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计量研究部分的说明

本书的计量研究以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编写的《汉语方言词汇（第二版）》（语文出版社，1995）所收1230个基本词语为主要研究对象，具体来说就是对1230个词语在三大方言的代表点的说法（为了做到全面准确，尽量补充了漏收说法）进行研究，主要是对它们进行多角度的比较，以显示三大方言词汇上的共性、个性。[1]内容包括：三大方言说法相同的词语，三大方言说法各异的词语，三大方言词汇与普通话词汇的异同情况；等等。研究中运用的方法主要是描写法（对方言材料作详细描写）、比较法（共时、历时比较）、归纳法（在比较的基础上归纳出特征，在研究后归纳结论）、统计法（通过数量统计来说明问题）。

研究工作始于2007年。当年1月底笔者有幸进入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师从黄华新教授，从事博士后研究（在职），在导师的指导下，笔者选择了“客家话、潮汕话、广府话词汇比较研究”作为博士后研究题目。一开始笔者主要以欧阳觉亚、饶秉才、周耀文、周无忌编纂的《广州话、客家话、潮汕话与普通话对照词典》（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为依据，将其中的四千多条词语输入电脑，做成数据库，但在比较研究过程中发现，这些材料不是很适合作为研究材料，原因主要如下：

（1）该词典所收词语是按音序排序，没有采用现在方言词典通常采用的义类分类法给方言词分类，比较研究不是很方便。

（2）该词典是学习型词典，收了方言中不少来自普通话的新词语，所以材料不是很合适。

（3）该词典词语重复的现象明显，而不少基本词语又没有收录，如“我”、“你”等漏收。

因此，笔者后来决定以《汉语方言词汇（第二版）》为主要的材料依据进行比较研究。因为这本书优点明显：

（1）它收录的材料可靠，方言学界广泛使用，特别是第二版，不仅改正了第一版的一些错漏，而且增加了一部分词语（第一版收词930条，第二版增加到1230条）。

（2）它列举了包括梅县、潮州、广州在内的全国20个点的方言词语，非常适合比较研究。

（3）它收录的是中老年人口语常用的基本词语〔二版“凡例”说：“为了尽可能地反映汉语方言词汇面貌，所收只限于方言中当地城区中老年人口语常用的基本词语（包括与普通话不同和相同的词语）”〕，方言色彩明显。

（4）词语类别清晰，先按词类分成8类，然后按义类分出小类。这样处理便于按类分析。

当然，它也有缺点，主要是收词不是很多，只收了1230个词语。由于本书采用的是计量研究法，计量研究中并非数量越大就越好，应该是数量合适就好，1230个词语其实已经达到中型规模，其数量还是合适的。目前，已经有很多学者利用它的材料进行比较研究。另外一个缺点是，个别词语说法空缺或漏收。为此，本书通过与《广州话、客家话、潮汕话与普通话对照词典》及《梅县方言词典》《潮州方言词汇》《广州方言词典》等的比较以及寻找合适发音人进行调查，尽量补充漏收的词语。

材料选定以后就输入电脑，标注属性，做成数据库。最后从多个角度提取相关词语，进行比较和分析。主要比较了三大方言说法相同的词语和说法各异的词语，以及三大方言词汇与普通话词汇相同与不同的词语。

以下是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2]

（一）方言词有广、狭两种含义

广义的含义是指一个方言中全部的词，既包括说法与普通话不同的词语，也包括说法与普通话相同的词语；狭义的含义仅指一个方言中说法与普通话不同的词。狭义的“方言词”可以称为“土语词”。

本书“方言词”的含义是广义的，即属于第一种。据此可以将“方言词”分为两类：

一是与普通话相同的词语。这类词从来源上看有以下几个：一是共同传承了古代汉语词，例如“风”、“云”、“雨”、“雾”、“露水”、“霜”；二是方言借用了普通话词语，例如“轮船”、“汽油”、“煤油”、“车站”、“火车”等；三是普通话吸收了方言词语，例如“番茄”、“老公”、“老婆”（原为方言词，现在已经进入普通话，并为《现代汉语词典》所收录）等。

