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
解读文学所
杨义
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已经成立近60周年了。走过辉煌而曲折的近60年历程的文学所是一本大书，有自己的章节，自己的关键词，自己的省略号和感叹号。它引人注目的历史，是新中国文学学术半个世纪发展进程的一个极好的缩影。解读它丰盛的成果、雄厚的阵容和曲折的历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解读中国学术的姿态和模样、性格和命运。
1953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决定成立这个文学研究所，任命郑振铎为所长，何其芳为副所长。在共和国经济基本恢复而重新规划建设蓝图的关键时刻，就成立这么一个国家级的文学研究中心，其宗旨在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地建设与共和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相适应的文学学术体系。自其领军人物和基本骨干配置而言，一种想开拓和振兴具有大国风范的博大精深的文学学术的雄心，呼之欲出。
学术建设的宗旨，首先要落实到人才和阵容，以及人才阵容的组合运作机制上。对于一个新成立的研究所，所长、副所长的配置，实际上是配置一面旗帜。它是一种标志，由此可以衍生出一种所风，一种传统。以望重、资深、学博的五四文学健将和著名的文物、文献、文学史专家郑振铎为所长，又以才情颖秀、思维深湛的著名诗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何其芳为副所长，这就把文学所的发展置于一个良性互动的非常高的起点上。郑振铎是五四时期重要的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核心人物，主持过新文学中几种最重要的大型核心期刊，曾在京、沪等地的高等学府执教，著述了《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等几种具有深厚而独到的文献学根底的文学史著作，又是著名的藏书家。他以长者风范交游文坛学界，培植后进，真可谓朋友门生遍天下。学界名家如钱锺书、季羡林、吴晗、余冠英、林庚、吴世昌、李长之、吴晓铃，多得到过他的帮助。在30年代的文学青年中，便有“对新进作家爱护的有南迅北铎”，即把郑振铎与鲁迅并称的口碑。[1]以这样一位在文学界、学术界举足轻重的长者来领衔建所，对于延揽人才，拓展学术研究的空间，直到建构研究所的堂庑规制，都具有众望所归的价值。在不长的时间汇聚于文学所的俞平伯、钱锺书、余冠英、王伯祥、孙楷第、蔡仪、唐弢、吴晓铃、卞之琳、潘家洵、罗念生、杨绛（季康）、戈宝权、罗大冈、李健吾、毛星、贾芝、叶水夫等学者，都是一时人才之选，这与郑振铎的旗帜作用和号召力都有直接或间接关系。
从一开始就主持文学所常务工作，而后又继任所长的何其芳，也是建所工程的一着关键的棋子。他学养精湛，又身为延安革命文艺理论的代表性人物，在把握文学研究的方向的时候，在当时堪称难能可贵地为文学所保留着相当程度的系统研究和自由争论的空间。他认真、谦和、平易近人，有学术长远发展的眼光，尊重老知识分子的人格和专长。一个很值得深思的例子是，在1954年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被当成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学术思想的典型，进行声势浩大的批判的潮流中，他在文学所的研究工作还被安排参汇《石头记》几种早期脂评本，校勘成《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出版。其后又编著《唐宋词选释》，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梓行。何其芳不是随风煽火的人，而是保持着敢于承担压力的历史理性精神，不仅把受到过全国性批判的俞平伯定为一级研究员，而且从一种历史可能性的角度，尽可能发挥俞平伯的学养特长，使他在“逆境”中得其“顺”，在《红楼梦》版本学和古典诗词鉴赏学上依然作出别人难以替代的开拓性工作。
何其芳为文学所留下一个传统，就是慧眼识才，精心育才，在热情选择和培养青年科研人才中付出极大的心血，用以充实文学所梯队式持续发展的内在元气和可以期待的潜力。他网罗全国著名高校的优秀毕业生，与之进行入所谈话，为之选定科研领域，修改文章，指点治学门径。“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实在是他所长生涯的一大乐趣。由此汇聚并成为名家的文学所第二代学者，有曹道衡、胡念贻、樊骏、蒋和森、邓绍基、王水照、钱中文、陈毓罴、刘世德、林非、张炯、朱虹、柳鸣九、董衡巽、陈燊等，可谓人才济济，学风强劲。
何其芳亲自为新入所的青年学人拟定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和中外古今名著100种书目，后来又增至300余种，强调基本训练，提倡知识上既广又深，促使一代优秀学人打下充实的根底，具有丰沛的后劲。50年代末60年代初，文学所与中国人民大学合办文学研究班，何其芳任班主任，遍请全国学科领域最有名的专家给研究生授课，并把研究生中一些优秀人才王春元、何西来、张锡厚、王俊年、杨世伟调入文学所。在1962年以后，又招收了郑克鲁、张英伦、金子信、杜书瀛、吕薇芬等研究生。人才是治所之本，本固则果硕，这是何其芳治所方略的关键所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文学研究所立即组建研究生院文学系，以王士菁为系主任，首批以余冠英、吴世昌、唐弢、蔡仪为导师，发挥名师效应向全国招生。首批硕士留所的有董乃斌、石昌渝、刘扬忠、杨义、刘纳、钱竞、许明、周发祥、王飚、胡明、陶文鹏等20人，其后又有汪晖、陈晓明、刘跃进、黎湘萍、张中良等博士以及党圣元等硕士留所，加上从各高校优秀研究生中调入的赵园、曾镇南、程蔷、蒋寅、孟繁华、吕微、孙歌、李洁非、高建平等人，大体上组成了文学所跨世纪的一代学术骨干。广东的一家信息公司对全国研究生教学进行评估，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排在相同学科的首列。这种以人才立所的方针，是与何其芳的治所传统前后相承的，它为文学所最近二十余年大量优秀学术著作的出现，提供了人才保障。
二
大国的学术建设，在人才荟萃之际，还须有良好的学风和宽阔的学术创造的空间。文学所早期的所风，被明确表述为“谦虚的、刻苦的、实事求是的”，这体现了戒空疏、戒浮躁、戒狂妄的脚踏实地的文学学术建设者的姿态。即便在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愈来愈紧的岁月，它还竭力为自身的学术形态和学术风格营造自由辩论的氛围。当所内外对文学所的任务形成“系统派”和“当前派”两种意见时，何其芳则主张系统的研究和当前的文学批评并重，在当时环境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为学养和风格各异的学者群提供使其各尽所能的多样性的学术研究空间。然而历史是严峻而曲折的，是不因个人的良好愿望改变的。文学所的建设起步不久，即面临着日益“左”倾的政治环境对正常的学术工作、学术秩序的冲击，学术思想和学术个性受到强行扭曲和压抑，一批学术人才被淹没（老专家）和被浪费（青年研究人员），教训是痛切的。有学术空间，就有学术个性发展的可能；学术空间的缩减，只能造成学术个性的扭曲和萎缩，这种历史教训对于我们去创造一种大国学术来说，是不可不记取的。苦心营造的学术空间的艰难存在，加上早期研究者渊博坚实的学养素质，使文学所顽强地形成了一种文史贯通、史论兼长、中外合观的学术气象。它以一系列富有眼光又行之有效的措施，推出一批学术名牌，在全国学界享有崇高的声誉。
