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近几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老专家协会组织我院资深专家和学者撰写《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历程回忆》，以其亲身经历描述近现代中国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创立、发展、沿革中的曲折过程。这其中包括学科创立初衷、人员组成、资料引进、理论突破、争论焦点、学术创新、著作出版、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情况，为以后书写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发展史做好资料准备。

根据这一精神，我们组织了文学语言学科片（包括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语言研究所）的几十位学者参与了这一工作。这其中有老的所级领导，如王平凡、邓绍基、张炯、杨义，仁钦道尔吉、郎樱，姚见、侯精一、晁继周等；有老的研究室主任（原称组长）、刊物的主编、副主编或编辑部主任，如朱寨、樊骏、陈骏涛、卢兴基，降边嘉措、邓敏文、杨恩洪，李辉凡、韩耀成、林洪亮、郅溥浩、凌彰，李临定、王克仲、卫志强、曹剑芬、韩敬体、刘倬、林连通、白维国等。还有一些曾具体负责某方面工作的学者写出了自己的感受。

这项工程确实应该搞起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属于一项抢救性工作。因为有的学者已八九十岁，刻不容缓，比如我们著名的老学者樊骏先生、朱寨先生，回忆文章已经写好，交给了我们，可是他们还未看到出版，就驾鹤西去了，这是多么遗憾的事。

王平凡同志是早在文学研究所成立初期就到所工作的，他作为何其芳同志的搭档（何是所长，王是书记），很好地配合了其芳同志的工作，平凡同志善于学习，很快就变为领导学术研究的内行，对其芳同志领导科研工作颇有感悟，他的文章一定会让我们更多地了解老所长何其芳的人品，如何诲人不倦，谆谆教导后辈学人的。王平凡同志后来还做过外国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与外文所老所长冯至先生搭档，他们也是配合默契，从初创建所，到不断完善，到发展壮大，他都付出了不少心血。“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王平凡同志就又投入了民族文学所的筹备、创建。开始时，与贾芝同志一起，后来又独自撑起门面，他走南闯北，调查研究，尤其是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地区，他几乎走遍全中国各个角落。直到民族文学研究所真正成形、走上正规后，他才退居二线，体现了一位党的老干部、老学者的高风亮节。这一次只写了他在文学研究所的一些情况，我们希望他以后能写出在外国文学研究所和民族文学研究所的经历和感受，以享后人。

朱寨先生在延安曾亲耳聆听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可以说是著作等身。朱寨同志曾担任中国当代文学学会会长，在学术上颇多建树。这次他以其独特视角，写了一篇《风风雨雨五十年》。

著名学者樊骏曾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面旗帜，他一生勤于思索，笔耕不辍，奖掖后学，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但他总是谦和待人，从不张扬。这次他撰写的《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若干背景资料》，成了他最后留给我们的“礼物”，让我们永远记住他的名字。

杨义同志的《解读文学所》，可以说是他担任文学研究所所长八年的感受，他真正认识了文学研究所，也会帮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文学研究所。

1953年文学研究所甫一成立，郑振铎即被任命为所长，何其芳任副所长。在不太长的时间内，他们就延揽了大批人才，几乎每一个研究室（“文化大革命”前称研究组）都有全国顶尖的人才。如古代文学室的俞平伯、钱锺书、余冠英、吴世昌、陈翔鹤、吴晓铃，现代文学室的唐弢，理论室的蔡仪，西方文学室的卞之琳、李健吾、罗大冈、潘家洵、罗念生、杨绛，苏联文学室的曹葆华、戈宝权、叶水夫，民间文学室的毛星、贾芝等。后来的何其芳所长给文学研究所留下了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慧眼识才，精心育才。他网罗全国知名高校的优秀毕业生，为他们选定研究领域，指点治学门径，得天下英才而育之，培养了文学研究所的第二代有影响的学者，如曹道衡、胡念贻、蒋和森、樊骏、邓绍基、王水照、陈毓罴、钱中文、林非、刘世德、张炯、陈燊、朱虹、柳鸣九、董衡巽等。“文革”后，沙汀、荒煤、许觉民先后主持文学研究所的工作，又着力培养了一批研究生，并从院外各高校招进不少人才，这些人现在正活跃在文学研究的舞台上。

文学研究所早期的学风被明确表述为“谦虚、刻苦、实事求是”，这体现了戒空疏、戒浮躁、戒狂妄的脚踏实地的文学学术建设者的姿态。杨义同志在文章中历数了文学研究所几十年走过的道路，文学所的学人、论著、创见、令人振奋、令人羡慕有这样一个人才荟萃的集体。正如杨义在文章中所说：文学研究所确实是一部卷帙浩繁的大书，难以读完，难得读透……但是，即便只读了这部大书的几页几章，也感到它是厚重的，有分量的，充满着活力与潜力。它会在新世纪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事业中，写出自己更加灿烂辉煌的华章，这还需要怀疑吗？

