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民党改组的强力推进
1.鲍罗廷初识孙中山与国民党
1923年3月8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就中国问题做出七项决定，内容包括：最好在中国西部以完整的军事建立的形式建立革命军队的基础；给予孙中山约200万墨西哥元资助；必须经孙中山同意后向他派去政治和军事顾问小组。斯大林签署了这份文件。[54]
为了便于落实上述事项，7月31日，斯大林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建议，任命鲍罗廷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并对鲍罗廷的工作性质、工作范围和方法做出如下规定：
鲍罗廷与妻子法妮娅，采自［美］丹·雅各布斯《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
（1）任命鲍罗廷同志为孙逸仙的政治顾问，建议他星期四与加拉汉同志一起赴任。
（2）责成鲍罗廷同志在与孙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
（3）责成鲍罗廷同志与苏联驻北京的全权代表协调自己的工作，并通过后者同莫斯科进行书信往来。
（4）责成鲍罗廷同志定期向莫斯科送交工作报告（尽可能每月一次）。[55]
鲍罗廷衔命起身，8月间，经满洲里入境到达哈尔滨，后经长春、沈阳，到达北京。9月23日，加拉罕修书孙中山，为之介绍鲍罗廷。加拉罕写道：
亲爱的孙博士：
莫斯科长期以来一直强烈地感受到我们的政府在广州缺少一个常驻的、负责的代表。随着鲍罗廷的被任命，我们已经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鲍罗廷同志是在俄国革命运动中工作很多年的我们党的一位老党员。请您不仅把鲍罗廷同志看做是政府的代表，而且也把他看做是我个人的代表，您可以像同我谈话一样，坦率地同他交谈。您可以相信他所说的一切，就像我亲自告诉您的一样。他熟悉整个形势，而且在他动身去南方之前，我们进行了一次长谈。他将向您转达我的想法、愿望和感受。希望鲍罗廷同志到达广州之后，将会更快地推动形势的发展，将会使形势发展大大地超过到目前为止所能达到的速度，这一速度是我所深感遗憾的，衷心祝愿您的事业成功，我向您致以友好的问候。
您的
加拉罕（签字）[56]
1953年1月，罗易给人写信，称鲍罗廷是经加拉罕举荐而获准到中国工作的，起初并未得到莫斯科的官方任命。直到1924年鲍与孙中山有了密切关系并对国民党发生影响之后，情况才得到改变。[57]罗易曾经与鲍罗廷关系密切，作为亲历者，他的这种说法得到研究者重视，并被广为采用。但是，鲍罗廷来华，是否取决于加拉罕的举荐，并无确证，因鲍的人脉关系不只加拉罕一处；至于是否起始就获取官方任命，上述史料正好否定了罗易的说法。
为什么会是鲍罗廷被遴选出来担当此任呢？这显然与他的个人特质密切相关。归纳鲍罗廷传记作家的研究和鲍罗廷同伴的回忆，我们知道鲍罗廷至少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有利条件：[58]
一是具有献身事业的坚定信仰。鲍罗廷出身于沙俄前威帖布斯克省一个穷苦的犹太家庭，年幼时随父迁居拉脱维亚的里加。16岁时，他就参加了犹太社会民主主义总同盟（简称“崩得”），从事推翻沙皇统治的活动，成为一名革命党人。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为布尔什维克，在里加活动。1905年，代表里加社会民主工党出席在芬兰塔墨尔福斯举行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1906年，参加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后到英国从事革命活动。1907年，转赴美国，先后在波士顿、芝加哥等地活动，开办夜校，出版刊物，并参加美国社会党。1919年3月，出席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又出席共产国际二大、三大，还参加了共产国际的其他一些会议。共产国际成立以后，鲍罗廷先后奉派到美国、墨西哥、西班牙、荷兰、德国、英国等国家从事为时久暂不一的各种活动。他曾因从事革命活动而被捕，亦屡因秘密活动暴露不得不辗转于欧美。长期职业革命生涯的颠沛流离和艰苦曲折，丝毫没有动摇他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仰。
二是具有海外工作的丰富历练。1906年末，鲍罗廷就开始了海外政治生涯。在伦敦，他开始使用鲍罗廷这个名字。在美国，他半工半读。出席共产国际成立大会以后，他到墨西哥从事反美活动，帮助墨西哥社会党改为共产党，此为俄国共产党以外的在其他国家建立的第一个共产党。他对英国的工人运动极有影响，被共产国际视为英国事务专家。由于长期活动于欧美，因而对英、美政情有比较多的了解，也练就了在陌生环境下独立开展工作的过人本领。鲍罗廷每到一地，都注意了解当地政治、经济情况，熟悉其风土人情，尽快融入当地民间社会。他长于组织和宣传，尤其长于言辞，擅于辩论，能根据不同听众的心理，引导听众思想。鲍罗廷自共产国际成立就参与其事务，对共产国际的革命战略和运行机制也比较熟悉。虽然关于中国的知识储备少得可怜，但对惯于海外工作的他而言，陌生的中国只不过是变换了新的场地而已。