首先是系列丛书和珍本古籍集成的编纂。这是发挥文学所学科齐全、名家荟萃的条件，在基础性学术建设上形成规模效应的做法。郑振铎的才能类型是文史兼通，于古籍版本和俗文学研究上尤为独步。以他为主编，并集中吴晓铃等专家，于1954年起，影印出版《古本戏曲丛刊》，为戏曲研究界提供了一批极其难得的古代戏曲之珍本和孤本。在更大范围内调动学者的实力来做文明传播工作的，是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校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丛书，1956年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又名“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同时还翻译出版了三大丛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数十种，以及《外国文艺理论译丛》（后分为《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现代文艺理论译丛》）。余冠英在古籍整理方面用力最勤，在清华执教时就编有《乐府诗选》，入文学所后又编成《诗经选》、《三曹诗选》、《汉魏六朝诗选》，以及在何其芳直接参与下集体编成《唐诗选》。他整理古籍的风格是为学深湛而为文谨严通达，言必有据，实实在在，雅洁简明，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学风。
在这套“读本丛书”中，借选本形式透出选家博通的学养和真灼的眼光的，是钱锺书的《宋诗选注》。它由郑振铎提议选家，由钱锺书用两年工夫对宋代别集进行了无所不窥的清理，又以洞幽察微的眼光遴选而成，选注81位诗人的作品297题。它极其强调诗的审美特质，在诗人小传和注解中抓住细微的语言沿革和意象变异，直逼诗人创新或模仿的招数，深沉地呼唤着审美的创新精神。选家好用种种妙喻，在把握诗人个性的诗史脉络中带有几分俏皮，往往令古人尴尬，读者开心。这个选本的风格，既跨越前人，又独立于时代潮流，一经问世，便引起从极端政治文化角度对它的“形式主义”和“艺术至上主义”的指责。但海内外知音者不少，认为它是“一种创造”，“一个有机体”，“最引人入胜的就是这些议论意趣洋溢的小序了”[2]。甚至说，“由于这本书出现，大概宋代文学史很多部分必须改写了”[3]。
文学研究所推出学术名牌的另一个重要举措，是在20世纪50年代先后创办了《文学遗产》、《文学评论》这两个全国性学术刊物，对全国的文学研究的质量和学术方式起了引导和建设作用。《文学遗产》创刊于1954年，原采取《光明日报》副刊的形式，1980年以后改为季刊、双月刊。《文学评论》原名《文学研究》，1957年创刊时为季刊，1959年改为双月刊后使用今名。它们的创刊宗旨和办刊方针，在当时过度政治化的极“左”思潮中可谓独树一帜。《文学遗产》秉承的办刊宗旨，既强调“运用科学的观点与方法”正确评价传统文学，又主张对一些重要问题“展开活泼的自由论辩”。《文学遗产》曾经就如何批判继承的问题、“中间作品”评价问题、文学史编写原则问题，以及一系列有美学魅力的古代作家作品的评价问题展开讨论，结集出版了《陶渊明讨论集》、《李煜词讨论集》和《胡笳十八拍讨论集》。《文学评论》的办刊方针，则主张中外古今、百家争鸣、保证质量。创刊号的“编后记”中着重说明：“许多文学历史和文学理论上的重大问题，都不是依靠短促的无准备的谈论就能很好地解决的，需要有一些人进行持久而辛勤的研究，并展开更为认真而时间也较长的讨论。我们这个刊物打算尽可能废除一些不利于学术发展的清规戒律。我们将努力遵循党所提出的‘百家争鸣’的方针，尽可能使多种多样的研究文章，多种多样的学术意见，都能够在这上面发表。”这在当时的社会文化氛围中，吹来一股开明、开放、求实、宽容的清新空气，足可成为专业研究者回归专业的园地。《文学评论》组成了一个由全国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研究界最著名的学者参加的编委会，除了文学所的郑振铎、何其芳、俞平伯、钱锺书、李健吾、卞之琳等一批学者之外，还汇集了全国各著名高校的权威性学者，如刘大杰、刘文典、陆侃如、季羡林、夏承焘、郭绍虞、冯至、冯雪峰、程千帆、游国恩、钟敬文，等等。刊物的最初几期的稿子多是编委们经年悉心研究的成果，不仅展示了深厚的学养，而且标志着一种严肃认真的学术风范和学术规范，为全国文学学术界竖起了一面权威性的旗帜。《文学评论》对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现实主义问题、诗歌形式问题、文学上的共鸣与山水诗问题、历史剧问题等，也展开了广泛的讨论。这两个刊物善于把握学术前沿，多用名家名文，又热情扶植后学新秀，可以这样说，中国文学研究界的著名学者几乎没有不在这两个刊物上发表过有分量的论文的，同时，中国文学研究界的后起之秀，也多在这两个刊物上发表他们的成名之作。在这两个刊物上发表论文，成为衡量文学专业人才的学术档次的一个标准，已经历久不衰地获得学界的共识。
再一个推出学术名牌的重要举措，是集中文学所各学科的重要学者（有时也借助所外的一些力量）编写一批奠定学科格局和规模的重要著作，推出“大部头”，包括1960年以后何其芳直接参与的《中国文学史》三卷，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卷和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环境中，这些著作都强调文献学的确定性和作家作品分析的辩证法思维方式。比如何其芳为《中国文学史》的编写，提出三点基本要求：一是材料翔实；二是论点妥当；三是文字精炼，且有一定的见解。他特地请人翻译了《英国文学史》、《法国文学史》、《苏联文学史》的目录，以及泰纳的《英国文学史·序言》作为参考，拓展了编写者开放性的世界视野。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主张“论从史出”，他制定的编写原则，首先要求“必须采用第一手材料。作品要查最初发表的期刊，至少也应依据初版或者早期的印本，以免辗转因袭，以讹传讹”。其次要“注意写出时代气氛。文学史写的历史衍变的脉络，只有掌握时代的横的面貌，才能写出历史的纵的发展。报刊所载同一问题的其他文章，自应充分利用”[4]。这种实事求是、刨根究底的文学史编写原则，使他们主编的史著显示了当时难能可贵的充实和丰满，代表了文学史编写的一个历史阶段的最高水准。
三
应该看到，由于文学研究所的特殊位置，它所承担的国家学术的责任，因而它有时要依靠自身雄厚的学术力量，去完成党和政府交办的任务。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书记处关心下，1961年文学所编选出版了《不怕鬼的故事》。这对于困难时期抗击国际反华势力，振奋全民族不怕鬼、不信邪的精神，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使《说不怕鬼》的作文题目进入当年的全国高考试场。1999年文学所为了批判“法轮功”邪教，扩充改编了《不怕鬼的故事》和新编了《不信神的故事》，便是这一传统的延续。其后，它又为反击李登辉的“台独”言行，编选《台湾爱国文鉴》、《台湾爱国诗鉴》，还编纂了全国干部学习读本《古今文学名篇》上下册，这些都是文学所发挥自身丰厚的学术积累，积极参与国家统一和民族精神建设的行为。
然而，当整个社会文化思潮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历次政治运动中趋于“左”倾的时候，文学所的领导者也不可能置身度外，姿态超然。何其芳1952年至1958年“参加文艺界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写了一些长篇文章，结集为《没有斗争就不能前进》。由于他理论思辨能力强，文章有分量，有的文章就被人视为似乎给某场“斗争”做结论，留下了不应讳言的时代缺陷。但是我们有必要分清，这是整个社会的“公共话题”还是文学研究领域的“专业话题”。在专业话题上，何其芳往往能够根据历史提供的可能性，以不同的方式抵制“左”的思潮。甚至煞费苦心地提出一些属于他个人的“话语”，通过“话语”来引导讨论的注意力和化解政治压力。比如在1959年夏的文学史问题讨论会上，他针对几家高校的学生以“大跃进”的速度写成三部文学史的倾向，明确表示不能把丰富复杂的文学史简单化为“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认为“只有民间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主流，这在理论上和事实上都是说不通的”，“无论如何不能忽视文学史上的长期的大量的文人文学的存在”。他提出“带中间性的作品”的话语，肯定了王维、李贺、李商隐、杜牧、李煜、李清照、姜夔、马致远等作家的艺术特色，反对简单化地把他们归入“反现实主义”而贬抑，他主张：“与其要有一个不合乎事实的不正确的公式，我觉得还不如暂时不要公式。”[5]这种敢于实事求是而力挽狂澜的理论勇气，是值得钦佩的。
