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信息系统篇
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文献信息中心）的创建历程
王义盛
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文献信息中心）创建至今已经有28年。1983-1999年的创建过程是曲折的、艰难的、复杂多变的。回顾这段历史进程，概括起来可以说，我们经过了三年多的筹备和创建，七年的合并和逆转，六年的改革和重组，才有了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筹备创建期工作千头万绪，非常复杂。可以说经历了“四起四落”才获得了后来的结果，来之不易。
“一起”，1979年，经首任院长胡乔木同志提议，院领导曾聘请我院原情报所党委副书记兼副所长艾汶同志出山，组建院“图书资料中心”。艾老曾为此召开过两次座谈会讨论关于如何创办中心等事宜，最终未果。
“二起”，1980年由院科研局局长鲍正鹄同志主持，筹建“现代化院图书馆”，曾借调院哲学所图书馆副馆长王正义同志和世界经济资料中心副主任兼世界经济研究所图书馆副馆长王义盛同志分别负责调研国内和国外主要图书馆状况并写出报告（各提供报告一份），提交给鲍正鹄同志后，又调回原单位工作，筹建工作因此又无果而终。
“三起”，1982年院领导授权院原情报所副所长孙方同志拟定一份关于建院中心图书馆的报告，计划在本院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资料服务中心”，且将英文译名都设定好了。然而，筹建帷幕未起就收场了。
“四起”，1983年院图书馆（文献情报中心）筹备创建之前，3月至6月期间由本院举办的图书馆馆长和资料室主任参加的“图书管理研究班”的38名学员共同推荐，院领导批准任命刘琢玉等5位同志作为筹备院图书馆（文献情报中心）的领导班子。经过他们一年多的努力筹备，于1984年9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正式成立了“图书资料情报中心”，后定名为文献情报中心。
1985年10月，原情报研究所撤销后，成建制合并于院图书馆（文献情报中心），经过合并逆转期，扭转了原文献情报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创建筹备期制定的建设方向，又基本上恢复了原情报所的工作体制。
1994-1995年度，院工作会议决定，于1994年2月成立院图书馆改革办公室（以下简称“图改办”），对全院图书馆体制进行全面改革，同时对当时文献情报中心的机构设置进行重新大调整、大改组。通过改革重组为院图书馆（文献信息中心）拨正被逆转了的方向，重新确定和恢复了筹备创建期的方针任务，重新定名为“院图书馆（文献信息中心）”。
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后图书资料系列的工作状况
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同时撤销，其下层各研究所归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院新建了十几个研究所。建所必设图书馆，从而使当时全院各所的图书馆、资料室由“文化大革命”前的17个增加到了33个。
这一时期前后，全院共拥有33个所级的图书馆、资料室、情报资料室、学术资料室、图书资料室、信息室等，单位名称可谓五花八门，形成自发的、分散的各自为政的管理状态。当时，图书资料情报室（馆）所使用的图书分类法就有七八种之多，不标准、不规范的现实，使各馆（室）之间的合作与协调十分困难，极不适应全院研究工作的发展需要。
一方面，全院拥有丰富的文献资源，却因缺乏科学管理与统一领导使文献资源无法共享；另一方面，馆（室）际间文献收藏又大量重复。许多珍善本文献因保存条件不善造成严重损失。在这种状况下，不仅浪费了财力、物力，又降低了图书资料情报工作的效率；既影响全院总体馆藏质量，又造成文献购置资金分散，为建设一个现代化、自动化、一体化的院图书馆产生了不少阻碍。
关键时刻，1982年中发（82）48号文件明确指示：“在图书资料情报工作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要在北京建立一个具有现代化设备的图书资料情报中心。”“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形成一个全国社会科学图书资料情报网。”院领导为落实中央（82）48号文件的指示精神，1983年5月11日，院秘书长梅益同志在全国社会科学情报工作“六五”规划会议上的讲话指出：（1）总的来看，各学科会议着重讨论都是本学科在“六五”期间的主要研究课题。我们这个会与其他会在性质上不同。我们是要讨论如何通过社会科学情报工作，更好、更多地为科研服务，而不是搞情报工作理论研究，是要讨论社科情报事业发展的规划和设想。（2）关于情报工作方针问题，社会科学研究是为“四化”服务的，而情报工作是为科研服务的。情报工作为科研服务，为“四化”服务，这就是我们的基本方针。（3）我们准备建立一个图书资料情报中心。各个所也有图书馆，也做资料工作，也有情报工作，但全院要设一个情报资料中心，这是为全院科研服务。（4）中央48号文件提出来的，要建立一个全国的图书资料情报网，这个网将是具有特色的、非常生动的，对我们今后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将起巨大的作用。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在抓紧准备工作，建立中心是百年大计。
