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 国外后发劣势理论研究综述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们出于各种目的，大多强调后发国家的后发优势对于一国经济赶超的积极意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后发国家发展本国经济的信心，但过度强调后发优势而忽视后发劣势，也容易使后发国家产生麻痹思想，把赶超看得轻而易举，对现代化的艰巨性认识不足，导致经济发展战略脱离实际。相对于后发优势的研究而言，经济学家们对于后发劣势的研究明显不足，并且，随着现代化的高级化、后发劣势的递增，对于后发劣势的研究更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后发劣势”概念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沃森提出的。他认为，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是后发国家，所以可以在没有基础制度支撑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模仿实现快速发展。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的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特别是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阶层，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但是，技术模仿虽然可以使落后国家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却可能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导致长期发展失败，这就是后发国家的“后发劣势”。

除了沃森提出的后发劣势理论之外，对于后发国家后发劣势的论述散见于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各学科研究之中。从总体上来看，学者们主要从两个角度对后发国家的后发劣势进行了分析，一是从后发国家的内部寻找后发国家的后发劣势，主要包括：

1.文化障碍论。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里面指出，只有新教文化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其他文化则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其后一些社会学家进一步指出，后发国家前现代农业社会的伦理型文化与资本主义的民主法制、契约精神、个人主义、科技理性不相适应，成为现代化的障碍。

2.资本短缺论。发展经济学家纳克斯等指出，后发国家由于生产力低，也导致资本形成低，投资不足，而生产力低，也导致收入低，市场小，需求不足，投资不足与需求不足形成低水平均衡陷阱。缪尔达尔更指出，由于后发国家生产力水平低，导致产出低，产出低又导致积累低，积累低又导致投资低，投资低又导致产出低，最后形成贫困的恶性循环。

3.制度失灵论。制度经济学家与公共选择理论家如科斯、布坎南等指出，后发国家由于缺乏现代政治制度与完善的法制，导致专制主义盛行，产权与人权得不到保障，交易成本过高，政府腐败，寻租普遍，各种市场垄断普遍存在，使发展机会极度不均等，社会矛盾激化，阶层冲突不断，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相互交织，经济发展缺乏基本的条件。

4.金融抑制论。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麦金农、肖等指出，后发国家普遍存在着金融抑制问题，导致资本的配置效率过低，资源大量浪费，阻碍经济的发展。

5.技术依附论。弗农通过产品周期理论指出，只要后发国家缺乏自主技术开发能力，一直停留在产品生产的劳动密集型阶段，后发国家就难以改变自己的不利贸易条件。

6.知识鸿沟论。尼葛洛庞帝指出，在发达国家进入知识经济的时代，由于后发国家教育不发达，信息技术落后，缺乏支撑知识经济发展的工业基础，在知识经济时代，双方的差距将进一步扩大，形成知识鸿沟，大部分后发国家将可能被进一步被边缘化。

7.经济结构失调论。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迈克尔·托达罗理论认为人口严重过剩情况下的城乡二元经济、城市二元经济的长期存在对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8.历史的路径依赖论。新历史学派经济学家诺思等指出，后发国家虽然已经摆脱了殖民统治，但长期的殖民统治所形成的国内经济、政治、阶级结构却由于路径依赖依然长期存在，并维持原来的功能，导致新殖民主义和国内殖民，使发展困难重重，利益集团的存在进一步阻碍了经济发展。

第二部分学者则从后发国家发展的外部条件，国际环境角度提出后发劣势，主要包括：

1.不平等竞争论。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其《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指出，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后发国家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自由贸易只会导致马太效应，贸易利益的不公平分配，使后发国家处于不幸的依附状态。

2.贸易条件恶化论。阿根廷经济学家普雷维什指出，由于发达国家的贸易品与后发国家的贸易品的需求弹性不同，二者的生产率进步速度不同，市场的地位不同，导致双方的贸易条件不同。相对来说，后发国家出口的初级品一直处于贸易条件恶化状态，处于不利的贸易地位。

3.贫困化增长论，印度著名经济学家巴格瓦蒂进一步指出，由于资源锁定，产业结构单一，后发国家贸易条件的恶化速度超过了初级产品的生产力进步速度，导致其生产率提高越快，出口越多，贸易条件越恶化，贸易得益越少，陷入贫困化增长陷阱。

4.依附论，经济学家多斯桑托斯、辛格等认为，由于当前世界依然处于不合理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后发国家处于一种边缘性的依附地位，国内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布局都不是以自己国家的发展为目标，而是为了满足中心国家发展的需要而设计的，这种依附性的地位和依附性的经济与政治结构只会有利于中心国家的剥削，不利于后发国家的发展。当前的反全球化理论与新殖民主义理论也基本延续了依附论思想。

5.示范消费论，美国的杜森贝里教授指出，由于西方的文化霸权，后发国家的传统文化遭到破坏，西方消费主义文化的侵入形成了消费的示范效应，导致后发国家超前消费，使资本积累率偏低，经济发展乏力，而西方文化对前现代文明的冲击也导致这些社会的瓦解。

此外，还有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后发国家的后发劣势，特别是后发劣势的动态性、相对性、相互关联性，使对后发劣势理论的研究不断深入。并且，后发劣势理论也被广泛应用于产业发展、区域经济发展的讨论之中，适用范围不断扩大。然而，由于个人视角的局限性，学者对后发劣势考察的深度与广度依然略显不足，片面的后发劣势观难以为后发战略提供充足的理论支持。并且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学者们对于后发劣势与后发优势是什么样的关系，后发劣势与后发优势哪一个更处于主导地位，它们是如何转化的也没有给出一个满意的答案。由于缺乏对后发劣势全面的、动态的把握，因此导致学者们制定的后发战略经常脱离实际，造成发展的失败和发展经济学的衰落。

二 国内后发劣势理论研究综述

中国的落伍是近代以来的事情，随着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国门的洞开、东西方交流的日益频繁，才使一部分知识分子从天朝大国的迷梦中清醒过来，认识到在新的文明中，相对于西方中国已经处于后发地位，面临着诸多后发劣势，导致中国与西方力量的逆转，只有克服中国的后发劣势，实现现代化的赶超，中国才能摆脱被殖民的命运。但对于中国后发劣势的认识，学者们却经历了一个长期过程。

