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国发展模式的探索及其对建构国家软实力的启示
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华民族一百多年屈辱、苦难、探索、斗争的历程。直至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一直饱受外国的蹂躏，国内政局动荡不安，国力衰败，民生凋敝。然而，由于中国自1949年起，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所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鲜明对比中，国际视野作为一个局外的“他者”，立足中国发展的基本事实基础，已经认同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是一种独特的“发展模式”，并且认为在现存的世界格局下，“中国经验”可资成为一种可选择性的“方案”。中国的国家软实力从而有力地提升了。
回顾新中国成立六十年的沧桑巨变，我们如何能够以客观的态度审视历史的进程，探求出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从深层次挖掘这样一些问题：中国发展模式探索的历史进程中，总体的成功经验是什么？中国发展模式的内在逻辑又到底是什么？中国发展模式本身作为一种规律性的提升，能够为国家软实力的建构提供哪些启示？只有依此发问，我们才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走进历史”与“开启历史”。
一 中国发展模式探索的“沧桑历程”
“东亚病夫”作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国家形象”的屈辱历史，已经十分久远了。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从鸦片战争开始，无论是从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到洋务运动，还是从戊戌变法再到义和团远动，都在试图“医治”“重病”的苦难中国。走上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的道路这一历史使命，在旧有的君主专制体制中，根本不可能完成。1911年，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给予封建专制制度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但是，它最终以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的复辟帝制活动而宣布失败。
客观地讲，中国发展模式的探索起点，应该从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算起，至今已经走过了六十年的历史征程。六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追问一个重大的问题，那就是，中国到底应该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从而在几代领导集体的努力下，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党建等一系列重要思想、方针与政策，回顾中国发展模式的探索过程，对于进一步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首先，发展模式的奠定基础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时间段为1949年至改革开放。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通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取得了全国的解放。在新中国诞生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庄严宣告：“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1]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真正意义上开启了这一文明古国的新的发展历程。美国学者莫里·梅斯纳曾这样评述：“1949年10月1日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日子。如果说革命涉入的是让一个新社会出现、对一种政治制度给以强有力的摧毁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人在10月1日所庆祝的革命，其意义不亚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2]
“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对于从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经典文本的词句中抠出一些“教条”的做法，中国共产党人早有“言必称希腊”的反讽。但刚刚新中国成立时，中国的发展模式始终存在复制“苏联模式”的问题。这既有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新中国采取孤立、封锁、禁运等遏制战略的原因，也由于与此同时苏联产生的强大吸引力：苏联在1950年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之后，在经济与技术上帮助中国建设，并以其强劲的社会主义发展势头，吸引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还由于新中国建立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之上，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急于快速改变当时的中国面貌，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上，存在以教条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态度。当时的苏联成为了唯一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当代形态，在苏联模式中存在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体制、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单一化等弊病，均在中国以“正统”的姿态出现，并未受到根本上的质疑。
但是，在苏联模式的局限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中国发展模式上依旧作出了如下贡献：首先，从总体上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进行了定位：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至少分为两个阶段，即不发达与发达的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目标是：经过100年，建设一个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以及国防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其次，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并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的看法，实行了经济体制方面的新措施。再次，毛泽东在汲取“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经验的基础之上，提出了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最后，在文化建设上，提出了“双百方针”；在对外关系上，批判与借鉴相结合。
但是，从总体上来讲，这一阶段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理解还存在一定的偏差，后来再加上“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一度中断了对中国发展模式的探索。
其次，发展模式的初步形成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时间段为改革开放至1992年。结束“文革”之后的中国，百废待兴。“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引发了人们的思考。当时的整个政治局面，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讲，实际上是出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的状态”[3]。邓小平同志对此还有一些总结性的判断，他认为，“中国过去就是犯了性急的错误”[4]，“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5]，因而，“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6]。