二是与普通话不同的词语。这类词语从来源上看要么在方言的外部（古汉语、外族语、外方言），要么在方言的内部（方言自造）。这类方言词据此可以分为古汉语词、外族语词、外方言词、方言自造词四个类别。古汉语词是指来自古代汉语（含古代汉语方言）的词，外族语词是指来自外族语言的词（含早期底层词），外方言词是指来自外区方言主要是邻区方言的词；方言自造词是方言自身创造的词。

当然也可以从来源上分类，将方言词分为外部来源词和内部来源词两类。外部来源词可以叫作传承词和引进词（或借用词）。实际上不少传承词和引进词经过了方言的改造，使形式和意义都可能带上方言色彩。形式上首先是语音变成本方言的语音（声母、韵母、声调），语形上则可能带上本方言的语素（例如饺子，梅县话叫“饺欸”），意义上也可能产生变化，形成本方言的词义。改造大或变化大的词语可以叫做变异词，但其来源不能算变异了。

内部来源词是方言自造词，可以分为早期自造词和新出自造词（方言中的新造词语）。早期词使用时间久了之后也会产生形式上的变异，首先是语音，自然会随着方言语音系统的演变而演变。另外，语形上和意义上也可能产生变异，变异大的也可以叫做变异词。

（二）方言词包括方言短语

按照学界的习惯做法，方言词实际上包括一些方言短语。本书处理同此。

（三）方言词的差异

第三，方言词之间差异显著，主要有“实同形异”和“形同实异”两种情况，本书涉及的主要是“实同形异”的情况。其表现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1.语素有差异

（1）语素完全相异。如：

围嘴儿：澜丫（梅县）；口水肩（广州）

猴子：猴哥（梅县）；马骝（广州）

池塘：塘（梅县）；池（潮州）

（2）语素部分相异

A.词根语素有差异，词缀语素无差异。

a.两者都无词缀，词根语素同中有异。如：

荤菜：荤菜（梅县）；杂菜（广州）

家里：屋下（梅县）；屋企（广州）

月亮：月光（梅县）；月娘（也说“月”）（潮州）

b.有相同的词缀，词根语素完全相异或同中有异。如：

母亲：阿（梅县）；阿妈（广州）

祖母：阿婆（梅县）；阿嫲（广州）

哥哥：阿哥（梅县）；阿兄（潮州）

B.词根语素无差异，词缀语素有差异。如：

a.词根语素无差异，但一方有词缀，一方无词缀。如：

星星：星欸（梅县）；星（广州）

叶儿：叶欸（梅县）；叶（广州）

虾：虾公（梅县）；虾（潮州）

b.词根语素无差异，但词缀各异（各用各的词缀）。如：

狮子：狮欸（梅县）；狮子（广州）

锥子：钻欸（梅县）；钻囝（潮州）

C.词根语素和词缀语素都有差异，但词根语素异中有同。如：

姑母：阿姑（梅县）；姑妈（广州）

炮仗：纸炮欸（梅县）：炮仗（广州）

2.语序有差异

语素完全相同，但语序上有差异。如：

拖鞋：鞋拖（梅县）；拖鞋（广州）

母牛：母牛（北京）；牛母（潮州）

3.语素和语序都有差异

这种情形实际上是以上两种情形的综合。如：

公牛：公牛（北京）：牛牯（梅县）

母牛：母牛（北京）；牛嫲（梅县）

以上是从构词成分（语素形式，包括其排列形式）的角度比较分析方言词的差异，比较中实际上还涉及两个问题：音节数量差异和语素数量差异。例如：纸炮欸（梅县）、炮仗（广州），前者三个音节、三个语素，后者两个音节、两个语素。

另外还涉及说法数量的差异（即同一个概念，用来表达的词形的数量不一样）。例如：公牛，广州话说法是“牛公、牛牯”；客家话说法是“牛牯”。前者两种说法，后者一种说法（两者共有一种说法，这是同中有异的情况）。再如公鸡，潮州话说法是“鸡翁、tshie1鸡”，[3]梅县话说法是“鸡公、生鸡、生鸡公”，前者两种说法，后者三种说法（两者没有共同说法，这是完全相异的情况）。

