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实用主义的基本特征
一 从对传统哲学的态度来看——批判传统形而上学哲学
实用主义是从批判或者怀疑形而上学开始的。皮尔士认为，在哲学工作中，人们之所以对形而上学问题长期争论不休，是因为形而上学哲学使用了许多在本质上不清楚的观念。所谓本质上不清楚的观念，就是指那些无法用效果来确定其意义的纯粹抽象的观念。皮尔士认为，这些观念或者是无意义的，或者是荒谬的，所以，要想彻底抛弃形而上学，必须对形而上学的观念进行分析，找出错误的根源。
经过研究，皮尔士发现，形而上学错误在于使用了错误的定义方法，即抽象语词定义法。他指出，在本体论形而上学那里，一个词用其他的词来定义，而这些其他的词又用另外一些词来定义。由这些词所表示的概念构成了本体论形而上学的哲学命题。因此，几乎每一条这样的命题都或是无意义的废话，或者本身就是极端荒谬的命题。
上述的定义方法有其错误的逻辑基础。传统的形而上学一般都采取了可上溯到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说作为哲学体系的建筑术，以直言判断的主谓式结构来定义哲学概念。根据这种逻辑结构，只有陈述出被定义对象的基本性质，才能对它作出定义，或者说，只有枚举出一个词语的所有谓词，才能定义这个词语。皮尔士指出，在实际上，每一个谓词都比被定义的词语更为抽象，更为一般。这样一来，要定义一个词语，就要求这种定义过程永无止境地继续下去，例如，这种方法对“金丝雀”的定义过程是：金丝雀——鸟——脊椎动物——动物——生物——自然物体——物体——实体。这样，对一个概念的解释就不得不停留在诸如纯存在、作用、实体以及相似的简单得对其不能再作出任何说明的那些观念上。皮尔士称这样的理论为“荒唐怪诞的学说”。
皮尔士认为，这种以直言判断的逻辑结构为基础的形而上学，必然导致哲学概念在意义上的混乱，这也是形而上学哲学长期争论不休的根本原因，因为，争论的双方肯定是相互误解的。他们或是把不同的意义赋予相同的语词，或是这一方，或另一方在使用一个没有任何确定意义的语词。
形而上学哲学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它的定义方法所导致的概念意义上的混乱，危害着整个人类思维的健康发展。在皮尔士看来，潜存在人们头脑中的一个意义不清或根本就无意义的观念、公式、命题有时就像一种在动脉中的惰性物质一样起阻塞作用，妨碍大脑的营养供给，并使自己的这一受害者在他的充沛的智力活动中，在他的丰富的理智中，枯萎惟悻。
可见，批判形而上学，弄清观念的意义，具有重要的意义。皮尔士据此提出，人们有权要求逻辑教授授给我们的最先一课，就是怎样使人们的观念清楚。
詹姆士系统地阐述和发挥了皮士尔的思想，因而被西方学者称为是实用主义运动中“中心的学术人物”。反形而上学问题是贯穿他哲学始终的一个课题。
詹姆士认为，在哲学界，人们之所以对许多哲学问题争论不休，其重要原因是形而上学的一元论在作怪，哲学家们以追求“一”、绝对、精神总体为己任。
詹姆士指出，一元论从理智上和感情上都令人反感。他发现，在追求一元论盛行的哲学界，形而上学家们处处显示出专断的、严峻的气质，简直要让人窒息。他说：“贯穿一切”的、确实可靠、完美无瑕的、无处不在的状态，简直要把我窒息住了。它那与可能性无关的必然性，与主体无关的联系，使我感到好像已经栖身于海滨的一所大招待所里，那里没有可供躲避一下群栖的人群的私人卧室。詹姆士由此明确地提出：当然，就我个人所知，并非所有的黑格尔主义者都是一本正经的，但不知为何，我还是感到，好像所有一本正经的人都应当扫除掉，如果通过成为黑格尔主义者而产生了一本正经的话。在此，詹姆士还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有两个牧师，由于邀请有误，跑去主持同一个葬礼。一个牧师先到，“我是耶稣复活，我是劫后新生。”他的话音刚落，另一位后到的牧师也高喊着走进来：“我是耶稣复活，我是劫后新生。”詹姆士说，“贯穿一切”的哲学，只讨论“一”和“绝对”的哲学，使许多人想起那个教士。他就像一个纽扣扣得死死的、面色憋得苍白、脸刮得精光的家伙，在代表那个带有恐惧的深渊而又不知其去向的、广漠而缓慢地发表着无意识的宇宙讲话。
不仅如此，詹姆士还认为，“贯穿一切”的哲学家们还是不道德的。因为，按照新黑格尔主义者布拉德雷等形而上学家的观点，“绝对由于它所包含的各种矛盾和差异而更加丰富”，依照这种说法，痛苦可以被设想为是“消失于更高的统一之中了”。詹姆士指出，当布拉德雷等形而上学哲学家以及一些天真、吃饱喝足了的思想家在揭示实在和绝对，而当工人找不到工作养家糊口而自杀时，这些思想家却认为“死亡使宇宙更加丰富了”，这种的做法不能不令人反感。
这样，正如詹姆士所说的，“在鄙弃一切字面的解决，无用的问题和形而上学的抽象方面，它与实证主义是一致的”。[13]
杜威为了论证哲学必然从思辨转向实用，首先对形而上学进行了批判。