那么，中国的发展模式到底怎么搞？邓小平同志以“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开始了破冰的改革征程。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上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指导思想，1992年在党的十四大上又系统论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这一概括，标志着中国发展模式的初步形成。这些具体的道路，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出发，在分析国际国内的环境背景下，全面地剖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初级阶段，以及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济制度、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一国两制”与祖国和平统一等重大的现实问题。邓小平同志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为中国的发展模式勾画了一幅具有中国特色的基本框架，比较完备地阐释了中国发展的方方面面。
再次，继续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时间段为从1992年至2002年。从改革开放到1992年的中国，经过了2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稳步发展，综合国力得到了很大提高。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始终关注党的建设工作，提出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问题[7]，并形成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这一阶段，在坚持完善生产资料所有制、分配体制、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西部大开发、区域协调发展、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建设、建设法治国家、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等方面，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各项事业，实现了香港、澳门的顺利回归，全面推进了党的建设工程，使得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新进展。
最后，稳步深化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时间段为从2002年至现在。有学者将这一阶段称之为“后改革开放时代”。这个阶段，中国的发展模式从原先“摸着石头过河”的“闯”，转变为一种成熟的科学发展观。[8]从一种单纯的经济增长，转向了“以人为本”的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充分利用战略机遇期，抓好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抓住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不动摇，发挥市场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同时厘清发展思路，推进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建设。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2005年十届人大三次会议又提出，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2008年，在遭遇了罕见的自然灾害之后，我们成功地举办了奥林匹克运动会，更加引起了世界对中国发展模式的高度关注。
从以上的中国发展模式的历史征程的探索之中，我们能够汲取些什么呢？回答这一问题之前，必须要做的理论工作是：从发展历程中寻求内在的发展逻辑，找出其中的富有成效的经验。这是进一步发展的当务之急。
二 中国发展模式的“内涵逻辑”与“历史成效”
中国之所以被国际称之为“中国模式”，它的起因是什么？其经济基础、社会基础、文化基础、政治基础又是什么？这些问题与中国进一步发展以及建构国家软实力的探讨有着直接的关联。现代历史学家的任务在于把握整个中国发展模式的“历史事实”，从“历史编撰学”意义上讲，这可能是正确的，但是真正有意义的是，如何从哲学上对这些“历史事实”加以再解读，从中提炼出发展的“内涵逻辑”。这才能在“历史成效”上，推进这一模式的创新与发展。
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发展模式的“内涵逻辑”。
首先，发展模式的总体定位。“中国发展模式”首先是一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近年来国内有一些论调，鼓吹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认为中国发展必然的方向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从本质上讲，这没有从国家与历史的高度看待这场改革。是否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性地位，是否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是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些是理解“中国发展模式”的基本原则。其次，理解“中国发展模式”还要与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进行比较，认识到我们还处于“后发展国家”，中国发展的高速期开始才仅仅30年，就完成了西方国家100多年的历史成就。“后发展”的特点已经决定，中国在谋求发展的进程中，不能亦步亦趋地照搬别人的发展模式，而只能在汲取国外优点的基础上，加以中国特色的探索。中国模式的核心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将市场经济高效率的资源配置引入到社会主义制度中来，是一种用社会主义“化”市场经济的方式来增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方法，同时又将社会主义的正义维度引入市场经济，来保证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其次，发展模式的前提背景。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发展背景有着自身的独特性，“中国的发展经验是独一无二的”[9]。因为中国的发展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中国人口规模巨大，经济规模、政治体制规模以及消费规模都是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而且发展极其不平衡，东西部地区差异、城市与农村差异等一直是中国发展中遇到的大问题。中国社会的发展可以在“改革是一场革命”的意义上被称之为“社会革命”，社会变迁巨大，制度改革、社会转型期的不稳定因素的激增等等，均成为了中国发展的制约因素。
再次，发展模式的基本理念。简要地说，在自主发展的原则下，实事求是的实践理念为发展模式理念的首要原则。“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0]在实践中创造性地探索中国发展模式，并在实践中检验与修正自我发展模式，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条宝贵经验。同时，人类在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同时也创造了“为我”的活动，这就是“价值尺度”。因此，我们党始终坚持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从“三个代表”中“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到科学发展中“以人为本”的观点，均体现了党的“执政为民”发展理念。同时，中国的发展理念还体现在科学发展观上，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