1.片面的技术差距论阶段。在这一阶段，知识分子对东西方差距的认识主要集中在“器”的层面，认为中国的后发劣势在于技术落后，但中国的文化与制度比西方先进，因此，对西方的学习原则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基于此思想，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企图通过学习西方的工业化技术，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阻止西方对中国的侵略，维护封建制度。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一部分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联合推动了洋务运动，但由于片面的技术引进完全没有触动封建制度与文化，导致洋务运动最终失败。东邻日本则通过明治维新，在建立君主立宪的现代政治体制的基础上大力引进技术与人才，很快实现了富国强兵、文明开化的目标，不仅避免了被殖民的命运，而且迅速崛起为东亚强国，在甲午之战中打败老大中国。

2.制度差距论阶段。甲午惨败和日本的崛起使国内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仅限于技术层面的学习是不够的，制度层面的后发劣势才是阻碍中国追赶西方的主要障碍，因此，中国要摆脱被瓜分的命运，也必须像日本一样，实现制度层面的改革，建立现代政治体制。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知识分子和革命者掀起了维新变法运动和辛亥革命运动，希望在中国确立君主立宪体制或民主共和体制。但由于国内外环境的改变，中国的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也最终归于失败，国家陷入军阀混战。

3.文化差距论阶段。对于辛亥革命的失败，国内优秀知识分子和革命者进行了深刻反思，最终认为民主革命之所以失败，就在于中国专制文化的路径依赖和乡村的愚昧，使民众缺乏现代民主共和思想、民族主义意识，导致革命难以获得民众理解与支持，因此，要使中国的革命取得成功，首要的是教育民众、发动民众，使民众树立民主共和、科学进步的理念。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国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使现代民主意识、平等观念、民族主义思潮在国民中逐渐得到普及。这样，在中国近代不断的现代化努力和挫折中，中国的知识精英对中国后发劣势的认识从经济与技术层面到制度与文化层面，不断深入和全面，为未来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认识论基础。

正是在不断的制度革命与文化创新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最终取得革命胜利，为经济赶超创造了基本条件。从革命胜利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特殊的国内外形势、封闭式的发展模式、极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严厉的集权控制，从后发劣势的角度谈论中国发展问题并不太被主流所接受，绝大部分体制内的知识分子要么追随主流，要么保持沉默。只有一些体制外知识分子从后发劣势的角度对中国的发展战略进行了认真思考，其中包括中国香港的何博传在其《山坳上的中国》就中国现代化面临的各种后发劣势进行了仔细分析，如人口过剩、资本短缺、资源不足、教育落后、行政效率低下、权力失衡、社会稳定性差、社会分配不均等，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对策。中国科技大学教授金观涛则从系统论和自组织理论角度讨论了改革的艰难性和风险性，在其《兴盛与危机》中，金教授就制度的路径依赖与不断自我强化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指出中国悠久文明的惰性对于创新与改革的抵触，既存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抵制，使改革充满不确定性和风险性。中国台湾著名学者柏杨则从文化角度讨论了中国的后发劣势，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他对中国文化的保守性、劣根性进行了尖锐抨击，时至今日，中国文化的保守性与国民素质问题依然是建立民主法制社会的巨大障碍，也是裙带关系、腐败盛行的渊源。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后发劣势通过大量引进外资、经济体制改革、教育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得到一定克服，加上东亚模式的全球效应，国内关于后发优势的研究不断升温，后发劣势研究进一步被边缘化。虽然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中国社会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盲目地模仿新自由主义战略导致社会危机、经济危机不断恶化，但由于舆论控制、利益集团的压制，国内对于后发劣势的研究依然较少，只有体制外的一些学者进行了一些深刻思考，如中国香港的何清涟博士在《现代化的陷阱》一书中对于中国过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导致的权力失衡、金权勾结问题进行了深刻揭露，指出当前社会分配不公的根本原因在于权力的垄断与寻租，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是中国现代化的最大障碍。美国哈佛大学终身教授陈志武也多次在国内发表演讲，指出中国庞大而低效的行政机构是发展的障碍，只有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促进自由竞争，才能克服日益扩大的社会分裂。随着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能源、生态问题的恶化，全球化的日益深入，中国面临的后发劣势递增，国内一些学者也对于现存的社会问题进行了批判，但上升到战略高度的并不多，更不全面，并且由于利益集团的阻挠，政、学、商三角同盟的形成，理性的呼声依然缺少必要的关注。国内对后发劣势比较集中的研究是在杨小凯与林毅夫关于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争论以后出现的，他们主要从三个方面对后发劣势进行了探讨：

1.从发达国家与后发国家、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比较研究中揭示后发劣势形成的原因及其内涵。例如，谢作诗教授指出，杨小凯教授对后发劣势的解释只是后发劣势内涵的一个方面，后发劣势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是后发国家不是不去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而是教条主义地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后发国家“赶超”阶段所要求的最优制度是不同于“后赶超”阶段所要求的最优制度的。然而制度具有稳定性，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性，“赶超”阶段的最优制度的建立反而给“后赶超”阶段的经济发展造成了障碍，这才是后发劣势概念最重要的方面。简新华认为，所谓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是相对发达国家而言的国家（即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有利条件或不利因素，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分别是一种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后发劣势表现在技术、制度创新、结构变动、规模扩张、人力资源和国际竞争等各个方面。杨绍江教授认为，后发劣势有两种含义：一是指由于后发而处于绝对不利的地位，主要表现为资源禀赋、经济规模、生产的外部性、消费的外部性等形成的外生后发劣势。二是指后发国家在利用后发优势和克服后发劣势的过程中，虽然容易取得短期的成功，却很可能给经济的长期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的情形，这种后发劣势正是从利用后发优势或摆脱后发劣势中内生而出，称为内生性后发劣势或后发陷阱，主要表现为后发国家在发达国家先发优势的示范下实行赶超战略而形成的后发劣势。此外，胡隐昌则认为，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就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当今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国际环境却截然不同，它们开始发展经济时就面对着经济强大的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利影响无处不在，使发展中国家天生处于劣势地位。一方面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内部的不利影响，包括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产业发展、结构转换和制度创新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外部因素的不利影响，如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和不平等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的不利影响。