三是具有高层信赖的人脉关系。鲍罗廷虽不是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最早使者，却是最重要的使者之一。他在中国期间，与维经斯基、季山嘉、罗易等重要人物意见屡屡相左，这些人无不要求联共（布）中央调回鲍罗廷，但联共（布）领导人不为所动，充分显示了高层对他的完全信赖。有国外学者以“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来定位鲍罗廷在中国期间的地位和作为。这种信赖不是一日之功。当列宁和托洛茨基流亡瑞士期间，鲍罗廷就与他们相识。1918年，列宁委托鲍罗廷把他的《给美国工人的信》送到美国发表。在芬兰塔墨尔福斯举行的布尔什维克大会上，鲍罗廷不仅代表里加委员会出席，而且成为以列宁为主席的三人主席团成员之一。就在这次会议上，他结识了斯大林。在共产国际的几次大会上，鲍罗廷都为列宁做翻译，著名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即由他译成英文。《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亦由他译成英文，亦说由他组织人力完成翻译。在墨西哥期间，鲍罗廷认识了印度人罗易，促成墨西哥社会党改为共产党。鲍罗廷还与苏俄外交系统契切林、加拉罕等高官交往很深，特别是加拉罕，双方视为密友。
此外，鲍罗廷操一口流利英语，这也是他与孙中山，与宋庆龄、孙科、宋子文以及孙中山身边其他懂得英语的人，进行直接交流的便利条件。
1923年9月29日，鲍罗廷从上海启程南下。这是一次充满风险的航程。鲍罗廷乘坐一艘小轮，船上载有两百只绵羊。途中遇上台风，如果不是船长在台湾沿海找到了避风之处，说不定他也逃不掉那死得一只不剩的绵羊的命运。10月6日，鲍罗廷到达广州。
弃船登岸，稍事停留，当日就被安排接见。作为苏联政府的正式代表，鲍罗廷得到孙中山的高度重视可想而知。鲍罗廷在札记中写道：孙中山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让他坐在自己身边，并默默地打量了几秒钟的时间。转达了莫斯科方面和苏联驻华全权代表加拉罕的问候之后，鲍罗廷向孙中山扼要阐述了来到广州的目的，询问了有关中国局势尤其是广东局势的问题。孙中山也向鲍罗廷询问了苏联的情况，尤其是军事和工业方面的问题，还谈到在华中和蒙古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性，希望对方能从远东海参崴给广东政府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59]
据有关著作引述，鲍罗廷面见孙中山时表示：“我来到这里是服务于中国国民革命的。你的目的是打击外国帝国主义，这也是我们的目的。关于共产主义，中国还不能讨论它，因为条件还不适合。”“我们的政策是促进国民革命，我们已经指示中国共产党集中力量于此，而不是共产主义。”“由于国民党的民生主义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所以，国民党的最终目的与第三国际的最终目的不相冲突。至于所采取的方法，必须详细考虑那些适合中国国情的方法。”[60]联系前引斯大林的指示、加拉罕的书信以及孙中山同越飞签署的宣言，可以认为所引述的这些内容是可信的。
以这种认知为出发点，鲍罗廷直奔主题，主动融入。来华之前，他的中国知识之贫乏，不难想见。如他自己坦承，简直可以说“对中国一无所知”。[61]因此，在起初的一段时间中，除了密切保持同孙中山的私人联系以外，鲍罗廷十分注意加强同国共两党重要人物的接触，高频率地出席公众活动，多方了解政情民意。根据有关报道和资料，单在10月这一个月，鲍罗廷就活动满满。9日，出席孙中山举行的招待会，同共产党人谭平山、阮啸仙、瞿秋白等座谈。15日，陪同孙中山出席在广州第一公园举办的国民党恳亲大会，发表演说。当晚，出席广东省省长廖仲恺举行的欢迎宴会。16日，同新闻记者谈话，出席大本营外交部部长伍朝枢举行的宴会。18日，同新闻记者谈话。21日，陪同孙中山、宋庆龄和大本营官员出外巡视虎门炮台。
通过一段时间的初步了解和观察，鲍罗廷深感国民党的改组已经刻不容缓。他在札记中写道：“现在它既没有纲领，也没有章程，没有任何组织机构。”[62]虽然这个说法难免言过其实，但鲍罗廷所观察到的现象则是赫然存在的。