考察一个学者的学术流品，应该严格把他置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看他与当时的潮流有什么同异，看哪些东西是他身不由己的奉命所为，哪些东西是他出诸内在欲望的刻意追求，要从复杂纷纭的现象中，把握他的精神实质所在。何其芳到文学所上任之后，就开始对《诗经》、《楚辞》以降的中国文学史进行系统研究，而用力最深的是用了一年时间，于1956年秋冬之际写成的名文《论〈红楼梦〉》。他既认真地清理了清初的文化思潮和《红楼梦》传世后的相关文献，做到全局在胸，又以出色的感受能力细读文本，中外古今出入从容，条分缕析托出创见。最精彩的是对宝、黛、钗以及王熙凤、晴雯、刘姥姥的典型形象分析，感受精微，绵密周至，散发着理论分析的强大的说服力和诗情魅力。尤其是他力摒《红楼梦》研究中十分流行的，也是马林科夫在苏共19大报告中提出而普遍流行于文学研究界的“典型被归结为一定社会历史现象的本质，说典型问题任何时候都是政治性问题，这样一些片面的简单化的公式”，以宝、黛为例，提出“典型共名说”，更是当时引起不小波澜的“何其芳话语”。[6]其实，这是何其芳50年代阅读经典作品过程中形成的一个“理论情结”，还在1954年谈《儒林外史》时，就以马二先生的形象涉及“共名”；在写作《论〈红楼梦〉》前后，又应邀为纪念鲁迅而写《论阿Q》，专门在“典型共名说”上展开阐释。这种超越“典型的共性就是阶级性”的流行观念而直逼文学本质的行为，在当时历史情境中的意义已经超出了具体见解本身，唤醒了文学研究的探索性活力。
探索的活力，在蒋和森1959年出版的《红楼梦论稿》中也体现得相当充分。他认为：“在那块通灵的‘石头’上，不仅铭记祖国的历史生活风貌，而且还向千秋万代人们的心里传送着诗情和智慧的火炬。”[7]1956年未及“而立”之年的蒋和森写出《贾宝玉论》，受到何其芳复函称许，发表在《人民文学》上。此后他以一系列文采飞扬的《红楼梦》人物论，对这部古典杰作进行诗情的采炼，使众多的读者为之动情。至此文学研究所开始隐隐然出现一个潜在的《红楼梦》学派，以何其芳领头，有俞平伯增加分量，又有邓绍基、刘世德、陈毓罴、王佩璋、蒋和森为后劲，其风格是一重版本，二重诗情，显得厚重而灵动。1979年，由邓绍基主编，陈毓罴、刘世德任副主编的《红楼梦研究集刊》创刊，共出14辑，以其扎实持重的风格引人注目。
四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解释、评论文学的历史和现状，是文学所建所伊始就确立的基本原则。在守持文学的研究方向上，一批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家发挥了特殊重要的作用。只不过文学所的这批学者以此阐释文学的政治价值和社会功能之时，比较强调和注意把握文学艺术的特殊规律，以各种方式反对和抵制教条主义、公式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风气。当然，他们不是生存于真空之中，而是生存于时代思潮之中，他们提出的问题和把握问题的角度都具有他们那个时代的印记。在这批学者中，除了何其芳之外，值得注意的还有最初的文艺理论组组长蔡仪和现代文学研究组组长陈涌。
陈涌是何其芳当鲁艺文学系主任时的学生，他的文章以“理论的力量”著称。1954年和1956年先后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和《为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而斗争的鲁迅》，把从整体上和精神实质上论述鲁迅作品与人民、与时代的联系，论述鲁迅作品的政治意义和社会价值以及其真实观的内涵，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在当时鲁迅文本的研究还停留在相对琐碎的思想艺术分析的时候，他以出色的理论思辨能力，系统地论证了鲁迅作品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的形象把握，展示了鲁迅作品注意中心的农民问题以及知识分子的二重性问题，揭示了它们与革命领袖的经典论述一脉相通之处。应该说，陈涌的论文代表了从政治视角研究鲁迅作品真实地反映历史重大问题的深刻性的学术史阶段。
蔡仪是位资深的美学家，20世纪40年代写成《新艺术论》和《新美学》，在清理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以来的美学思想的过程中，提出了“美是典型”的唯物主义美学体系。在50年代的美学论争中，他侧重于剖析构成典型的普遍性、特殊性和个别性三要素，尤为突出了艺术典型的独特性的阐发，并且写出“六论现实主义”的系列论文。80年代以后，他又提出他的美学思想的核心理论，即以“美的观念”作为联结美与美感的中介，并加大了对形象思维的论证力度，以中国古代诗歌的丰富例证，阐述了形象思维的“描述、比喻、比拟、兴感、显示、夸饰”等六种形态，从而在修订《新美学》中把原著美感论部分的5万余字充实拓展为23万字。由于他的思想的一贯性和独特性，他被视为美学界一个学派的代表人物。20世纪80年代，他主编《美学原理》，主编《美学论丛》、《美学评林》各十余辑，以及“美学丛书”数种，拓展了这个学派的实力。
在总体方向下追求研究个性的多样化，是文学所众多学者的一种学术关怀。尤其在极“左”思潮波及思想文化领域的时候，如何保留和拓展学理思维的自由空间和独创精神，成为人们在进行沉重的探索时的一种精神焦虑。因为富有创新精神的学理探求，乃是一种生命的投入。唐弢由郑振铎提议，何其芳促成，在1959年秋调入文学研究所。他以身兼作家和学者之长，在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这种“大部头”和撰写《论鲁迅的美学思想》这种长篇论文的同时，换一副眼光和一副笔墨切入现代文学史的精微之处，1960年起在《人民日报》等报纸副刊上，重书《书话》。他说：“书话的散文因素需要包括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它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8]书话文体，是唐弢的一项创造，厚积薄发，举重若轻，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往往三言两语，切中肯綮。它既以絮语式散文的方式开拓了新文学版本学的天地，成为爱书人的向导；又以灯下窗前，烟茶自足的写作方式，成为他的性灵和生命的一部分。80年代以后，唐弢又陆续写出《我观新诗》、《林语堂论》等漂亮的论文，使人再睹他作为现代文学研究的辞章家的风采，甚至有严肃的学者认为：“在审美评价的精当方面，唐先生在我们现代文学研究工作中简直可以说并世无第二人的。”[9]其实，唐弢的贡献还来自他40年代编集《鲁迅全集补遗》和《补遗续编》所锤炼出来的搜集、整理、鉴别史料的功力。他由此写出的《影印本〈申报·自由谈〉序》，可以当成现代杂文史非常精彩的一章来读。他写的《读“鲁迅和斯诺谈话纪录”析疑》，把一篇误记误译甚多的重要文献解释得清清楚楚，使许多疑难迎刃而解。一面追求对史料的博识精深，一面追求学术独创的力量和魅力，这是文学所研究工作的性格和生命所在。
五
作为国家设置的文学研究中心，文学研究所的学术品质始终追求着一种全国眼光和前沿意识。尤其在历史转折关头，它会激发出参与文学思潮发展的浓厚兴趣。经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而重整自己的阵容和步伐的时候，1978年2月，《文学评论》在全国人文社会科学杂志中首批复刊，以一系列充满勇气和锐气的文章，为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潮流鸣锣开道。陈荒煤、许觉民等当代批评家主持文学所的工作，他们采取“立足文学所，面向文艺界”的行为姿态，积极活跃地推动着文艺界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正本清源的潮流，在理论上开展了关于文艺与政治、现实主义、人性人道主义等问题的讨论。陈荒煤主编了《周恩来与文艺》（上下卷）、《周恩来与艺术家们》，结集出版了《永恒的纪念》。他还写了《关于总结文艺三十年问题》《当前文艺创作中的几个问题》，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文艺谬论，突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对于文艺题材多样化、对于贯彻“双百”方针突破“禁区”、对于人性人道主义诸问题，都发表了富有理论勇气的鲜明见解，锋芒直指曾经横行十年、依然令人心有余悸的文化专制主义。同时大力扶植新生力量的创作，专门为刘心武的《班主任》、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等作品组织讨论会，并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会议纪要和专题文章，解除他们承受的“左”的责难和围攻，为新兴的文学潮流的生存权辩护。
