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工具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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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边际效用论基础上的交换理论

笔者将在本节运用边际效用论解释“交换过程中所遇到的逻辑困境”问题:

(1)交换的同质基础:拟交换物品对交换双方而言均具有无差异的效用。

(2)交换的比例关系:在一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和重复性交换中达成的,自有物品与交易物品在边际效用相等时所形成的比例关系,当货币介入后表现为价格。

(3)交换产生的原因:必要性,即通过交换能够消除双方共同存在的边际效用递减的问题,从而同时提高交易双方的效用水平;充分性:人具有利己主义倾向,既然交换对自己有利,那么交换就具有了动力。[23]

我们仍然使用原来的例子:

1尺布=15斤米

问题(1):为何从表达式看,“=”两边的布和米无法满足同质性的要求?答案是:布和米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物质,但是布能够为人类御寒,米能够给人类充饥,尽管它们分属不同的物质,但它们对于人类而言均具有无差异的效用。无差异的效用是布和米进行交换的同质性基础。

问题(2):为何1尺布交换而来的恰好是15斤米,而不是12斤或18斤米呢? 答案是:交换比例由商品对自己和对手的边际效用,以及商品之间的生产技术因素共同决定。交换发生初期,交换的比例关系可能是比较随意的,如可能是:1尺布=5斤米。在该情形下,生产方面的因素开始发挥作用:布匹的生产者甲发现同样是劳作一年,自己织布只能产出100尺布,而种大米一般能产出1500斤大米,若参照之前形成的价格“1尺布=5斤米”,意味着甲若种大米然后在市场上交换布匹,能够获得比自己织布多3倍的布匹,因此种大米更划算。因此,在下一期生产活动中,甲将减少布匹的生产,而将更多的生产要素投入大米的生产。这自然会导致在下一期的交换中,可交换的大米数量在增加,而可交换的布匹数量在下降。此时,对甲而言,5斤大米所带来的边际效用已不如1尺布所带来的边际效用大,因此甲将调整他的交换比例,将其1尺布调整为交换8斤米……如此往复,最终市场将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价格,或叫做市场均衡价格,即1尺布=15斤米。这便是交换的比例关系确定原理,或价格的确定原理。

问题(3):为何交换能够发生?答案是:随着布匹生产数量的增加,其对于生产者甲而言存在边际效用递减的现象;同样,随着大米生产数量的增加,其对于生产者乙而言也存在边际效用递减的问题。而若双方将各自的产品去交换对方的产品,就可以消除单纯消费自产物品所产生的边际效用递减问题,从而使得双方的总效用水平都得到提高。人在“利己动机”的驱使下,会使得交换发生。

由该交换理论可以推测出商业产生的原因:

随着任何一种物品产量的增加,该物品对当地居民的边际效用呈递减趋势,由此导致当地居民具有交换其他商品的动机,即任何一种物品存在以其生产地点为圆心,向四周扩散的动力,从形态上可以称为“涟漪效应”。商业便是承担这种商品扩散和交换职能的行业,该行业的盈利=“两地边际效用差额”-“运输成本”。运输成本与运输距离成正比,随着商品运输距离的扩大,商业盈利逐渐降低直至为零。如果我们将商业利润为零的地点称为“边际交换地点”的话,那么边际交换地点与圆心的距离便是最大的交换半径,而由这些边际交换地点围成的、以生产地点为圆心的区域便是该商品最大的交换范围。在完全均匀的地理条件下,最大交换范围应为圆形,但实际上地理条件是千差万别的,因此最大交换范围的形状也千差万别。

同样,也可以推导出商业竞争的问题。商业并不增加或改变商品的效用属性,其竞争主要集中在能否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或节约交易费用方面。如果在物流成本或交易费用方面拥有优势的话,商人在同等距离的地点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因此,他就可以通过降低价格等方式在竞争中获取优势,也可以通过扩大交换范围等方式获得更多的利润。在经济发展的初期,由于物流技术落后,运输成本极高,决定了远距离交换的产品(国际贸易品)只能以丝绸、瓷器、胡椒和茶叶等奢侈品为主;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物流技术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运输成本在商品成本中的比例被极大地摊薄了,从而导致市场的交换范围能够扩大至全球的所有角落,即便是普通商品也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流通。全球化已成为当前经济社会的一个基本现象。


[1] 班菲尔德认为“经济学的科学基础是消费的理论”,并且他早在1844年便具有了需求的层次理论思想。参见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5页。

[2] 据笔者所知,除罗斯巴德之外,目前主流经济学尚未对安全需求进行系统的研究。罗斯巴德在《权力与市场》中曾对安全问题是否是导致政府的出现这一问题进行过分析,他的结论是安全问题也可以在自由市场制度下由市场充分的供给。