2.从现代化、后发效应视角，立足于我国现实，较具体地区分在全球化背景下后发国家面临的来自国内外的对经济发展不利的条件要素。例如，吴忠民教授认为，后发国家和地区在存在着后发优势的同时存在着许多对于现代化建设来说是不利的方面，即后发劣势。除了人们提及的如人口众多、底子薄等“先天性”不足之外，还包含了以下方面的陷阱：（1）依附发展的可能性；（2）不平衡发展（社会机体层次、结构、地区、城乡等）；（3）社会的价值体系容易出现紊乱情形；（4）相对较高的社会期望值；（5）贫富差距容易迅速拉大，影响社会稳定；（6）外延型发展向内涵型发展方式的转变十分困难；（7）面临着以强势经济势力为基础的外来大众文化的侵蚀；（8）容易出现社会问题的恶化。他还据此提出了扬长避短的六项对策。程洪教授从现代化理论的角度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具有一般性或基础性六大劣势。第一，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处的后发地位是一个根本性的最大劣势，正是“后发”这一根本性劣势决定了发展中国家的其他劣势；第二，后发国家经济十分落后，工业底子薄、规模小，技术落后，市场占有率低，农业发展极其缓慢，很难满足社会发展和人口增长的需要；第三，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一般在外力的作用下才得以启动，它们难以实现持续高效的发展，国内市场发育不全，人均收入低，资本积累不足，需求不足，很难对现代化形成强大推力；第四，绝大多数后发国家都存在教育落后、人才匮乏的问题；第五，许多后发国家存在着严重的社会发展落后状态，这是又一明显的后发劣势；第六，后发国家在现代化启动之时便已受到人口包袱、环境压力和传统重负的束缚。在新形势下，特别在时空压缩的条件下，以上这些劣势将会形成裂变与分解，从而派生出许多新的劣势。

3.把后发劣势的理论运用到我国的工业化、区域发展、西部大开发、国际贸易等具体经济发展领域，把握后发劣势的特点与内涵。例如，曾国安认为，后发劣势的出现源于发展的不平衡，发展的不平衡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后发劣势就是指经济落后地区由于经济落后地位所致的不利条件。后发劣势具有普遍性、客观性、现实性，后发劣势只是经济落后地区经济发展面临的不利条件的一部分，经济落后在经济发展中面临的所有不利条件不一定都是后发劣势。杨永春高度概括了落后地区后发劣势包含的六个方面内容。（1）由于发展条件和发展环境的不平等性，落后地区的后发效应大为减弱，经济发展的边缘化效应强化，甚至可能丧失国家经济、文化的独立性；（2）发展阶段的不可逾越性和发展任务的多重性；（3）外来系统和本国系统的整合问题；（4）由外延型发展方式向内涵型发展方式的转变十分困难；（5）后发国家市场不完善，基础设施不足，这要求一个有能力的强政府，这些条件不是大多数落后地区所能具备的；（6）落后地区的发展条件伴随着世界经济秩序，甚至政治秩序的变化而形成更多不确定性。陆德明教授从地区经济发展的角度分析认为，经济发展中的后发劣势指经济发展中的后起者往往有更多空间模仿先发者的技术，用技术模仿替代制度学习，从而使体制落后阻碍经济发展的现象。我国西部地区尽管技术引进和模仿使分工和经济运行有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但制度变迁（因为制度改革比技术模仿更痛苦，更能触痛既得利益）和无效制度化严重影响了各种发展要素的使用效率，表现在：（1）上层建筑规模太大；（2）政府管理方式落后，运行效率低下；（3）因为工业化和市场化程度低而缺乏对现有新技术的承载能力；（4）因为知识贫困而导致的内生技术十分有限，从而使技术对经济的扩张力不足。卢文鹏认为，杨小凯教授强调的技术模仿对制度模仿的替代效应在中国不明显，但中国确实存在经济发展的后发劣势问题，主要表现有两个：一方面是技术学习和引进方面的“路径依赖”，另一方面是制度学习方面的排异效应。根据这样的判断。他提出的对策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中国资源禀赋结构相适应的比较优势战略，克服后发劣势，提升国家的竞争优势。邓曦东从我国西部大开发的角度出发认为，落后地区的后发劣势主要为：（1）体制转型缓慢，形成后发的体制劣势，这是最大的后发劣势；（2）历史和文化传统习惯势力强大，扭转困难；（3）东西部收入水平相差悬殊，产生急于赶超的紧迫感；（4）人口增长过速、资源状态不佳的劣势，可能导致贫困的恶性循环。这样的观点同样可用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落后国家和地区后发展问题。

由于中国自身的落后性特点使国内学者对于后发劣势的探讨不断深入、全面，然而，由于意识形态问题，当前国内学者对于后发劣势的探讨也只能及于表面，而不能深入核心的文化与制度层面，导致有隔靴搔痒之感，难以根本性地解决问题。加上西方文化的霸权地位、中国长期的封闭发展，使中国学者的思想难以摆脱后殖民意识形态，导致对中国国情认识有所偏差。因此，要深刻地了解中国面临的后发劣势，我们还必须摆脱思想上的路径依赖，解放思想，从文化与制度根源上来探讨中国的后发劣势。

三 国外经济赶超战略研究综述

自英国工业革命成功之后，经济赶超战略便成为各后发国家经济学家研究的重点，不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分别从当时的时代背景出发，紧密结合本国的具体国情，找出本国发展过程中的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并积极创造条件，充分利用各种后发优势，克服各种后发劣势，以实现经济的赶超式发展。广义的赶超理论渗透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诸多领域之中，范围十分广泛。狭义的赶超理论只包括发展经济学中的赶超理论，特别是曾经指导过后发国家的发展并具有深远影响的经济理论。从发展的角度看，重商学派，重农学派，古典政治经济学中都包含了赶超理论的成分，但都不系统，不能称为后发战略，真正成为后发国家第一个赶超理论的是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李斯特提出来的“幼稚产业保护论”及其发展战略。

1.李斯特的“幼稚产业保护论”。针对先发国家英国经济学家提出的自由贸易与市场经济理论，作为后发国家经济学家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却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后发国家与先发国家发展条件不一样，有自己的特殊性，如果按照英国经济学家倡导的完全市场经济与自由贸易政策制定本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在不平等的竞争力条件下，后发国家的幼稚民族工业将被摧毁，重新陷入纯农业国地位，自由贸易的结果只能导致两种类型国家的马太效应，后发国家可能为了短期利益而丧失了长期的发展能力，只有在平等的竞争条件下，自由贸易才会使双方都得益，不公平的自由贸易只会有利于发达国家。为了实现公平竞争，后发国家就必须实现工业化，但工业化需要一段时间的“幼稚产业保护”期，为了加速幼稚产业的成长，后发国家应该积极创造条件，实行有限贸易保护政策，这样，李斯特就提出了自己的“幼稚产业保护论”。