梅益同志在规划会议上作“关于图书资料情报工作一体化”的讲话时进一步指出，“建立图书资料情报中心是百年大计”，根据院长马洪等院领导的有关讲话，决定举办一个全院图书资料情报室主任（馆长）研究班。在汝信副院长直接领导下，指定王义盛同志为班长，制定“研究班”的学习计划、课程安排、进度与要求等。要求“研究班”在学习与研究过程中，对我院如何建立“图书资料中心”提出设计方案和图书馆工作条例（草案）等。“研究班”于1983年3月3日正式开课，学员38人，学期4个月，学员全脱产（当年3月至6月）。3月10日研究班开课一周后，由班长王义盛同志写了一份学习与研讨“简报”，简介一周的学习进度、课程安排及学员研讨的问题，具体内容是：（1）关于举办研究班的学习时间问题，多数馆长认为4个月的学习时间长了一些，每个人手头都有些工作要做，能否把学习时间安排得更紧凑一些？（2）近一周的学习课程安排是得当的、学习内容也是必要的，对大家更新知识、开阔眼界，对每个学员今后的工作是有帮助的。通过学习也看到了我们工作中的差距。同时也看到了新成立院图书馆（图书资料中心）的必要性。图书资料工作没有规范化、标准化、一体化就没有图书资料工作的现代化。（3）对下一段学习的要求：能否增加一些到北京图书馆（后改名为“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后改名为“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等有关单位实地参观学习的活动，进行一些实践经验交流？（4）能否由毕业时要求每个学员写一篇毕业论文来考核学员成绩，改为由学员间自由结合，草拟几个设计方案？（5）研讨中普遍反映，我院图书资料工作现存问题较多，“研究班”活动交给王义盛同志一个人主持，对他压力太大。有些学员提议能否马上成立一个图书资料中心筹备小组，直接主持“图书管理研究班”的活动，也为下一步筹建院图书馆（图书资料中心）做准备。可见，各所图书馆馆长对建院图书馆（图书资料中心）的期望值甚高。他们提出的建议，很快得到了院领导的回应。
由于院领导的决心和学员的一致努力，研究班举办得很成功，不但提高了学员的业务管理水平，在思想上统一了认识，也为全院图书资料工作的统一管理、统一规划提供了组织保证。通过学习与研讨，促进了各所图书馆馆长行动的一致性，为将来“图书资料中心”协调全院33个所级图书馆（室）的一体化管理奠定了思想基础。
院领导、人事教育局、科研局建议，根据“中心”（院图书馆）的组建特点，要求“图书管理研究班”全体学员根据学习表现物色和推荐5位学员，作为“中心”筹备创建组成员。推荐出的人选有经济所图书馆馆长刘琢玉同志、世界经济资料中心副主任兼世界经济研究所副馆长王义盛同志、世界历史所图书馆负责人朱希淦同志、历史所图书馆馆长武新立同志、情报所图书馆副馆长莫作钦同志。由于是在相处4个月的“研究班”成员中推荐中层干部，同行间集体推举自己的负责人，客观、公平、合理。被推荐的筹备组成员工作热情高，他们熟悉本职工作，了解全院图书资料工作状况。这5位成员都是图书资料情报工作的领导者、组织者、管理者，从事图书资料情报工作都在10年以上，管理图书馆的水平都比较高。又经过4个月的集体学习，共同研讨本院图书资料的工作大计，对筹备图书资料中心（文献情报中心）的设想都心中有数。所以，筹备组成员对“中心”的筹备方案很快取得了共识。由于对筹建“中心”的方向明确、任务清楚，所以处理问题准确得当、行动步调一致，筹备工作顺利地开展起来。每位成员工作得心应手，许多棘手问题都能较快地解决，因而得到了全院同行的肯定和好评。
1983年7月期间，院工作会议通过了“图书管理研究班”起草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工作条例（草案）》和《关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资料工作改革的若干建议》，以及文献情报中心筹备组拟定的《关于文献情报中心筹备工作和今后设想》。可以说，这三个文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系统在业务上实行统一规划和协调管理的开始。“研究班”的成果是“中心”筹备组思想的前因，“中心”的建立是全院图书资料情报工作者智慧的结晶，这些工作经验极为可贵。
二 “中心”筹备创建期（1983-1986年）
院“图书管理研究班”结束后不久，1983年8月13日，副院长汝信同志约见“中心”筹备组刘琢玉同志谈话，汝信说：“院领导决定筹办图书资料中心，经过商量确定请你来主持筹办，院里分工由我来管。院领导也都知道这是件难办的事，但非办不可。先成立个筹备组，由你来抓，搞个5人班子，希望在9月份搭起架子，参照国内外各大图书馆经验设计一下。”
汝信同志又讲，麻烦的事可能在于同情报所合并不合并，将来怎么统一？你们筹备组可以设计一下。当前“中心”可做三件事：（1）设计“中心”怎么建设，以及院部大楼建成后，“中心”怎么个搞法；（2）调查了解院内各所图书资料情报工作状况；（3）培训专业干部问题。
1983年9月22日，院副秘书长孙耕夫同志传达，梅益、马洪同志参加的院党组9月19日工作会议关于院图书资料中心的决定如下：（1）“中心”作为所级单位，翌年年初送国务院报批。（2）筹备班子马上组建，10月搭起架子。院人事局要求有关各所从大局出发，调配已选定的人选，办转组织手续，尽快到任工作。（3）世界经济资料中心、人文公司和工业经济所计算机工作站三个单位成建制地划归院图书资料中心。
1983年10月3日，图书资料中心筹备组根据院领导讲话精神和院“图书管理研究班”起草的两个方案，以及由筹备组刘琢玉同志等起草的《关于文献情报中心筹备工作和今后设想》（以下简称“设想”）三个文件内容进行讨论的同时开始具体实施，并逐步落实。
对新建单位的定名、定位及方针任务等，进行集中论证。对“中心”机构设置初步确立为11个部（室），当时称搭架子工程。这些部（室）的具体名称是：文献搜集与采购室、文献分编加工室、三个阅览室、文献编辑检索室、文献咨询服务室、特种文献室、辅导培训部、应用技术部、行政业务办公室。
筹备组成员对情报研究所如何合并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并取得了一致意见。原情报所的图书馆和情报理论与方法研究室（共25名工作人员）成建制地划归图书资料中心，其他研究人员和工作人员划归相关专业研究所或有关单位。同时，将世界经济资料中心、人文公司、工业经济所计算机工作站三个单位成建制地划归“中心”。这样，图书资料中心将形成一个合理的、科学的组织机构，方针任务也不会偏离正确的方向。
根据汝信同志的指示，筹备组撰写了一份关于调查了解全院各所图书资料情报工作状况的报告。由于王义盛同志在主持“研究班”工作时已经掌握了各所图书馆的基本情况，经他进一步补充后，草拟了《关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资料工作状况调查报告》。该报告初步反映了院属各所图书资料单位的馆藏结构、工作人员的年龄与文化水平、经费使用等情况，为干部培训、图书资料合并等提供了基础数据，即全院共藏书500万册，图书资料人员近500人（实际数字为498人），当时称双五百底数。
1983年10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下达了（83）社科人字69号文件，“党组决定成立院图书资料中心筹备组。由刘琢玉同志负责，从即日起开始进行筹备工作”，正式任命刘琢玉同志为图书资料中心筹备组组长，并组建5人筹备组。
1983年12月7日，院领导审阅了筹备组所写的“调查报告”和“设想”之后，马洪院长亲自接见筹备组刘琢玉、王义盛、武新立、莫作钦4位成员（朱希淦同志因故未到任）。其谈话要点如下：