[3] 虽然戈森是阐述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第一人,但对该规律进行系统阐述并将边际效用理论全面推向发展的仍然首推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等人。

[4] 赫尔曼·戈森:《人类交换规律与人类行为准则的发展》,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9页。

[5] 奥地利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于1871年出版,英国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也出版于1871年,法国瓦尔拉斯的《纯粹经济学要义》出版于1874年。

[6] 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67页。在同一页的附注中,庞巴维克提到了门格尔的相似论述,“因此,在任何具体情况下,在物品总量所保证的需要的满足中,唯有对人具有最小的重要性的那些满足是依赖于他对物品总量中由他支配的一定部分的支配权的。因此,这一部分物品价值相等于由物品总量保证的一切满足中最不迫切且可以用同样部分数量获得的满足对那个人说来具有的重要性”。

[7] 埃德文·多兰:《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基础》,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9页。

[8] Luis Saravia de la Calle,Instruccion de Mercaderes (1544),in Grice-Hutchinson,School of Salamanca,pp. 79-82.

[9] 实际上,此处增加了一个假设条件,即消费者具有最大化自己效用水平的动机,这一般被经济学家称为“消费者理性假定”,也可以被视为是消费者的一种“利己行为”。对此将在后面的“生产理论”部分进行详细阐述,在此部分则不再展开讨论。

[10] 在“序数效用论”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学主流范式的时候,黄有光、海萨尼和森等经济学家仍然坚守“基数效用论”立场,但是,他们并未提出解决效用计量问题的有效思路。

[11] 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明确地指出了显示偏好理论的缺陷:“效用理论中所谓的‘理性’选择,在显示偏好理论中转变为‘偏好的多少’、‘一致性’和‘传递性’。简而言之,显示偏好理论和效用理论在逻辑上是相当的,因此,萨缪尔森原先声称显示偏好理论是分析消费者行为的新方法是没有根据的。”——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82—183页。

[12] 在序数效用论中,准确地描述应该为“边际替代率决定价值”。

[13] “在证明归纳的正确性方面存在一个逻辑问题,自从休谟以来的哲学家一直为这个问题感到忧虑。……休谟并不否认我们不断地把个别的事例一般化从而得出习惯,不否认思想上的自发联系,但他否认从这种推断在逻辑上可证明是正确的。这就是著名的归纳问题。……我们可以用人们爱用的波普例子(这个例子实际上出自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来说明这个道理:不管你看到的白天鹅有多少都不能从中推断说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因为只要看到有一只天鹅是黑的就足以拒绝所有天鹅都是白的这个结论。”——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4—15页。

[14] 路德维希·拉赫曼:《新李嘉图式反革命时代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转引自埃德文·多兰《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基础》,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2页。

[15] Rothbard,“Toward a Reconstruction”,pp.228-230; also see:Ludwig von Mises,Human Action:A Treatise on Economics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pp.102-104.

[16]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册,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35页。

[17]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册,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43页。

[18]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册,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11页。

[19] 笔者在此尊重马歇尔的开拓性贡献,把使用“货币”对“效用”的度量认为是一种“间接”的度量方式。但实际上,几乎所有的测量都是间接的。比如,长度的单位为“米”,1983年国际度量衡大会把“米”定义为“光在真空中行进1/299792458秒的距离为一标准米”,因此,我们对长度的测量都是通过与“光”的性质相参照而“间接”得到的。再如,摄氏温标的规定是“在标准大气压下,纯水的凝固点为0℃,水的沸点为100℃,中间划分为100等份,每等份为1℃”,因此,我们对温度的测量都是通过与“水”的性质相参照而“间接”得到的。反之,如果我们认为这些对长度和温度的测量都是“直接的”话,那么,使用“货币”对“效用”的度量自然也可以被视为“直接的”测量方法。

[20]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册,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8页。

[21]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册,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下册,第29页。

[22]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册,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上册,第38页。

[23] 实际上,“交换源于互惠”的思想早已有之,如阿奎那曾写道:“买和卖似乎起因于双方的互惠,因为每一方都需要属于另一方的东西。”——Raymond de Roover,Joseph A. Schumpeter and Scholastic Economics,Kyklos 10 (1957):p.128. 布利丹也认为,“用一匹马交换货币的人宁愿要货币而不愿要马,[说明货币对他更有价值],不然他就不会这么做”。他补充说,工人受雇,原因是他们认为收到的工资比必须付出的劳动更有价值。——Raymond de Roover,Scholastic Economics:Survival and Lasting Influence from the Sixteenth Century to Adam Smith,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69 ( May 1955):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