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中国对日战略的制定（二）

第二节 中国制定对日战略的原则和依据

一 独立自主是制定对日战略的基本原则

独立自主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35]必须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去了解中国的情况，才能制定“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36]，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是独立自主决定自己命运的结果，同样，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必须不断在实践中了解中国和世界的形势，独立自主地制定符合实际的对内战略和对外战略。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丧失领土主权的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外交上的自主，无论是清政府、北洋政府，还是后来的国民党政府，都在不同程度上实行依赖列强、软弱屈辱的对外政策，谈不上什么长远的对外战略。新中国总结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经验，将独立自主、维护国家主权、反对任何国家以任何名义干涉中国内政作为制定对外战略的基点，把“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37]。为此，中国首先要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维护国家的主权与安全，维护世界和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根据总体的对外战略，制定了“一边倒”的对外方针，“一边倒”绝不意味着中国像某些东欧国家那样，完全失去自己的原则立场，无条件地听苏联指挥，而是在“一边倒”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坚持自己的立场，既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搞好关系，也不完全听命于任何大国、大党，以维护中国国家主权为原则。

独立自主还表现在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不惧怕大国的威胁与讹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发表声明出兵朝鲜、干涉中国台湾问题，毛泽东立即指出：“杜鲁门在今年1月5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并且同时撕毁了美国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38]中国对美国公然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国主权的行为，给予了坚决的反击。周恩来发表声明，指出杜鲁门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是对中国领土的侵略，是对联合国宪章的破坏，“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39]，表明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在朝鲜战争前后，中国政府多次发表声明，强调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不允许他国干涉。

1950年2月，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毛泽东说：“这次缔结的中苏条约和协定，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军，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和平。”[40]中国认为签订这样一个条约，有利于中国的国内建设，有利于阻止战争。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中苏两个曾经直接对日作战的国家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及战后新形势下日本帝国主义复活的可能性，表示了极大的担忧。中苏双方表示要加强友好合作，共同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东山再起，以及其他国家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勾结，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双方约定：“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其他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侵略因而被卷入军事行动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议及苏联政府同意，中苏两国可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根据地，以利共同对侵略者作战。”[41]双方同意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其他同盟国于尽可能短时期内共同取得对日和约的缔结。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与外国签订的唯一军事同盟条约。这个条约中，中苏两党、两国对日本可能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保持着高度警惕。但是，中国并没有因为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警惕而拒绝与日本往来，而是从维护中国利益及东亚和平着眼，制定了建立中日正常国家关系的对日战略。

中国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后，关注苏联的对日态度和政策，认为苏联对日政策必然影响到中日关系。1956年10月19日，日苏发表《日本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宣言》，日苏关系实现了正常化。中国认为日苏关系正常化，将对中日关系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当然，中国关注苏联对日政策，并不意味着在制定对日战略、策略问题上始终完全与苏联保持一致，而是根据形势的变化，自主地制定对日战略和策略。

战后日本政府实行依赖美国的外交，在美国压力下，日本与台湾当局建立所谓的官方关系。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以长远的、战略的眼光看待中日关系，将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作为战略重点，并采取实际的对策，促进中日关系向前发展，制定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对日方针，使中日关系从“民间”到半官方，再向官方关系发展。中国重视“人民外交”的作用，中国领导人多次对来访的日本友人表达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认为多数日本人对中国怀有友好感情，认为日本客人在中日没有官方关系的情况下，不去访问台湾，而是到中国来访问，应该算是中间派。对中间派要团结、要争取，先要交朋友，然后才能做思想工作。认为先期定性，非此即彼，不是朋友就是敌人，不是革命派就是反动派的逻辑是行不通的，[42]中国独立自主判断日本国情、制定对日战略和策略。20世纪70年代初，实现了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的战略目标。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更是显示了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反对霸权主义的决心，是中国独立自主制定对日战略的又一范例。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中国调整了对内、对外战略，制定了一系列巩固、发展中日关系的方针、政策，将中日长期友好合作关系提高到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战略互惠关系的新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一系列对日战略、方针政策，都是中国独立自主判断国际形势、判断中日两国发展道路的结果，体现了独立自主处理国际关系的能力。