鲍罗廷认为，国民党偶尔发布由孙中山签署的诸如三民主义等一般性题目的宣言，根本不涉及当前的事件，不对它们做出解释，也不利用这些事件来发展和巩固党。这些宣言作为趣闻被刊登在几家报纸上，国民党自身则沉睡一年又一年。这种状况导致一部分人为其私利利用“国民党”这个旗号，另一部分人则对党失去信心。广州算是国民党的大本营，重新登记的党员不过300人，也只有估计人数的十分之一。党务工作的实际状况是，党同党员没有任何联系，没有在党员中散发书刊，没有举行会议，没有说明党在各个战线上的斗争目标，特别是当前同陈炯明的斗争目标。南方最优秀的国民党人对群众组织失去信心以后，全力投入了军事工作。不幸的是，他们也变得像军阀一样，人民群众根本不了解他们究竟为何打仗，不了解为什么国民党的孙中山要和同属国民党的陈炯明打仗。战争破坏了商业和生产环境，滥征捐税导致误解和仇视，农民不愿为军队提供粮食，国民党政权并没有得到广大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其基础极其脆弱。共产党人参加了大本营宣传委员会的工作，用的是个人名义，而且除了这有限的几个人外，国共两党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实际关系。共产党人也意识到在参加国民党之前，就应当改组它、重建它，并多方争取孙中山本人的同意，但没有结果。中共三大关于推进国共合作的决议，到目前还是一纸空文。[63]
至于孙中山本人，鲍罗廷认为同样存在着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毛病。孙中山当前工作的着重点，完全放在击退陈炯明的进攻，保住广州这块根据地。其精力主要用于同军事将领谈话，争取他们的支持，并未顾及党、军队与民众的关系。他希望自己的追随者绝对无条件地服从他，也感到并没有足够的合格的追随者，一起去实现他的理想。在他身边，既有真诚的追随者，也不乏投机钻营之徒。对于国民党改组，孙中山和国民党其他领导人“还没有认识，还没有达到理解有组织的国民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高度”。[64]
鲍罗廷到达广州之前，就理解到国民党对于当前中国革命的重要性。还在北京和上海时，他就从同国共两党有关人员的交谈中知道，“如果国民党不领导中国国民革命运动，这个运动就不会是什么现实的东西”。经过初到广州后的了解，又切身体会到目前的国民党的确担负不起领导责任。但是，虽然如此，“在目前和很长时间内他们还是能够领导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唯一代表，对此不应有任何怀疑”。[65]这一点，鲍罗廷又是坚定的。
基于此，鲍罗廷三管齐下：做好孙中山的工作；做好宣传舆论工作；做好共产党人的工作。把思想和意志凝聚到推进国民党改组，建设国民革命领导力量方面来。
鲍罗廷反复向孙中山介绍十月革命以来苏联的革命和建设情形，阐述苏联对三民主义的理解，这样的谈话一周间总要进行几次。他指出：孙中山所主张的三个主义，有两项即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已在苏联实现，而民生主义一项，在苏联是社会主义，也已创造出了有可能使之实现的政治和经济条件。而这些成就的取得，全赖于苏联共产党、红军的组织和训练。他许诺，如能假以六个月的时间，可以将广州市变成国民党最巩固的地盘。不独广州如此，一两年间，还可将革命精神普遍于全国，使革命大功告成。[66]
在公众场合，鲍罗廷高调赞扬孙中山的功绩和地位。在10月15日举行的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上，他继孙中山发表演说，赞许中国人民热心爱国和国民党致力于革命的不懈努力，称国民党自己的领袖-孙中山博士，他能够统一中国并在人民的支持下，把国家从外国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军阀的奴役下解放出来。[67]陪同孙中山出席这次演讲会的，还有宋庆龄、廖仲恺、孙科、邓泽如等十数人。10月18日，鲍罗廷同觉悟社记者谈话，讲到中国政治时，明确地寄希望于国民党领导国民革命取得完全成功，他说：
该党现尚未自觉其自己之力量，及未组织完备，以完成其历史的任务，但吾人深信其不久即能自觉，必能组织完备。盖吾人一想该党有如是伟大之领袖，如孙中山先生其人便知之也。孙先生之经验，将能供给彼党之所缺乏，其所缺乏者何，军事精神，及国民的组织者二是也。[68]
对于孙中山，鲍罗廷所采取的策略是，坚定孙中山思想上“最左倾”的东西，不放过一切机会来强调孙中山以往所采取的自相矛盾而又行之无效的斗争方式的失败，同时向他描绘今后改而采取新的方式和新的方针将会带来的希望。[69]
利用各种公开或是私下的场合，鲍罗廷不懈地阐述建立一个组织良好的团结的民族解放政党的思想。他把广州的宴会，当成讲坛，就人们感兴趣的问题频繁地发表长篇讲话，关于俄国革命的历史、俄国革命胜利的原因、俄国的军队、红军的政治工作，关于帝国主义国家、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关于中国革命、中国党和军队等等，几乎什么都谈。[70]他在同觉悟社记者的谈话中，指出中国比较西方自以为开化的国家，不仅并非次等民族，而且更有理想，因为它正在为争取国家的独立而奋斗。讲到中国工人运动的前景，他表示工人运动与人民群众为国家的统一、自由、独立而奋斗的斗争相结合，是最紧要的条件，其最终目的的达到，有赖于中国脱离半殖民地状况。[71]鲍罗廷把目光投向民众，特别勉励青年投身国民党改组和国民革命事业。他在广东工联等团体举行的俄国革命六周年纪念会上指出：“俄国革命成功，全靠劳工阶级。”现在，中国的独立与自由，同样要靠人民。“中国人民必须为他们自己的独立自由而努力，国民党尤其是国民党的青年男女更要负这重大的责任。”[72]