在幼稚产业保护论中，李斯特提出了自己的生产力论、历史发展阶段论、有限贸易保护论、国家推动论。他首先批驳了自由贸易是发达国家经济崛起的根源说，揭示了英国长期重商主义的历史本质，认为重商主义、贸易保护才是英国崛起的根源。在英国工业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后，英国再提出自由贸易，对于落后国家来说是不公平的，如果德国采取自由贸易政策的话，国内幼稚的工业将不是英国强大工业的对手，其结果就是沦为原材料供应国，承受着不断恶化的贸易条件。要改变这种不利的贸易地位，德国就必须学习英国，通过有限的贸易保护，促进本国工业的发展，待其具备一定的竞争力后再与英国进行自由贸易，享受比较分工带来的好处。

为了破除李嘉图静态比较优势的影响，李斯特提出了动态的生产力理论。他认为，相对于短期的资源配置利益而言，生产力的提高更为重要，商人只注重短期利益，而一国力量的强弱关键在于生产能力的提高，只有生产力不断提高，一国才能最终改变自己的贸易地位。对于一国来说，通过发展自己的工业，提高自己的生产能力，从短期看，可能会损失一些短期的配置利益，但从长期来看，由于生产力的提高，贸易条件的改善，其获得的利益将远远超过损失，因此，一国最重要的不是短期的贸易利益，而是长期的生产力提高。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工业化，提升自己的产业结构。李斯特认为，只有实现工业化，一国才能增强自己的国力，改善贸易条件，获得平等的竞争地位。

但后发国家通过自由贸易肯定不能达到工业化目标，必须实行适度贸易保护政策，以促进国内企业的成长。然而，后发国家资源有限，并不能对所有的产业实行保护，必须对产业进行选择性的保护。贸易保护的手段主要是关税，随着幼稚产业的不断壮大，关税水平应该不断下降，以刺激保护企业的竞争意识，鼓励技术引进与创新，对于受保护产业的原材料，应该免税，以降低成本。当然，在后发国家的工业化中，国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市场注重短期利益，经常失灵，后发国家市场分割，基础设施不完善，缺乏合格的企业家和竞争意识，市场制度不健全。因此，国家应该以长期利益为重，通过关税保护和各种优惠政策对关键产业进行扶植；通过国家银行筹集资金，以优惠条件贷款给资本家，甚至在必要时，国家可以建立工厂，待其具备一定规模后再便宜转让给资本家；为了促进国内工业发展，国家应该统一度量衡，完善基础设施，健全法制，保障私人产权，废除各种不合理的国内关税，建立关税同盟，形成统一的国内大市场；国家应该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国民素质，为本国的工业化创造条件。

这样，李斯特以“幼稚产业保护论”为核心，以生产力论、工业化论、国家推动论为重点，构建了自己的经济赶超理论，为后来的德国、美国的工业化提供了理论指导。

2.苏联内向压缩型工业化理论。苏联模式是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下形成的，并取得了工业化的快速赶超。

苏联模式的第一个基本特征是重化工业优先发展。由于西方列强对苏联不断的战争威胁、资本主义世界对苏联的孤立与包围、俄罗斯近代工业化落后造成的战争灾难等的影响，国防工业被苏联领导层提到突出的优先地位，而国防工业的发展以重化工业的发展为基础。因此，托洛茨基认为，要打破资本主义强国的包围，提高苏联的防御能力，实现快速的工业化，保卫苏联的革命成果，就必须实行重化工业的优先发展。并且，重化工业的联系效应强，产业链长，有利于拉动大量相关产业的发展，形成产业内部的供求平衡，降低经济危机的风险。

苏联模式的第二个特点是资本的强制积累。西方大国主要通过殖民掠夺和不平等的贸易获得资本积累，但苏联没有海外殖民地，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孤立，国际贸易很少，并且处于不利的贸易地位，不可能像西方列强一样通过殖民掠夺和国际贸易实现资本积累。但重化工业化需要大量资本投入，时间紧迫，因此，托洛茨基等认为，可以通过内部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来迅速实现工业化的资本积累，快速工业化。

苏联模式的第三个特点是公有制为主体。苏联资源丰富，但由于私人资本严重不足，基础设施短缺，教育落后，缺乏合格的企业家和技术人才，也缺乏统一的工业规划，规模经济难以形成，资源大量闲置。政府通过建立大量的国有企业能够迅速集中有限的资本，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使分工进一步细化，实现规模经济，有利于资本深化和先进技术的采用，获得宏观的资源配置效率，实现快速的工业化。公有制产权不清问题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化来弥补，形成内在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保持了较高的生产效率。

苏联模式的第四个特点是计划经济。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市场极端不完善，资源配置能力不足，加上市场经济自身的滞后性、短期性与盲目性，经常导致资源的大量浪费，因此，在市场极端不完善的情况下，计划可以部分替代市场，集中必要的人力、物力，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防止市场不完善造成的短期性、滞后性和盲目性，获得长期的资源配置优势，加快工业化的发展。

苏联模式的第五个特点是威权政府。由于历史、文化与现实的原因，苏联的威权政府成为一个强政府，一个强政府对于经济发展是有利的，它可以保证经济发展的秩序和社会稳定，纠正市场的短期性，防止政府失灵，保持决策的相对高效和分配的相对公平。

苏联模式的第六个特点是近于封闭式的发展。由于国际环境的压力，苏联只能选择封闭式的发展，但是，苏联能够在近于封闭条件下发展成功在于原俄罗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已经是世界第四大工业国，基础好，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新技术突破不多，处于技术停滞期，欧洲政治的分裂为苏联引进技术提供了机会；斯大林特别重视技术进步，苏联把教育提高到非常重要的地位，使苏联的工业化技术基本上与世界同步。并且原苏联资源极端丰富，可以满足国内大规模工业化的资源需求。

这样，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苏联通过强政府推动、国有经济与计划配置、重化工业优先发展的不平衡发展模式，在付出巨大代价的基础上，迅速地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世界工业强国，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强大的德国，短期内实现了现代化的赶超。在恶劣的内外部发展环境下，苏联的迅速崛起，其有别于西方的独特的发展模式，对后发国家产生强烈震撼，并对后来的结构主义、依附论都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也深刻地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后发国家初期的工业化。

3.结构主义发展理论。结构主义强调了后发国家的特殊性，认为在后发国家内部存在着与先发国家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如二元经济、金融抑制、资本双缺口、人口过剩、非正规部门、结构性通货膨胀、技术依赖等问题。后发国家与先发国家也存在中心—外围的依附关系，发达国家处于中心地位，后发国家处于外围的依附地位。由于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处于完全不同的发展环境中，因此先发国家的发展模式缺乏模仿性，后发国家应该针对自己特殊的发展条件制定自己的发展战略。