二 维护国家主权和地区安全是制定对日战略的基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西方对立两大阵营形成、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到东西方关系缓和、冷战格局终结、世界向多极化发展几个重要阶段。国际形势与国际格局的变化，影响着中国的对外战略。中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始终以维护国家主权、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为对外战略的出发点。

1949年制定的《共同纲领》就明确指出，中国要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持久和平的总的对外战略目标。中国坚定地站在国际和平阵营一边，反对帝国主义阵营，认为国际和平民主阵营的成员相互之间都是朋友。同时，中国政府要求外交工作人员，要尊重不同国家的发展道路、文化传统和语言习惯等，不仅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很大差别，即使是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是存在差异的，要注意“就兄弟国家来说，我们是联合的，战略是一致的，大家都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但国与国之间在政治上不能没有差别，在民族、宗教、语言、风俗习惯上是有所不同的”[43]，彼此尊重才能实现和平。中国是周边邻国众多的国家，创造一个稳定、安全的周边环境，对于中国将要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东西方冷战开始后，美国与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如：日本、韩国、菲律宾以及东南亚各国签订防御条约，1954年美国与台湾签订所谓《共同防御条约》，对中国实行军事包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民主主义国家则给中国以必要的物质支援。中国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选择了对苏联的“一边倒”，与苏联结盟的方针，“必须组成以苏联为首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44]，中国与苏联、朝鲜、越南、蒙古人民共和国等周边社会主义、民主主义国家很快就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努力与周边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20世纪50年代，中国与缅甸、印度、巴基斯坦、锡兰、阿富汗、尼泊尔、印度尼西亚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使周边环境得到了很好的改善。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地区和平稳定出发，中国致力于与近邻日本早日结束战争状态，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

冷战时期，中国曾经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表示了极大的关注，无论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其他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侵略因而被卷入军事行动时，中苏两国可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根据地，以利共同对侵略者作战”，还是对日本政府镇压国内和平民主力量的批判，都表明中国对日本军国主义可能再次对亚洲安全造成威胁的担忧。中国认为与苏联结盟为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提供了可靠保证，《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和平”[45]。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大力扶植日本，镇压日本国内和平民主力量。1950年，日本政府按照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指令，对日本共产党实行“整肃”，逮捕一批日本共产党领导人，查封日本共产党的机关报《赤旗》。中国认为，美国指使日本政府镇压国内和平民主力量，是企图将日本变成新的侵略战争基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关于日本情势的声明》，毛泽东在审定声明时特别指出：“自有共产主义运动以来的历史，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历史，都是和历来的反动派，和各国帝国主义，和现在的美国帝国主义的一切妄想背道而驰。反动派的历史都是失败的历史，革命人民的历史都是胜利的历史。反动派有时也显得很猖獗，取得一些镇压人民的‘胜利’，但最后无不失败。革命人民有时也会遭受一些挫折，但最后无不胜利。全世界的历史都是这样写的，无一例外。”[46]从精神上支持日本共产党和平民主的斗争。中国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担忧，表明对周边环境的关注，在警惕日本可能再度威胁亚洲和平时，将更多的力量放在如何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上。中国制定的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致力于全面发展中日关系的各项政策，就是为了实现和平与稳定这一战略目标。中国认为，日本人民希望国家能够走独立、中立、民主的道路，中国人民应该与日本人民进行友好往来，发展与日本人民的友谊，这样就能使日本政府改变态度，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和长期和平友好。中国区别日本广大人民和少数军国主义分子，承认日本政府是代表日本利益的，与日本政府进行恢复邦交正常化的谈判。