（1）目前要紧的是进科研大楼后的布置。既要从实际出发，也要考虑目前需要，还要考虑将来发展。比如现代化设备要有地方安置，为情报检索创造条件。现代化设备要搞，检索要统一，关键是人才。
（2）我主张多搞几个阅览室，这也是你们的服务工作。你们要为全国服务，但首先要为全院各所科研服务。
（3）“中心”的机构，下面可以叫室或组，不叫部为好，我们做室主任，“不当部长”（可能针对“设想”中提出设辅导培训部和应用技术部而言，可见马院长对筹备组的两个“报告”看得很仔细）。
（4）国际交流是重要的，但不要一开始就把各所的交流管过来。
（5）目前可以按30-50人的编制进人。进人要十分小心、慎重，不能照顾各种关系。大多数应是大学毕业程度。进人必经你们筹备组考察，进来不合适的人要你们负责。
（6）现在就开始进入工作，不能老是筹备下去。今天“中心”就成立了，你们就正式工作了。作为院直属机构，同各局级一样，还要成立党支部。由汝信同志通知各职能单位，将发个文件给院各个单位。
会后，马洪院长、汝信副院长、孙尚清副秘书长指示：由你们（“中心”筹备组）代院拟两个文件：（1）代院起草一份向国务院申请《关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图书资料情报中心》的报告；（2）再代院拟定一份下发给院属各研究所和有关机关的通知，便于他们同“中心”进行业务往来。
1983年12月11日，经“中心”筹备组成员讨论，刘琢玉同志执笔草拟了“关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图书资料情报中心（文献情报中心）的请示报告”，其内容是：建立图书资料中心的迫切性、必要性，“中心”的主要任务、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等，报给院部，再由院里报国务院批准。
此后，“中心”筹备组在刘琢玉同志主持下，对“中心”的定名、定性和方针任务、机构设置等，展开了全面、具体的分析论证，同时听取了有关人士的意见。论证的结果和工作具体安排是：
（一）新建单位的定名问题
筹备组根据中央1982年（48）号文件的精神和院领导的指示，以及征求有关专家的意见、全国政协的提案等建议，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建一个“中心”还是叫“院图书馆”，当时说法不一，起的名称各异。筹备组根据时代特点和机构性质，认为该机构定名为“中心”为好，它不但具有文献管理现代化、信息化、网络化建设的特征，还有统一、协调全国社会科学文献情报网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诞生前后，对这个新生儿起过多个名字。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初期，首任院长胡乔木同志曾建议建个“图书资料中心”；1980年，鲍正鹄同志拟筹建“现代化院图书馆”；1982年，孙方同志建议，建一个“文献资料服务中心”；1982年中发（48）号文件提出，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建立一个具有现代化设备的“图书资料情报中心”；1984年政协214号提案建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资料中心”[1]；1984年5月12日，“中心”筹备组代院拟报国务院申请报告中提出建“文献情报中心”（英文译名为Centre for Documentation and Information）。
1984年9月20日，经国务院正式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图书资料情报中心”。考虑“文献”包含了“图书资料”的意思，经院领导批准定名为“文献情报中心”。后因用“情报”对外不便，最终改为“文献信息中心”。
1984年9月28日“中心”部分领导与全体工作人员合影[2]
（二）关于文献情报中心的性质和方针任务问题
1984年5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件（84）社科办字13号文：1984年4月24日院召开了工作会议，梅益同志听取了院文献情报中心筹备组的工作汇报，汝信、孙尚清同志也参加了会议。
汇报后院领导指示：文献情报中心筹备组在比较困难的条件下做了不少工作，大家的工作是努力的。当前，首要的是明确方针任务、健全中心机构和充实必要的工作人员。筹备组关于文献情报中心的“设想”和当前要做的事，思路是对的，但是工作上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既要量力而行，又要有长远目标。今后“中心”的任务主要为社会科学院服务，但也要兼顾全国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需要，同时“中心”还要培养一批干部。
对“中心”当前要做的几项工作，会议也进行了研究，并决定：
（1）“中心”筹备组代拟向国务院申请建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报告，要写明“中心”的性质和任务，建立中心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及建设的基本步骤，多大规模，多少投资。
（2）为便于当前工作，包括订购外文图书资料，“中心”筹备组可刻公章，“中心”作为所一级单位，公章大小与研究所公章同。此事请院办公室办理。“中心”还要设所一级财务，独立户头，配备会计。
（3）1984年“中心”进人暂定30人。
（4）“中心”要逐步开展国际联系，结合“中心”大楼的设计和日常业务，有计划地出国进行专业考察。
（5）“中心”筹备组由梅益同志直接领导，汝信、尚清同志协助。
当时，院领导对“中心”的方针任务做了具体规定。“情报工作方针问题，社会科学研究是为‘四化’服务的，而情报工作是为科研服务。情报工作为科研服务，为‘四化’服务，这就是我们的基本方针。”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件（84）社科办字20号《关于建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请示报告》已于1984年6月21日上报国务院。1984年9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文献情报中心正式成立，其具体任务是：
第一，文献情报中心对院属各所图书资料室的业务工作负有指导和协调的责任，要统一图书资料分类法，实行编目工作的标准化，为建立全院的情报检索系统创造条件。
第二，建立健全和统一全院图书资料情报工作的规章制度，组织馆际网络，尽快实现全院范围内的图书情报资源共享。
