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曾多共识 密切合作——与瞿秋白一起批判右倾机会主义

一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毛泽东和瞿秋白首次一道出席了党的大会。会议在讨论贯彻共产国际指示，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时，瞿秋白极力赞同毛泽东的主张，两人一致认为，为了推进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应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但在统一战线中，我党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和批评的自由。大会采纳了他们的正确意见。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局秘书。瞿秋白是这次大会通过的党纲的起草者。会后不久，他们都去上海，一道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后来，毛泽东回忆：“大会作出了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参加国民党，和它合作，建立反对北洋军阀的统一战线。”这是毛泽东与瞿秋白为推进中国革命第一次友好合作。

孙中山逝世以后，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日趋尖锐。1925年5月，资产阶级右翼政治代表戴季陶在国民党第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要把反对阶级斗争作为国民党的最高原则的谬论。6月至7月，他接连写了《三民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提出建立“纯粹的三民主义”，攻击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为资产阶级右派篡夺革命领导权大造舆论。为了反击戴季陶主义，共产党人在《向导》、《中国青年》、《政治周报》上发表文章，瞿秋白、毛泽东表现得尤为出类拔萃。

1925年8月至1926年初，瞿秋白连续发表了《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国民党右派与国家主义派之分析》等文，有力地批驳了戴季陶的谬论，指出戴季陶主义“反对阶级斗争，其结果是为买办阶级的力量所利用，完全滑到右派及帝国主义一方面去”。

1925年12月，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发刊词中明确宣告，开展向反革命派的宣传进攻，以打破反革命的宣传，是《政治周报》的责任。他组织并亲自撰写了《国民党右派分裂的原因及其对革命前途的影响》等一系列文章，历数了自“五卅”以来，国民党右派与帝国主义、军阀相勾结，反对罢工，反对农民抗租抗税，破坏全国人民反帝反军阀斗争等许多罪恶事实，戳穿了他们标榜的“纯正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真实信徒”的画皮，揭露了戴季陶反对三大政策，企图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专政的阴谋诡计；呼吁大家只要坚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坚决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就能促进革命派更大的团结，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

毛泽东与瞿秋白等对戴季陶主义的揭露批判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北京、上海、广东、湖北、江西等地的国民党各级党部也纷纷发出通电，反对戴季陶主义和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活动。

不仅如此，毛泽东和瞿秋白还在国民党“二大”的会内会外，同戴季陶本人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1926年夏天，瞿秋白在上海与阔别10年的幼年好友、中宣部干部羊牧之重会，谈话中讲了会外与戴季陶交锋的一段有趣的花絮。

他（瞿秋白——笔者）以极其兴奋的心情，第一次向我提到了毛泽东同志。他说：“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决议的休息时间，我和毛泽东等几位共产党代表正在凭栏远眺，刚好戴季陶等几个顽固派人物也上楼来，我出于礼仪，主动上前和他们几个握了手，毛泽东当然也去逐个握了手。但与戴季陶握手时，毛泽东笑着说：‘台上握了手，可不能在台下踢脚呵！’弄得戴季陶十分尴尬。”

秋白边讲边点着了香烟，深深地吸了几口，继续说：“我与毛泽东接触不多，但就在几次不多的接触中，我确认他是一位既有原则又讲策略的党的优秀工作者。”

这就可见，作为当时党的中央委员的瞿秋白，已特别钦佩毛泽东在反击戴季陶主义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远见卓识、刚柔相济等革命家的基本品质。而这种钦佩之情正是建立在他们两人所共同具有的马列主义的素养和革命胆识的基础上的。

二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与瞿秋白紧密配合，批驳与抵制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为我党关于农民问题、土地问题的正确解决，在路线策略和革命实践上，作出了贡献。

1922年11月，瞿秋白在北京《晨报》发表的旅苏见闻中，介绍了苏俄《劳农政府之“农民政策”》，给中国人民传来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解决农民问题的讯息。1923年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瞿秋白在他所起草的党纲草案中，提出了“不得农民参加，革命便不能成功”的论断。1925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党中央扩大会上，瞿秋白又首先坚决赞成“耕地农有”的主张。

1924年底，毛泽东回家乡养病，在病休期间，组织了湖南省农民运动的核心。1925年12月，他根据自己研究和组织农民运动的经验，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主张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和大力组织农民”。但是陈独秀拒绝在中央机关报刊上发表。因此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开始不同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并与他“逐渐地分道扬镳了”。

约略与此同时，瞿秋白也与陈独秀、彭述之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路线产生了分歧。1926年春夏，瞿秋白因病住院，他对杨之华说：“我和彭述之等对革命政策上有不同的观点”，“农民问题已摆在面前了”。他在医院里，抱病编译了《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农民问题》，后来印成小册子出版了。

1926年5—9月，毛泽东接办了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他在担任该所所长时，除自己给学员讲授中国农民问题，经常组织学员深入调查实际情况，研究各省农民运动之外，还聘请瞿秋白前往讲课。瞿秋白抱病出院至广州讲习所讲授《国民革命中的农民问题》，指出当时革命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解决农民问题、土地问题。并提出对农民经济的束缚，要用政治势力切实解决之；要实行耕地农有；要武装农民，组织农民自卫军；农民要参加政权，实行乡村的政权归农民；等等。在毛泽东组织领导之下，再加上瞿秋白等同志的通力协作、赞助与支持，广东第六期农讲所较之前五期，成绩最为显著，影响最为深远。

