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东北地区先秦铜镜

张锡瑛

在我国古代，随着青铜冶炼的发生、发展和古代物质生活的不断进步，铜镜已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从原始社会末期开始直到封建社会结束的整个古代史时期内铜镜都是以不可缺少的物质资料而存在。正是由于铜镜与人们生活的这种密切关系，使得它的发展与演变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记载了朝代的兴衰，每个时代，每个朝代都把自己的思想、观念、意识赋予了铜镜。因此，对于铜镜的研究已成为我们考古工作者的一项重要课题。自甘肃广河齐家坪和青海贵南尕马台的齐家文化墓葬中出土三面铜镜以后[1]，对于研究我国铜镜的起源和早期铜镜情况有了新的突破。商代的铜镜也已在殷墟出土五面，到春秋战国，无论是制作还是使用都到了一个空前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除了负有盛名的南方楚镜和黄河流域的北方镜之外，东北地区各族也在制造和使用着自己的铜镜，并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和它自己的发展序列与编年。

早在秦汉以前，我国东北地区各族就已经先后由石器时代进入了青铜时代，他们创造了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和独特风格的青铜文化，其中，作为兵器的青铜短剑和作为生活修饰用的铜镜都是很富典型性的器物。青铜短剑已为国内外学者所关注，对青铜短剑的分期与编年的讨论仍在进行中。东北的先秦铜镜在国内很少有人问津。在国外，尤其是日本和朝鲜的学者由于东北先秦铜镜远远地影响和波及了朝鲜半岛、日本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成为这些地方古代物质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引起了他们的广泛兴趣，他们在对先秦铜镜的类型学及编年方面都有了较深的研究。如日本的梅原末治、驹井和爱和朝鲜的全荣来、金元龙等人都在对他们称之为“多钮镜”的研究上有了一定成绩。但以上诸人的研究着重点在朝鲜半岛和日本出土的所谓“多钮镜”，对中国东北地区先秦铜镜仅涉及少数几面。尤其近几年出土的先秦镜尚未有人问津。笔者在东北的田野发掘中有机会见到一些先秦铜镜以及与这些镜有渊源关系的被人称为“镜形饰”的器物。涉猎东北地区已发表的有关先秦镜的材料，统计这类铜镜数目已有数十件。本文想就这些材料，对先秦镜和“镜形饰”的形制、花纹、用途以及编年等方面进行一些初步探索，以期引起学术界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