鲍罗廷这样做，目的无非是通过新与旧、中与外的比较，向人们传达俄国革命的经验和理念，争取国民党内和社会大众对改组国民党和开展国民革命的支持。他以自己的方式，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一方面，他与孙中山的私人关系迅速密切。不出两个月时间，就达到可以同孙中山十分坦率地谈论国民党各种事务的境地。10月18日，孙中山委任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同月25日，又转聘鲍为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顾问。孙中山对于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去建设它，悉心倾听鲍罗廷的见解和建议，把他作为“好朋友”绍介于众，称赞鲍“办党极有经验”，要求“各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73]；另一方面，孙中山坚定了“以俄为师”的革命转变，公开表示“此后欲以党治国，应效法俄人”，“吾党此次改组，乃以苏俄为模范”。[74]孙中山并致电正在苏联莫斯科访问的蒋介石，赞赏“友邦政府及政党，派代表鲍罗廷到粤援助之热心与诚意”。[75]当然，促成孙中山转变因素甚多，有对西方国家的失望，他领导辛亥革命，开眼看西方，但基本没有从西方国家那里得到实质性的帮助，倒从西方社会看出资本主义不少弊病；有与越飞发表联合宣言达成的谅解，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对在中国实行苏维埃制度的疑虑；有他本人对俄国革命经验的体会和认识，认为俄国革命与三民主义“实在暗相符合”，并非那种望而生畏的“过激党”；当然，也离不开鲍罗廷贴近身边的反复进言。
孙中山为鲍罗廷亲笔书写的委任状
2.国民党改组的实际进展
在广州共产党人眼中，由于鲍罗廷的抵达，“国民党改组之事遂实际进行”。[76]事实正是如此。
为了全面推进国民党改组，鲍罗廷向孙中山提出具体建议，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顾问的切列潘诺夫在其回忆录中归纳为五点：
一、在国民党改组前修改党纲，并在人民群众中广泛宣传党纲，力求取得必需按照党纲改组党的一致意见。
二、制定国民党党章。
三、在广州和在第二中心上海组织党的坚强团结的核心，然后在全国建立国民党的地方组织。
四、尽可能快地召开即便只有南方四省代表参加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以便讨论和通过党纲党章，选举新的执行委员会。
为了在广州进行党的改组工作，派出最优秀的最积极的国民党员，这些人应当在城市的各个地区建立党的分部。应当由这些分部派出代表参加全国代表大会。
五、在召集全国代表大会时，必须使每一个代表懂得，他今后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怎样按照新的方式建立基层组织。
鲍罗廷的建议被采纳了。[77]
鲍罗廷（左）陪同孙中山出巡
虽然从鲍罗廷1923年12月10日以前的札记以及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中，并未找到上述建议的相应出处。但是，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的确是以这些内容为目标而行动的。鲍罗廷对于国民党改组的推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参加全面负责国民党改组的临时中央机构的活动。
10月10日，国民党广东支部发起召开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历时一周。孙中山特地为这次活动题词：“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鲍罗廷陪同孙中山莅会，并发表演说。11日，孙中山致电上海国民党本部，指示后者调整机构和人员，准备实施党的改组。19日，孙中山委派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李大钊为国民党改组委员，负责办理改组事宜。24日，委派胡汉民、林森、廖仲恺、邓泽如、杨庶堪、陈树人、孙科、吴铁城、谭平山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李大钊、谢英伯、古应芬、许崇清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负责全面改组国民党的工作。[78]以此为标志，国民党的组织中心正式由上海转移到广州。12月16日，廖仲恺前往上海，与先前确定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上海执行部成员胡汉民、汪精卫、张继、叶楚伧、戴季陶一起，开展党务改组，负责筹划全国代表大会各省代表的选举，重新组建上海地区的各级国民党组织。李大钊在北京负责当地的党务改组工作。
