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新时期中国史学理论研究

蒋大椿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学理论研究室的成立，是与改革开放以后史学理论研究被重视基本上是同步的。史学理论研究室是1983年、1984年酝酿，1985年正式成立，其前身史学理论组，1992年正式改称史学理论研究室。在全国有影响的《史学理论研究》的创刊，一系列史学理论讨论会，全国史学理论研究会，都是和史学理论研究室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1985年史学理论组成立的时候，除了我之外，还有刘俐娜、王也扬、吴廷嘉，黄敏兰是1990年加入进来的，李洪岩是1991年加入进来的。1992年研究室正式成立时就是我们这6个人。

近代史研究所史学理论研究组（室）成立以后，主要进行了以下几项重要学术活动。

第一项活动，是参与了《史学理论研究》的创刊。这个杂志开始创刊时叫《史学理论》，得到了时任中国社科院院长胡绳的大力支持。当时《史学理论》杂志虽由本院世界史所主办，但近代史所、历史所也有人参加编辑工作。在内容方面，胡绳认为，中国史学界太缺少对国外理论的了解，因此提出《史学理论》最初的任务是以介绍、评述西方的史学理论发展情况为主。这样，这个刊物的内容，一开始70%是介绍、评述国外的成果，30%是国内的研究成果。

1992年创刊的《史学理论研究》则明确规定由中国社科院三个历史所合办，虽然编辑部依然放在了世界史所。本所参加《史学理论》及《史学理论研究》两个杂志工作的就是史学理论研究室，世界历史研究所的史学理论研究当时的发展势头正劲，而历史所实际上没有专门的史学理论研究室，开始时，历史所负责人尹达也有个史学理论的“班子”，但史学理论真正活跃的时候，原来那个班子的人已经并到该所思想史研究室去了。所以，公平地讲，在《史学理论》杂志的工作中，主要是世界史所和本室投入精力较大。当时国外的研究成果来稿，由世界史所来负责组织；国内的史学理论研究成果和纯粹抽象的史学理论研究成果来稿，是本研究室来负责审阅的。本研究室实际上代表着近代史研究所。这一点，我们要充分的肯定，这是史学理论研究室对近代史所的贡献。

第二项活动，是参与推动了全国一系列史学理论研讨会的召开，在全国影响是很大的。当时全国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还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其中历史规划部里有个史学理论规划小组。高德为召集人，小组成员是三个研究所各出两个人，历史所是陈高华、李祖德；世界史所是张椿年、陈启能；近代史所是李宗一和我。很多有关会议的事情，包括创办刊物，都是由这个小组策划的。第一届全国史学理论会议是1984年在武汉召开的，当时近代史所还没有成立史学理论组。从1985年在上海召开“自然科学和历史研究关系会议”开始，我们便参与组织会议的工作了。1986年安徽黄山歙县的史学理论会议，由三个所和安徽省社科院合办，主要是李宗一和我主持筹备的。1987年在四川温江召开的“历史认识论”会议。1988年在山东烟台开的有关社会形态的会议，都是这个史学理论小组策划的。1989年的全国史学理论会议，本来准备在厦门大学召开，由于“六四”没开成，推迟到1990年在厦门大学召开，这次会议主要是回顾了1949年以来四十年的史学研究。1991年全国史学理论会议在湖北十堰开的，以后还有昆明会议等，直到2000年在黑龙江大学召开全国史学理论会议。

从1984年到2000年，全国史学理论会议召开了十几次。本来由三家轮流主办，由于历史所没有史学理论研究室，实际上由近代史所和世界史所两家轮流主办。所以，本所史学理论研究室都是这十几次全国史学理论会议的筹划者和组织者。毫不夸张地说，这一系列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史学理论研究室代表近代史所做了很多筹备和组织工作。近代史所将来在撰写所史的时候，应该把史学理论研究室做的这些工作放进去。有的人企图忽视、抹煞史学理论室代表近代史所做的这些工作，是不公平的。