为什么会形成“实同形异”的方言差异？其原因主要在于方言词的来源上（外部来源词）或创造上（内部来源词）有差异。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语源不同，导致了方言词形也不同。例如玉米，广州话的“粟米”是古代汉语词：它早期泛指粮食。《管子•轻重乙》：“故五谷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布者，民之通货也。”《孟子•尽心下》：“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曾巩《唐论》：“行之数岁，粟米之贱，斗至数钱，居者有余蓄，行者有余资。”后专指小米。杜甫《忆昔》诗之二：“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李时珍《本草纲目•谷二•粟》：“粟米，即小米。〔气味〕咸，微寒，无毒。”广州话转指玉米。潮州话的“薏米仁”、“幼米仁”则是方言自造词。再如芝麻，潮州话的“油麻”来自古代汉语：沈括《梦溪笔谈•药议》：“胡麻直是今油麻，更无他说，予已于《灵苑方》论之。其角有六棱者，有八棱者，中国之麻，今谓之大麻是也。有实为苴麻；无实为枲麻，又曰麻牡。张骞始自大宛得麻油之种，亦谓之麻，故以胡麻别之，谓汉麻为大麻也。”李时珍《本草纲目•谷一•胡麻》：“方茎以茎名，狗虱以形名，油麻、脂麻谓其多脂油也。”梅县话“麻欸”则是方言自造词。

二是语源相同，但在具体的继承对象或接收对象、创造对象上有差异（即虽然属于同一种语源，但继承或接收、创造的具体词语有差异），因而导致了方言词形不同（可认为是同源异流）。表现为：

（1）在古汉语词的继承上有差异，即不同的方言继承了不同时代或同一时代不同的古汉语词。例如：给，梅县话说“分”，潮州话说“乞”，广州话说“畀”，三者语源相同，都是来自古代汉语，但词形不同，为古汉语中不同的成员。

（2）在外族语词的引进上有差异，即不同的方言引进了不同外族语或同一外族语不同的语词。例如：商店，梅县话旧时称“阿弄店”，来自马来语的“warung”（《客家风华》205页），广州话叫“士多”，来自英语的“store”（《广东粤方言概要》46页）；领带，梅县话旧称“拉西”，也是来自马来语（《梅县客家方言志》144页），而广州话叫“呔”，来自英语（《广州方言词典》101页）。又如：拐杖，潮州话说“动角”，来自马来语的“tongkat”，广州话说“士的”，来自英语的“stick”；饼干，潮汕话说“罗的”，来自马来语的“roti”（《广东的方言》373页），广州话说“曲奇”，来自英语的“cookie”（《广东的方言》228页）。

（3）在外方言词的吸收上有差异，即不同的方言吸收了不同外区方言或同一外区方言不同的语词。例如煤油，梅县话说“洋油”和“火水”，潮州话说“火油”，“洋油”、“火油”都是江浙一带常见的说法，[4]梅县话吸收了前者（经过赣语），而潮州话吸收了后者（可能与海运有关），梅县话“火水”则是来自粤方言的说法。

（4）在普通话词语的接受上有差异，即不同的方言接受了普通话中不同的词语（上文说了，狭义的方言词不包括来自普通话的词语，广义的方言词包括来自普通话的词语）。例如葡萄，梅县话说“图=提欸”和“葡萄”，广州话说“菩提子”，梅县话的“图=提欸”来自“菩提子”（“图=提”是“菩提”发生语流音变后的音变造词），“葡萄”则来自普通话。再如馄饨，潮州话说“饺”，广州话说“云=吞=（馄饨）”，两地的说法都是普通话的说法，但潮州话接收的是“饺”，广州话接收的是“馄饨”。

（5）在方言自造词的造词上有差异，即不同的方言创造了不同的语词。主要原因如下：

a.方言音变有差异，故方言因音造出的词有差异。例如“打”在潮州话里训读为“拍”，所以打字在潮州话里也说成“拍字”。

b.方言造词语素有差异。例如梅县话的后缀是“欸”，潮州话的词缀是“囝”，广州话的词缀是“仔”，三大方言词缀语素不一样，所以同样的对象，同样的造词方式，三大方言造出的结果（词形）仍然不一样，例如小刀，梅县话说“刀欸”，潮州话说“刀囝”，广州话说“刀仔”。