给人深刻的印象是，在这个历史转折关头，文学所一批从事理论研究和当代批评的学者为粉碎“四人帮”和拨乱反正的形势所振奋，高度敏锐地捕捉和把握文学思潮的历史动向。早在1976年11月5日，杜书瀛、杨志杰、朱兵就在《解放军报》上发表了整版的长文《围绕〈创业〉展开的一场严重斗争》，后经《人民日报》加编者按转载，全国各地报刊也如样转载，在批判“四人帮”借文艺搞政治阴谋上产生广泛的影响。在搏击时代思潮中，张炯擅长于对当代文学发展的重要思潮和现象的宏观把握，对大量当代作家作品进行热情的评论，尤其致力研究毛泽东、邓小平等历史巨人对当代文学思想发展的主导作用，以期建立社会主义文学艺术论的体系。何西来以探寻当代文艺理论发展态势见长，敏锐地透视小说界、戏剧界艺术探寻者的心灵踪迹。刘再复从鲁迅美学思想的系统研究中走出来，提倡“观念更新”和“方法热”，又以人本主义或二元对立的观念在性格组合论和文学主体性上写了一批引起论争的文章。杨匡汉在郭小川、艾青研究上显示了敏锐的诗的感觉，往往能够借具体诗人诗篇的分析而吟咏一种诗的哲学。其后写成《缪斯的空间》、《中国新诗学》等论著，系统地论述了诗歌的源流、本质、功能、结构、语言诸命题，透视诗歌的时间与空间辩证互动的奥秘，拓展了当代诗学的理论维度，近期还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20世纪中国文学经验”。曾镇南追踪新人新作，写了许多舒展洒脱的评论文章，用马克思主义文论和别林斯基的批评风格行文，又能加上敏锐的审美体验，如揭示张洁小说的“冷傲感”和陈建功小说的“蔑众”倾向，能使作家怦然心动。他又著有《王蒙论》，机智地把握住作为王蒙小说内在主题的历史报应、青春、人性恶、中西文化碰撞、爱情与死亡等关键环节，深切地体验王蒙小说的历史沧桑感。这些批评论家的起点都是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在追踪思潮推移和创作进展中驰骋学思和才华，呈现出各自不同的思想倾向和学术品格。
此时已有评论家在叩问：在一个浮躁的年代里，一个评论家如何才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一批学者开始注意系统考察和学理建设，操持一种经过更新的“美学—历史批评”的立场。值得重视的是，文学所的当代批评较之社会上的一般批评文字，更为讲究系统性、历史感和宏观把握的学理思辨。陈骏涛身兼编辑和批评家，主编《跨世纪文丛》，追求稳健求实的评论风度。蔡葵、张韧对于中篇小说以及蒋守谦对于短篇小说，都有专门的分工，博览精思，仔细地清理它们的发展脉络、叙述方式和审美质量，他们的一些文章往往见出相当的功力。樊发稼则以儿童文学研究为专门，史论相兼，成果甚丰。这种去其浮躁而回归对文学思潮的潜流的沉思默察，成为文学研究所此后一批论著的内在思路和学术风格。1999年出版的何西来、杜书瀛主编的《新时期文学与道德》一书，抓住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兴起的时代的“关键词”，论述了道德作为文学活动中审美转化的中介问题，环保文学中的生态伦理问题，情欲描写的道德分寸问题，消闲文学的伦理关涉问题，以及人文精神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敏锐地把握文学现象的精神困惑和脉搏，散发着前沿意识。
在新时期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潮流中，许觉民（洁泯）、朱寨的批评文章写得扎实严谨，给人以新思潮的压阵大将的感觉。他们关注新潮新作，知人论世，讲究辩证思想的科学性，不随声附和，也不自我炫耀，而是按照自己的阅世经验和审美感受行文，寓精深的立意于平实的文字之中。朱寨在20世纪50年代就对柳青、王汶石的作品和《红岩》、《林海雪原》等长篇小说，作过深入细致的分析。1959年写成的《〈山乡巨变〉的艺术成就和作者的艺术造诣》一文，准确把握住这部长篇的地域民情特色，超越了当时流行的简单化的政治批评模式，显示了艺术分析的独到魅力。他对新时期作品的批评，比如揭示《班主任》中谢惠敏、《人到中年》的“马列主义老太太”的独特的典型价值，显示了批评家别具深度的慧眼。朱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面对一波三折、迂回曲折而且分歧严重、尘埃尚未落定的文学思潮现象，独立求证，稳重立论。尤其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胡风文艺思想”等一系列历史公案，能够深入翔实地梳理和考辨其来龙去脉，甚至不放过某些关键性的历史细节。主编者有意事先不征求思潮当事人的意见，以保持立论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同时又有意地为一批当代文学评论家立传，表现出对批评界同行甘苦的深挚理解。这部书显示了以德衡文的学术风范，给大浪淘沙的思潮湍流的考察增加了一点准确性和稳定感。
六
一种具有大国风范的学术，既要解放思想，打开创造性研究的广阔视野，又要实事求是，潜入浩如烟海的文献，培育学术生长的深厚根基。当然，从文献到创造性的学理体系和学术境界之间，还存在许多中间的层次，它可以是排比资料提供研究的起点，可以是梳理文化脉络把握文化方式的历史变迁，也可以突入人类精神的关键环节而爆发出大智慧。总之，这些中间层次的穿透，需要学者的感受、体悟、联想、思辨的能力，用钱锺书的语言来表述，就是“打通”的能力。钱锺书说，《管锥编》的方法“并非比较文学（用这个词的通常意义来说），而是求‘打通’，以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打通，以中国诗文词曲与小说打通”，“‘打通’而拈出新意”[10]。《管锥编》采取学术札记的真确而灵便的方式，研究中国古代分属经、史、子、集四部的10种典籍：《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焦氏易林》、《楚辞洪兴祖补注》、《太平广记》，以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他超越了汉、宋、清代儒者为古籍作训诂、章句、笺注的学术格局，而是分别标列781个小标题，剔除一系列牵系着人类本性、心智、行为、诗心、文趣等各个关节点虽然原始、直觉，却饶有深味的表述。并以它们为思想“元点”或发散点，联想和参证古典中文、英文、拉丁文、意大利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的四千余种出版物，出入古今中外拈出新意，穿透文、史、哲和心理学、宗教学、文化学等多种学科以求一解。这种“聚众矢于一的”的学术方法，给一些真知灼见的阐释汇集了巨大的知识含量。学者又在人们读而不经意之处唤醒思想的生命，在看似扞格难通之处沟通不同地域、不同学科的内在精神，体现出极高的悟性和识力。这就使得这部汇集了钱锺书数十年苦读精思的大智慧之书，于1979年一经中华书局出版，就让学术界翘首仰观，几乎把脖子都仰酸了。
应该看到，研究的高明境界是“打通”，研究的深厚基础在于文献。文学所向来有坚实的文献学传统，从郑振铎、何其芳时期开始，它所收集的珍本善本图书，以及历50年不中断的专题剪报资料，均极为难得，由此形成的文学文献家群体编纂的丛书、目录、辞典为学界提供了许多方便。拨乱反正、实事求是的风气初通，1979年文学所就把编纂大型文学资料丛书列入国家社科计划的议程。由现代文学研究室发起编纂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包罗了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丛书，现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现代文学期刊索引和现代文学总书目，组织70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人员进行协作，已出至86种，8千多万字。这项工作开始不久，马良春即提出了《关于建立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议，经过樊骏五六年的调查和思考，于1989年写成《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这篇长文，有关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历史与现状、范围与难点、意义与方法，有了较系统而深刻的论述。各学科的史料和文献工作也迅速展开。《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近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1913—1983年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中日神话研究论文总目》，以及《中国文学大辞典》8卷、《中国文学通典》4卷等，相继以浩繁或完备的形态出现。《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的《中国文学》卷，文学研究所也承担了繁重的惠及学界的编纂工作。