提起民族文学研究所，要特别提一下各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的写作。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所的前身）成立前后，毛星先生主编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三卷本）。在此基础上，就提出编写各少数民族文学史或文学概况的项目，很快被全国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列为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为此少数民族文学所负责此项工作的同志就东奔西走，拟定提纲，组织人马，动员各民族的专家学者参加撰写。花了十几年的工夫，绝大多数民族的文学史或文学概况都写了出来，然后经过专家审阅、验收，多数书稿都可以说是材料丰富，内容充实，详略得当，达到出版水平。后来这些文学史陆续出版，得到国内外学界好评。

我国少数民族的三大史诗研究也值得一提。藏族、蒙古族的《格萨（斯）尔》研究成绩显著，资料之丰富，版本之繁多，研究之深入，已为国内外学界所公认。《江格尔》和《玛纳斯》的研究，国内也已有多部专著问世，并且已逐渐成为世界性研究课题。

外国文学研究所是从文学研究所分出来的，成立于1964年。原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的系主任冯至教授被任命为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卞之琳担任西方文学组（“文革”后研究组都改为研究室）组长，戈宝权担任苏联文学组和东欧文学组组长，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季羡林兼任东方文学研究组组长。《世界文学》杂志社也从中国作家协会转到外国文学研究所，主编是陈冰夷。外国文学研究所人员最多时曾达到一百七八十人。

现在年近九旬的姚见1979年到所，在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八年后离休。在这段时间里他组建科研处，制订外国文学研究八年规划，协助所长筹备并成立外国文学学会，做了许多具体工作，还写了不少文章。他干一行爱一行，离休后研究门球，创办了《门球之苑》杂志，出版专著《门球技战术》，他的诗词、书法也颇有成就，多次获得全国性金奖。

这里要特别提一下李辉凡先生，他从“文革”后即一直担任苏联文学室（后改为俄罗斯文学室）的领导工作，直到1993年退休。他熟悉中国对俄苏文学的翻译和研究，这次他抱病写了一篇长文《俄苏文学译介和研究工作的三代人》。他把最早译介俄苏文学的李大钊、鲁迅、瞿秋白、郑振铎、张闻天、茅盾等称为第一代，他们多数人不懂俄语，主要是从英、日语转译的，是筚路蓝缕的一代。第二代是姜椿芳、戈宝权、楼适宜、陈冰夷、草婴、许磊然、叶水夫等，姜椿芳被认为是第二代的引路人，戈宝权是这一代的卓越代表，他孜孜不倦、锲而不舍地学习、研究，执着而勤奋地工作了一辈子。第三代就是他们这些后来者：李辉凡、石南征、刘文飞等，队伍越来越庞大，研究也越来越深入。

语言研究所动员了不少老同志撰写文章。几位80，甚至年近90高龄的老专家亲自动笔，字斟句酌。原研究室主任李临定、卫志强、刘倬、曹剑芬、王克仲等也都学有专攻，成绩斐然，这次都就自己学科的来龙去脉、发展历程，畅谈了自己的见解和心得体会，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很好借鉴和珍惜的。

说到语言研究所就不能不说经过几代人心血完成的《现代汉语词典》（下称《现汉》）。著名语言学家丁声树先生、吕叔湘先生他们一生个人著述不能算少，但他们从1956年起就投身于《现汉》的编纂工作，尤其是丁老，他和所里的几十位同志齐心协力经过十多年工夫才搞出了“试印本”“试用本”，直到今天的第6版修订本，他们投入了多少精力和汗水，是局外人根本想象不到的！语言所的历届领导李荣、刘坚、江蓝生、沈家煊等都把修订《现汉》的工作当做一件大事来抓。词典编辑室的同志更是严肃认真、细致入微、一丝不苟，反复推敲，他们对语言文字规范工作的基本原则是尊重规律，科学引导，服务社会，和谐发展。《现汉》对中国现代汉语语言规范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

我们对文学语言学科的情况有所了解，我们向这些同志约稿，请他们就自己学科的情况，大到全国这一学科的发轫、延革、发展，小到本所这一学科取得的成就，学科的发展前景，以及人员的变动。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的社会科学也迎来了明媚的春天。文学研究、语言研究都受到了应有的重视，尤其是人才方面得到了极大的补充，科研条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更可贵的是科研人员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每个人都发挥出了自己的创造精神，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使我们国家、我们社会科学院的文学语言学科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当然，明天会更加美好。我们要记住前辈先贤们付出的劳动和心血，更加发扬光大他们的创业精神，吃苦耐劳精神和耐得住寂寞刻苦钻研的精神，使我国的社会科学更加繁荣、出更多的创新成果！

本卷编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