c.方言区人们的认知有差异。包括在认知的心理、角度、方式、对象上等有差异。认知差异的形成跟方言区的地理、气候、历史、经济、文化、思想等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有关。例如“冰棍儿、冰激凌、冰箱、旱冰鞋”，广州话说成“雪条、雪糕、雪柜、雪屐”；“冰厂、冰镇、冰镇巴鱼”广州话说成“雪厂、雪藏、雪鱼”，这是由于广府地区处于亚热带，冬天气候温暖，终年不见雪，也极少结冰，所以往往“冰”、“雪”不分，归为同一类。[5]再如茄子，梅县话说“吊菜”，广州话说“矮瓜”，两者不同，是由于梅县人认知时抓住了茄子“吊起来”的特征，并将之放在“菜”类内，而广州人抓住了茄子“矮（短）”的特征，并将之放在“瓜”类内。又如，由于商业文化发达，广府人非常忌讳“蚀（蚀本）”，所以人的“舌头”（广州话中“舌”与“蚀”同音）说“利（方言字作脷）”；客家地区是山区，商业文化不如广府地区发达，对“蚀”的忌讳程度不如广府地区，人的“舌头”仍叫舌，只是根据方言区的认知心理，将舌叫作“舌嫲”（“嫲”用于身体部位，有“内藏不外露”的含义）。

（四）方言词语与普通话词语或方言词语比较，对“同”的认定标准

方言词语与普通话词语比较或方言词语与方言词语比较时，对于“同”有两种认定标准：一种是严式标准，即被比较的双方说法要完全相同才算相同（如果有多种说法，只要有一种说法不一样，就算不同），例如崔荣昌、王华《从基本词汇看北京话同普通话和汉语诸方言的关系》（《语文建设》1999年第2期）和沈文洁《成都话与普通话及各方言的比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一种是宽式标准，即只要有一种说法相同，就可算相同，例如欧阳觉亚《普通话广州话的比较与学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王宏佳《湖北咸宁方言词汇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李玉娇《广东梅州客方言词汇内部差异比较研究》（华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本书采用宽式标准。在三大方言词汇比较或三大方言与普通话词汇比较时，只要有一种说法相同，就算作相同（在三大方言与普通话词汇比较时，不管方言说法是不是与词目相同，只要同普通话说法的，都当作与普通话相同的词语）。理由有二：其一，方言词语有可能漏收，按严式标准认定的说法相同的词语，很可能在方言中有同义说法但漏收了，一旦补充完整，那就要改写结论。其二，有的普通话词目也有同义词语，与词目说法相同的方言词语，不一定与词目的同义词语说法也相同。

不过，本书在列举材料时会分类列举，即将说法完全相同和只是其中一种或几种说法相同的词语分类列举。

（五）方言词与普通话或方言词比较时，两词同形不同义，算不同的词语

方言词与普通话词比较或方言词与方言词比较时，两词若同形不同义，要算不同的词语。例如客家话“滚”是指烫，与普通话“滚”同形不同义，所以它们算不同的词语；两词若只有部分同义（部分所指相同），也算同形不同义，例如：广州话的“姑妈”只指父之姐（父之妹说“姑姐”），“姨妈”只指母之姐母之妹说“（阿）姨”，与普通话的“姑妈”、“姨妈”意义不一样（只有部分同义），所以它们也是同形不同义。又如：三大方言都说“阿姨”，但客家话和潮汕话的“阿姨”既包括母之姐，也包括母之妹，而粤方言“阿姨”只包括母之妹，因此，客家话、潮汕话的“阿姨”算相同的词语，粤方言的“阿姨”则不能算与它们相同的词语。再如：客家话、粤方言都有“虾公”，但客家话指“虾”（总称），粤方言指“大虾”，两者所指只是部分相同，所以也算不同的词语。

（六）一个词是否为普通话词语依据《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下同）而定

（1）普通话中不单用的，是语素不是词语。《现代汉语词典》中词语标注了词性，语素不标注词性。个别词语漏标词性，如1064页的“铺（儿）”（铺子、商店），如方言中可单用，则算作与普通话不同的方言词。如指奇怪的“奇”，普通话中不单用，方言中可以单用，此时算方言词。

（2）普通话中的有些词语，如“米粒”，书面上一般不儿化，但口语中一般儿化，《现代汉语词典》以不儿化的作为词条，但在释义前加“（～儿）”。此时，方言中词语带不带“儿”，本书都算作与普通话相同的词语。