中日邦交正常化战略目标实现以后，中国更加重视与日本发展和平友好合作关系，认为日本是亚洲地区和平发展的重要力量，肯定日本战后走的是和平发展道路，在维护国际社会的和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日本不同时期、不同政党的对华政策有很大变化，但是，日本希望和平、反对战争的人占绝大多数，中日两国应遵循《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联合宣言》以及《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声明》的基本精神，将开创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友好的未来作为发展中日关系的立足点。

三 准确判断国际形势是制定对日战略的客观依据

中日两国长期处于世界冷战、亚洲冷战的环境中，冷战下的世界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对立。即使在冷战的国际格局下，中国也不以意识形态划分敌友，更不以意识形态作为制定对外战略的依据，努力寻求与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20世纪50年代，国际形势纷繁复杂，毛泽东对于国内普遍关心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会爆发问题，做了明确的阐述：“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战争危险，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觉悟程度正在提高。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47]中国在制止战争维护和平的同时，要继续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调整工商业，大量节减国家机构经费，加快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为了实现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制定了“另起炉灶”、“一边倒”、“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对外方针；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确定了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的对外政策。美国的对日政策、美苏关系、中苏关系、中美关系、日苏关系的变化，都会影响到中日两国的对外政策，中国制定对日战略也要考虑国际格局的影响，特别是两个超级大国的影响，在冷战大的国际格局下，寻求与不同社会制度的日本建立和发展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面临着世界上两大阵营的对立，帝国主义阵营、社会主义阵营和广大亚非拉地区民族独立国家三种力量并存的世界格局。美国对中国采取敌视态度，这种敌视又直接影响了美国对日占领政策。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凭借其巨大的实力，垄断对日占领，又主导了日本战后的社会改革，美国的对日政策关系到日本的政治走向，影响着日本的亚洲政策。美国加大在亚洲对共产主义蔓延的防范力度，将日本视为在远东阻止共产主义扩散的“防波堤”。日本从其战后重建和国家未来的发展考虑，一直重视中国大陆这个广阔的市场，希望与中国大陆继续贸易往来。由于日本战后处于“无外交”的特殊时期，日本在选择与北京还是台北“媾和”的问题上面临着两难。美国从敌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目标出发，不允许日本与中国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1951年9月4—8日，由美国主导的旧金山对日媾和会议召开，1951年9月8日，日本与美国等参加旧金山会议的48个国家签订了《旧金山对日和约》，日本与签约国家结束了战争状态，获得了法律上的独立。同日，日、美在旧金山签订了《日本国与美利坚合众国间的安全保障条约》（即《日美安保条约》）。通过这个条约，美国取得了在日本国内及附近的驻军权，担负着日本的防务，日本成为美国在远东的基地，实际处于被美国半占领的状态。1952年4月，日本在美国的压力下，与台湾当局签署了《日华和平条约》（即《日台和约》），这就阻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为目标的战略目标，采取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等对日政策，通过“民间外交”推动官方关系的建立。中国制定这样的对日方针，就是看到战后日本国内存在着要求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断绝与台湾方面官方关系的呼声。

中国重视美国因素对中日关系、对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等方面的影响，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与美国保持接触，并希望这种接触能对中日关系的改善产生良好的影响。1954年4月到7月的日内瓦会议，是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一个好机会。周恩来提出：“我们应该采取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并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48]打破美国的封锁、禁运政策，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1955年8月，中美开始了日内瓦大使级谈判，虽然由于各种原因，日内瓦谈判曾经一度中断，但是，中美都十分珍惜这个保持联系的通道，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日内瓦谈判为增加中美两国的了解起了积极作用。在与美国保持接触的同时，中国客观地分析冷战格局下日本所处的国际地位，为新中国开展对日外交打下基础。中国认为，日本虽然是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它与美国不同，是处于美苏之间的“中间地带”，它不满意美国的压迫政策，中国和日本在反对美国、反对霸权主义方面是有共同利益的，日本是维护亚洲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因此，中国制定了以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为目标的对日战略。鉴于日本外交上完全听命于美国，制定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对日方针，有重点、分阶段地实现对日目标。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接近，日本政府对华态度急剧变化，中国看到这种变化，适时地与日本新任政府领导人谈判，实现了战后两国人民恢复邦交正常化的愿望。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中国将反对霸权主义、实现中日和平友好作为新的目标，而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过程中，日本迫于苏联的压力，一直不敢将“反霸”条款作为条约的内容。中国坚持在友好条约中写进“反霸”条款，并密切观察围绕苏联、日本国际形势发生的变化，终于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将反对霸权主义、和平友好写进了条约。