在浓郁的史料学、文献学的空气中，一批学有根底的学者和论著出现了。陈铁民对唐代诗人的生平著作，做了许多扎实的考证工作，著成《王维集校注》5卷，编年、校勘、注解用力甚深，在清人赵殿成的《王右丞集笺注》的基础上推进了一步。其后又参与主持卷帙浩繁的《增订注释全唐诗》的工作。张锡厚自1978年协助任二北做《敦煌歌辞总编》的工作，从28种敦煌写本中，清理出《王梵志诗校辑》，其后又出版了《敦煌本唐集研究》《王绩研究》《敦煌赋汇》，考镜源流、补正旧说、诠释勘校，对敦煌写卷的版本学、校雠学提出独到的见解。从谭家健对先秦诸子史乘散文和六朝文章的论述，到王飚对近代文学总体框架的重构，两千余年的文学史都有学者在做着认真的考订、发掘、体验和思辨的工作。刘世德、石昌渝与法国陈庆浩主编《古本小说丛刊》41辑，影印出版了珍藏于法、英、美、苏、日等国家的中国古典小说52种，以其孤本、善本等极高的版本价值，为古典小说研究提供了原始资料的基础。倚凭着如此坚实的基础，刘世德对《三国》《水浒》《红楼梦》等章回小说的版本沿革，考辨独到。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把古代小说研究的视野由题材类型引向文体嬗变，于小说与史传的关系，以及传奇、话本、章回小说的叙事结构和成书方式，辨析周详、判断坚确，使小说文体史的许多线索历历在目。
在学术生长的完整的生态条件下，史料、文献与感受、辨析能力和理论水平形成一个交互作用的系统。史料、文献如土壤，厚积则可以使学术的根系粗壮；感受、辨析、思想的能力如种子，种良才可以希望果硕。在这些生态条件的厚薄、良莠，以及它们的平衡、失衡之间，种种不同的学术境界和学术收获就出现了。林非在鲁迅研究和现代散文研究上都有投入身心体验的丰厚积累，因而七八十年代之交，陆续出版了几部研究鲁迅作品、思想和传记的专著，直至1990年出版《鲁迅和中国文化》，系统地清理了明朝中晚期和清末民国初年的思想史资源与鲁迅思想形成的关系，深入地剖析了作为鲁迅思想关键点的“立人”思想和解剖国民性思想的历史渊源和时代价值。他自1977年负责七卷本《中国现代散文选》的编选工作，随时写下对每个作家的阅读印象，以《现代六十家散文札记》的总题目在报刊上连载，给初经苏醒的研究界吹来一股清新可喜的空气。随之写出《中国现代散文史稿》，以及《散文论》《散文的使命》，倡导一种以“心灵的自由抒写”为基础的散文理论体系，尤其是对讲究散文“形散神不散”的流行观念进行辨析批评，实在发人深省。在丰富的史料研究的基础上，张大明、李葆琰等人写出《中国现代思潮史》，袁良骏继《鲁迅研究史》上卷之后，写出《当代鲁迅研究史》，在台港文学研究上拓展学术视野，又陆续写成《白先勇论》和《香港现代小说史》。张大明在“左联”研究上用力极专，在现代文学史料建设中，与马良春、徐迺翔通力合作，贡献突出；袁良骏则视野舒展，文笔犀利，在台港研究中有不少独到的眼光。卓如的《冰心传》材料丰富翔实，写得细腻周密。而一直潜心于鲁迅研究的是张梦阳，他通过编纂大型鲁迅研究资料，对鲁迅学术史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著为《中国鲁迅学通史》三卷，也是相当厚重的书。为学讲究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这是文学所学术性格认真而扎实之处，这种长处如果能与宏伟的魄力、创造性的思路和新锐的器识相结合，一定能够造就学术上的大成。
七
相对而言，大成的气象在文学史的写作上表现得比较充分。历久不衰的各种文学史写作，往往成了文学研究所总体实力的大演习。凭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良好的文化环境，在五六十年代就开始了的，但那时顾忌重重的这种学术方式，在容纳更丰满的学术创造力中发展到一个成果丰硕的历史阶段。文学史的学术容量极大，因而它的写作方式也多种多样，大体说来有集体著史、组合著史和个人著史三种方式。
集体著史的写作方式，以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的10卷本《中华文学通史》为代表。它集合了文学研究所、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及所外的近百名学者在两三年间通力合作、分头撰述，并力图继承上一代学者20世纪六七十年代写成的《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并有所推进。此书的长处是魄力宏大，包举全局，既涵盖了由于学科分割、各自成章的古代文学、近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等各个历史阶段，又涵盖了汉语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以及台、港、澳文学，此为以往的文学史所未见。全书发挥了文学所、少数民族文学所学科建制齐全的优势，着力在通史的“通”字上做文章，展现了一个源远流长、多元共构的大一统文明的宏伟的文学规模，其中也有不少精彩的篇章。但在各部分的体例平衡、质量平衡贯通成有机整体上，以及对以往成果的继承和超越创新上，存在着有待商量之处。
其后集体著史的体例格局较为完善者，是1999年出版的祁连休、程蔷主编的《中华民间文学史》。该书分神话、史诗、传说、故事、歌谣、叙事诗、曲艺小戏和谚语谜语等八编，全书涵盖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书面和口传的遗产，每编由一两位专家按历史年代进行整理贯通，一些领域有筚路蓝缕之功，共同构成比较明晰完整的民间文学学科体制，为日后把“编”拓展为“卷”，撰写八卷本《中国民间文学史》奠定了基础。同年，杨匡汉、孟繁华主编出版了《共和国文学50年》，按照“共和国文学”这个新概念的特质和表现形态所涉及的问题分10章，各由一位学者执笔，问题的提出和阐述颇有独到的见解或学理深度。张炯则从《中华文学通史》中提取“当代文学编”三卷，压缩重写成《新中国文学史》上下卷，着重以文学群落和文学风气的发展变化为全书的脉络，涉及作家作品甚多，全局在胸，大处着眼，写得波澜壮阔，气势不俗。以上二书，构成了文学研究所近年的当代文学史写作的不同范式。时逢世纪之交，修史的热情似乎有增无减。王善忠主编的《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传播史》，杜书瀛、钱竞主编的《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许明主编的《审美风尚史》，也竞相出现了。杜、钱主编的学术史，以杜书瀛写的《全书序言》，钱竞写的《乾嘉时期文艺学的格局》和孟繁华写的第三部各章节，引起较强烈的反响和好评。风尚史则从课题设计和审美风尚的切入点上，展开了文化史的独特视野，堪称新颖。中国自北朝、隋、唐以来设立史馆，崇尚集体修史，但学术品格上与主要由个人写成的《史记》、《汉书》等“前四史”存在差异。如何强化主编的学力和器识在整个写作过程和全书写定中的贯通作用，既发挥集体收集材料的便利条件，又克服各篇章之间的体例芜杂和质量不平衡，应该看作是集体著史中打造学术精品的关键性的命题。