（3）《现代汉语词典》中的方言词和古语词不算作普通话词语〔有“〈方〉”、“〈书〉”、“〈古〉”的标志或释义中有地域或时代等的说明〕，如“啮”、“樽”。这样的词语在方言中出现时算作与普通话不同的词语（土语词）。

（4）有的词语例如“背脊（背、脊背）”、“欢喜（高兴、喜欢）”、“旧时（从前）”、“要紧（紧要）”、“齐整（整齐）”、“团鱼（鳖）”、“秆（麦秆）”、“橱（柜子）”、“桁（梁）”、“手巾（毛巾）”、“讲古（讲故事）”等，平常我们有一种误会，以为它们是方言词（土语词），不是普通话词，实际上根据《现代汉语词典》，它们也是普通话词。本书据此将方言中的这些词语当作与普通话相同的词语。

（5）原先为方言词（土语词），但现在已进入普通话领域（为《现代汉语词典》所收录），这样的词语本书当作与普通话相同的词语。例如：番茄（西红柿）、老公（丈夫）、老婆（妻子）。

（6）个别词语《现代汉语词典》处理有误，我们就依据实际情况而定。例如“话”，《现代汉语词典》处理为能单用的动词（释义是“说”），但实际上“话”与“说”不一样，它不单用，只能在几个固定的词语当中，例如“话别”、“茶话会”、“话家常”、“话旧”、“话说”等，所以方言中的此词我们处理为与普通话不相同的词语（土语词）。又如“擎”，《现代汉语词典》也处理为能单用的动词，实际上它也是不单用，而用在固定组合中，如“众擎易举”、“高擎着红旗”，所以方言中的“擎”我们也处理为与普通话不相同的词语。再如“单”，《现代汉语词典》没有收录量词义（义同“桩”、“件”），实际上普通话中“单”有此义，所以方言中量词“单”我们处理为与普通话相同的词语。还有“配料”（义同“作料”），现代汉语中用例不少，但《现代汉语词典》漏收（《汉语大词典》收录了），方言中此词我们也处理为与普通话相同的词语。类似的还有“饮酒”，普通话有用例，但《现代汉语词典》漏收（《汉语大词典》收录了，《现代汉语词典》“酺”的释义“聚会饮酒”中也包含了这个词语），所以方言中此词仍处理为与普通话相同的词语。

（七）方言词语与普通话词语比较时，普通话词语依据现代说法

方言词语与普通话词语比较时，普通话词语依据《现代汉语词典》即依据现代说法，而不依据它在古代汉语或近代汉语中的说法。例如指后天的“后儿”（《现代汉语词典》570页），来源于近代汉语的“后日”，但“日”已经变成“儿”且发生了儿化音变，因此人们不再写作“后日”，普通话词典也不收“后日”。所以方言中的“后日”算作与普通话不相同的词语（土语词）。同样，指大前天的“大前儿”来源于“大前日”，指大后天的“大后儿”来源于“大后日”，但“日”都已经变成“儿”且发生了儿化音变，因此人们不再写作“大前日”、“大后日”，普通话词典也不收“大前日”、“大后日”，所以方言中的“大前日”、“大后日”也算作与普通话不相同的词语（土语词）。但普通话中前天既说“前儿”，也说“前日”（《现代汉语词典》1088页），所以方言中的“前日”应算作与普通话相同的词语。

（八）对《汉语方言词汇》中的个别词目进行了调整

主要包括：“抽”限定为“抽（抽出）”（即不是“抽打”的“抽”），“蒜”限定为“蒜（蒜头）”（即不包括蒜梗和蒜叶），“绳子”限定为“绳子（总称）”（即不指具体的粗绳子或细绳子），“酒”限定为“酒（总称）”（不指具体的米酒或白酒）。调整的目的是使这些词语能在单义的基础上进行方言间的比较（这些词调整之前方言说法为多种，但所指不一样，在比较时有的说法同有的说法异，所以只取其中的一种意义（所指）进行比较）。部分词目用字调整为简化字：“睏”调整为“困（睏）”、“”调整为“摔（）”，“抹（塗抹）”调整为“抹（涂抹）”，“发瘧疾”调整为“发疟疾”。