然后，在发展模式步骤上，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的关键“事件”，这是一段令中国人为之自豪的历程。中国的改革是在对国际环境的科学判断下作出的正确选择。改革成为了推动社会发展的生产力，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的事实是：中国改革涉及面广，30年的改革开放，30年的风云激荡，带来了中国30年的沧桑巨变。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个领域，改革的浪潮汹涌澎湃；从沿海到内地，从东部到中部、西部，对外开放的步伐矫健向前。这场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使中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这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采取了渐进式的改革。这指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时，采取循序渐进的、有步骤、分阶段的方式推进改革，或者说采取累积性的边际演进的转换模式。
最后，在发展模式前景上，是和谐发展的模式。当代中国社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构两者相统一的和谐发展理念，倡导一种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身心和谐的社会和谐观。两者统一可以称之为“和谐发展观”。它的目标是建构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是在坚持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指导下，充分将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中去，发挥中国古代至今一直延续的和谐思想传统，同时学习西方社会理论传统中的科学发展之道，在综合创新的基础上，推进对于发展中的一些难点的理解与认识。“和谐”的发展理念在古代早已有之，如“天人合一”、“合而不同”、“协和万邦”等。而在西方，则有佩鲁曾提出的以人为中心的“新发展观”等，总之，和谐发展模式“其根本宗旨在于谋求和谐发展的方式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正在创建者真正体现中华民族特色与全球时代的人和和谐发展理论”[11]。
第二个问题，中国发展模式的“历史成效”。
首先，中国社会的发展“实践成效”。目前中国的发展收获了良好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国的近现代史是一个“苦难的奋斗史”，自从1949年建立新中国以来，社会才获得了稳定发展的基础，但是其中仍旧出现过一些波折，比如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十年，使得中国一度陷入停滞发展的状态。1978年以后，中国在正确的发展模式下，实现了政治和经济上的长期平稳发展，即使在最近，西方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依旧保持着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这充分验证了中国发展模式的“巨大成效”。
其次，国内对社会发展成就的“认可”。“中国模式”是理论界对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验的一种概括，那么民众是否认可“中国模式”的提法呢？《人民论坛》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74.55％的受调查者认为有“中国模式”，其中认为“‘中国模式’还是在探索中的发展模式”的占受调查者的60.25％（3110票），认为“‘中国模式’已经成型”的占受调查者的14.3％（738票）。同时，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模式”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排在前四位的分别是：“保持了长期政治稳定”（2865票，58.71％）、“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从经济领域突破”（2545票，52.15％）、“始终坚持了中国特色，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2390票，48.98％）、“采取了渐进式改革的战略”（1918票，39.3％）。[12]
最后，国际对中国发展状况的“广泛认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成就举世瞩目，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考验面前，中国的地位与作用日益突出。“中国模式”为何能够取得如此成就，引起了西方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布鲁塞尔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主任乔纳森·霍尔斯拉格认为：“中国模式毫无疑问是上个世纪以来最为成功的。世界银行曾经作过统计，自1978年以来，已有6.3亿中国人脱贫。即使经过30年的快速工业化，中国人民仍然坚信，持续的经济增长将继续改善他们的生活。正是这种期待使中国创造了第二个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社会正享受着历史上最为稳定与和平的时期。”[13]
三 在发展模式的“历史启示”中“提升”国家软实力
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在1990年出版的《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一书及同年在《对外政策》杂志上发表的题为《软实力》的文章中，提出了使用“软实力”这一概念。其大致含义为：“软实力”（Soft Power，又译作“软力量”或“软权力”）最初是一个政治学领域的概念，主要用来概括性地描述综合国力中的无形要素和非物质要素，即通常认为的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模式的吸引力。[14]随后，我国对“国家软实力”展开了理论上的研究，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以后，理论界真正展开了集中讨论。由于对国家软实力进行评估主要在于内省，即对自己的战略路径进行反思[15]，因此，通过上述中国发展模式的探索的历史征程，我们是否应当反思，从中能够汲取哪些历史的“启示”呢？
不管国内学术界在中国模式问题上存在多少争议，如担忧中国模式本身是否存在深层次的问题，或者是站在一种正面积极肯定的立场上，认为中国模式就是中国软实力，总之，我们都应该理性地对其反思，而不是仅仅为雷默的报告而沾沾自喜[16]。中国模式是一个未竟的模式，其本身还存在诸多问题，这是当前国内理论界必须加以清醒认知的。提升国家软实力，重审中国模式，如下的经验值得高度重视：
首先，从本国国情出发，在自主发展的理念下，寻求科学发展。如果从哲学视角来观照中国社会的发展模式的话，我们可以说，中国模式的发展战略就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自主发展道路。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自身国情与时代特征的双重要求下，在学习西方的同时，努力将马克思主义具体运用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来。“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17]党的十七大在理论上的最大亮点，就是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共产党人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带领人民艰辛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智慧和心血，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其重大理论创新意义和实践指导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愈加显示出来。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历史。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夺取中国革命伟大胜利的根本法宝，而且成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推进中国改革和建设事业的根本选择。