冷战结束后，世界向多极化发展。中国的对外战略和对日战略都做了重大调整。另外，日美同盟关系没有改变，日本最重要的外交关系仍然是日美关系。中国制定对日战略和对日政策时，既要考虑日美之间的特殊关系，也要考虑日本力求外交自主的要求，在调整对日策略时充分注意国际形势变化对日本外交政策的影响。

四 客观评价日本政治走向是制定对日战略的前提

20世纪50年代，中国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同时，也承认日本广大人民是热爱和平的，他们同样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正如周恩来总理所指出的：“中国人民是愿意与日本人民友好往来的，日本人民也是愿意与中国人民友好的。这两者就是中日友好关系的基本条件。”[49]在日美同盟关系确立的情况下，中国强调日本政府不代表日本人民，中日两国应该通过“人民外交”来发展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实现中日长期和平友好。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逐渐改变了将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截然对立的看法，认为日本政府是日本人民选举出来的，是日本人民的选择，承认日本政府是代表日本人民的，而日本政府少数敌视中国分子是不代表日本人民利益的，周恩来指出：“我们尊重日本人民，日本人民选择了吉田（茂）政府，我们就承认它代表日本人民，日本人民现在选择了鸠山（一郎）政府，我们就承认它代表日本人民。”[50]明确表示不再把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完全对立起来。

中国认为战后日本实现了民主改革，日本已经走上了和平、民主、中立的发展道路，是维护亚洲地区和平的重要力量，中日两个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就是平等互利，互通有无，‘共存共荣’”[51]，日本人民不允许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复活，中日加强睦邻友好是有利于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无论是邦交正常化前，还是邦交正常化实现以后，日本各届政府的对华政策是有所差异的，但是，这种差异并不能改变日本走向和平道路的方向，即使是岸信介内阁、佐藤荣作内阁也不可能开历史的倒车，把日本带回到侵略战争的老路上去。正因为看到了日本走上了和平道路，中国制定了以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为宗旨，以实现中日两国社会制度不同国家间的长期互利、互惠为目标的对日战略。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日本人民不希望有战争，欧洲人民也不希望有战争。第三世界，包括中国，希望自己发展起来，而战争对他们毫无好处。”[52]准确估计和评价日本战后的政治走向，是中国对日战略的前提。

五 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是制定对日战略的内在要求

中国的对日战略不是孤立的，它始终与国内战略、国内的基本任务联系在一起，为中国经济建设提供稳定的周边环境是制定对日战略的内在要求。中国是日本的近邻，人们习惯用“一衣带水”形容两国地理相邻、文化相近。自古以来，中日两国人民就相互往来，取长补短、互相学习，推动了东亚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近代以降，日本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国力迅速增强，废除了西方强加给他们的不平等条约，很快成为亚洲唯一强国。日本强大以后，采取了“与西方文明共进退”的方针，不断对中国及周边邻国进行侵略，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起，日本发动了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的损失，中日两国处于敌对状态。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中日两国结束了侵略与被侵略的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面临着领导全国人民巩固国家独立、医治战争创伤、扫清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势力、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艰巨任务。中国要恢复发展经济，不仅要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需要社会主义国家的同情与支持，同时，也希望与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中国希望早日结束中日两国的战争状态，实现邦交正常化。“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是要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清除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各种特权之后，再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当然也包括日本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53]与近邻日本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有利于为中国恢复和发展经济提供有利的周边环境。