10月28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开始议事。先后共开会28次，议决重要事项400余件，为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做了充分的准备。作为顾问，鲍罗廷虽然只出席了前期的六次会议，但都是决定重要事项的会议。第一次会议，决定召集全国代表大会有关事项，研究决定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名称、代表的产生与名额分配、会期、会址等问题，研究决定了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组织、上海执行部组织、广州分部组织、改组宣言起草、会议经费以及会务周刊编辑出版等议题。第七次会议（11月19日），听取廖仲恺关于改组经过的报告。第八次会议（11月22日），鲍罗廷提出报章报道国民党改组，“纪事多属误传，亟宜纠正”，会议决定由谭平山、陈树人、谢英伯组成秘书处，每周发放通稿，统一宣传改组事宜。鲍罗廷建议第2期《国民党》周刊“宜多著论说”，并开列了七个要点：“中国纠纷舍国民党无由解决”；“振兴国货为国民党政策之一”；“此次战胜陈炯明之原因”；“欧洲现状与中国之关系”；“广州市十二区分部进行情形由各区自行报告藉资后进参考”；“党纲及党章之解释”；“专载列强欺压中国事实及外人在中国横行情形并加以批评”。[79]第九次会议（11月24日），研究广州市各级国民党党部设置细则。第十次会议（11月26日），研究设立国民军军官学校问题，决定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任政治部主任，并以廖为执行委员，即行着手筹备。第十一次会议（11月27日），研究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议事日程，确定孙中山作中国之现状及国民党改组之必要的报告、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会务报告、党纲报告、党章报告、党略报告、各省区党务报告以及选举等重要事项。此外，第二十五次会议（1924年1月12日）鲍罗廷虽未出席，但会议讨论通过了他的提议：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准许国内外新闻记者到会旁听，准许外交人士到会参观，特设通讯处以保持对外联络。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对其工作给予高度肯定。会议主席林森特别指出：“今日有此成绩者，实以得俄人鲍君之力为多。”[80]
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是孙中山指定的，这个机制自然决定了他本人可以作为当然成员参加委员会的工作。起初，孙中山并没有出席会议，他的精力仍然集中在反击陈炯明的进攻上。11月中旬，广州保卫战取得胜利，战局稳定下来。鲍罗廷建议孙中山亲自主持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11月19日，孙中山首度出席并主持了第七次会议，以后，又陆续出席并主持了11次会议，一些重大事项由他主持决定下来。受孙中山委托，廖仲恺、孙科、邓泽如分别主持了部分会议。
第二，全程参与拟定体现改组精神的国民党宣言、党纲和党章草案。
鲍罗廷受孙中山委托，直接参加了这些文件的起草。11月29日，孙中山批示邓泽如等的上书，称：党纲、党章草案“为我请鲍罗廷所起，我加审定，原为英文，廖仲恺译之为汉文”。[81]此刻的党纲、党章草案，虽由《国民党》周刊对外发表，供国民党改组期间宣传和讨论所用，并初步规范地方党部的改组，但非定稿。大会文件的起草工作，还在持续。《向导》周报同期全文发表了这三份文件，以供中共党内讨论，并使出席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共党员代表统一思想。
《中国国民党党章草案》分“党员”、“党部组织”、“最高党部”、“审查委员会”、“省党部”、“县党部”、“区党部”、“分部”、“纪律”、“经费”、“国民党党团”11章共66条。[82]这个草案规定了党员入党的条件和手续，党员必须隶属于党的一个组织；规定了国民党以区分部为其基本组织，以上依次分别是全区、全县、全省、全国这样自下而上，构成下级隶属于上级的组织系统以及相应的权力机关；在全国代表大会的职权中，规定选举本党总理、中央执行委员及候补执行委员、审查委员；规定了在秘密、公开、半公开的非党团体中组织国民党党团，以便发挥政治影响和指挥作用。这个草案的显著特色，就是引进联共（布）的体制，建立民主集中制的金字塔型政党结构。孙中山说：“从前何以不从事于有组织、有系统、有纪律的奋斗？因为未有模范，未有先例之故。”[83]而鲍罗廷所要实现的，《党章》草案所要规范的，正是要解决“有组织、有系统、有纪律的奋斗”的问题。