其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为第一要务。中国软实力之所以被提出来，客观地讲，是基于中国经济建设的腾飞，人民的安居乐业，社会发展的健康有序。这就是说，经济建设的成功与否，是中国软实力建构的“强硬根据”。自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内忧外患，何谈发展。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又面临着许多困难，但是，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人仍旧为中国发展模式的探索作出了巨大贡献。1978年之后，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第二代领导人审时度势，为中国的进一步发展赢得了相对有利的外部环境。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展中国家，出路只能在发展，诸多问题只有靠发展才能进一步解决。可以说，香港、澳门的回归，以及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自然灾害面前祖国人民的齐心协力，都根源于中国的发展。
再次，以人为本，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发展理念。胡锦涛总书记曾在美国耶鲁大学的讲演中说过：“中华民族历来注重以民为本，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早在千百年前，中国人就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强调要利民、裕民、养民、惠民。今天，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18]应该看到，在目前的中国发展过程中，“中国模式”是一种正在生成、正在积极探索与建构、尚未成熟的社会发展模式。其中贫富两极分化、东西部差距、城乡差距依然存在，坚持以人为本，倡导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战略，让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能够惠及全体中国人民，从“以物为本”的发展转型到“以人为本”，继续“解放思想”，拓展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路径。
复次，推行渐进改革与正确处理稳定、改革和发展三者的关系。在坚持稳定的前提下，大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实现了中国近代史上从未有过的连续近30年的长时期、大跨度的发展，为中国走向一个真正的世界强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推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总之，新型工业化道路就是要充分运用最新科学技术和依靠科技进步的工业化，是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工业化，是能够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优势的工业化。同时，高度重视农业问题，“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19]。在发展步骤上，拒绝“休克疗法”，推行渐进改革。这种做法比较接近英国历史上的经验主义传统，英国人相信一个民族约定俗成的文化习俗和文化判断的相对稳定性，提倡埃德蒙·伯克所说的“有保留的改革”，并坚持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如果要有生命力，就应该主要从自己的传统中逐渐衍生而来，而不是通过追求某种纯而又纯的理想模式而来。并且通过确立比较正确的优先顺序，中国改革开放大致展现了一个清晰的格局：改革的顺序是先易后难；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改革为主，后政治改革。这种做法的好处是，第一阶段的改革为第二阶段的改革创造了条件。改革不求一步到位，但求持续渐进、分轻重缓急，最后通过逐步积累而完成。实践证明这是一条务实有效的成功之路，对中国的政治改革也有启迪。
最后，坚持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软实力”本身在西方被提出来的本意，就含有在世界建立“霸权”地位的意味。当这一术语被翻译引介到国内学术界的时候，就已经被“中国化”了，被赋予了一种“和谐”的维度。西方一些学者提出“中国威胁论”的本质，其实是不理解中国发展的“和谐世界”这一“内核”。国内曾有学者提出，“天下观念”系统地论证了一种“天下为公”的世界理论[20]。天下为公，则意味着全球在差异中寻求共识，在和谐中谋求发展，即“和谐世界”的基本准则。在西方社会，特别是以资本为核心的全球化过程中，“西方中心论”明显从自我本位思维出发，必然生发出一种蔑视“他者”的对抗意识，这样的思维模式又会导致世界二分，激起一些人为的战争。同时，西方社会的发展又以一种“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为基础，这明显与中国“天下为公”所暗含的人与自然、人与人、身心以及民族国家之间的和谐道德思维相区别开来。“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不是一种乌托邦的理想追求，也不是对现实社会和现实世界的特征描述，更不是中国对其他国际行为体提出的道德和行为标准，而是中国发展战略在新的历史阶段上的目标定位，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对自己的国际行为提出的价值取向。因此，从理论、文化、战略上阐明“和谐”核心概念的内涵，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与提升中国国家软实力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
建构中国软实力，已经被提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而作为其核心要素的中国发展模式，六十年来虽然取得了伟大成就，但依旧处于一种待生成、待发展的探索阶段。所以，“中国发展模式”必须在谋求健康、稳定、有序的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推进这一模式的创新。立足本国国情，追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自觉协调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民族要求与全人类文明之间的复杂关系，参与全球化，推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在展现“中国发展模式”的快速发展中，提升中国国家软实力。
（孙亮）
[1]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9页。
[2] ［美］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张瑛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3] 《邓小平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4页。
[4] 同上书，第140页。
[5] 同上书，第261页。
[6] 同上书，第2-3页。
[7]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8] 胡锦涛：《十七大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9] ［美］迈克尔·斯彭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独一无二》，载《信报》（香港）2005年2月3日第2版。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页。
[11] 漆思：《现代性的命运：现代社会发展理念批判与创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8页。
[12] 许晓平：《74.55%民众认可“中国模式”——民众如何看待“中国模式”调查》，《人民论坛》2008年第24期。
[13] 《中国模式是上个世纪以来最为成功的》，人民网国际频道［DB／OL］，2009年5月7日。（http://world.people.com.cn/GB/57506/9259278.html，2009-05-09查阅）
[14] ［美］约瑟夫·S.奈：《硬权力与软权力》，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9页。
[15] 门洪华主编：《中国软实力方略》，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0页。
[16] 参见俞可平等主编《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74-176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0-211页。
[18] 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人民日报》2006年4月23日第1版。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064页。
[20] 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