结构主义认为，后发国家摆脱依附性发展的唯一出路是工业化，阿根廷经济学家普雷维什通过对英国长期进出口贸易条件进行实证研究后指出，由于后发国家与先发国家的产业结构不一样，后发国家的初级产品由于技术进步慢、需求弹性低、供给过剩、替代品的大量出现、发达国家的贸易垄断等原因在国际市场上面临长期的贸易条件恶化趋势，使后发国家处于不利的贸易地位，要改善自己的贸易地位，后发国家就必须优化自己的产业结构，实现工业化，而且，工业化对于加速一国城市化、现代化，扩大就业有更大的影响。印度著名经济学家巴格瓦蒂进一步提出贫困化增长理论。贸易条件恶化论和贫困化增长理论成为后发国家工业化的主要理论依据。经济学家刘易斯则从后发国家人口严重过剩、人力资源浪费严重的特殊性出发，提出了二元经济理论，认为只有通过不断的工业化，不断减少农村剩余人口，增加城市人口，才能达到城乡一体化，实现现代化赶超。

结构主义还讨论了工业化战略问题，工业化战略主要有平衡发展和非平衡发展两种，罗森斯坦·罗丹提出了大推动理论，该理论认为，产业投资决策是相互依赖的，产业间存在着经济与技术的外部性问题，单个投资难以形成规模经济和生产力。而且，由于欠发达国家市场的局限性以及投资者获得规模经济的竞争压力，在欠发达国家的投资项目对单个投资者具有很大的风险，因而，他支持对相关产业进行大量投资，以尽快形成规模经济。罗丹还特别提到政府对公共投资的重要性，指出公共投资的外部性决定了私人资本在社会公共品方面投资不足，但由于公共品的特殊性，对私人资本投资的正外部性，投资的投入产出率比较高，公共品投资不足容易形成经济瓶颈，使规模经济难以实现。经济学家纳克斯则从贸易条件恶化论角度提出了平衡增长理论。他认为，市场是刺激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但对于今天的后发国家来说，模仿类似方式，依靠国际市场来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的可能性非常有限，因此，一国只有依靠自己的市场来促进本国的工业化。纳克斯认为，投资应该是大规模、整体地、平衡发展的，因为一些工业部门的产出可能就是另一些部门的投入，各工业部门环环相扣，互为市场，形成规模经济，互为补充，如果只发展一些产业而忽视另一些产业，供给问题和市场问题就会阻碍经济的持续发展。并且，产业内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有些产业是强动力部门产业，可以自己产生前向、后向效应，形成自己完整的产业链；而有些部门产业是弱势产业，自己发展能力不足，但如果发展滞后，就会造成经济失衡，这就要求政府的合理规划，对弱势产业进行扶植，以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阿尔伯特·赫希曼和弗朗索瓦·佩鲁则提出了非平衡增长理论，认为人为制造不平衡是达到发展的最佳途径。赫希曼认为，大多数后发国家的关键特征是其本国产业关联的脆弱，资本的有限，因此，最佳战略不是铺大摊子，而是有限的最优产业投资，通过联系效应，引致投资使产业自己扩张，形成自发的工业化发展。他主张把资金集中在那些有着强关联效应的产业上。他认为，最佳候选者是那些位于社会生产链条中间位置的那些产业，这些产业的产出是其他产业的投入，而其投入是其他产业的产出。在纳克斯看来，弱动力部门会拖强动力部门的后腿，但赫希曼认为，强动力部门能够推动弱动力部门前进。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提出了增长极理论。他认为，整个工业体系包括某些有活力的部门或有推动力的产业，这些部门或产业通过多种形式的关联效应和外部性，推动其他产业发展，这些产业或部门就是发展的增长极，通过大量投资于这些产业，通过产业关联和外部性，就可以促使整个国家摆脱低水平均衡陷阱，实现起飞。

早期发展经济学家还特别强调资本的重要性，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根本问题是资本短缺，使发展中国家处于“低水平均衡陷阱”而不能自拔，导致“贫困的恶性循环”，只有采取“临界的最小努力”，发展中国家才能进入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哈罗德—多马、柯布—道格拉斯方程也认为，经济增长率和储蓄率、投资率成正比，与投入—产出率成反比，资本投入的多少和生产效率的高低决定了产出水平。然而，在贸易条件恶化、资本积累能力有限的背景下，后发国家的工业化面临着投资缺口和外汇缺口的瓶颈，即钱纳里的双缺口瓶颈，只有通过引进外资或增加储蓄来减少资金缺口，或者通过减少进口来减少贸易逆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刚刚摆脱殖民束缚，民族主义高涨，引进外资被认为会导致经济的继续依附，这样，为了减少资金缺口，各国一方面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增加资本积累，另一方面通过出口替代减少进口。

结构主义在对外经济关系上强调依附论，认为在国际关系中，后发国家由于不利的国内经济、政治结构，被发达国家剥削，自由贸易只会进一步加剧后发国家经济、政治结构的扭曲，扩大世界的贫富差距，损害后发国家的利益。因此，他们主张贸易保护。这样，进口替代与贸易保护便成为第一阶段后发国家工业化的基本战略。

要实现进口替代，后发国家私人资本匮乏，企业家人才不足，市场扭曲且不完善，资源配置失效，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对工业化的干预显得必不可少。无论是大推动理论，还是增长极理论；无论是基础设施的完善，还是市场体制的完善，国家的推动对后发国家来说至关重要。在一个扭曲的，残留着殖民经济、政治结构的国家，必须通过国家强力才能纠正扭曲。当然，要实现进口替代工业化的目标，市场由于自身的缺陷和不完善是难以完成资源长期优化配置的，由于资源有限，市场经常失灵且不完善，必须通过周密的计划才能保证政策的相互衔接与协调、规模经济的形成、联系效应的实现。

4.新古典经济学发展理论。由于结构主义理论过分强调后发国家的特殊性而忽视经济规律的普遍性，推行严格的进口替代战略，造成很多国家出现经济结构失调，腐败盛行，债务危机，通货膨胀，社会动荡等一系列问题，现代化出现严重挫折；西方的凯恩斯主义也造成严重的经济滞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步履维艰，面临严峻的挑战。在这种背景下，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开始复兴，强调经济规律的普遍性，以恢复市场调节和自由贸易为核心，对第一阶段的经济政策进行了方向性调整，重新确定了发展目标。

