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马克思研究社会形态问题的旨趣与动因
在研究社会形态理论时，人们往往以为只要研究社会形态的运动规律、动力和发展图式，就抓住了社会形态理论的根本，而不去追究马克思创建社会形态理论的根本原因。这就是社会形态理论以及唯物史观被人们误认为“经济决定论”的一个重要根源。同样，当前学界存在的各持一端的“五形态”与“三形态”之争，究其根源也是没有从整体高度准确把握马克思研究和创立社会形态理论的动因和视角。究竟是什么缘由促使马克思创立社会形态这种科学而独特的历史分期理论呢？从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中，我们只能得出马克思这方面的研究是为了科学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借助于历史分期理论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近代西方历史哲学家维科、康德、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等人开辟的学术传统。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的超越之处在于：它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是与马克思的革命理想紧密相连的。马克思创立社会形态理论动因，需要我们深入马克思的理想追求和唯物史观的“哲学变革”中去探究。
一 为共产主义即人类彻底解放的理想提供科学论证
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1]，这是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评价，也是马克思一生从事人类彻底解放事业的真实写照。马克思创立社会形态理论，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他的共产主义革命学说服务的，而不是要建立一种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故有学者指出，“马克思对社会形态问题的研究绝不是为了提出一种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历史哲学，而是要提供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起源和灭亡的理论”[2]。综观马克思的一生，“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3]。因而，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是他的毕生追求。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形态理论，其主要的功能，就是从规律意义上为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形式即共产主义的现实性和必然性提供科学论证。
早在17岁时，马克思就将“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作为自己的职业理想，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又将其升华为“要做现实的普罗米修斯”，主张消解宗教神学，把人们从封建专制制度的统治下拯救出来，实现人类的自由解放。但现实的社会生活，特别是广大贫民和无产阶级在经济生活领域的深遭不幸，使马克思意识到：理想的实现，不应从什么永恒正义、抽象人性、道德伦理规定出发，而应从分析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矛盾中去寻求通往未来理想社会的道路。于是，马克思就把自己的理论活动与传统的教条原则作了明确的区分：“我不主张我们树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因为“新思潮的优点又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4]。
当马克思在批判旧世界中思考人类社会“往何处去”的问题的时候，他发现传统的共产主义者已经在解决这一个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怀疑和批判之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正式将自己的社会理想命名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在他看来，传统的共产主义仅是实现自己理想的共产主义的现实环节，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传统共产主义把无产阶级看成目的，其宗旨是解放无产阶级；而马克思则更多地将无产阶级看作推翻旧世界的“物质力量”，其宗旨是利用无产阶级的解放去解放全人类。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5]无产阶级是在革命理论指导下实现人的解放的阶级力量。也正是在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中，马克思认识到现实的生活在“市民社会”中的人的真实处境是异化。因而，索回人的类存在，实现人的解放，促进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理想就与克服市民社会中人的自我异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6]马克思的这段话虽有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的痕迹，但它清楚地表明私有制的消灭与共产主义的实现是同一个历史过程，共产主义的实现过程就是人的发展和解放的过程，是人的本质的真正实现的过程。为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以人的本质（自由自觉）为尺度把历史划分为未发生劳动异化的阶段、劳动异化的阶段和劳动异化被扬弃的三个阶段，强调“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说来是必然的环节”[7]。
“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8]，马克思从现实的社会历史的考察中发现，“‘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9]。因而，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于是，立足“现实人”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马克思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探索人的彻底解放与共产主义实现的历史规律。“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10]马克思这段著名的人的发展的“三形态理论”，从人类本质力量发展、实现的角度对人的解放历史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内在规定性做了科学的论证。在这里，马克思不仅揭示了人的解放的内涵，而且以三大社会形态的演进为依托，具体阐释了社会形态的演进历程就是人的彻底解放与全面发展的历史过程，从而揭示了人类社会形态发展的规律就是人的解放历史嬗变规律，马克思的人的发展三形态学说，是映照人的解放的“普照之光”。