第三项活动，是组织全国史学理论队伍。这也是当时史学理论规划小组的任务之一。在这方面我们的工作同样做了很多，后来成立了全国史学理论研究会，陈启能担任会长，我是副会长，后来是常务副会长。推动全国史学理论研究会，是三个所共同做的，主要的工作是由近代史所和世界史所来做的。世界史所出力更多一点，一方面《史学理论》杂志在他们那边，另外当时大家有个共识，就是应该多介绍和借鉴一些西方史学理论。实际上，他们是集中全所力量来支持这项工作的。而我主持史学理论研究室工作的后期，近代史所的领导正好相反。有的领导极力贬低史学理论室所做的工作，甚至一度要解散史学理论研究室。

我们不仅组织上述这些活动，也实际从事了史学理论研究。我、吴廷嘉、黄敏兰、李洪岩等人都写了很多文章，在国内外学术界还是有影响的。80年代是我创作最旺盛的阶段，公开出版的成果主要有《唯物史观与史学》、《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研究》等等。当时学术界对我们史学理论研究室的工作还是很支持、很尊重的，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有的学者认为，我们很多的提法都被国内史学理论界所接受，成为大家公认的观点。当时，我们主要在国内开展史学理论研究，同时也与国外学术界保持一定联系。美国有个华人学者给我来过一封信，称赞我们研究室的工作，认为我和我所在的研究室是国内史学理论研究的领头人。

我的《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一文在《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上发表后，引起了全国学术界的震动。该文发表后不久，我刚好到台湾访学六个月。据说有人到社科院告我的状，说我的文章是解放以来最系统的反马克思主义。这样问题就很严重了。结果院里责成《历史研究》主编张亦工向院领导汇报相关情况，把文章的前前后后要交代清楚。我后来听说还有人怀疑，我写文章背后有什么力量在支持。这当然是绝对没有的事。张亦工当时很紧张，他的英年早逝和这件事可能有关系，我很内疚。后来，我听说时任院长李铁映知道了这件事，专门把我的文章调去看了。大概是两周之后，李铁映在院党组的会议上明确表态，说我的文章是学术研究。既然是学术研究，当然可以探讨了。江蓝生副院长也说我的文章是学术研究。听说后来有人在社科院北戴河工作会议上还是揪着我的文章不放。

实际上，我写出这样有创新意识的探讨历史唯物主义的文章，是十多年来不断思考的结果。我跟从黎澍先生读研究生时，学习马克思主义是从《关于费尔巴哈论纲》开始的，这和很多人从阶级斗争开始不一样。我原来思想中有“左”的观念，这是肯定的、是没问题的，那个时代都是这样的。我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就写过文章，后来在《安徽日报》上摘要发表了。“文革”以后写的文章比较多了，最早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主要是批判“四人帮”的。我当时批判“四人帮”的两句话很流行，叫做“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横行”。我发现后来很多文章都用这两句话。

《关于历史主义的若干问题》也是我早期比较有影响的文章。1978年，安徽大学邀请我参加该校20周年校庆，并要我写篇文章。我就写了这篇《关于历史主义的若干问题》。1978年3月份接到邀请函，5月份就把文章写好了。我参加安徽大学20周年校庆后，安徽史学会恢复活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该会曾经停止了活动），邀请我在会上做个学术报告，我接受了邀请。我报告的题目就是“关于历史主义的若干问题”。在中国学界，过去的观点认为人类文明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我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人类文明史不是只包括阶级斗争，还有很多内容与阶级斗争无关，甚至没有阶级性。如生产力的发展、科学的发展、艺术形式的发展、逻辑形式的发展都与阶级和阶级斗争没有关系。这篇文章第一次提出了对“阶级观点”的质疑，提出了“唯物史观的核心”问题。那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所以我应该是最早在中国学术界批评“阶级观点”的学者之一。现在看来，这篇文章还是有一定作用的。但当时《安徽大学学报》没有复刊，这篇文章没有能够及时地公开发表。直到《安徽大学学报》正式复刊的1979年第3期才刊出。安徽社科院副院长徐则浩曾经对我说，当年我听你讲的这个报告，很震动呀！说明这篇文章在当时还是很有影响的。

1983年，我在《历史研究》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历史学和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形成》。过去中国学界都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的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在前。我的这篇文章有一万多字，结论是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来看，马克思主义创立的首先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后来《新华文摘》的“新论点摘编”专栏把我的文章观点放在哲学类里收录。本院历史所原副所长熊德基看了这篇文章后，给我写了封信说：我本来也想写这类的文章，看了你的文章我就不写了。当时我与本所的余绳武关系很密切，就把熊德基的信给他看了。余说，你写完了，他当然没有必要再写了。

