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国际货币体系是影响当今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国际货币的演变、发展及其影响，也是经济学家们历久不衰但仍未穷尽的研究课题。当私人部门和官方机构将一种货币的使用扩展到其发行国以外时，它就成为国际货币（Cohen，1971），或成了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货币并拥有了国际货币“领导权”。为什么需要一种中心国际货币？麦金农（McKinnon，2006）认为，这可以简化全球的外汇市场，居于中心的国际货币实际上是“货币的货币”，它具有交易媒介、价值尺度、延期支付标准和价值贮藏等功能，全球外汇市场的发展和扩大，会自发地选择某一经济总量较大的外汇市场的货币来发挥中心货币的作用。一种货币能够成为国际货币，会给国际货币的发行国带来诸多利益。过去，人们通常将目光集中于发行国际货币所能获得的铸币税。除此之外，普拉卡西（Prakash，2007）认为，若一种货币能够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得到广泛使用，还可以通过贸易条件渠道带来新的利益，即一定单位的该货币所能购买到的国外商品数量会增加。居于国际货币体系中领导地位的货币，还拥有货币强权（monetary power），即居国际货币领导地位的国家，会通过国际货币关系而对其他外围国家施加很大的影响（David M.Andrews，2006）。货币强权体现在多方面，如转嫁货币转换成本的权力、延迟支付持续调整成本的权力、重构参与国社会地位的权力，等等。拥有货币强权的国家还可利用“汇率武器”制衡其主要经济对手，美国就曾利用货币胁迫的手段（汇率武器）来使日本和欧盟采取的诸多措施大打折扣（Henning，2006）。

成为国际货币的决定要件是什么呢？艾肯格林（2008）强调，国际货币体系的形成是网络外部性的结果，当参与国际交易的其他国家（企业）都在使用某一种货币，另一国不使用它时，其交易成本就非常高，而参与到这个网络中，则会大大地降低交易成本。根据网络外部性理论，国际货币体系最终只能有一种中心货币。但网络外部性理论没有解释形成国际货币的原动力是什么。如果卖方决定用某种货币作为国际交易计价与结算的货币，这种货币就成了国际货币，而影响卖方选择的因素主要取决于其他卖方的行为、贸易伙伴的相对规模及该种货币的通胀率（Prakash Kannan，2007）。迈克尔·库莫夫（Michael Kumhof，2009）认为，以一国货币定值的资产在国际资产组合中所占份额，与该货币的名义利率存在单调增加的关系。将一国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归结为名义利率显然是过于简单化了。一个矛盾现象是，现在发达国家的利率要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市场国家的利率，但后者依然没有能够享有国际货币的地位。王信（2009）认为，20世纪90年代之前国际收支顺差对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决定性作用，90年代之后，金融实力超过贸易顺差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决定性因素。张明和覃东海（2005）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属于诱致性制度变迁，在某种国际货币经历了一段较长时间后，由于国际经济中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原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已经变得不再具有可持续性，旧体系就会被新体系所取代；国际货币体系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彼此之间可能相互转化；中心国家的数量可能发生改变，既可以只有一个中心，也可以有多个中心。艾肯格林和弗兰德鲁（Barry Eichengreen and Marc Flandreau，2008）的统计分析支持了可以存在多个中心的观点，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镑就与美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中平分秋色，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在英镑与美元之间以相当的比例分配其储备资产。本杰明·科恩（Benjamin Cohen，2006）考察了货币强权的宏观基础，安德鲁·沃尔特（Andrew Walter，2006）认为相对保守的货币政策、便于促进高度发达金融市场的制度安排，都是让一国货币取得国际货币强权的重要国内前提条件。除了经济、商业与金融的规模以外，储备货币地位的取得，也依赖于一国的政治影响力（Barry Eichengreen and Marc Flandreau，2008），这些因素的变化，会导致国际货币的兴衰，因此，货币的权力格局从来就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随着国家的兴衰而演变（蒙代尔，2003）。

众所周知，当今的国际货币体系呈单一化格局。根据IMF的统计，在全球外汇储备的币种构成上，美元资产占据了60%以上，欧元则在20%左右。在商品的进出口方面，以美元计价和结算的，也占有极高的比重，尤其是在亚洲国家，占到60%-90%不等（Goldberg and Tille，2006）。这使得国际货币体系结构具有不对称性，货币中心国家可以将汇率脆弱性的风险转嫁给债权国家，债权国家却不能以自己的货币向债务国贷放资金。这被麦金农（2005）称为“冲突美德”（conflict virtue），他还将国内金融体系不太发达、不能以本币向债务国提供资金的国家称为“不成熟债权人”（immature creditor）。次贷危机演变成为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那些具有“冲突美德”、高外汇储备的“不成熟债权人”，深切地体会到了拥有“货币强权”的国家，在危机与调整成本转嫁方面给它们带来的不公平待遇，它们对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声音日渐高涨。但是，国际货币的改革与重构，既是全球货币版图的重构与货币权力的重新分配过程，也是对全球地缘经济政治利益的重新分配过程，对于如何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利益相关各国有不同的主张。这无疑加大了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难度，也决定了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将是十分漫长的过程。然而，国际货币的既得利益政府是否乐意推动其改革是一个主观意愿的问题，国际货币体系是否需要改革以及该如何改革，却是全球经济、政治、科技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客观结果。

上述有关国际中心货币的相关利益及其决定因素的诸多文献中，国际货币强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和分析视角。遗憾的是，安德鲁等（David M.Andrews et al.，2006）虽然提出了货币强权这一概念及其构成，但他们并没有分析货币强权是如何影响了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和演变的。本章的目的就在于，除了强调基本的经济因素外，基于国际货币强权的概念，从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视角，分析美国对国际货币强权的追求是如何影响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的国际货币演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