第三，要发展“中心”本身的基本图书资料建设，加强一次性情报的搜集整理和提供服务，建立起“中心”的图书馆系统；同时要加强文献资料的开发利用，提供二次情报服务。
第四，采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和设备，提高文献情报工作的服务质量和效率。要采用电子计算机系统，建立社会科学资料库，并逐步与地区社科文献情报中心资料库联网。此外，还将应用缩微复制和声像技术等，多方积累图书以外的文献情报资料。
第五，开展社会科学学术情报的国际交流，同国际社会科学文献情报机构广泛建立联系，逐步承担全院社会科学书刊的进口业务。
第六，加强善本书刊资料的维护、保管和利用。
第七，进行社会科学文献情报学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创办刊物，协同院内外有关机构，对业务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培养新型的社会科学文献情报专业人才。
胡绳院长在“七五”规划讲话中指出，“把图书资料工作作为院里当前一项迫切的事情，也作为社科院发展战略的内容来抓，应提到工作日程上”。“要全面贯彻执行国务院批准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方针任务。文献情报中心7项任务的核心，实际是要建立一个图书资料情报服务体系。”
1984年9月28日，文献情报中心由国务院正式批准第8天之后，孙尚清同志传达梅益秘书长指示：文献情报中心业已经国务院批准，院党组近期内准备听取“中心”负责人汇报并决定有关事项。
“中心”的汇报提纲已经事先印发给院党组传阅。汇报开始先由梅益同志讲话：近一年多来“中心”的同志干了不少的工作；关于“中心”的任务是明确的，是个专业性文献情报服务机构，体现了图书资料情报一体化的指导思想；贯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针。文献情报中心的工作必须突出情报为科研服务：（1）为全院科研工作提供文献情报服务；（2）指导协调全院图书资料情报工作；（3）逐步协调全国社会科学文献情报网络；（4）建立社会科学资料库；（5）进行全国范围内的情报资源交流；（6）逐步实现文献情报检索自动化；（7）组织国际社会科学学术情报交流。
此外，“中心”负责同志还汇报了文献情报中心的编制计划，关于设学术委员会问题——组织机构、任务，已经开放的4个阅览室工作情况，表示继续办好《国外经济文献索引》（半年刊）、《社会科学文献题录》（双月刊）、与《光明日报》社理论部合办的《中国社会科学学术与学位论文文摘》（一年八卷）。
“中心”在下半年还要完成的任务有：拟召开院内第一次图书情报工作会议，举办图书著录标准化短训班，统一分类法。院各所图书馆使用的分类法种类繁多，有《科图法》《中图法》《杜威法》《刘国钧法》《人大法》《四库法》等，有的所馆还自编分类法。这种状况使得全院的图书分类不统一、不标准。没有标准化就没有现代化，统一分类法是一项大工程。在完成这项工程的过程中，后来的中心图书馆副馆长胡广翔同志起了很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院内图书资料统一分类，就为院内文献工作的一体化打开了道路，也为今后建立资料库、编辑《新书通报》和《全院专业类别总书目》等工作奠定了基础。
（三）文献情报中心组织机构设置重新调整
1984年定编55人，院财务拨经费150万元人民币，外汇额度35万美元，新建科研办公大楼5层归“中心”使用。为此，文献情报中心机构设置必须重新调整，以适应新的需要。重新调整的处（室）19个，其中包括两个拟建部门。“中心”的机构设置，完全按照院图书馆方案设计的，从机构设置状况既标明了“中心”的方针任务和发展方向，又体现了（84）经国务院批示的精神。
1984年文献情报中心机构设置
第一阅览室（大陆公开出版的中文报刊）
第二阅览室（外文报刊、会议录、学术研究报告）
第三阅览室（港澳台出版的报刊、海外华文报刊）
第四阅览室（工具书，如字典、辞典、年鉴、百科全书等）
图书采编室（图书资料采购、分编、新书展览等）
图书典藏一室（公开出版的中文图书阅览与典藏）
图书典藏二室（外文图书典藏与阅览）
特藏室（古籍、名人赠书、方志等）
过刊（报）室（中外文报刊合订本）
检索报导与咨询室（二次文献搜集、整理加工出版、咨询与导读）
文献情报研究室（图书情报理论与方法研究）
现代技术应用室（计算机应用、自动化设计、院内网站管理）
国际交流与培训室（学术交流、干部培训）
业务指导与协调管理室（业务指导、统一规划、经费协调等）
行政业务办公室（行政业务、财务、工会等）
人事处（人事管理、党办）
音像室（编知名专家治学经验集、搜集音像资料，对会议、人物采访等）
拟建外文书刊进口公司（负责全院外文书刊报纸进口与交换）
拟建全国文献网络部（负责全国文献情报网建设与管理）
根据马洪院长“我主张中心多搞几个阅览室，这也是你们的服务工作”的指示，“中心”特设了6个报刊、资料、图书开架阅览室（包括两个图书典藏阅览室）。阅览室占新组建处室的1/3，为读者提供了更多的阅读空间。
（四）“中心”的工作全面推开
（82）中发48号文件的指示，（84）国务院批准的文件及院领导先后做的许多指示都是具体的、明确的、可行的。文献情报中心负责人对这些文件和指示精神都进行了充分论证和反复讨论。
院领导认为，“中心”的建设要起点高，管理科学化、手段现代化、服务网络化、工作有序化、标准化等，创建“中心”工作的确任务重，还要从百年大计考虑。梅益秘书长指出：“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的是全国图书资料情报中心，现在社会科学院正在抓紧准备工作。建立中心是百年大计，我们要充分地准备，反复地考虑，才能够定案。”“形成一个全国的图书资料情报网，这个网是48号文件提出来的。这个网将是具有特色的、非常生动的，对我们今后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将起巨大的作用。”
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中心”几位负责人信心、干劲儿十足。“中心”的方针任务明确、方向正确，又有院领导的支持，“中心”与全院各所图书馆馆长同心协力、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中心”有了办公大楼四五两层2400多平方米的工作空间，有150万的图书经费和35万美元的外汇额度，全院有500万册藏书和500位图书资料工作人员。这是我院一笔巨大的资源和财富，为我院科研服务的潜力很大，对我院科研工作将会发挥较大的支撑作用。