由于第一阶段片面强调工业化，强调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在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下，导致国内贫富差距扩大，一些贫困阶层生活水平甚至绝对下降，大部分人并没有享受到发展的成果，一些人反而成为发展的受害者，形成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局面。因此，如何实现公平分配，保证贫困阶层的基本需求，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便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发展的目标。这一时期强调社会的全面发展已经取代了片面的经济发展，使人类发展指数、人的自由与权利的增加，贫困的减少，人的基本需求的满足成为发展的主要目标。

在这一阶段，人们重新认识到农业进步的重要性，改变了对农业的看法，认为农业的发展对于减少贫困、扩大就业、增加资本积累、扩大市场、增加外汇收入十分重要，因此，必须结束价格“剪刀差”，采取优惠的租税政策和价格政策，完善市场机制，促进农业的现代化，实现国民经济结构的平衡发展。在重新认识农业的基础上，发展中国家对农业的投入有了很大增加，对农业的管制减少，主要通过价格手段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一些国家还进行了土地改革，把大地产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以提高土地的生产效率，另一些国家则在政府推动下发动了绿色革命。

新古典经济学也重新强调了市场机制的作用，认为计划经济有其自身不可克服的弊端，计划经济在收集信息、做出决策、传达、监督、评估等方面都存在种种困难，这些困难的程度，随着管理集中程度的提高而提高，导致微观企业缺乏主动性和竞争意识，技术进步慢，生产效率低，宏观领域决策失误频发，使资源配置效率降低。而政府的管制、配额、许可证制度、金融抑制也导致垄断盛行、市场扭曲、价格失效。并且，政府无限的权力，在缺乏民主与法制的制约下，导致普遍的寻租和金权勾结，形成了一批既得利益集团，把小团体的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差距，阻碍了国内市场的扩大。新富阶层的示范消费进一步扭曲国内产业结构，造成结构性通货膨胀，路径依赖导致有发展的不发达问题的积累。在这些国家，集权体制下的计划调节不仅没有促进资源的高效配置、社会的公平分配，反而使资源配置扭曲更加严重，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二元结构进一步分化。因此，减少政府干预，理顺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完善传导机制，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是激发企业活力、促进技术进步、抑制通货膨胀、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减少政府寻租机会、促进机会均等，缩小贫富差距的必然要求。新古典主义还提倡外向型发展战略，由于进口替代使三种关键性价格：利息率、工资率、外汇汇率人为扭曲，导致资源不能合理配置，最终造成普遍的社会危机、经济危机、债务危机、通货膨胀，使经济陷入停滞。相对于进口替代来说，出口导向战略有着较少混乱、较为中性的特点，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竞争力，促进技术进步，引进外资和管理经验，扩大就业，提高国民福利，缩小贫富差距，改善国际收支，减少腐败。因此，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进口替代国家应该以比较优势为基础，取消对进口的数量限制，降低定值过高的外汇汇率，使用中性的、透明度高的税率，促进商品出口，并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使利率、汇率、工资率市场化，让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使国际贸易再度成为增长的发动机。

在发展经济学的第二阶段，发展经济学家纠正了前一阶段重物轻人的思想，提出人力资本概念，指出促进人力资本的形成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十分重要，要促进人力资本的形成，教育投资是核心，卫生保健方面的投资也有利于提高人口质量，发展中国家不应模仿发达国家的教育与社保模式，而应当从本国实际出发发展本国的教育与卫生保健事业。与结构主义经济学家注重宏观战略研究相比，新自由主义古典经济学家更注重微观的分析，如关税、配额对一国福利的影响，金融抑制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汇率低估对一国经济的影响等；相对于结构主义把后发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新古典经济学家更倾向于国别研究，否认后发国家的一致性，通过对不同国家特殊性的研究，提出相对应的对策。与结构主义强调发展经济学的特殊性、否认古典经济学的普遍性相比，新古典主义更强调单一经济学，坚持市场调节和自由贸易的普遍性。

5.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理论。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观认为，各国的经济发展是在一定的历史、文化与制度背景下运行的，经济发展绩效受历史文化的路径依赖、制度设计与制度变迁的综合影响。与新古典经济学从个人主义出发，把人看作完全的经济人、理性人，个人只受个人的利益偏好影响不同，新政治经济学强调人是社会人，受各种文化、制度、意识形态的影响，个人不仅仅是经济人，也是社会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信息也是有限的，在很多情况下，人的决策很难达到最优，至多只能达到次优。与新古典主义把市场看作在真空中运行、没有交易成本不同，新政治经济学强调市场运行中的交易成本，指出不同的制度可以产生不同的交易成本，只有那些能够有效地保护产权，扩大信息交流，减少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的制度才能够取得优胜。与新古典主义把国家作为守夜人相反，新制度经济学强调了国家在确立产权、保护产权、减少外部性、降低交易成本、防止机会主义、提供信息、打破囚徒困境等方面的建设性作用，认为如果正确地发挥政府作用，也可以推进经济发展，当然，这个政府必须是受民主市场经济体制约束，防止机会主义的政府。与新古典经济学设定边际收益递减、完全市场竞争相反，新政治经济学根据现代高科技企业和知识经济的特征，指出在现代经济中规模经济和外部性的重要性，边际收益递增导致先占优势，市场的垄断竞争，因此，相对于新古典主义的自由贸易，它们主张战略性贸易政策，强调政府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的责任。与新古典经济学把制度看作一个给定的不变的背景不同，新制度主义强调制度变迁的重要性，认为要促进经济发展，必须对落后的制度进行改革，否则，制度就会成为增长的障碍；要促进制度变迁，可以根据不同情况选用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式和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

新政治经济学的第一个流派是新制度经济学派。该学派认为，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市场的作用受到限制，必须设计合理的制度，才能减少交易成本，促进经济的发展。该理论认为，要制约交易双方的机会主义行为，防止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就必须制定相应的制度，如产权、法律、习惯等各种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保证契约的执行，没有相应的制度保证，个人机会主义盛行，逆向选择严重，就会导致严重的市场失灵。此外，新制度经济学派还特别强调产权的重要性，认为明晰的产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外部性内部化，防止公地的悲剧，稳定的预期有利于激励生产者的投资积极性，提高生产效率，有利于刺激技术创新，使资源得到最优化配置。产权理论揭示了制度、法律设计对于市场绩效的重要性，强调市场与政府的相互替代可能性，比较了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效果，指出了发展的核心问题。