包括日本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要成为新中国的“客人”，必须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断绝与台湾当局的官方往来，取消敌视中国政策，支持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1951年9月，美国操纵旧金山对日媾和会议，日本与48个国家签订了和平条约，开始重返国际社会。由于美国对新中国采取敌视、封锁政策，中国没能派代表参加旧金山对日媾和会议，中日两国仍然处于战争状态。中国希望日本政府能够认清历史发展的潮流，顺应中日两国人民的愿望，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日两国早日建立正式官方关系。由于日本政府追随美国，采取敌视中国的立场，与台湾方面签订了所谓的《和平条约》，承认被中国人民战争赶下台的台湾当局，这就妨碍了中日两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为了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战略目标，中国提出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对日方针，旨在通过中日两国民间贸易往来，互通有无，增进两国人民的了解，为邦交正常化打下基础。1952年5月，中日签署了第一个民间贸易协议，体现了“以民促官”对日方针的作用，打开了中日两国民间交往的大门。中国认为，日本作为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法西斯国家已经被彻底打败，日本国力受到很大的损害，面临着战后重建的任务。然而，日本毕竟是东方唯一的资本主义强国，日本在现代科学技术和管理方面，有许多先进的经验，值得中国借鉴，可以为中国经济建设服务。在民间贸易阶段，日本的纺织企业、机械制造企业、化工企业、汽车制造企业、精密仪器企业等都向中国提供了技术和产品。而中国的农产品、工业原料也为日本经济重建提供了原材料方面的支持。

朝鲜战争结束后，日本因朝鲜战争而产生的“特需景气”不复存在，需要更加广阔的国际市场，中国大陆是日本经济继续发展不能忽视的地方，而中国在基本恢复国民经济、实现财政经济的好转后，制订了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需要扩大与世界各国的经济交往，需要稳定的周边环境。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上，周恩来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国伟大的人民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面，最后也从资本主义的束缚和小生产的限制下面，解放我国的生产力，使我国国民经济能够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得到有计划的迅速的发展，以便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并且巩固我们国家的独立和安全。”[54]中国即将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学习各国的先进技术，也需要稳定的国际环境，尤其是稳定的周边环境，希望建立国际和平统一战线，与西方国家和平共处。

中国积极与周边国家改善关系，也推动了日本国内有识之士督促日本政府改变对华政策，中国坚持和平共处的方针赢得了世界各国的赞誉。1953年12月，周恩来接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1954年4月，中印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协定明确写上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根据五项原则精神，中国先后与印度、巴基斯坦、缅甸等邻国改善了关系。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中国正式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认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是可以实现和平共处的，进一步打开了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外交关系，中国的周边环境进一步改善。日本派代表参加了第一次亚非会议，中国代表团在会议上与日本代表团积极接触，并协助日本代表团发表议案，改善与亚洲邻国的关系。中国希望中日两个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能够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更好的国际环境和技术支持。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中日两国的民间交流发展迅速，连续签订了三次民间贸易协议（定），中日文化界、经济界来往频繁，中日“民间外交”的水平不断提高。正如周恩来总理所讲：“尽管中日两国还没有恢复正常关系而且按照国际法还存在战争状态，但是这些并没有妨碍两国人民的友好活动和签订民间性的协议。这样从民间的频繁来往并且达成协议开始，把两国关系大大的发展，最后就剩下在外交上宣布结束战争状态，恢复正常关系了”，这是“在国际关系史上创造了新的范例”[55]，这种“民间外交”为中日建立正常官方关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两国关系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中日两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具有很好的基础。中日两国有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地缘政治需要，有互通有无的经济需求，现在中日两国经济上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随着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两国经济互补性将进一步加强，互利互惠是中日两国经贸合作的主流。中日两国正在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这对于改善中国的周边环境，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当然，中日两国关系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无论是在“民间外交”阶段，还是在官方关系建立以后，中日两国关系都经历过困难时期。但是，不管出现什么样的曲折艰难，中国始终认为日本已经走上和平发展道路，是国际社会维护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是中国最重要的邻国之一，中国继续坚持“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继续加强与日本的关系，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