组合著史是集体著史向个人著史过渡的中间形态，它把卷帙繁多的文学史分成若干部，每部独立成书，由一两个人，最多也是八个人，分头写成，因而有的是个人著作，有的是集体著作，然后组合成系列性的整体。典型的例子是文学研究所总纂，由邓绍基、刘世德、沈玉成担任编纂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的《中国文学通史系列》。其中由谭家健、李少雍写成的《先秦文学史》，由徐公持编著的《魏晋文学史》，由曹道衡、沈玉成编著的《南北朝文学史》，由乔象钟、陈铁民主编的《唐代文学史》（上），由吴庚舜、董乃斌主编的《唐代文学史》（下），以及由邓绍基主编的《元代文学史》，代表了文学所古典文学研究的深厚实力。曹道衡数十年如一日潜心于中古文学研究，汇集于《中古文学史论文集》和《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中的一系列论文，在史料考释、源流梳通以及文学与经学、玄学、史学相互关系的整体框架上，尤其在厘定前人较少涉猎的北朝文学研究的基本框架方面，都取得了非常过硬的、令人信服的成果。他对《文心雕龙》、《昭明文选》及汉魏六朝诗文小说的因缘脉络的考察，往往小题大做，一针见血，又由点及面，把史料辨析与整体建构结合起来。这种无征不信的严谨学风，在他与沈玉成合著的《南北朝文学史》中也体现得非常充分。徐公持穷十年之功，初成近百万字的文稿，又锤炼凝缩为45万言的《魏晋文学史》，可见其追求学术精品的苦心。其书内容丰厚翔实，见解公允辩证，清晰地勾勒了具体历史阶段的文学风气和作家群体的聚散变异。最能见出价值的，是书中众多的作家专论，即便陶渊明这样的大家也能创出新见，一些二三流作家也能辨析隐微，从而改变了以往的魏晋文学研究侧重建安三曹、竹林七贤而少及其余的偏向，还原出丰富复杂的魏晋文学史的真实格局。
个人著史的写作方式，是思想解放的浪潮推涌出愈来愈多的学术个性的结果。但学术个性若要凝结成厚重的文学史著作，是离不开积学深功的艰苦磨炼的。学者个人独立写成的文学史著作，有侯敏泽的《中国美学思想史》（三卷）、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三卷），其后又有刘扬忠的《唐宋词流派史》。侯敏泽从中国文化的思维特点入手，认为中国美学思想的根本特点在于：“以法自然的人与天调为基础，以中和之美为核心，以宗法制的伦理道德为特色。”他从包括甲骨文、金文在内的考古资料出发，考察中国美学思想的发生学。对于特定历史时期有重要影响的美学概念，往往能够把隐藏在大量的历史文献中的只言片语拈出，考察这些概念的萌发、产生和发展的历程。尤其是对佛学在魏晋至唐的输入对于中国审美意识的影响，论证得极其成功，从而丰富了本书的学术文化含量。
自知没有追赶“方法热”的惊世之才，杨义以十余年的工夫阅读了近两千种原版书刊，写成《中国现代小说史》。他先从作家论写起，见于标题的作家110人；然后由点及面写成流派或作家群论，论及的流派近30个；各方面的情形都弄清楚了，才敢动手写特定历史阶段的总论——看起来自上而下的结构，写起来却采取自下而上的程序。也许此书能给讲求实学者在研究某个具体作家时提供文学史的整体结构和可靠的起点，因为它在80年代中期就采取较宽广的文化视角，较易使文学返回本位。杨义又与张中良、日本中井政喜于1993年写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图志》，采取“以史带图，由图出史，图文互动”的写法，换一副眼光和方式打量文学史，此后以插图谈论文学史、文化史的著作逐渐多了起来。刘扬忠潜心词学，有多种词人论和词学学术史论著问世，注重重要词人的心灵脉络的探寻，把作家个体研究的“诗—史范式”转换为“诗—心范式”。又有《诗与酒》专书，从士人风习透视诗史演变。80年代前期，吴世昌撰文对明人张延、清人王士祯区分词为婉约、豪放二体或二派的成说，以及五六十年代尊豪抑婉的流行观念提出驳难，引起词学界热烈的讨论与争鸣。刘扬忠继承师说，积十几年研究之功，于1999年出版了《唐宋词流派史》。此书突破传统词学的婉约、豪放二分法，系统地梳理了晚唐五代至两宋四百多年间词人的群体动态和十几个重要词派生成发展的六个历史阶段，并且提出词体、准流派、流派等富有层次感的概念，使该书在重构复杂多样的动态的词学流派结构上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包括个人著史、组合著史和集体著史的潮流，在二十余年间奔涌不息，成果丰硕，足以显示文学所作为国家文学研究中心的积学深功的学术潜力了。
八
专题研究不像文学史那样讲究历史时段以及在这一历史时段中多种多样的文学史现象的完整性，它的选题容易结合学者的专长和时代的热点，因而具有更加鲜明的学者个性和学术前沿的探索性。由于中国社科院多年以来在科研管理上实行课题责任制和精品战略，文学研究所在专题研究上也就成果迭出，不断地以新的理念、方法、视野展示了与时俱进的学术姿态。这种专题研究的开拓者的姿态，先在文学理论和现代文学研究上取得实质性的突破，然后拓展到全部的文学研究。
1989年，一同出版的钱中文的《文学原理——发展论》、杜书瀛的《文学原理——创作论》和王春元的《文学原理——作品论》，是文学理论基础研究的重要收获。钱中文自1981年与王春元主编《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前后，就大量地涉猎美、苏、德等国的现代文论著作，打下了深厚的文学理论基础，并写出了《当前文艺理论中的现代主义思潮》等一批重要论文。他在《文学原理——发展论》中，系统地梳理了文学发生与文学本体观念、文学本体的发展、文化系统中的文学及文学史问题等一系列历史的和逻辑的命题，以马克思关于艺术对世界采取“实践—精神的掌握”方式的思想，对国内外几十年来有关文学本质问题的众说纷纭的争论，进行一番辩证的综合。从而以“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为中心观念，以“主导、多样、综合”为方法论原则，旁征博引，精确立论，建立了一个严谨的学理体系[11]。其后钱中文又以他研究有素的巴赫金“对话诗学”等外国文论为思想资源，结合中国实际探索文学“现代性”的命题，倡导以“新人文精神”为核心的“新理性精神”。他由此写成《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形式》《新理性精神文学论》中的系列论文，主张宽容、对话、综合、创新的“现代性”思维方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杜书瀛的《文学原理——创作论》，也是一部富有思辨色彩的艺术哲学著作。它从认识论美学转向人类本体论美学，认为既然文学创作属于实践—精神掌握世界的方式，那么美既不在事物的存在，又不完全是人的姿态，而是创作主体与创作客体之间的一种特殊的精神实践关系，即审美关系。因此该书强调，审美实践活动是“人对自己本质的一种自我发现、自我确证、自我观照、自我欣赏”，审美愉悦是文学不可或缺的基本品格。杜书瀛还有《李渔美学思想研究》，相当系统地研究李渔《闲情偶记》中的美学思想，分论戏剧美学、园林美学和仪容美学，为李渔研究展示了新的美学视野和阐释的深度。专题性的文学理论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思路，一是外国现代文学思潮的探讨，毛崇杰等人的《二十世纪西方美学主流》对西方三大系统十股思潮进行阐发辨析，议论纵横；金惠敏的《意志与超越——叔本华美术思想研究》对重要个案探本溯源，祛谬存真。二是古代文学经验和观念的清理与诠释。党圣元发表了《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和体系》、《中国古代文论范畴体系之现代阐释及其方法论问题》等系列论文，解释了传统文论范畴的“潜体系”特征，对其元范畴和衍生范畴、核心范畴和众多子范畴之间的统摄贯通的思维特征，作了严密而深入的论述。他与侯敏泽合著的《文学价值论》，也显示了可观的学力。
现代文学方面一批中年才俊的崛起，与有樊骏这样严谨的长辈学者和王信这样有眼光的编辑分不开。樊骏是唐弢主编的三卷《中国现代文学史》自始至终的撰稿和修订者，又是其缩写为《简编》的主要执笔者之一，表现出认真严谨的学风。此后他对现代文学的历史和现状、动向和前景、成就和问题、刊物和新人，作了一系列“研究之研究”的文章，全局在胸，洞察幽微，排比归纳，剔除了许多发人深省的学科建设的关键问题，于1992年结集为《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他的专题研究之专题，是老舍研究，从1979年发表《论〈骆驼祥子〉的现实主义》到1996年写出《认识老舍》，其从容不迫、层层剥茧的行文中蕴含着深厚的功力。尤其是后者，从对老舍创作成就的显性赞扬和隐性贬抑的文化现象入手，层层深入地剖析了始终坚持“五四”思想启蒙传统的老舍在复杂多变的政治文化语境中的悲剧命运，解读出老舍作为“京味”文学圣手的杰出贡献，也解开了一个人们感觉到，却未曾作学理性深思的文化死结，令人读罢感慨多端又长舒了一口气。