新政治经济学的第二个流派是新经济史学派。这一派通过对历史的重新解构，提出了对于经济发展决定性因素的看法，得出了新的结论。它认为，经济结构的高级化、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提高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原因，而是结果，真正的原因应该是隐藏在经济发展背后的制度。新经济史学派并不认为西方世界的兴起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西方的兴起与罗马法、大宪章、议会制度、地方自治传统相关，正是这些古老权力的保留，才对绝对主义君权形成了制约，防止了君主的专制，保护了基本的私人财产权，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的兴起是一种制度的胜利。新经济史学派提出了路径依赖，诱致性制度创新，制度竞争等理论，强调了文化与意识形态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这些都成为后来制度经济学家的基本理论。它认为只有那些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保护产权，使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相一致，合理地解决“搭便车”问题，能刺激私人创新的制度才能获得持续的发展。一旦一种制度获得了较好的绩效，这种制度就会保留下来，并不断强化，但是，由于利益集团的阻碍，一项坏的制度也会长期保存下来，并持续发挥作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最好的制度并不一定能够取得好的绩效，只有那些与意识形态相适应，取得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制度才能真正发挥制度的潜力。新历史经济学派还用新古典的方法分析了制度变迁问题、利益集团问题和“搭便车”问题。

新政治经济学的第三个学派是公共选择理论，这一学派从个人主义、经济人的角度对政府行为、公民投票行为、政党行为进行了分析，对弥漫全球的腐败问题提出了学理上的研究。该理论认为，政府也是由人组成的，这个人和市场中的那个人是同一个人，一样是经济人，决策时首先考虑的是个人的收益与成本，因此，认为政府和政府人员中性存在是不对的，把他们看作慈父更不对，他们也是经济人，也有自己的利益，其行动也是按照个人的成本与收益来进行，也有机会主义行为。在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政府的大量机会主义行为会导致政府严重失灵，造成资源配置失效，加剧社会机会不均等。政府失灵的最普遍表现是政府寻租行为，寻租活动本身会浪费资源，使本来应该用于生产性的资源浪费到这些对社会无益的活动上。寻租的直接后果是造成市场机制的扭曲，阻碍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生产技术的创新，寻租的间接后果是造成其他层次的寻租活动或避租活动，造成更多的资源浪费，并且寻租会导致劣胜优汰，降低行政效率。因此，解决寻租问题的关键是要减少政府干预，完善民主法治，减少寻租机会，让市场公平竞争，促进机会均等，实现优胜劣汰。

新政治经济学的第四个学派是内生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根据学习效应、知识的外部性、人力资本积累、收益递增、规模经济、创新等现代经济特点，指出政府在促进技术进步中的重要性，特别是在提供完善的基础设施、发展教育事业、增加R&D投资这些外部性明显的投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与新古典经济理论的自由竞争市场不同，由于知识的外溢性，规模经济的存在，内生增长理论的市场竞争经常是垄断性竞争，那些先行进入，并获得规模经济的企业在竞争中有成本优势，获得先占地位。因此，无论是为了先占优势还是为了打破先发国家的市场垄断，促进租金转移，在市场外部性很强的背景下，政府对高新技术产业进行补贴与投资非常重要。因此，内生增长理论鼓励政府大力投资基础设施，推进教育的发展，增加R&D支出，实行必要的产业促进政策，对外实行战略性贸易政策，以取得先占优势、规模经济，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实现蛙跳式发展。

此外，国外经济学家们还针对全球化问题与生态，能源危机问题提出了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等一系列对策，使对经济赶超战略的研究不断深入、全面。然而，由于时代的变迁，后发劣势的递增，传统的后发赶超战略已经失去了其存在的条件，难以继续发挥指导作用，盲目地模仿反而会造成严重的失败，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于苏联模式、进口替代模式、东亚模式模仿失败的历史中可见一斑。而新的赶超理论由于深陷新自由主义和西方文化的路径依赖，难以正确地反映国内外的新形势，不符合后发国家的基本国情，导致发展的挫折。这就要求我们突破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和西方文化的束缚，在合理扬弃传统赶超战略的基础上，针对国内外的新形势，制定出新的发展战略，指导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

四 国内经济赶超战略研究综述

中国对经济赶超问题的研究是在鸦片战争之后，因为中国在近代才相对落伍，其研究高潮是在国家相对统一的清末和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如果说德国、俄罗斯的经济赶超理论指导了德国、俄罗斯的经济赶超实践，中国的经济赶超理论则来源于对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失败与成功经验的总结，这些经济发展经验对于今天深陷政府失灵与依附性发展的中国来说依然意义重大。

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尝试是洋务运动，但由于片面的技术模仿导致运动的失败。自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的一部分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中国与西方在技术上和军事上的差距导致中国处于挨打地位，要摆脱挨打的命运，中国就必须在技术与军事上赶上西方，才能御敌于国门之外，即“师夷长技以制夷”。在这种片面的后发劣势观基础上，以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开明知识分子以自强、求富为口号，掀起了洋务运动，企图通过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发展军事工业，在军事崛起的基础上捍卫国家独立，维护封建统治。洋务运动虽然拉开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序幕，发展了一批与军事相关的重工业，也带动了相关民族产业的一定发展，但洋务运动片面的军事工业发展战略，缺乏相关重工业与人力资本的支持，加上官僚资本主义的管理体制，注定了洋务运动必然失败的命运，特别是洋务运动完全不触动落后的政治体制与文化体制，必然会严重阻碍工业化的发展，使现代工业举步维艰。最后，洋务运动在甲午战争的失败中宣告终结。

中国的第二次现代化尝试是维新变法运动，但由于盲目模仿日本模式导致运动失败。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国人认识到，仅仅靠技术的引进是不够的，必须从制度上进行根本的变革，才能使中国改革取得成功，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的迅速崛起，打败老大中国给予中国知识分子以强烈震撼，使日本模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模仿的对象。在这种背景下，一部分知识分子企图借鉴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通过君主立宪建立民主体制，依靠自上而下的改革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这样，维新变法在中国拉开序幕。然而，由于国情不同，发展环境不同，盲目模仿导致战略失败，明治维新是在长期的文化转型基础上进行的，福泽喻吉等进行了长期的思想宣传、舆论准备，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受到国内外的广泛支持，而维新变法缺乏舆论准备、群众基础，并受到强大的封建统治集团的联合抵制，清政府已经成为西方国家顺服的统治工具，西方列强也不希望改变现状，日本也不希望出现竞争对手阻碍它在东亚的扩张。因此，维新变法也受到西方列强和日本的反对，最终，维新变法被国内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