《中国国民党党纲草案》据称系由廖仲恺执笔。[84]这个草案，一般性地重复孙中山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主张，其理论的深度和任务的确定甚至不及1923年元旦发表的宣言和党纲，加拉罕直接评论它“没有生气”。[85]后来提交给全体代表讨论的，是由鲍罗廷主导重新拟定的宣言草案。
在过去的斗争中，三民主义发挥了思想启蒙和方向引领作用，其本身也随着革命实践和理论创新而发展。在“以俄为师”的新形势下，三民主义势必更需要与时俱进。10月18日，正在莫斯科访问的蒋介石，通过维经斯基向共产国际执委会递交了关于中国国民运动和国民党的报告，强调“‘三民主义’是国民党纲领中的指导原则”。[86]11月2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会议，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针对蒋介石的报告，指出三民主义应当更具体、更明确，强调三民主义应当怎么样、应当不怎么样。会前，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草案已经出炉。会后，吸收季诺维也夫的意见，再经过布哈林、科拉罗夫、维经斯基等人修改，该决议于11月28日正式通过，并由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科拉罗夫签发。共产国际要求国民党据此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以“表明国民党是一个符合时代精神的民族政党”。该决议指出：
“民族主义，就是国民党依靠国内广大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各阶层，为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及其走卒、争取中国独立而斗争。对于上述每一个阶层来说，民族主义的含意是，既要消灭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也要消灭本国军阀制度的压迫。”“对于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在民族主义口号下进行斗争的全部含意是，既要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也要不致遭受本国资产阶级的压迫。”民族主义的另一方面应当是，“中国民族运动同受中国帝国主义压迫的各少数民族的革命运动进行合作。”“国民党应公开提出国内各民族自决的原则，以便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和军阀制度的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以后，这个原则能体现在由以前的中华帝国各民族组成的自由的中华联邦共和国上。”[87]
民权主义，“不能当作一般‘天赋人权’看待，必须看作是当前中国实行的一条革命原则。”“只有那些真正拥护反帝斗争纲领的分子和组织才能广泛享有这些权利和自由，而决不使那些在中国帮助外国帝国主义者或其走狗（中国军阀）的分子和组织享有这些自由。”[88]
“民生主义，如果解释为把外国工厂、企业、银行、铁路和水路交通收归国有，那它才会对群众具有革命化的意义”，国有化原则也适用于中国的民族工业。“民生主义也不能解释为国家实行土地国有化。必须向缺乏土地的广大农民群众说明，应当把土地直接分给在这块土地上耕种的劳动者，消灭不从事耕作的大土地占有者和许多中小土地占有者的制度”。[89]
加拉罕收到这份决议后，不以为然。他批评在莫斯科起草决议而又不了解广东情况的人，并“没有说出任何新的东西和任何可以作为我们中国政策依据的东西”。[90]我们不知加拉罕需要什么，但是，不能说这个决议没有任何新东西。比如，它强调民族主义必须凸显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军阀，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精神；强调民权主义不能徒然再现资产阶级的原则，只有坚持反帝反封建的组织和个人才能享有这种权利；民生主义要考虑到解决广大农民的土地问题。这些精神与中国国民革命的客观要求总体上是一致的。对于正在通过改组而成为中国国民革命领导力量的国民党，对于通过党内合作的方式确立与共产党的合作关系而言，这个决议当然有其指导意义。[91]
通过北京加拉罕和莫斯科维经斯基两个途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先后传达到鲍罗廷的手中。这时候，他人在上海。鲍罗廷认为，迄今为止，他在中国所进行的全部工作，看来都符合共产国际决议的精神。眼下，孙中山的政治表态和改组进展，正好有条件促使孙中山和国民党坚持这个决议。