文献情报中心于1984年11月在北京西山召开了第一次全院图书资料工作会议（后称“北京西山会议”），各所图书馆、资料室负责人和院属有关单位领导共53人欢聚一堂，共叙全院图书馆工作问题。
1984年11月8日首届全院图书资料工作会议与会者合影[3]
孙尚清同志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次图书资料工作会议上作了热情洋溢的报告。他说，我院召开的第一次工作会议，它是院文献情报中心经国务院批准成立后召开的会议，这就可以把文献情报中心的工作与全院各所的图书资料工作联系起来，探讨今后发展的新路子。同时这次会议也是我们社会科学院建院以来召开的第一次图书资料工作会议。因此，这次会议将在我院的图书资料工作中有重要的位置，对我院图书资料工作开创新局面、逐步实现现代化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要使图书资料情报工作实现科学化、标准化、网络化，也就是现代化，其中心就是要体现图书资料情报三位一体。文献情报中心的正式成立刚经国务院批准，今后的工作是大量的，离我们确立的目标还遥远得很，但是毕竟起步了。院里的想法是通过这样一个机构来推进我院图书资料工作的全面现代化，进而使我院科研工作的水平、效率能大大提高。下一步是以院文献情报中心为枢纽，形成全院的图书资料网络，实现全院范围的文献资源共享，这样院内就有现代化的网络。第三步要促成全国社会科学情报的网络化。如果实现全国网络化，就不仅是社会科学院，而且是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都能共享全国的社科文献情报了。国务院批准的院党组的报告中有明确提法，就是业务上的指导和协调的关系。业务上的指导和协调是为将来实现联网和文献资源共享做准备，也是这个目标所要求的。否则，标准化、网络化、科学化都化不起来。
尚清同志的讲话很有感召力，句句震撼着图书资料工作人员的心。更令人鼓舞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85）社科办字1号文件转发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次图书资料工作会议纪要》。纪要指出，会议贯彻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改革精神，以开创我院图书资料工作新局面为宗旨。这次工作会议，改造传统的结构模式和业务工作方式，调整和提高我们的队伍，开创我院图资工作新的局面，更好地为科研服务。会议纪要在社科办字1号文件转发，这在我院图书馆工作中是第一次。这是院里对“中心”工作的肯定和支持，也对图书资料工作人员的莫大鼓舞。
1985年2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大楼基建小组根据国务院批准的劳动人事部214号文件精神，拟出文献情报中心大楼计划任务书。
1985年4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85）社科管字14号文件下达了对“关于文献情报中心大楼计划任务书”的审批意见，喜上加喜，锦上添花。
（五）文献情报中心大楼的筹建已经确定，“中心”领导集中精力进口和交换一批外文书刊，尽力为科研人员提供一些最新的社科文献
按照（84）国务院审批的院党组申请报告中指出的“开展社会科学学术情报的国际交流，同国际社会科学文献情报机构广泛建立联系，逐步承担全院社会科学书刊的进口业务”的要求，“中心”计划到1986年9月20日前，文献情报中心成立两周年之际完成以下几件事：（1）召开一次全国社会科学院系统的图书资料工作会议，议题是研讨社科情报网的筹建问题；（2）与国外和地区举办4次书展，包括英国、法国、德国书展，与中国香港合作举办中国台湾图书展；（3）为了多渠道进口外文书刊，计划与中国图书进口公司、北京图书进口公司、香港图书进口公司联合召开外文书刊进口问题研讨会议；（4）对钱锺书、陈翰笙、顾颉刚、孙冶方、吕叔湘、夏鼐等12位学者进行访谈，将他们的治学经验与事业成就做成录音录像加文字说明，进行抢救性开发；（5）开发民族所的“关于民俗影片”系列资料的复制保存；（6）1986年上半年从国外订购的缩微机、卡片复印机、日本“小溪流”彩色复印机（后因公安部对此种类复印机民间禁用，未进口），还有从世界经济资料中心带来的6台从意大利进口的飞鱼牌打字机（6种外文机），用于各种卡片的复印，对珍善本古籍进行缩微制成胶片以保存古籍。
1985年5月17日，经院领导和有关部门批准，文献情报中心于9月与英国劳特利奇·基根保罗图书出版公司举办“人文·社科图书展览”，以学术性的社科图书和工具书为主。书展目的：通过书展吸引各国出版发行界，加强与“中心”的交流。“中心”负责人与基根保罗图书出版公司经理卡姆贝尔（Campbell）先生商定：展期10天，地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西大厅；英方提供展品总计3000份，其中1000种属于近期出版的人文社科新书，每种三套样书，第一套免费赠予“中心”，另两套按50%折扣留购。书目先期送来，由“中心”圈选。《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等工具书也赠一套，购一套。
由于英方第一次与社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举办书展，特别积极主动，书展条件也很优厚。展品运输费、开幕式招待会的费用全由英方负担，“中心”提供展厅和展会工作人员并负责展品书目翻译、印刷和发行工作。书展开幕式请院副秘书长吴介民剪彩，并邀请院各所领导和社会人士光临，还特邀英国驻华使馆文化参赞、二秘及中外记者12名，共800余人参加开幕式，英方很满意。
这次书展为院里节省了8万元的购书费、1500英镑的招待费，同时也锻炼了“中心”的工作人员，为与国外书商和图书出版社打交道积累了经验。“中心”钟婉懿同志的口译和对书展书目的笔译都很出色，令基根保罗图书出版公司经理称赞。“中心”后来的书展也以此为例如期举行。
1985年9月“中心”与英国基根保罗出版公司举办“人文·社科图书展览”开幕式[4]
1985年5月31日，在“中心”西大厅召开了中国社科院关于进口外文书刊问题的讨论会，26个单位与会。当时，院里已批准“中心”与人文公司可以从国外进口书刊的决定，会议主要讨论了如何多渠道进口书刊的问题。会议的另一内容是，“中心”公布了与英国书商举办书展后展品的分配计划，同时向与会者介绍了举办这次书展的一些体会。会议使大家看到了“中心”的作用，各所图书馆也更加支持“中心”的工作。