遵循人类彻底解放的逻辑，马克思在剖析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时发现，资本主义所取得的成就并没有使人能够获得实际的解放，反而使人处于深刻的异化状态。资本的逐利本性，建立在对工人的奴役和剩余价值剥夺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制度，充满非人化和反人性的性质。“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11]资本主义制度毁灭人、使人沦为物的现实，使马克思将揭示资本主义的起源、运行规律和历史命运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独特的运行规律——剩余价值规律，从而将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的解放奠定在资本主义的现实社会的基础之上。晚年的马克思，更是在《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等历史巨著中，从整个人类史的高度对人的解放的条件、道路进行了更加缜密的探讨，特别是他对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问题、人类发展模式问题、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等问题的探索，为落后国家及全世界人民彻底解放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
二 科学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社会历史发展是否有规律可循？若有，其发展的动力、运行机制和实现形式是什么？这是一直困惑历史哲学家们的斯芬克斯之谜。在马克思之前，许多历史学家、哲学家如维科、卢梭、傅里叶、黑格尔、费尔巴哈等都普遍承认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具有某种规律性并对其做过深入的研究。但遗憾的是，他们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唯心史观的基础之上，无法摆脱历史宿命论和唯意志论的窠臼，也就无法科学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维科是西方近代史上率先探讨社会历史发展必然性和规律性的开创者。在其历史哲学的开山之作——《关于各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的原则》中，他认为人类历史是人类自己创造的而并非“神定的一种秩序”。历史的必然性和规律性是以人类的共同本性为基础的即所有民族都具有的共同起源和特征，各民族的历史发展都必然要经历“神权”、“英雄”和“人权”三个阶段，各个民族“不论是从野蛮、半开化或粗野状态出发，总是要达到文明”[12]。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们并不满足“维科用外在于历史的神意对历史规律的吞并”[13]，于是，他们试图从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探讨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孟德斯鸠认为自然界的事物和人类社会都必须服从一定的法则，即使上帝也不例外。因为，“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一切存在物都有它们的法”[14]。与孟德斯鸠不同，卢梭将生产和技术的发展看作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因，认为历史正是在达成和维护“社会契约”的对抗和矛盾中向着自己的对立面过渡，因而历史进程是不可逆转的。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深入人类社会生产，力图从社会内部的对抗和矛盾的相互作用出发揭示社会发展的动因，接近了历史辩证法的边缘。但他企图用所谓永恒不变的人性去解释不断发展变化的人类历史，进而探究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是不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的。在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傅里叶等人看来，“社会的各个时期是服从于一般成长的规律的”，社会内在的矛盾运动构成了社会历史的规律性，而这种规律“在各个方面都符合由牛顿和莱布尼兹所阐明的物质引力规律”[15]。对于傅里叶而言，社会运动的规律就是“情欲引力规律”，人类的内在情欲与物质财富之间的矛盾运动构成了历史的必然性、规律性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尽管傅里叶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社会历史观闪耀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火花，但最后又都陷入了“理性支配世界”的抽象人性论的窠臼，也就不可能科学地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伟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16]恩格斯的这段话充分肯定了黑格尔在发现历史规律中的历史贡献。作为辩证法大师，黑格尔对社会历史规律认识的贡献，在于他自觉意识到了自然与历史存在的某种形式的区别，进而提出了一种解释社会历史规律性的独特方式。在黑格尔看来，人是历史发展的活动主体，但历史的规律性是先于历史而预成的“绝对计划”，人只是“世界精神的实体性事业的活的工具”[17]。绝对理性和人的活动交织成为世界历史的经纬路线，因而，他将历史的规律性看作“绝对精神”在时间中的展开，看作“自由意识”从东方到西方、从希腊到日耳曼的不可逆的进展过程。世界历史发展的四个时期即东方国家、希腊国家、罗马国家和日耳曼国家，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必然性。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一方面把社会历史的规律性与人的意志自由、人的劳动联系起来进行辩证思考，深刻地探讨了历史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又“不在历史本身中寻找这种动力，反而从外面，从哲学的意识形态把这种动力输入历史”[18]，把绝对理念看作历史的真正发源地，把历史的规律性、必然性归结为绝对精神的“狡计”，归结为超历史的“绝对计划”。这表明，黑格尔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表达，本质上还是唯心主义的，远未达到科学的形态。
剥去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神秘外衣，从社会历史的真正主体亦即从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中去科学认识社会历史的规律性，便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进入社会之初的《莱茵报》时期，遇到的“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19]，就动摇了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信仰。在对经济问题的初步研究中，马克思发现架构社会历史与自然界区别与联系的中介是人的劳动。劳动作为人以自身的活动引起和调控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和能量变换过程，它以浓缩的形式包含着全部的社会关系。在人的劳动实践中，物质资料的生产是全部社会关系的发源地和整个人类历史的现实基础，因而，人类历史的真正发源地不在天上，也不在思辨的云雾中，而是在粗糙的物质资料的生产中。