杜威认为，人与下等动物不同，因为人保存着他过去的经验。所以，人不仅生活在一个物的世界，而且生活在一个符号和象征的世界。在人看来，一块石头，不只是人撞上去觉得硬的东西，而且可能是他的先人的一个纪念碑。一堆火，不独是个能燃烧而发热的东西，而且可能是家庭生活的一个象征，是游子久别归来所向往的欢乐和庇护的永久的场所。
人们将过去的经验有选择地加以回忆，为的是给现在的空闲加点兴趣，以免寂寞。而且，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空闲的时间很长，在空闲的时间中，人们在他的想象里将他的现实生活中有趣的部分戏剧化了，跟着也就将人们当时的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许多东西，如野兽等神化了，所以说，“空闲是戏剧、运动和文学词藻产生之母”。[14]
到了这个时候，形成了原始的哲学素材，杜威认为，经过人们的加工，这些素材变成了规范、教义和思想体系等，一句话，形成了真正的哲学。
随着社会的发展，道德准则、教义、思想等与日益增大的实际知识必然要发生冲突。这时，就要产生出哲学的一个明显的性质：“哲学既以辩护因情趣的契合和社会的尊敬而被接受的事物为目的，自然就重视理由和证明。”可是由于哲学所处理的材料本来就欠缺内在的合理性，便不能不靠纯思辨的形式做掩饰。“要想令人悦服地把教义奉为真理时，除了扩张思索和证明的严肃的外观，没有别的方法。于是，抽象的定义和超科学的议论从此出现，使许多人厌弃哲学。”[15]
在这种情况下，最坏的时候，是使哲学成为一种搬弄命辞的把戏和琐细的论证，最好的时候，也不过成为为体系而体系的一种爱好，以及对于正确性的一种自许。
归根到底，各种哲学为了证明自己的普遍性和概括性，就采取了一种形而上学的方法，即在两个存在的世界中间划了一个固定的和根本的界限，“一个相当于普通传统的宗教的超自然的世界，而由形而上学描画成为至高终竟的实在的世界……与这个须经哲学的系统的修炼才能了悟的绝对的本体的实在相对峙的，是日常阅历的普通的、经验的、相对实在的现象的世界”。根据这一区分，“哲学妄自以为论辩超越的、绝对的或更深奥的、实在的存在和启示这个究极的、至上的、实在的性质和特色为己任”。[16]
正因为如此，杜威确信，形而上学哲学家的做法只能使哲学的市场越来越小，哲学的听众越来越少，哲学家的名声越来越坏。为此，摆脱哲学贫困的唯一捷径只能是，“哲学如能舍弃关于终极的绝对的实在的研究的无聊的独占，将在推动人类的道德力的启发中，和人类想获得更为条理、更为明哲的幸福所抱热望的助成中，取得补偿”。[17]更具体地说，哲学家们必须把哲学具体化，走出小天地，探讨和解决现实生活中出现的问题。
二 从哲学观来看——行为主义
按照詹姆士的解释，“实用主义”这个词来自希腊文，本来就是事业、行动的意义。实用主义认为，哲学应当研究人，但不能像传统哲学那样，从人的思想或人的理性去考察人。哲学应当主要从人的行动去探讨与人的活动相关的问题。因为人生中的一切问题，都是从人的行动中产生出来的，都是由人的行动的性质决定的，人要生存，就首先必须面对和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使人的生活能够继续下去。人的行动产生一切，也只有通过行动，才能兑现人生的要求，人的本质是行动，哲学不从人的行动出发，就会陷入抽象的形而上学。因此，在人的行动和思想的关系上，实用主义是以行动为中心，而不是以思想为中心。从这个意义上说，实用主义是一种行为主义。
实用主义认为，人是实践的人，人类生存的基础是生命活动，是主动适应、改造和控制环境的活动，人的生命的固有力量就表现在这种活动中。人具有许多特点，人的生活应当包括丰富的内容。但是，人首先是存在者，人正是用自己的行动创造自己的一生。可以说，没有活动，就没有人的一切。人作为现实的人，必须是实践的人，必须是有实践能力的人。可以说，人之为人在于人的行动。要从人的行动理解人的一切，说明人的一切。
从这种行为主义出发，实用主义对于“经验”概念进行了新的理解。在实用主义那里，经验就是做事情。实用主义强调，现代生物学、以现代生物学为基础的心理学以及实验科学技术，证明生命在于活动，生命活动是主动的，这样，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就成了生命活动的头等重要的事实，成了哲学的基本范畴。对人来说，经验就是人的生活活动，就是人所做的事情和做事情的活动过程，就是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杜威提出：“经验变成首先在于做的事情。有机体并不是站在那里，像米可伯似的，静等着事情发生。它并不被动地、死板地等待某种东西从外面逼到它的身上，有机体是按照着它自己的简单或复杂的构造对环境发挥作用的。其结果，环境中所造成的变化又反过来对有机体及其活动起反作用，生物受着自己的行为后果的影响。行动和遭遇之间的这种密切联系，就形成了我们所谓经验。没有联系的动作和没有联系的遭遇都不成其为经验。”[18]正因为经验是人的实际行动，它才成了揭露自然的真面目的手段，才成了沟通人与自然的桥梁。人通过实际的经验活动，作用于自然界，使自然界人化，为人所用。认识的对象不是现成摆在那里的，而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人不是某种现成的认识对象的消极的旁观者，认识不是对先在的对象的直观、摹写、反映。人是作为行动者出现的，人是活动的主体，是创造的主体，人在改造客观事物的过程中认识客观事物、创造新事物，同时又不断认识和发展自己。实用主义者声称，他们的认识论是创造者的认识论，而不是旁观者的认识论。