1986年上半年“中心”与法国人文·社会科学图书公司举办了“中心”成立后的第二次书展。法国驻华大使亲自参加了开幕式，法新社派了4位记者参加。入展图书4000份，其他做法与首届英国书展雷同。这次书展为院里节省购书经费12万元。可以说，筹备创建组善始善终地完成了使命。但是，这次书展正处于与情报所开始合署办公过程期间，也是文献情报中心与情报所合并前的最后一次活动。书展在混乱中落幕，其他的计划项目因合并全部终止。
1986年9月5日“中心”与法国人文·社会科学图书公司举办书展开幕式[5]
“中心”与中国台湾书商商定，1985年10月在本院举办书展。由于“中心”准备与英方办书展，在时间方面冲突了，“中心”提议由情报所“接办”，遭拒绝，只好弃展。此次书展原本可进口一批台湾的中文图书，因弃展丧失了进书机会。
回顾和总结筹备创建期的工作，可以概括地说，“中心”筹备组很好地完成了五大建设任务：框架和方针任务建设、干部班底建设、文献资源建设[6]、馆舍建设[7]、经费建设[8]。
“中心”筹备组在1984年前后的一些创举，在全国图书馆界起了很好的共鸣和引领作用。随着我院“中心”筹备组定名为“文献情报中心”和“文献信息中心”，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也随后更名为“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全国各省（市）的地方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也有一半逐渐更名为“××省（市）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或“图书情报中心”“图书信息中心”“信息中心”“图书资料中心”“文献信息管理处”等），足见其社会影响之大。
三 “中心”合并逆转期（1986-1993年）
自1985年10月院里宣布情报所撤销，成建制并入文献情报中心后，一次并入了100多人，其中有80%是不适合图书馆工作的。
马院长曾经指示，“进人要十分小心、慎重，不能照顾各种关系”。原情报所并入“中心”的工作人员中60%都是准备搞科研工作的，如果满足他们本人的需求，“中心”的工作任务必然导致逆转，造成“中心”工作方向变动，这样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马院长还讲，“进人必经你们筹备组考察，进来不合适的人，要你们负责”。
梅益秘书长也曾指示，“长期以来，我们对图书资料情报的重要性重视不够，只注意抓科研工作，而忽视这方面的工作。有些地方社会科学院也同样有这样的情况，图书资料情报工作成为安排老、弱、病、文化水平低的干部的场所。因此，给人造成一个印象，搞图书情报工作的是‘二等公民’，搞研究的是头等公民，图书情报工作是低人一等，这是错误的，对研究发展是十分有害的。目前不重视图书资料工作的情况，有其历史原因，也包括我们对科研工作缺少远见、缺少战略眼光而造成的。应该说，社会科学院领导对图书资料工作重视不够，这点我觉得也有必要做自我批评”。
决定原“中心”与情报研究所合并时，对马洪院长和梅益秘书长的一系列讲话、指示没有全部落实，“中心”负责人曾与院领导商定的只接受情报所图书馆和情报理论与方法研究室工作人员共计25人的说法也未能执行。
1985年10月，院里决定情报研究所撤销，合并到院文献情报中心。由于合并中尚存在一些具体问题未解决，至1986年下半年才合署办公。
情报所撤销，合并到文献情报中心，实际变成原情报所“接管”了文献情报中心。原情报所的一位领导曾说，合并后的“中心”形成一个“怪胎”。从体制上看，也是将原“中心”降格为了原情报所下处室一级的图书馆。
（一）“中心”领导大换班子
1984年12月，文献情报中心的领导班子成员有：刘琢玉、张泽厚、王义盛、武新立、莫作钦。领导班子成员基本上都是院各所图书馆、资料室的领导者、组织者和管理者。其中20%是图书情报专业的毕业生，既懂业务也比较年轻。
1990年合并后的文献情报中心的领导班子成员有：李惠国、黄长著、沈恒炎、沈仪琳、于东林，其中80%是原情报所的人。从他们的专业来看，其中60%是从事非图书资料专业的研究工作，40%是从事编辑出版工作。
（二）合并后文献情报中心机构调整的情况
从上表可见，合并后的文献情报中心，研究室数量猛增，而图书报刊与文献检索机构锐减，使“中心”的方针任务由以“文献服务”为主转为以“情报研究”为主。
1985年12月28日，胡绳院长指出，“七五”期间，文献情报中心要负责统筹规划全院的图书资料检索系统，帮助各所建立图书资料存储，要有计划地进行相应人才的培训。合并后文献情报中心又是怎样做的呢？
1990年合并后文献情报中心机构设置及负责人
从上表可见，文献情报中心已由“文献服务”机构转为“情报研究”机构。为科研服务的“检索报导室”，后来也“晋升”为“国内文献开发与研究室”，成为研究部门，使研究室的数量达到了7个。因此，要求这7个室的同志出研究成果，评职称要评研究系列的职称。再看“中心”学术职称评委的结构，研究员与研究馆员的比例为8 ∶1或13 ∶2。合并后的“中心”极大地增加了原情报研究所的职能。
下表为1991年合并后“中心”编写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系统》一书的部分内容：
续表
从上表说明文献情报中心王承泽已成为原情报所图书馆馆长，是接任王羽馆长的班。不过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文献情报中心已基本上转变为情报研究所体制。
当然，合并后“中心”图书馆的29位工作人员也干了许多工作。截至1989年年底，“中心”总藏书量约20万册，比情报所初建时几乎增加了20倍。新增加学位论文1.5万份，缩微胶卷和缩微平片1万余件（卷），订阅外文报刊1300多种（其中英文报刊约700种，俄文报刊210种，日文报刊约100种，其他外文报刊约300种）。
（三）合并后文献情报中心的方针任务逆转
在合并后给工作人员定岗时，新领导班子中有一两位负责人多次强调两个口号：一是要按照“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来定岗，二是“文献情报中心的方针任务不明确”。
从前表可见，情报研究所是1975年成立的，工作人员是老人，用老办法，只能设6个研究室让他们继续搞研究；而文献情报中心于1984年9月20日成立，其工作人员为新人，新人只能参加图书、报刊、检索报导工作。实际的定岗工作就是这样来安排的。1984年9月20日的国务院批示早已将“中心”的方针任务说的非常明确了，而强调“文献情报中心的方针任务不明确”则多少可以为将“文献情报为科研服务”的方针任务变成“以情报研究为主”找点儿理由。
当时，文献情报中心有一位参加筹备创建期工作的同志说，“我们应坚持为全院科研服务的任务”。原情报所的一位同志说，“不要唱这个高调，先为情报所研究工作服务好了就行了”。合并后的文献情报中心为全院科研服务的意识在逐渐淡化，原图书资料中心的方针任务也已发生转变。