根据鲍罗廷留下的资料，宣言草案的起草工作可以大致复原如下：12月1日，鲍罗廷到达上海。在召开了中共中央局会议以后，决定建议国民党在即将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一个完整的行动纲领，至少应在这次会议上明确解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会后，鲍罗廷提出了将宣言、党纲、政纲几种不同体裁的文件初稿合而为一宣言草案。廖仲恺、张秋白、汪精卫、胡汉民参加了整整一个晚上的讨论。该草案由瞿秋白译成中文，汪精卫加工修改，瞿译回俄文。回到广州，鲍罗廷、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又组成起草委员会，继续进行宣言草案的起草，仍由瞿秋白担任翻译。
不用说，共产国际决议的精神，特别是解释三民主义的原则，鲍罗廷都尽力贯彻其中。
如前所述，共产国际决议正确地阐述了中国国民革命的基本原则，但也存在脱离中国国情和超越中国革命发展阶段的不正确意见。例如，它把反对本国资本主义作为民族主义的内在要求，按照苏俄模式强调少数民族的自决权，并把它与外蒙古独立连在一起；忽视民权建设作为一项基本要素在落后国家政治发展中的历史意义；在民生方面，不恰当地强调国有化，等等。季诺维也夫虽然区别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不同性质，但他强调民族主义的实行应当使中国避免以资本主义的统治取代外国帝国主义的统治。[92]这些观点，在起草委员会中并不容易被接受。
在推进国民党改组过程中，鲍罗廷越是深入，越是感受到国民党所存在的负面因素和消极作用。他丝毫没有将国民党理想化，相反，认为国民党缺乏足够的民族主义色彩，缺乏彻底的反帝精神，工人和农民在国民革命运动中根本没有起过任何作用；国民党以为只要在“先进民主”国家立法、行政、司法分立的三权宪法中，加上考试和监察就行了；民生主义实质是小资产阶级的改良，国民党甚至害怕谈论对外国人巨额私有财产的国有化。显然，鲍罗廷是以布尔什维克的标准来度量国民党。而他越是感受这些，就越试图把它拉到共产国际确定的轨道上来。这就必不可免地要发生观念碰撞，需要长时间讨论，特别是要与汪精卫等人反复交换意见。鲍罗廷终归认识到，强求国民党人的认识完全达到共产国际要求的水平是不现实的。当然，其时的他，也并不可能认识到共产国际决议本身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脱离中国国情的部分。因此，有所妥协是必然的。在鲍看来，宣言草案的最后文本，仍然还属于“一个对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来说大体上可以接受的基础性文件”。[93]
鲍罗廷为国民党改组起草有关文件的工作，遭到国民党内反对国共合作的人士的干扰。11月29日，邓泽如、林直勉等11人上书孙中山，宣称此次国民党改组之“组织法及党章党纲等草案，实多出自俄人鲍罗廷之指挥”，“此表面文章，尚有大害”。[94]并对苏俄政府支持孙中山、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国民党党章草案拟施行党内选举等等，加以指责和攻击。孙中山当即有针对性地做了批示，明白地肯定了联俄的必要、党内选举的必要，也表示了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必须服从国民党的思想。
第三，洞察孙中山的矛盾性格不断把他推向左转。
鲍罗廷认为，在孙中山身上，“充满了对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最有害的矛盾”，“反映了国民党-从共产主义者到新加坡商人的斑斓色彩。孙是个共产主义者，是国民党左派，是国民党中派，又是国民党右派。有时他的言辞极端革命，比我们共产党人还革命；有时他又忘记了所有革命辞藻成了小资产阶级的庸人。”[95]这个现象，是中国社会矛盾的折射，也说明国民党本来就是复杂的，简单地把它归属于某一个方面并不符合实际。然而，孙中山的这种矛盾性格和他对振兴中国的不懈追求结合起来，恰好使他成为中国国民革命的不二领袖。鲍罗廷表示：“我不能设想国民党的改组可以没有孙。需要利用他的左倾，利用他的威信，利用他建党的愿望，以便号召国内现有的真正革命分子投入实际生活。”[96]
推动孙中山左转，鲍罗廷采取了谨慎行事的态度，力所能及地、有分寸地进行。他不间断而适时地向孙中山提出建议：以确切阐明的纲领和党章来着手改组国民党；改组广东政府现有的军队，为此应成立军官学校，培养政工干部；为吸引群众支持国民党，首先在广东本地进行一定的改革，改革劳动立法，调整土地关系，改善小资产阶级状况；等等。在广州可能陷落之际，鲍罗廷向孙中山提出到莫斯科政治避难的建议，并鼓励他只要有一丝希望就要坚持下去。国民党临时中执委及时召集各区党部联席会议，组织义勇队，帮助前线作战；组织慰劳队，慰劳军队并宣传党义。11月18日，广州保卫战转危为安，显示了鲍罗廷为保卫广州所贡献的对策的正确性。值此，“孙中山同鲍罗廷的关系成熟了，鲍罗廷也开始在中国建立权威”。[97]孙中山感受到国民党改组所产生的新气象，乐意接受鲍罗廷向他提出的积极参加党务工作的建议。此后，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基本按照鲍罗廷的方案施行，速度明显加快。