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过程是一个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相互作用的过程。通过对物质资料生产的历史分析，马克思发现在人类历史的劳动实践所形成的“自然历史化”和“历史自然化”的双向运动中，生产力被积累起来，前人创造的技术、生产工具、社会分工等被物化了的劳动，从根本上决定着社会的发展状况和历史的规律性，决定着社会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但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乃是人的活动的规律，客观的历史规律不可能脱离人的实践活动成为独立的实体。为了使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人的活动的自觉性在实践的基础上达到真正的统一，马克思把社会关系归结为生产关系，进而把生产关系归结为体现人与自然关系的生产力。这样，历史唯物主义就能“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说明社会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变革，就能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中揭示社会历史规律的历时态特征及其共时性、重复性和常规性的特征，从而可以在不同的民族或在不同的时代中发现类似存在的生产过程和社会形式。正是在这个前提下，马克思提出了社会形态理论，并把经济社会形态的演进看作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对此，列宁对马克思这个思想的伟大贡献评论道：他“探明了作为一定生产关系总和的社会经济形态这个概念，探明了这种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从而第一次把社会学放在科学的基础之上”[20]。并强调：“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21]
经济社会形态是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核心范畴，也是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历史中抽象出来用以区分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的科学概念。马克思认为，揭示人类社会的历史规律，最重要的是要寻找出社会生产的不同历史类型，寻找出历史变化着的、在不同经济结构中表现得完全不同的那种处于支配地位的生产形式，它“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22]。借助这种处于支配地位的经济关系，才能把不同类型的经济形式区分开来，才能把同一类型经济形态的不同特点区分开来。经济社会形态将“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的研究方法，为唯物主义提供了一个完全客观的标准。运用这种方法，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分析了人类历史上“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指出：在资本主义所有制产生以前，人类历史发展经历了部落所有制、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或等级的所有制这几个阶段。后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这一问题作了更明确的阐述。他写道：“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并强调“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23]。可以肯定地说，这些论述就是我们通常讲的马克思“五形态论”的原型。
通过对人类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研究，马克思从多个视角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历史阶段、基本结构、发展动力和未来趋势，创立了科学的历史过程论。尽管“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被许多学者质疑为“单线论”，马克思的“五形态说”也确实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但它确实是马克思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实证分析各个民族和国家发展现象的“普遍联系”的结果。“五形态论”所揭示的人类社会整体的“共同性”，即社会经济形态从低级到高级、从落后到先进的纵向演进“趋势”，是马克思从科学认知的视角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粗略概括。“经济决定论”或“单线论”的指责，实际上是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误解，甚至可以说是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对人的发展关注的无视。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历史不过是人的解放实践活动在空间和时间系列中的展开，因而，对人的彻底解放的条件和形式的探讨，就伴随马克思历史研究的始终。特别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人的发展“三形态”的论述及其晚年对俄国等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将经济社会的发展与人的彻底解放完美地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散发着迷人的人道主义光辉。
三 完善与证实唯物史观
将社会形态理论等同于唯物史观，从而将社会形态理论的表述特别是将斯大林概括出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视为不能变更的原则，曾是苏联和我国学界长期存在的一种主流认识。今天，多数学者通过研究发现，“五形态论”仅能算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多维阐释中的一种，甚至有学者对马克思“五形态论”的文本依据都提出了质疑。这就必然要引起人们反思社会形态理论与唯物史观的关系，进而探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要创立社会形态理论这一独特而新颖的历史过程理论。对此，我们需要对马克思唯物史观自身进行分析。
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最初动因，根据他自己的说法，是为了解决使他“苦恼的疑问”，即阐明现实物质利益的实质和反对当时法国肤浅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以及它们的哲学基础。当时，对工人运动具有极大影响的是两类形而上学的历史观。一是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资产阶级历史观，二是以各种理论拼凑的小资产阶级的历史观。前者把人类社会发展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自然的。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以前的奴隶制、封建制等，都是人为的。而资本主义制度则是天然合理的，虽然有危机的冬季，但它可以通过春天的复苏周而复始地发展下去。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这种论证，为各种社会学家提供了理论依据。法国蒲鲁东则步这一历史观后尘，认为手工业者的私有制是“天然合理”的。因而，他反对工人阶级组成政党、反对工人运动，主张用小生产者的生产合作社互助组织来替代资本主义以达到工人阶级的解放。法国蒲鲁东的这种小资产阶级历史观不仅对法国而且对整个欧洲的工人运动都有极大的消极影响。破除资产阶级理论家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千年王国”的谬论，为工人阶级提供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成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的一项重要使命。于是，立足资本主义的“市民社会”，马克思从现实人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入手，即从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形态入手，深入人类社会的内部结构和历史发展的基础，并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动力、历史阶段和未来趋势，从而创立了科学的唯物史观，为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奠定了第一块理论基石。