中国的第三次现代化尝试是辛亥革命，但由于盲目地迷信民主共和，超越中国国情导致赶超失败。维新变法的失败使国内知识精英逐渐认识到依靠统治阶级的自上而下改革等于是与虎谋皮，不可能成功，只有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才能打破传统的权力格局，实现制度转型，为中国的工业化铺平道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孙中山先生及其同志对各国发展战略进行了全面比较，最终把正在崛起的美国作为模仿的对象，提出了《建国方略》，为中国未来的工业化做出了规划，并提出了“三民主义”革命路线，决意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体制。在革命者长期的舆论、组织、军事努力下，最终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政府。但由于革命并没有触动中国社会的基本政治结构，民主共和意识并没有深入普通大众，加上传统集权体制与专制文化的路径依赖，国内外反动势力的阻挠，革命团体自身组织的涣散，使革命最终失败。皇权的覆灭导致权威的丧失，军阀混战，为各帝国主义继续干涉中国内政提供了条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使中国形成了依附性的经济与政治结构，只有从根本上改变国内依附性的经济与政治结构，革命才能取得成功。辛亥革命对内不能废除封建体制，对外不能捍卫民族独立，革命的不彻底性使革命最终失败，民族复兴的目标难以实现。

辛亥革命的失败使国内优秀知识分子认识到，没有民众的参与，中国的现代化革命就难以成功，中国最紧迫的问题是教育民众，发动民众，在民众中播种民主、科学思想，没有文化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中国的现代化。因此，紧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国内知识精英掀起了猛烈的新文化运动，进行了彻底的文化革命，对保守的封建文化、道德体制、殖民主义文化发动了猛烈进攻，开发了民智，提高了民众的觉悟，此外，乡村运动派、平民教育派、实业救国派等各种社会实验也在中国各地蓬勃展开，为中国社会革命的成功打下了思想与群众基础。辛亥革命失败后国家事实上的分裂使中国的经济赶超丧失了基本条件，直到共产党找到苏联模式，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通过长期的国内外战争，彻底摧毁了国内封建体制，获得民族独立，中国的现代化才具备基本条件。

中国的第四次现代化尝试是对苏联模式的模仿，效果不是很理想。革命胜利后，国家统一与民族独立为中国实施经济赶超战略提供了条件，中国主要模仿了苏联的重化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采取公有制体制，实行计划经济，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进行资本积累，优先发展与军事工业相关的重化工业。这种体制一直贯穿于“一五”计划、“大跃进”运动、三线建设、洋跃进各个阶段，虽然具体措施有所区别，但重化工业优先发展的基本战略始终没有改变。对苏联模式的模仿虽然取得了较大成就，基本奠定了中国的工业化基础，但由于忽视中国的基本国情，在一个经济落后、资源短缺、科技人才匮乏的国家强行推动国有制、计划经济，制定不切实际的工业化目标，必然导致资源紧张、效率低下、经济结构失衡，加上国外对中国的经济、技术封锁，使中国的工业化技术停滞，与国外的技术差距不断扩大，而长期的不平衡发展，过度紧张的经济社会环境，领导集团的决策失误使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被迫采取改革开放战略，苏联模式被抛弃，但国内关于计划与市场、保护与开放的争论依然很激烈，进口替代、幼稚产业保护论、依附论与出口导向、新自由主义成为老左派与老右派的理论来源，双方激烈交锋，使中国的发展战略呈现出不确定性。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苏联模式的崩溃，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蔓延，新自由主义与东亚模式最终成为主导的战略思想，推动了经济市场化与贸易自由化，使中国经济得到迅速发展。然而，经济层面的新自由主义战略与政治层面的威权政治，导致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的失衡，一方面威权政府的严重失灵影响市场的公平竞争与机会均等，最终导致资源的配置效率下降，交易成本的上升，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且固化，使社会危机不断加剧。另一方面，过度的对外开放也造成了经济的依附性发展，使市场、技术的依附性发展日益凸显，导致拉美化现象的忧虑，严重影响国家的经济安全与可持续发展。在这种背景下，新右派与新左派就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了激烈争论。前者深受新自由主义思潮，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认为中国的关键问题是市场体制还不够完善，参与国际分工还不够，使资源配置低效，贫富差距扩大，而制约市场发展的关键是集权且失灵的政府，失去制约的权力造成了各种垄断与寻租，各利益集团为了垄断市场而反对开放，消极抵制国际分工，拒绝比较优势，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在它们看来，政府失灵是造成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源，制度问题是改革的核心，因此，它们主张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早日建立民主市场经济体制，促进机会均等，实现公平竞争，在民主化、法制化、私有化基础上推进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后者则受依附论、反全球化、东亚模式、结构主义、民族主义等思潮的影响，针对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把矛头指向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认为正是市场失灵导致了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自由贸易导致贸易条件的恶化，经济的对外依附性加深，因此，它们要求进一步扩大政府的权力，加强市场干预，以减少市场失灵，对外实行贸易保护政策，保护民族工业的独立性，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制，加大再分配的力度，维护普通大众的利益。针对日益严峻的腐败问题和不公平分配，新左派的一些激进分子还要求直接普选制和征收高额财产税、遗产税，更高的个人所得税，实现直接民主，缩小贫富差距。但主流意识形态采取中间态度，接受了新权威主义理论，一方面，接受新右派的观点，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完善市场机制，但反对政治分权；另一方面，接受新左派的观点加大再分配力度，打击腐败，安抚群众，但继续推进市场经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然而，无论是新右派还是新左派，抑或新权威主义，都面临着不可克服的困境，新右派难以克服经济的依附性发展，新左派激进的民主很可能导致社会动荡，市场经济倒退，陷入民粹主义的泥潭，新权威主义则兼有二者的弱点，进一步集权只会加剧政府失灵，完全的自由贸易会加剧贸易条件的恶化，导致双重失灵。不断恶化的国内生态与能源问题也激发工业化战略之争，但新型工业化战略并不能够确保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只能治标不治本；蛙跳战略由于混淆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发展条件，也难以成功；先发展、后治理的环保战略忽视中国与发达国家不同的工业化背景，必然导致生态问题的进一步恶化甚至崩溃。因此，如何针对中国的现实国情，制定合理的经济赶超战略，实现可持续发展基础上的现代化赶超，依然是当前中国的紧迫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