在信念问题上，实用主义也作了行为主义的理解。它认为信念就是一种习惯的建立，是一种行动的指南，其目的就是为了有益于人的行为。
三 从真理观来看——效用即真理
实用主义对于真理与效用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探讨，它坚持实用主义的价值真理观，坚持真理与效用的一致性。实用主义认为，传统的认识论，从思想观念与客观事物的关系，从思想、观念是否符合客观事物，去说明或确定思想观念的真假。这实际上是为思想观念寻找一个不依人为转移的客观标准。实用主义是从思想观念与人以及人的活动的关系去确定思想观念的真假。在实用主义看来，真理并不是认识论的概念，而是一个意义或价值概念。观念的真假，要看它们对于人的行动是否有意义，要看它们对于人和人的需要有什么作用，要看它们是否可以帮助人达到所期望的实际效果。因此，不是用物的性质，而是用人的行动的效果来确定思想观念的真假；不是用物而是用行动决定观念的价值。凡有价值的、有意义的东西，才是真的。真理与问题的解决是同义语，观念代表的是人的行动的效果，而不是什么客观事物本身的性质。因此，观念的性质不是孤立的、一成不变的，它是随着人的活动方式而变化的。这样，实用主义从“思维和观念的本性”中推演出它的真理观。詹姆士明确提出，既然实用主义是一种方法，那么，作为方法的最后标准就是观念的价值，因而，真理就是观念的“兑现价值”：“要是你采用实用主义的方法……你必须把每个词实际的兑现价值表现出来，放在你的经验里运用，”[19]“真观念是我们所能类化，能使之生效，能确定，能核实；而假的观念就不能……这就是‘真理’的意义。”[20]具体来说，实用主义在真理与效果的关系的讨论中突出了以下几个特点：第一，真理是一个过程。实用主义反对把真理视为惰性的、静态的和临摹的符合说。实用主义强调，真理是观念起作用的过程，是观念在活动中兑现从而得到证实的过程，是真理化为现实的过程。詹姆士说，一个观念的真理性并不是它自身固有的一种静止的特性，真理性是一个观念所遭遇到的，观念是变成真的，是事件使它真的。它的真理性实际上是一个事件、一个过程，亦即它对自己进行证实的过程。它的有效性就是它的见效的活动的过程。所以，虽然实用主义也不全盘否定真理的符合论，可是，这个“符合”是行动的、创造的活动过程，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符合。第二，真理是权宜的思想。詹姆士提出，真理意味着一种有价值的作用，它能够“预示”或“表示”更遥远的对象的意义。真理与任信是不相容的。如果人们顺从真理，就能够很稳定地工作，而且能够“简化劳动，节省劳动”，“我们把真理解释为一种多数的真理，是许多引导过程的真理，这些真理是在事物中实现，而且只有一个共同的性质，那就是这些真理是合算的”。[21]第三，“它是有用的，因为它是真的”与“它是真的，因为它是有用的”，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一样的。“‘真’，是任何开始证实过程的观念的名称。‘有用’是它在经验里完成了的作用的名称。”[22]第四，信仰是真理的必要条件。由于效用和价值相联系，实用主义重视信仰的作用。它认为，一种学说，可以凭它对人们的实际行为区分来分辨它的真假：在某种意义上说，对人有用的就是真的。可以说，有效果、有意义的理论就是真理，它是值得人们信仰的。另外，只要人们信以为真，人们相信某学说有效果，那它就是真的，“如果某种生活真是我们应当过的较好的生活，而且如果某种观念，我们信仰了它，就会指引我们去过这种生活，那么除非信仰了它会有时和其他更重大的利益相冲突，我们最好是去相信那个观念”。[23]
四 从方法论来看——工具主义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理解，实用主义具有工具主义的特征。实用主义的工具主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真理具有工具性。实用主义认为，真理在于它的功能，真理的观念就是作为行动的有效的工具的观念，所以，实用主义的真理观首先是“真理工具观”，这种真理观在于强调，观念作为工具，并没有认识意义，即观念是否是关于客观实在的知识，本身并不重要。观念的性质在于它的功用或价值，而观念的价值和真假，是以人的具体活动为转移的，观念在本质上乃是一种工具，而工具的证明就在于它的用处。第二，思想是行为的工具。实用主义强调行为、效果，然而，它对于思想在人们行为中的作用给予了充分的估计。