社会形态理论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唯物史观的基本结论。也就是说，社会形态理论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必然结论，舍此就不能有完整的唯物史观，也就不能确保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成为“科学”。我们知道，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诞生标志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但马克思对社会形态理论的科学表述却是1847年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社会形态”这个概念更是马克思在1852年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提出的。可以说，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与唯物史观理论的形成并不是同步的。但如果我们再仔细研究马克思的相关著作就会发现：
首先，社会形态理论是结论而不是原理，它是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考察、分析概观人类社会历史所得出的基本结论。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互动的规律，处于唯物史观的核心部分，反映了人类社会任何民族或国家以及它们的任何历史阶段的社会基本矛盾，它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社会形态理论则是马克思运用这一原理考察人类历史所得出的结论性表述，它表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历史运动中展开的形式，是社会基本矛盾的外化而不是规律本身，具有具体性和特殊性。《德意志意识形态》叙述的五种所有制，《〈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描述了四种生产方式，《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排列了人的发展三种形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论述了三大奴役形态。这说明社会形态理论关于人类历史过程分期的结论性表述是可以变动的，马克思也是根据研究的需要而对社会形态的演进做了多维阐释。
其次，由于社会形态学说的创立和完善，唯物史观才成为被证实的科学。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目的，就是要对现实社会历史进程作出一种新的、科学的说明。马克思认为，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规律支配下，人类社会的发展本质就是物质生产关系的发展。马克思的经济社会形态理论就是用生产关系的历史变迁来理解和概述人类社会历史过程的理论。列宁曾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24]，而这一成果首先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集中表述的。该书从现实人的生产与再生产出发，从生产力发展所引起的“交往形式”或所有制形式的变化来解释历史的发展的基础上，第一次提出了完整的社会形态学说，从而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最终形成。当然，对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和对历史分期的理论进一步发展和科学化，体现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部落所有制”，以及经典表述中的“大体说来”，都表明唯物史观或社会形态理论都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和证实。晚年马克思在精心研读摩尔根、梅恩等的人类学的著作中，分析了原始社会发展的基本环节，从而解决了人类早期社会系统问题。而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共产主义发展阶段的论述，以及他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论述，则是为了解决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趋势问题。至此，马克思唯物史观所揭示的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发展路径和发展规律，已为其社会形态理论所证实。于是，唯物史观就被人们认可为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真理。对此，列宁强调说，正是有了社会形态理论，唯物主义历史观才“始终是社会科学的同义词”[25]。
最后，社会形态理论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精华，它不仅概括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体现了它的多方面的内容，而且社会形态理论本身就是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中产生出来的，是它们的集合和逻辑的体现。一方面，社会形态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合乎规律的展开。在马克思从历史研究中得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原理以后，只要把它们综合、汇集起来，推论下去，自然地就会得出“社会形态”概念。列宁说得好，当我们一分析物质的社会关系时，“立刻就有可能看出重复性和常规性，把各国制度概括为社会形态这个基本概念。只有这种概括才使人有可能从记载（和从理想的观点来评价）社会现象进而以严格的科学态度去分析社会现象”[26]。另一方面，社会形态理论纵向揭示了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过程和规律。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是杂乱无章的，也不是偶然性的堆积，它有着自己固有的内在规律。马克思发现的唯物史观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问题。它以确凿的史实和严密的逻辑令人信服地证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已经经历四个社会形态，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已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这样，马克思就以社会形态更迭的具体事实对历史的发展作出了科学的说明。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指出，“社会形态学说是历史唯物主义形成的标志，没有社会形态学说，就不可能有完备的历史唯物主义体系”[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