论与史的关系，不是我最初提出的，50年代中国学界就有人提出。有关论与史的关系，主要就是论从史出、以论代史、史论结合。我的文章提出，从两个学科关系看，哲学是论，历史学是史，哲学是史学的指导思想。从进入研究过程来看，论从史出是主要的；但成果表述的时候，论从史出可以，以论带史也可以，夹叙夹议也可以，不要拘泥一种形式。后来胡绳也就这个问题发表文章，和我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

1985年，我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创刊号发表了《基础历史学和应用历史学》。这是在1984年一次学术会上提交的论文。我在文章中提出历史学可以做基础研究，也可以做应用研究。我就基础历史学与应用历史学的界说、基础历史学的基本特征、基础历史学对社会现实的作用、应用历史学与“影射”史学的区别、基础历史学与应用历史学的共同点与不同点等，作了比较详细的阐述，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的这些看法，当时被很多人接受。记得后来有人编写了改革开放以后史学研究的大事记，把我的文章列为其中一条。

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我写的《四十年来历史理论研究述略》，用4万字将40年中国历史理论研究加以梳理，简要勾出。《新华文摘》转载此文，该杂志的张跃铭在寄杂志给我时，里面还附了一封信说：您的文章几乎全文发了，《新华文摘》还从来没有发过这么长的文章。从俄罗斯访学回来的黄纪莲告诉我，你的这篇文章，俄罗斯翻译过去了，作为了解中国历史理论研究的基本参考材料。

我写的《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引起了一些批评，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此文已为一家美国刊物译成英文刊出。这是我思考过程中的一个产物。时间会检验它的，包括它的不足。

《马恩列斯论历史科学》自1980年9月出版以后，黎澍先生经过多年思考，尤其是写出有关“历史创造者问题”的一系列论著以后，对于此书的编辑，逐渐觉得有修订的必要。这本书的具体编选工作由丁守和先生和我承担，实际上主要由丁守和先生负责。到黎澍先生决定重编此书时，丁守和先生正忙于其他多项研究工作。估计黎澍先生在与我多次交谈中，认为我可以承担此书的重编工作。1987年夏间，黎澍先生打电话约我去，告知重编此书的打算，并说丁守和工作很忙，你就一个人承担起来。一个人编虽然辛苦些，但你可以吸收现在的研究成果，充分按照个人的理解去做。

在听到黎澍先生决定正式重编《马恩列斯论历史科学》并指定我来具体承担编选任务后，我向黎澍先生提出，将此书的书名可否改为《马克思恩格斯论历史科学》？黎澍先生对于我的建议立即给予支持，说这样很好。我们还就这个书名作了一番讨论，最后由黎澍先生决定，将此书正式改名为《马克思恩格斯论历史科学》，主要编选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列宁斯大林有关历史科学的论述确有价值者，则附于书中某些章节之中，放在马恩论述之后。黎澍先生这时年事已高，具体编选工作，我当然不便再打扰他。我在人民出版社马列编辑室工作了20多天时间，编成了此书。

在编选这部书的过程中，有两点值得记述。其一，书稿编成以后，因出版社要求每条论述占一页稿纸，分量较大，书稿便没有都送给黎澍先生，只将我拟定的全书目录送给先生，请他审定，仍署黎澍先生主编，在“编者的话”中说明此版具体编选工作由我承担。过了两天，人民出版社马列编辑室的同志打电话约我去，告诉我说：“黎澍先生打电话来，说明此书不能由他署名主编，理由是他对此书没有做什么工作，并建议此书主编署你一个人名字。”对此我感到相当突然，但我立即表示，绝不能由我来署主编。对于黎澍先生的性格，我是知道一些的。我不便和黎澍先生当面讨论这个问题，便拜托马列编辑室的同志，一定要说服先生同意署名主编。我提出的理由是：从60年代起，中国学界论历史科学一书都是在黎澍先生指导下编成的，“文革”以前没有具体署名是当时的惯例。“文革”后出版的《马恩列斯论历史科学》、《马恩列斯论历史人物评价》，都是署黎澍先生主编，而在“编者的话”中具体说明编选工作由某人承担。新编《马克思恩格斯论历史科学》书仍署黎澍先生主编，是沿用以往惯例。突然改变主编署名，会有很多麻烦。再则，重编此书是黎澍先生决定的，书名也是黎澍先生最后定的，他还对编选工作提出过指导性的意见。没有黎澍先生，也不可能有此书的编辑和出版。由黎澍先生署主编，是完全合理和应当的。至于我的劳动，具体说明此版编选工作由我承担，已经反映出来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编这本书的目的主要是给史学工作者尤其是青年史学工作者学习马克思主义有关历史科学原理做参考的，有黎澍先生署名主编，会增加这本书的权威性，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当然也有利于书的发行。