在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文学专题研究中，出现两位感觉精湛，文章浑无俗态，读之令人眼睛一亮的女学者。赵园擅长从心灵历史的征兆中剔除某种潜哲学，刘纳擅长于文学现象的芜杂中把握住历史意义的潜流。赵园1986年出版了《艰难的选择》，系统地研究了现代文学中的现代知识者的心灵历史，注重他们心理现实中那些困惑、挫折和创伤，咀嚼苦难，体验着历史递进过程中不同的精神类型，于新锐的体悟中透出几分冷峻。随后出版的《论小说十家》，在审视作家把握世界的方式和精神气质中，闪烁着研究者敏锐精到的感觉和贴近艺术本质的性灵。其后赵园把对知识者心灵史的把握，转向对意义深广的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的审视。《北京：城与人》透过“京味”作家的作品，考察文人与都市文化的复杂关系，清理了这座古城“内在于人生”的精神脉络。《地之子》探究知识者与乡村、与农民间的联系及这种联系经由审美活动在作品中的呈现，梳理了从鲁迅、台静农直到莫言、高晓声等几代作家对乡村文化多样的审美态度，以鲜活的理性直觉出入于文学与文化之间。刘纳没有赵园幸运，她在80年代前期就以研究“五四”新文学流派的论文驰名，但几经周折，直到1998年才出版她那部分量沉重的论文集《嬗变——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她走进了一个以往的学术研究厚薄不均的领域，率先全面深入地论述了古典文学各文体的最后风光及其共同面对的困境。她提出了“1912—1919”的时段概念，使得这个时段长期被冷落的文学，第一次得到了翔实合理的解说。对于辛亥时期“男性指导下的女性写作”，对于以往研究相当充分的“五四”文学领域，也有不少新发现和新认识。她具有处理文学史难题的非常透彻的历史理解力，把握中国近现代文学发展的荦荦大端，把握中国文学如何在20世纪初短短20年完成从“古代”到“近代”的嬗变这类重大学术难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突破性思考，往往在大方本色的见解中包含着独到的机锋，令人为其新异的结论愕然之余，感到透过一层的在情在理。[12]
专题研究逐渐推至各个学科领域，使文学研究所的学术个性繁茂，佳篇迭出。董乃斌对唐代文学和20世纪学术史的研究，以及他与程蔷合著的《唐帝国的精神文明》；尹恭弘的明代诗文与晚明士人风尚的研究；么书仪对古代戏剧史和元朝文人心态的研究；以及王学泰的游民文化研究和胡晓伟的关公信仰研究，都显示了文史兼通的渊博素养，广阔的或独特的审视角度。陶文鹏对苏轼和唐宋诗的研究，以及陈祖美对李清照的研究，都腾跃着出色的鉴赏能力。陆永品的《庄子》研究和唐宋诗词研究，金宁芬的南戏研究，孙一珍对明代小说的研究，连燕堂的近代翻译文学的研究，王卫民、梁淑安的近代戏剧研究，裴效维的清末和民国年间章回小说的研究，都显示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扎实的学术功力。栾勋是古典文论的呕心沥血的研究者，如他的《说“环中”》就从文论直逼文化哲学的深刻层面。刘扬体的鸳鸯蝴蝶派研究和电视剧研究，眼光和才情兼佳，散发着思想者的魅力。尤为值得称道的，是杨镰继承孙楷第的文献学传统，潜心于元诗文献和元代西域诗人群体的研究，首次清理了元代1100位诗人的124000首存诗，钩沉辨伪，写出一批开拓性的论著。1991年发表的《〈坎曼尔诗笺〉辨伪》一文，从唐代的字体和用词习惯，以及8—9世纪“丝绸之路”的战乱阻断和回鹘西迁的具体行程等方面，进行“三重证据”的论证，阐明“国家一级文物”《坎曼尔诗笺》是今人伪造的假文书，在思想文化领域引起了强烈的震撼。另一种引起震撼的，是陈晓明以英姿勃发的文化挑战姿态写成的一系列后现代主义的批评文章。他系统地阅读过新批评、现象学、结构主义，以及从海德格尔、萨特直至德里达、拉康和福柯的思想理论著作，以大量的文章评述了八九十年代的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都市小说、女性文学和大众文化，成为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及其困境的引人注目的阐释者。[13]从《无边的挑战》《剩余的想象》和《表意的焦虑》等论文集的题目可以知道，他是以西方最新的文学理论来解读中国当下的文学新潮为乐趣的，潇洒的文字间荡漾着激情、才华和灵感。
九
专题研究激活的学术多样性探索的锐气与文学史研究积蓄的学术训练的深厚功力，从论与史的两个方向上，架起了文学研究所学术模样的一纵一横的坐标。随着纵横坐标的不断伸展和丰满，建所初期一代前辈学人文史贯通、史论兼长、中外合观的学术气象，又在20—21世纪之交的新历史文化语境中，以不同的姿态、不同的程度、不同的方式重现了。这就是文学所最近十余年跨越固有学科的、力求融会贯通的、大文化视境的研究风气。由此形成的学者层群，融合了建设者、探索者和思想者的多重文化姿态和文化品格。
这种大文化视境的跨学科研究丰富多彩，大体上可以清理出三种重要方式：一是本位性的具体学科自身知识框架的需要；二是历时性的特定学科向另一个时段学科的拓展；三是共时性的特定学理领域向另一学理领域的会通。在前述的专题研究中，不少学者其实已经这样做了。比较文学学科从本性上就是一种世界性的具有跨区域、跨学科特征的学科，因而周发祥1997年出版的《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在着力梳理西方汉学的渊源流变和研究方法中，就沟通了西方思潮和中国学问。他不仅对传统研究方法的成果作了举要，而且着重评估了汉字诗学、意象研究、原型批评直至文类学、叙事学、统计风格学等十几种研究方式的成就和失误。胡明研究的视野则往返于唐宋文学和现代思想文化界的风云人物之间。他1996年出版的《胡适传论》以传为骨架、论为血肉，材料丰富翔实，议论舒展开阔，文化精神相当浓郁，称得上是海内外同类著作中最厚实的一种。马昌仪的研究又别具一格，她编过《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上下册），写过《中国灵魂信仰》，2001年出版了《古本山海经图说》，搜集海内外公私所藏的明清《山海经图》10种，选录千图，配文25万言成书。作者的审视眼光涉及文学、考古、民俗、美术各学科，对中国亦文亦图的叙事传统，山海经图的历史记载，以及现存《山海经》诸版本图像的分类和文化含义，都作了相当精到的考释，并且根据民俗材料，推断《山海经》为古巫图的解说词有其可信性，从不同的角度拓展了古神话研究的境界和趣味。
既然要跨学科，那么跨学科的上述三种方式也是可以相互贯通、跨越的，这是势在必然。这种贯通和跨越，往往不是多种知识的简单相加，而是在把握文学、文化的整体性中展示新的视野，新的智慧，新的思维。杨义在跨越性的研究中起步较早，走得较远。他1990年完成《中国现代小说史》写作后，就转向古典文学领域进行探源溯流和学理思考，陆续写成《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和《中国叙事学》。其后又涉猎诗学，进行系统的阅读和个案分析，写出了《楚辞诗学》和《李杜诗学》。他追求的学术方法使他长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那就是：返回中国文化的原点，贯通古今的诗、文、史、图，参照西方的现代理论，融合以创造新的学理体系。他的苦心无非是促使学界逐渐达成一种共识，协力从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学文化资源中，开发出一种古今相通、中外共享的现代智慧，从而在经济科技全球化的潮流中创造出一种具有现代中国风采的学理体系和话语体系。这种超越式的研究，在赵园的手中实现了多重的超越，在1999年出版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中，她从现代走到古代，从文学研究走到“思想史研究的边缘”。她秉持文学研究者对“人”的兴趣，坚持在生动的“人的世界”的具体的历史时空中寻绎“思想的流程”。她把握先儒用作历史反省的“戾气”二字，以刻骨铭心的人生体验，追究着政治暴虐的人性后果、士的精神的斫丧。她把这种方法论贯穿到“生死”、“节义”、“用独”等较具精神气质的话题，延续到“南北”、“世族”、“流品”等文化层面和“建文逊国”这样重大事件的叙述史，直至“关于言论的言论”之“言官”、“清议”、“制艺”，以及“明遗民”的精神状态和文化怀念，别具一格地展示了精神文化史的一个侧面及其潜在的意义。[14]