四 “中心”改革重组期（1994-1999年）
1994-1995年度，在院党组的领导下，对文献情报中心进行改革重组，改“文献信息中心（院图书馆）”为“院图书馆（文献信息中心）”。1994年2月，院“图改办”成立。院工作会议决定，对全院图书馆体制进行全面改革，对图书、资料、情报和科研手段进行现代化建设。实行全院一盘棋，统筹规划，统一调配人、财、物，坚决打破各研究所自成体系的封闭格局，同时对当时文献信息中心的机构设置进行调整、改组。
院领导明确指示，“院图书馆系统不改革不行，不改革没有出路，图书馆严重萎缩，已经难以为继”。胡绳院长在院1994年工作会议上指出，“文献信息中心的工作重心要坚定不移地转向图书资料、科研信息的收集、处理和开发”。1995年12月，龙永枢副院长讲话中又指出，“1994年院党委决定加快我院图书馆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并作为全院中心工作之一”。
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九五”发展规划中，有关图书、信息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九五”期间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初步把我院图书馆建设成为一个管理科学化、结构网络化、手段现代化、功能社会化、联系国际化的综合性社会科学文献信息机构。院领导对文献信息中心发展目标和方针任务的要求是明确的。
为了这次图书馆改革的顺利进行，1994年院领导在院图书馆系统和文献信息中心体制、管理制度改革过程中，曾召开了几次工作会议。会上院领导严肃、坚决地指出，“不合理的就要改，不赞成改也得改，不能等大家都赞成了才来改。只要有利于科研工作，有利于大多数科研人员，有时不得不触犯少数”。院领导要求，“要明确我们的图书馆工作为科研服务的方针，首先要考虑科研的需要，要方便科研人员借阅，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发挥最大效益”。
“中心”在改革调整时，院领导及时指出，“原来的文献信息中心工作要向数据库方面转移，搞信息就是搞二次文献、搞数据库，不是搞科研”。改革期间，对“中心”工作人员进行调整时，院领导又指示，“现在中心有60多位研究人员搞研究工作，可以分流，可以搞缩微的搞缩微，可以搞回编的搞回编，搞外语的可以介绍到外事局去，搞研究的可以转到研究所去，愿意搞典藏的可以转到典藏去，什么都不愿干的可列为编外，实行双向选择……”“你们的（指‘中心’）人员指标150人，最后的目标不应该是150人，还应该少些。”这些指示内容和1983年原“中心”筹备创建时筹备组曾建议并坚持的内容几乎完全一致。
为了保证图书馆改革工作的顺利实施，院党委决定，由汝信、龙永枢、郭永才同志负责全面领导我院图书馆改革工作。由郭永才同志牵头，同院科研局、人事局、管理局及文献信息中心的有关负责人黄浩涛、韩乃锦、朱锦昌、刘铁、李惠国同志组成院图书馆改革协调领导小组，配合院领导工作，负责解决图书馆（文献信息中心）改革的重大决策性、疑难性问题。
1994年6月，院专门成立了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的组建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研究”的重点课题组，以院图书馆系统为研究对象，探索改革中所遇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课题组由文献信息中心代主任李惠国同志主持，集中了我院图书馆系统的业务骨干。课题组成员大都是院图书馆系统负责人，他们具有丰富的图书馆实践经验和较高的图书馆学理论水平，实际上是院领导进行图书馆系统改革的实施班子。他们具体制定和落实我院图书馆改革的可行性方案，拟定了《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方案（草案）》。全方案包括1个总体方案和11个分方案，经院领导批准，于1994年10月14日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科（94）办字27号文件》印发至全院各所，成为这次院图书馆系统与文献信息中心进行改革时遵照执行的重要依据。
在院领导的指导和关怀下，在“图改办”、课题组和院图书馆系统同仁的共同努力，按方案的总体目标和具体实施步骤，实现了我院图书馆系统的改革。以文献信息中心和科研大楼14个研究所的图书馆为基础，重新组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文献信息中心）。
回顾历史，筹备创建期与改革重组期，这两次不同时期图书馆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其实都是一致的。两次改革都是强调院图书资料集中管理、统一规划，都明确院图书馆（文献信息中心）工作为科研服务的方针。
这次改革实施的内容、步骤与措施具体如下：
（1）实现全院文献的统一采购、统一分编，院部大楼实现文献的统一阅览。调整科研大楼藏书布局，对当时图书资料管理人员作统一的调整和安排，定岗定编。
（2）根据文献信息一体化的要求，结合我院的实际情况，院图书馆（文献信息中心）将由采购部、编目部、阅览部、典藏部、声像部、计算机中心等业务部门组成，形成一个综合性的社会科学文献信息服务机构。
（3）对当时文献信息中心的职能、任务和机构作相应转变，进行调整、改组。
（4）院图书馆（文献信息中心）改革的实施步骤与措施：
①实现全院文献的统一采编。从1994年开始，全院购书经费统一划拨，组建全院文献统采组；实现全院文献统一分编，组建院图书馆文献统编组。
②院部大楼实现文献统一阅览，建立院图书馆五大阅览室：新书阅览室、参考工具书阅览室、中文报刊阅览室、外文报刊阅览室、港澳台及内刊阅览室。这些阅览室于1995年1月开始按照新的阅览规则向读者提供服务。
③调整科研大楼藏书布局，对大楼内有关所图书馆的馆藏进行调整，建立新书库、过刊库和12个专业书库，各所原有的专门书库作为特藏保留，形成院馆新的藏书布局。
④院图书馆（文献信息中心）的工作人员重新定岗定编。在统采、统编、统阅和藏书布局调整过程中，对当时的图书资料管理人员进行统一的调整和安排。
从当时工作任务需要出发，院馆定岗定编共抽调69人，具体安排是：统采组15人、统编组24人、自动化组8人、典藏和流通组22人。当时对科研大楼内各图书资料部门的布局和工作人员的安排都有具体实施方案。
院图书馆（文献信息中心）的组织机构进行重新调整后，图书资料工作人员倍增，从1990年的只有29人增加到1995年重组后的74人。