在这个问题上，马列编辑室的同志与我显然是一致的。于是由他们出面，将上述理由向黎澍先生提出，之后，马列编辑室的同志告诉我，他们为此与黎澍先生通过几次电话，开始黎澍先生坚决不同意署主编，理由就是他认为自己没做多少工作。经过电话反复磋商，说明上述各种理由，很可能是出版社认为，由他署名更有利于此书发挥作用，才使得黎澍先生作了让步，同意署名主编。但提出不能由他一个人署名，而是由我和他共同担任主编。我同意了黎澍先生的要求。这便是这本书由黎澍先生和我共同署名主编的由来。

当时我的心里实际上还有一点疑虑，是不是黎澍先生认为此书编选的不好，才不同意署名主编。到1988年初此书印出后。我带了20本样书送给黎澍先生，他打开一本翻了翻，把目录又过细看了一遍，还抽看了一些条目，然后对我说，这本书编得还不错，没想到只编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内容还这么多。又说，这本书主要是你编的。记得我当时打断了先生的话，说老师千万别这么说了，没有您的指导，也不会有这本书的。过了两天，黎澍先生打电话说，我这里的书送完了，不够，你还能不能再找些书？我将我的20本书中拿出10本给先生。过了几天，先生又打电话说没有书了，还有人要。我手边也没书了，到人民出版社门市部又买了10本送给先生。又过了些时，先生又打电话说，书送完了，还是有人要，能不能再找几本。我又到人民出版社，说卖完了，到书库里看了，也没有。只得打电话给黎澍先生说，书已卖完，只能等以后有机会重印再说了（这里附带说一下，那时我在一个场合见到金冲及先生。金先生对我说，你们这次编的论历史科学，比以往的本子要好）。我这里追忆这些细碎的情节，决不是想说这本书编得如何好（时间又过去10余年，此书如果还有机会再版，我肯定还会作一些改动和补充的），而是通过这些细节的追忆，解开我心里的一个疑团，黎澍先生当时对这本书的编辑工作大体还是满意的。那么黎澍先生当初一开始不愿署主编的名，显然不是因为书编得不好。

关于这本书值得回忆的另外一点是，当此书署名已定而准备下厂付印时，人民出版社马列编辑室的同志因此书系重编，书名也有变动。希望编选者能写一个新的前言，说明一下重新改编的因由。当时黎澍先生和我交换过意见，认为这个前言暂不宜写，但并不是没有想法。当初先生和我商量，将此书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科学》改名为《马克思恩格斯论历史科学》，已经有过议论，并且形成了一些想法。主要意思是：过去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更多的是学习列宁、斯大林的，这在当时自有它的历史理由。现在我们在中国搞社会主义，搞各项工作和学术研究，我们应当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主要应当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里学，再把这些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现状和历史研究领域的实际情况进行思考。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的指导思想，在中国提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当然是合适的，但现代中国还提列宁主义作为指导，不一定合适。列宁主义有它的国际意义，但列宁、斯大林著作毕竟主要是结合俄国情况写的。他们的著作对中国，包括历史科学研究在内，有参考价值，也应当学，但现在提列宁主义作为中国的指导思想，则可不必。中国应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应以自己所总结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这是当时先生和我的一些想法。这也是我们决定将此书由《马恩列斯论历史科学》改名为《马克思恩格斯论历史科学》，主要选录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而又在书中保留若干列宁与斯大林的论述，作为附录的基本理由。但在当时的出版物，尤其是这样一本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中，加之黎澍先生又是位有影响的学者，要公开说出这样的观点，无疑应当慎重。所以包括这些内容的前言，只能暂不写为好。

（蒋大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