一批博士新人在超越式的研究中，非常注意学术规范和自身的知识构成，其论著条分缕析，头头是道，新颖而扎实。他们的著述，往往能够进入新的学思层面。其中蒋寅长于史实的洞察，汪晖注重理论的思辨。蒋寅1992年出版的博士论文《大历诗风》，从诗歌体式、审美趣味、创作方法、主题取向和作品构成上，分析了中唐这40年间诗风内涵的推移。随后出版的《大历诗人研究》，专题考察了刘长卿等16位诗人，将之划分为江南地方官诗人、台阁诗人、方外诗人、大历向元和过渡诗人等四个各具特色又互相联系的群体。他把二者视为自己大历诗歌研究的内外篇，一者“着眼于横向的剖析，从各个不同的层次综观大历诗的精神风貌和艺术特征”；一者“立足于纵向的考察，从平面的描述上升到立体的复原，并在动态进程中把握它的实态”[15]。这种治学策略延续到他对清代诗学的研究，既写了《王渔洋事迹征略》，又写了《王渔洋与康熙诗坛》，由文献及于史论。不难发现，他对于文学史研究作为“进入过程”的研究，或主张“将理论问题历史化”，具有更自觉的思辨意识了。汪晖的学术散发着锐气和内在性，由文学而进于精神文化分析和思想史。他在1986年发表了《历史的“中间物”与鲁迅小说的精神特征》，五年后出版了博士论文《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他敏锐地从鲁迅话语中提取“中间物”的概念，升华为一种把握世界的哲学思想，反过来从确认鲁迅本人处于“进化的链上”一环的历史过程的角度，审视鲁迅的精神结构和文学世界。这一点关系重大，它标示着鲁迅研究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内转到精神结构的角度，因而被称誉为：“汪晖在中国鲁迅研究上第一次把鲁迅的‘历史的中间物’的意识作为鲁迅的核心意识，从而为中国的鲁迅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境界。”[16]由此他以悖论的思维方式，把握鲁迅深刻的社会文化批判同复杂的个体生命体验交织起来的独特的思想体系，并以西方19—20世纪复杂的思想文化学派与之参照并梳通其渊源关系。汪晖研究的独特策略，是以关键词切入思想文化结构的要害，他后来以这种策略研究中国近古到现代的思想史，取得更为丰厚的收获。
至此，文学研究所已隐隐地存在着一个以大文化视野研究文学的深层意义的群体，他们眼光新锐，挑战前沿，元气淋漓。这已经开始成为文学所跨世纪的学术建设的潜力所在。叶舒宪操持着文化人类学的利器，剖析着中国神话哲学和神秘数字，解读着《诗经》、《老子》、《庄子》和《山海经》的文化密码。孙歌研究“文化间的日本”，叩问着“亚洲意味着什么”，“文学意味着什么”，显示了对问题逐层寻问的透彻性和思想能力。吕微研究伏羲女娲神话、洪水神话和农耕文化习俗，以其坚实的历史学基础和思辨兴趣，追问着“神话何为”，为民间文学研究提供新的理论维度和方法论构架。李洁非的小说文体研究和城市文学研究，洋溢着历史的视界、文化的观点、个人的审美体验和批判的精神，往往随意着墨，别有会心，散发着清雅的趣味。他论证20世纪90年代的新生代作品，认为城市文学不仅在于题材，更在于对人性、社会的观点，隐含价值观变化，影响了题材的处理、人物的表现和欲望化的叙述。黎湘萍研究台湾文学，以其精辟的问题意识突破原有的研究格局，把台湾的文学心灵纳入宽广的视野和深厚的文学文化传统中进行透视和剖析，提高了这个领域的学理含量。高建平曾以中国画论研究和《中国艺术中的表现性动作》这部英文著作，驰名于国际美学界。他的论文无论是考察“心理距离”说，还是思量本体论，都力求穷尽其发展脉络和意义衍变。他在探讨当代不同文化间相互影响、相互碰撞中的艺术评价标准时，提出了“复数的世界文学”概念，尤其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此外，如刘福春对新诗版本文献的搜集整理，徐俊对敦煌诗集残卷的纂辑考证，王毅对古典小说和古代园林的论说，陈燕谷对思想文化的思辨，都有出手不凡的极佳表现。
大文化观的文学研究不仅需要开阔的创新视野，而且需要坚实的材料、方法来支撑和充实这种新视野。这种材料和方法往往与其他学科相交叉，跨学科的好处在于证据和论证方法的多重性。于此，刘跃进和赵永晖（扬之水）的成果值得注意。刘跃进1996年出版了一部《门阀制度与永明文学》，深入地探讨了作为汉末古诗衍变和唐代近体诗发源的交接点的永明诗歌，从宗族文化、区域文化的角度，审视门阀士族在推动近体诗发生、发展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甚至用了统计学的方法，从句式声韵诸方面透视处于动态之中的“永明体”的确切内涵。这种研究是需要深入细致的文献学、编年学和个案研究为支撑的，果然在数年间他又推出《古典文学文献学丛稿》、《玉台新咏研究》以及和他的老师曹道衡合著的《南北朝文学编年史》这样功力深湛的著作。扬之水的《诗经名物新证》是一部奇书。博学如俞平伯也曾叹息《诗经》研究“求之训故则苦分歧，求之名物则苦茫昧”，《新证》则走出代代沿袭的名物训诂的重围，用田野考古发掘出来的文物资料，印证和解说诗中的车马旌旗、弓矢斧钺、服饰和建筑，使以往的一些谜团涣然冰释。研究者又有精细的艺术敏感，在辨析名物、详考诗义之时，寻索其间“洗去原始的荒蛮，注入礼乐文明的血液”的文化滋味，展示了《诗经》作为负载着礼乐文明之经典的气象。其后又写出了《先秦诗文史》，以别致的体例、角度和叙述语言，回到那时诗文的浑然烂然的原本状态，检阅其间的文心文事，倚重理性直觉，写来明快细腻。
行文至此，我的心里交织着振奋和疲惫。文学研究所确实是一部卷帙浩繁的大书，难以读完，难得读透。我只是捡取自己熟悉的或较易搜集材料的章节和页码去读，仓促着墨，肯定留有不少买椟还珠或沧海遗珠的缺陷。那也只怪我的学力不济，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尚祈谅察。贸然写了如此芜杂的文字，若要解嘲，也只能想起《世说新语》中那句名言：“珠玉在侧，觉我形秽。”但是，即便只读了这部大书的几页几章，也感到它是厚重的，有分量的，充溢着活力与潜力。它会在新世纪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事业中，写出自己更加灿烂辉煌的华章，这还需要怀疑吗？
（杨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原所长）
[1] 端木蕻良1936年7月18日致鲁迅函，参看陈福康《郑振铎论》，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99页。
[2] 夏承焘：《如何评价〈宋诗选注〉》，载1959年8月2日《光明日报》。
[3] 日本小川环树评《宋诗选注》，见《钱锺书研究》第1辑。
[4] 严家炎：《唐弢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贡献》，收入《唐弢纪念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97页。
[5] 《文学史讨论中的几个问题》，《何其芳全集》第5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2—198页。
[6] 《论〈红楼梦〉》，《何其芳全集》第3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6页。
[7] 蒋和森：《红楼梦论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57—358页。
[8] 唐弢：《晦庵书话·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6页。
[9] 严家炎：《唐弢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贡献》，收入《唐弢纪念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01页。
[10] 转引自郑朝宗《〈管锥编〉作者的自白》，载1987年3月16日《人民日报》。
[11] 朱立元、叶易：《评〈文学原理——发展论〉》，《文学评论》1991年第6期。
[12] 解志熙：《走出困惑的历史理解力》，《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13] 孟繁华：《英姿勃发的文化挑战》，《南方文坛》1998年第2期。
[14] 黄子平：《危机时刻的思想与言说》，《二十一世纪》1999年10月号。
[15] 蒋寅：《大历诗人研究》上编，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页。
[16] 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