个别词语说法进行了更正。例如梅县话：谷子原为“黄粟欸、狗尾粟欸”，实际上这是具体的谷子的品种名称，其总称为“粟欸”（《梅县方言词典》304页）；笨（不聪明）原为“笨”，实际上梅县话很少说“笨”，而说“戆”（《梅县方言词典》225页）、“蠢”（《梅县方言词典》201页）；猪肝原为“猪肝”、“猪膶”，但后者不说，故删除；挑（挑担）原为“（荷）［khai1］”、“担”，但后者不说，也删除。裂缝原为“必=罅（训读字）”，实际上“必=”是动词，单说“罅（训读）”就可以，今予以更改；勤快原为“囗［khim56］”，实际上它是“用功”、“勤奋”的意思（《梅县方言词典》138页），而勤快梅县话说“扎”（《客家话词典》385页），今也予以更改。

潮汕话、粤方言也有一些词语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调整。特别是以下词语，潮汕话说法原为空缺，今作了补充：

荤菜：［tsho1］；囗菜［tsho1tshai5］

晴天：天时好［t1si2ho3］

顿（打一顿）：顿［tɯŋ5］

反正：反正［hueŋ3tsã5］

另外，三大方言都有收词不全的问题，笔者依据已有材料进行了增补，并请发音人进行核对。增补依据的材料有《广州话、客家话、潮汕话与普通话对照词典》《梅县方言词典》《客家话词典》《潮州方言词汇》《广州方言词典》。梅县话的发音人是古晓君（大学老师，1967年生）、黄映琼（大学老师，1977年生），广州话的发音人是曾嘉莉（大学生，1985年生），潮州话的发音人是陈桂銮（大学生，1987年生）、郑汉生（大学老师，1969年生）。

与普通话常用词相同的说法不增补，因为一般来说，这是新派说法，是普通话影响的结果；但若明显属于漏收的，则予以增补，如广州话姑娘的说法只收了“后生女”、“女仔”，漏收了“姑娘”（旧时对年轻女性的尊称），所以予以增补。再如潮汕话雷的说法只收了“雷公”，漏收了“雷”（打雷说“拍雷”、“雷哃”、“敲雷”），也予以增补。个别与普通话非常用词相同的方言词，予以补充，因为这可能是方言本来就有的词语，而不是普通话渗透的结果，例如：石头，潮州话原来只记录“石部”，实际上也说“石”，今予以增补。

（九）方言词语的用字情况

方言词语尽量写本字（或注明本字），本字未明的写同音字、方言字、训读字或用“囗”表示。有些词语或语素的语源虽有考证，但尚未为多数人接受或已经有很大变异的，仍按学界做法，写同音字或方言字。例如客家话的后缀“欸”，粤方言的词缀“仔”，其源头都可能是古代的“子”，但音和义都已经有很大的变异，所以仍根据学界的做法，分别写作“欸”、“仔”，当成两个不同的方言语素。

（十）方言词比较主要依据词形

比较时主要依据词形（字形）（方言字、训读字有本字的还原为本字或注明本字），所以只要是词形相同，就是读音来源不一样，也把它当作相同的词语，例如粤方言“闻”一说“嗅”，其读音为“［hυŋ5］”，来自《集韵》送韵香仲切（“鼻审气也”），与普通话中“嗅”的读音不一样，但仍算同一个词。又如，三大方言“钢笔”一词中“钢”都为去声读音（来自《广韵》古浪切），与普通话中的阴平的读音不一样（来自《广韵》古郎切），但仍算相同的词语。再如，三大方言“铅笔”一词中的“铅”来自《广韵》与专切，而普通话中“铅笔”的“铅”另有来源，但仍算相同的词语。

个别本字尚有考证余地，但学界通常认可的，也写此字，例如客家话“楼梯”、“梯子”之“梯［thɔi1］”，再如潮汕话的“鹿［tek8］”。

（十一）潮州话中训读词比较丰富

其中一些训读词是方言固有的早期词语，例如“人”读成“侬”。也有的词语不是方言固有的而是从普通话引进的，引进后进行了语音改造——改成训读音，例如“火柴”进入潮汕话后读成“火樵”（即用“樵”训读“柴”），“蚊帐”进入潮汕话后读成“蠓帐”（即用“蠓”训读“蚊”），根据上一项说明，这类词比较时仍然写出与音对应的本字，即以“火樵”、“蠓帐”的词形进行比较，这样它们就成了方言自造词，而不再是与普通话相同的词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