它认为，思想在人们行为中扮演了一个工具的角色。杜威提出，人们的思想在行动中起到了“自我创造”的作用。当人们的活动遇到困难的时候，就要发挥反思的作用。具体来说，这个反思的过程可以被概括为五个阶段（或反省思维的五个方面）：（1）暗示，在暗示中，心智寻找可能的解决办法；（2）使感觉到的（直接经验到的）疑难和困惑理智化，成为有待解决的难题和必须寻求答案的问题；（3）以一个接一个的暗示作为导向意见，或称假设；（4）对一种概念或假设从理智上加以认真的推敲；（5）通过外显的或想象的行动来经验假设。第三，语言是思想的工具。实用主义强调，人是经验活动的承担者和组织者，人是有思维能力的动物，而人的思想工具的存在和起作用又离不开语言，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是思想的工具，“器具和应用、用具和使用总是跟指导、提议和记录联系着的，而指导、提议和记录之所以可能是由于有了语言；凡是人们所谈过的有关工具作用的东西，都要服从语言所提供的一个条件；语言是工具的工具”。[24]在对语言的工具作用的考察中，杜威特别强调了语言的交际和沟通作用，强调语言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语言的使用。杜威的这种观点，对于实用主义后来的走向和实用主义的复兴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1] H.S.康马杰：《美国精神》，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35页。
[2] The Influence of Darwin on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p.2。
[3] 胡适：《实验主义》，见《胡适文集》第3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215—216页。
[4] 洪谦主编：《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02页。
[5] 约翰·杜威：《心理学与社会实践》，见《美国心理学评论》，1960年第7卷第2期。
[6] 约翰·杜威：《哲学的改造》，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45页。
[7] 威廉·詹姆士：《实用主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8页。
[8] 威廉·詹姆士：《实用主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7页。
[9] C.S.皮尔士：《怎样使我们的观念清晰》，中文译文参见威廉·詹姆士：《实用主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82页。
[10] 洪谦主编：《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19页。
[11] H.S.康马杰：《美国精神》，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146页。
[12] C.韦斯特：《美国人对哲学的逃避——实用主义系谱学》，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9页。
[13] 威廉·詹姆士：《实用主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0页。
[14] 约翰·杜威：《经验与自然》，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00页。
[15] 约翰·杜威：《哲学的改造》，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11页。
[16] 同上书，第12页。
[17] 同上书，第14页。
[18] 洪谦主编：《现代西方资产阶级论著选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65页。
[19] 威廉·詹姆士：《实用主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0页。
[20] 同上书，第103页。
[21] 威廉·詹姆士：《实用主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11页。
[22] 同上书，第105页。
[23] 同上书，第42页。
[24] 约翰·杜威：《经验与自然》，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