从1994年6月至1996年9月两年多的时间里，院领导关于院图书馆管理体制改革作了五次重要指示和讲话，强调这次改革要进行到底，不合理的就要改，决不迁就。
1994年2月，在组建院馆的报告中指出：“图改办”成立以来，在半年的时间里，对如何组建院图书馆做了大量的调查、论证工作，广泛听取科研大楼各所领导、科研人员及图书馆工作人员的意见，力求将这次院图书馆改革和重组工作做得稳妥。在起草《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方案（草案）》及其实施细则过程中，先后召开各种类型、各个层面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共27次。“图改办”本着吸收各种合理意见的原则，制定了全面、细致的图书馆体制改革方案和明确、具体的实施细则。
从1985年2月4日中国社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大楼基建小组根据国务院批准的劳动人事部214号文件精神拟出文献情报中心大楼计划任务书、1985年4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85）社科管字14号文件下达了对“关于文献情报中心大楼计划任务书”的审批意见，到1999年12月8日举行院图书馆新馆奠基仪式，其中历经了14年的曲折和努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终于可以有自己的办公大楼，并为科研人员提供更好的文献信息服务了。在举行新馆奠基仪式的当天，全体图书馆人兴高采烈地合影留念。
1999年12月8日院馆工作人员在新馆奠基仪式时合影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馆长史鉴和上海社科院图书馆的负责同志，对我院领导的这次图书馆改革都深表赞同。国务院方志指导小组听说我院组建院图书馆，主动提出与我院合作开发项目，并愿意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方志文献中心。北京外文书店与我院合作，共同编辑外文图书采订目录。可见，院图书馆改革重组引起国内一些有关单位的关注与合作，为院图书馆对外交流打开了新局面。
两位院领导也对院图书馆改革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1995年12月，龙永枢副院长讲话中指出，“两年来经过我院全体同志的一致努力，院图书馆已初具规模，文献信息中心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
1996年9月，汝信副院长在院图书馆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从1994年开始，我院图书馆进行了重大改革，成效已经见到了。与院里其他改革相比，院图书馆的这次改革还是比较成功的”。
笔者撰写此文的目的，主要是想尽可能客观地回顾和叙述那段不平常的历史，还原其本来面目，使之不至于随着时代的变迁淹没在时间的长河里。同时，也是想借此文，纪念那些曾经为了创建院图书馆历经磨难并付出极大努力的我院各级相关领导、筹备创建组的同志和图书馆人。笔者不想对这段历史做任何议论或评价。我想，历史自己是会说话的，就让从1983年到1999年的那段历史来告诉人们，历史的经验是值得总结和发扬的，而历史的教训也是值得记取和反思的。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李惠国、吕其苏主编，1998年5月内部出版。
2.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系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编，1991年1月内部出版。
3.《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系列工作条例（草案），关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资料工作改革的若干建议》，院图书管理研究班，1983年7月院工作会议通过。
4.中央（82）48号文件，（84）国务院文件的抄件和复印件。
5.文献情报中心筹备创建组撰写的《关于文献情报中心筹备工作和今后设想》等文件，1983年。
6.《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简介》（1988年）。
7.历届院领导有关图书资料工作的指示和讲话。
8.院图书资料情报工作会议录（包括油印件）。
9.中国社会科学院“六五”“七五”规划中有关图书资料情报部分的抄件或复印件。
10.给院里的各种申请报告：“中心”与英国、法国合办书展报告，外汇申请报告，情报所与“中心”合并的报告，1984年9月20日文献情报中心正式成立等。
（王义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研究馆员、原中心筹备组领导成员、检索报导室主任）
[1] “中心”的大体框架和组建方案确定后，对全国政协的提案做了正式回复，全国政协也正式回函，对我们的提案表示肯定和满意。
[2] 1984年9月28日，“中心”部分领导与全体工作人员纪念国庆35周年暨“中心”成立联欢会前合影。前排左起依次为：胡广翔、莫作钦、武新立、张泽厚、王义盛、唐景芸。
[3] 1984年11月8日首届全院图书资料工作会议与会者合影，前排左起依次为：邢万金、莫作钦、张泽厚、孙尚清、刘琢玉、王义盛、朱希淦、马德荣。
[4] 1985年9月“中心”与英国劳特利奇·基根保罗出版公司举办“人文·社科图书展览”开幕式。主席台就坐者左起依次为：英国驻华使馆文化参赞、院副秘书长吴介民、“中心”负责人刘琢玉、基根保罗出版公司经理秘书，前排发言者左起依次为：基根保罗出版公司经理卡姆贝尔、翻译钟婉懿、开幕式主持人王义盛。
[5] 1986年9月5日“中心”与法国人文·社会科学图书公司举办书展开幕式。主席台就坐者左起依次为：中国图书进口公司负责人、“中心”主任佟庆才、法国驻华使馆大使、副院长汝信、法国驻华使馆二秘、“中心”副主任刘琢玉，发言者为开幕式主持人王义盛，其后为译员江小平。
[6] 包括书展、图书进口、顾颉刚文库和地方史志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史志库转入“中心”、采编阅等基础工作。
[7] 争取到了院办公大楼四五两层2400多平方米的工作空间。
[8] 争取到了150万人民币的图书经费和有史以来的第一笔35万美元外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