响,并且第一产业比重的下降,对能源消费强度的负影响远远大于第二、第三产业比重上升带来的正影响。尹春华、顾培亮(2003)利用灰色理论中的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对能源消费与产业结构进行了关联分析,得出各产业及生活用能与能源消耗的关联度,认为中国能源消耗近期内不会随工业化进程大幅增长。张瑞、丁日佳、尹岚岚(2006)基于面板数据分析了产业结构对中国能源消费的影响,指出不同时期产业结构变动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并不相同,第二产业能源消耗占中国能源消费总量的很大部分。郭志军、李飞、覃巍(2007)利用误差修正模型对能源消费与三级产业结构的时间序列进行分析,发现从短期看,各产业的变动对能源消费的影响程度均为正,但从长期看,第一产业的变动对能源消费的效应为负,第二、第三产业的变动对其效应为正。工业变动对能源消费的长期效应大于短期效应。
由于全球工业化的趋势不可逆转,工业(或第二产业)对能源消耗的影响逐渐成为研究者们的讨论焦点。霍尔等(Hall et al.,1986)指出,工业化在长期中对能源消耗模式的最主要影响是由木材向煤炭、石油、天然气和电力转变速度决定的。贾德森等(Judson et al.,1999)用包括工业化指数在内的大量指标对能量消费中的EKC关系进行了面板数据回归,得出在发达国家,能源消费与工业化程度已成负相关关系。然而,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工业化与能源消耗的关系则有所不同。屈小娥、袁晓玲(2004)运用经济计量方法,考察了中国工业部门能源强度变化趋势及工业化水平与能源需求之间的关系,指出工业部门能源消费强度随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呈下降趋势,它们之间虽在短期调整幅度较大,但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刘满平(2006)认为,经济增长、第二产业比重与能源消费总量,石油和天然气消费量之间均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基于这种关系,韩智勇等(2004)对中国能源强度变化中的结构份额和效率份额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说明中国能源消费强度仍随工业化进程逐步提高,但这种提高是可控的。吴巧生等(2005)对比分析了美国与中国能源消费,结果表明,中国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从长期来看有利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李世祥(2010)着重分析了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能耗特征及能效提升途径,提出要在工业化背景下理解中国的能源消耗与节能减排。从长期来看,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能源消耗仍将遵循工业化中能源消耗的一般规律。这些分析都说明相对发达国家,中国工业化阶段对能源消费增长有更高的依赖性,而目前以重化工业为主拉动工业增长,是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对能源需求弹性明显提高的重要因素。
而对能源消耗产生的碳排放和工业化进程的研究兴起较晚。斯特恩(1998)在其对EKC曲线的研究中,发现碳排放量与第三产业增长间呈负相关,而与第二产业的增长呈正相关。肖慧娟等(2006)以广州市为研究对象,估算了1990—2003年每年的净固碳量和释碳量随工业化发展的模式,认为两者之间的差距逐步加大,中国发达城市在工业化高速发展进程中二氧化碳的收支状况极不平衡。宋德勇、卢忠宝(2009)指出中国发展低碳经济,关键在于走“低碳工业化”道路,以低碳的生产方式和低碳产业逐渐替代高碳生产方式和高碳产业,最终摆脱化石能源和温室气体排放的束缚。尽管中国具备走低碳工业化的潜在优势和条件,但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将处在重工业化重要阶段,低碳工业化道路是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王少鹏等(2010)综合世界各国工业化程度与人均累计碳排放量的关系,显示了随着人均碳排放的累积,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先增加后降低的普遍规律,并指出由于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处在工业化进程的不同阶段,近半个世纪以来,主要发达国家的工业产值比重随着人均碳排放的累积均稳步下降,而发展中国家却一直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