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与创新: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与中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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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亿万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而发展成为一条通向未来理想社会的道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和一套比较完善的社会制度。与此同时,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原创基本理论有何种联系的种种争论,又时常影响国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解决这个问题,“回到马克思”是一个可供选择的好思路,即从马克思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中找到推进理论创新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健康发展的理论源泉。

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其社会形态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主要内容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理论依据,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三形态”与“五形态”的关系以及“单线论”与“多线论”的区分等诸多重大理论问题,曾多次引发世界范围内的争论。坚持者认为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是唯物史观客观规律性的结晶,损毁者借口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演变的某些预言没有实现而否定马克思主义,进而否定现实社会主义的合理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为立论基础的。实践的发展,理论的创新,要求人们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个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新的社会形态来对待,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与中华文明历史自然演进相统一的现代形态来对待。特别是十七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道路和基本制度的概括、总结和阐述,使得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性认识成为学界的重要任务。黄斌博士后的专著《传承与创新——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与中国道路》一书正是这一工作的重要成果。

这是一部历经6年艰辛努力的研究成果。2007年开始作博士论文时,黄斌就选择回到“整体的马克思”,从马克思的原著文本的研究中寻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根基和唯物史观基础。他的博士论文《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当代阐释与中国实践》当时就获得了导师组的好评。2010年他以博士论文为基础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2014年他的这部国家社科基金结项成果又获选进入第三批《中国社会科学博士后文库》。这是对他多年辛勤劳动的回报。

这部著作突破了仅从历史哲学视阈研究社会形态理论的传统,改变了学界长期存在的“五形态论”和“三形态论”的对立思维。作者运用“整体的马克思”方法,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视角将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在系统阐释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及其在当代中国的传承创新中,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基本制度和理论体系形成的内在规律,其学术创新和理论建树很是明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运用“整体的马克思”的方法对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和研究,将社会形态理论与人的解放理论、唯物史观和世界历史理论有机统一起来,阐释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是一个由社会形态结构理论、社会形态发展理论和马克思在“批判旧世界中构建新社会”三者有机构成的艺术整体,从而将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从历史唯物主义范畴拓展到科学社会主义范畴,架构起社会形态理论与现实社会主义相通的桥梁。

第二,从主客体辩证统一视角,研究社会形态的结构理论与活动规律,社会形态演进理论与发展规律,得出了一系列新的重要结论。如社会结构系统间的运行机理是依次发生性、多维共生性、层次决定性和辩证运动性的有机统一,“五形态论”和“三形态论”是贯穿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两条并行交织的主线,社会形态的演进更替是自然演进与跨越发展的统一,等等。

第三,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视角将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有机结合起来,从列宁、毛泽东特别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人对社会形态理论的运用、发展与创新中,发现现实社会主义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传承创新主要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发展社会主义”这个核心问题展开的,从而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规律与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间的内在关系。

第四,用传承创新的视角将现实社会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运用、发展与创新结合起来,探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运用与发展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新理论与新探索,从而发现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在当代中国的传承创新不仅表现为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上,还表现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等诸多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正在生成并将优越于资本主义的特殊社会形态。

作为黄斌博士阶段的指导教师,我见证了他在这方面秉烛夜读的艰辛和收获新知的喜悦,深深地为他在博士毕业后在同一重要理论问题上的深化研究并取得良好成果而高兴。作为学人,对同一领域的重大学术问题进行持久研究,是非常重要的研究素质,也是走向成功的基本路径。学无止境。相信他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是为序。

荣长海

2014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