11月25日，《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发表，坦承以往“组织未备、训练未周”，而此次改组，“关于党纲章程之草定，务求主义详明，政策切实，而符民众之渴望”；在组织训练方面，“则务求上下逮通，有指臂之用；分子淘汰，去恶留良”；并剀切表示：“吾党奋斗之成功，将系乎此。”[98]同日，国民党广州各区分部成立，孙中山在大本营面对国民党员发表演说，阐述改组国民党的必要性、紧迫性，强调这次就要学习苏俄，实现根本转变，“以团体的奋斗，不专尚个人的奋斗；要靠党员的成功，不专靠军队的成功”。[99]
第四，发挥共产党人在国民党改组中的中坚作用。
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两党的合作，重建国民革命的领导力量，这既然是共产国际中国革命战略的实施，自然就是共产党的主要工作之一。鲍罗廷初到中国，就同北京、上海的共产党人共商促进国民党改组大计。一到广州，就召集在粤中共中央委员、青年团中央委员以及共产党和青年团两中央局驻粤委员，一起研究讨论推动国民党改组的办法，统一思想和行动。
12月间，鲍罗廷因推动国民党改组事宜到上海，他一到就同瞿秋白谈话，向他详细了解上海政治现状和本地国民党改组的进展，以及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考察归来的蒋介石及其成员沈定一、王登云等的情况。1924年1月上旬，回到广州以后，又马上找到谭平山，了解最近广州的政治动向和改组国民党工作的情况。他本人对截至目前与共产党人的关系和促进国民党改组的进展感到满意，并充满信心。1月4日，在给维经斯基的信中，鲍罗廷写道：“由于国民党进行改组共产党异常活跃，我本人现在什么也没有做，事先未同党中央商量，我们工作得很和谐。眼下什么troubles也没有。理论争论让位于实际工作。希望是有的。”[100]
1月1日，中共中央和青年团中央举行联席会议，鲍罗廷在会上说：“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国民党的工作面向群众，面向人民，使国民党把国民革命运动真正建立在群众工作的基础上。”[101]他直截了当地指出上海的党组织和国民党缺乏密切联系，是不应该的。对此，陈独秀有所澄清。中共三大以后一段时间，虽然在促进国民党改组方面无所进展，不过，三届一中全会做出促进国民党改组的决定，出台了开展国民运动的具体方案。这次联席会议，采纳鲍罗廷的建议，强调“关于宣言问题，全体共产党员代表应当捍卫它的所有条款。在组织问题上，不应用章程来束缚代表。在各省，必须选举左派作为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102]
共产党人在改组国民党中发挥作用，不仅表现在具体工作的促进，更重要的是表现在重大事项决策中统一其思想和行动，从而发挥整体力量。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共产党员代表党团会议的召开，即为显著例证。
1月18日，鲍罗廷向共产党员代表党团会议做报告，介绍即将举行的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各项筹备情况。他强调“国民党作为一个政党，是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体现，它应该执掌政权”。为此，有必要使国民党成为“一个战斗的党”。他指出：国民党总的说来存在左派和右派两个阵营，必须警惕右派，同右派作斗争；要善于发现并划分出中间阶层；要壮大左派，作为孙中山所依赖的基础。同时，他又指出，同右派斗争应有限度，“要进行最终我们能够取得胜利的斗争”，“不致发生女人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泼出去的那种事情”。[103]鲍罗廷介绍了大会宣言草案的起草过程和主要内容，说明了对三民主义的重新解释，特别阐述了他与起草委员会其他成员的四点分歧，他着重讲了两点：关于少数民族自决权，鲍罗廷坚持认为国民党不可能现在就同国内少数民族建立组织联系实行合作；关于土地问题，鲍罗廷坚持由国家建立由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以及那些所有者不耕种的土地组成的土地储备，反对所谓土地赎买的宣传。他希望党团会议能就这些问题达成共识。[104]不过，鲍罗廷的这两个坚持，倒是照搬了列宁的理论和俄国经验，脱离中国实际，也超越了国民党的性质。
讨论中，李大钊表示，为了促成国民党顺利改组，宣言草案所规定的行动纲领已经足够了，关于民族自决权的修改和土地储备问题都可以不必坚持。谭平山同意李大钊关于土地储备的观点，但对民族自决权问题表示还要考虑。毛泽东认为需要对少数民族问题做出更明确的表述，国民党究竟赋予少数民族哪些权力，不要把少数民族置于他们属于中国这样老的概念之中，与苏联有共同战线的少数民族地方应当获得自决权，而西藏这样的地方则不行，因为它会成为英国人手中的工具。关于土地储备问题，他认为国民党影响有限，既不能吸引农民，又招致其他人的反对，而且中国社会的分化也还没有达到能够进行这种斗争的程度。[105]这些发言显示，不管出于何种考虑，共产党人还都坚持了自己的见解。
至此，在鲍罗廷的强力推进之下，国民党改组进入冲刺的最后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