就在全国农村大革命蓬勃兴起之时，统一战线中围绕农民问题展开了空前激烈的阶级斗争。共产党内的右倾思想也滋长发展起来。1926年7月，陈独秀、彭述之把持的中共四届三中扩大执委会，通过陈独秀起草的《议决案》，指责农民运动“过左”，限定农民协会的组织“不能带有阶级色彩”。《议决案》下达之后，党内纷纷反映《议决案》太右了。瞿秋白在仔细听取中宣部干部羊牧之汇报之后作出指示：要依据毛泽东1926年9月写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农民问题丛刊·序》）的意见增添宣传的内容。因为该文提出了“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就不会成功”的论断，呼吁要有大批的同志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向农民请教，“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斗争；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等等。由于毛泽东、瞿秋白等人紧密配合，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给予了坚决的抵制和有力的批驳，促进了农民运动的开展，也使共产国际明察了中国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与正确主张，而作出了正确的指示。陈独秀在国民党右派和封建势力的影响下，对此却充耳不闻，以至不可救药地向右倾投降主义滑下去。1926年12月，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在陈独秀的右倾思想支配下，提出了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田农有”等投降主义政策。毛泽东、瞿秋白，按照斯大林、共产国际的有关指示和人民的意愿要求，与之进行了坚忍不拔的斗争。

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回湖南考察农民运动。2月16日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对党在农民运动上的右倾错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现在是群众向左，我们党在许多地方都是表示不与群众的革命情绪相称”。3月，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驳斥了党内外指斥农运的种种谬论，总结了湖南农运的丰富经验，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此《报告》于3月间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战士》周刊上发表，深受湖南同志和农民群众欢迎。然而，毛泽东将《报告》寄给中央，陈独秀却拒不接受意见。他慑于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正确意见与群众潮流的压力，才勉强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上砍头去尾地登载了一小部分。当时中共中央由沪迁汉，由中央常委瞿秋白兼任宣传部部长。瞿对此考察报告在中央受到冷遇一事十分气愤。他曾对中宣部有关同志说：“目前党内，特别在中央，有些同志不敢支持已经开始、或者正在开始的农民革命斗争，反而横加指责，今天一个过火，明天一个越轨，这不行。毛泽东同志这篇文章，是亲自下去做了几十天实地调查，很有说服力的文章”。瞿秋白为了彰扬这个报告的精神，还特地为它写了序言，并用《湖南农民革命》的书名，以党的名义，由羊牧之交给熟悉印刷所的同志出版。瞿秋白在《序》中指出：“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前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在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的日子里，杨之华奉组织调遣由上海赶到武汉，刚一见面，瞿秋白便拿着毛泽东著的《湖南农民革命》小册子对杨说：“人人应该读几次。这是一篇好文章，你必须读。”“这是我在武汉与你见面的礼物。”可见，出于对中国国民革命核心问题——农民问题与土地问题的一致见解，瞿秋白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维护和传播毛泽东著述，支持、赞助毛泽东的革命实践活动等方面，是热情洋溢、不遗余力的。

三

土地革命时期，在中央苏区，瞿秋白是毛泽东最亲近的战友。他们相互切磋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建设理论，共同领导苏区文化教育的革命实践。

1931年11月和1934年1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一、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被连选连任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瞿秋白被选为委员兼教育部长。从1934年1月瞿秋白接受党中央调遣至中央苏区，直到长征开始，“瞿秋白同志是毛主席接近的战友，在党的政策、方针路线问题上，两人的观点经常是一致的”。这时他们两人虽都遭到排挤，他们的内心十分沉重，然而每次见面，“总是面带笑容”，并“常在一起谈笑咏诗”。在中央苏区瞿秋白任教育部长期间，他制定了整个苏区的教育计划，健全了各部门的文教组织，还兼任苏维埃大学校长，对于提高工农群众的教育水平，培养大批革命干部，发挥了重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瞿秋白上述的工作成绩，都是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下取得的。当时属于教育部的艺术局，也由瞿秋白兼管。为了培养苏区文艺干部，瞿秋白建议创办高尔基戏剧学校。他对校长兼剧团团长李伯钊说：“高尔基的文艺是大众的文艺，应该是我们戏剧学校的方向。”他还要求学校附设剧团，组织到火线和集镇上去巡回演出，鼓励士气，进行作战鼓动，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搜集创作材料。他说：“闭门造车是绝不能创造出大众化的艺术来的。”他的这些文艺思想与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文化教育应当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应“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的思想是一致的。其时，毛泽东也特别支持戏剧学校和附设的三个剧团的革命实践活动，经常观看他们的汇报演出，“无形中是三个剧团比赛的主要裁判者”。由于中央苏区的文化艺术，在毛泽东和瞿秋白的领导下坚持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针，便为尔后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绘制了崭新的蓝图。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患有肺病而又兼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的瞿秋白，仍不考虑个人安危，夜以继日地工作，使《红色中华》照常如期出版。

红军主力到达贵州遵义，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即电告中央苏区、中央局，“妥善安顿秋白等同志”。

1945年4月，在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瞿秋白的一生作出了正确的评价，指出他“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1935年6月也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他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王豪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