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会的建立

蔡美彪

1993年11月15日是已故史学家范文澜同志的百岁冥辰，又值中国史学会在北京召开大会。我应邀在14日上午的大会上以“范文澜与中国史学会”为题发言，忆及一些往事，以寄托与会者的追思。会后，我又查阅了一些资料，访问了几位同志，对有关事实作了订正和补充。

中国史学会从它的前身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建时起，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前，都是由范老实际主持工作。这期间，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中国新史学会筹备会时期，从1949年7月到1951年7月。

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召开。7月1日，史学界人士率先组织了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随后，相继筹建了中国新政治学研究会、中国新法学研究会、中国新哲学研究会和中国新经济学研究会。各学会共举代表十人，以“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的名义，作为一个人民团体的代表团，参加了9月21日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社会科学的五个研究会筹备会开展活动，并组成联合办事机构办理日常会务。办事机构的全称是“中国社会科学各研究会联合办事处”，简称“社联”。地址在北京南河沿金钩胡同甲19号一个小四合院内。门前设立了一个标志，以中国地图的轮廓为底图，上面五面小旗，作为五个研究会的象征。五个研究会筹备会各聘一位秘书和一两名干事，在“社联”办事。各研究会的负责人是：新哲学会，李达；新政治学会，王昆仑；新法学会，张志让；新经济学会，狄超白；新史学研究会的负责人则是范文澜，秘书刘寿林，干事王世昌。

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简称为中国新史学会。所谓新史学，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史学研究。筹备会的经常工作是组织不定期的座谈会，探讨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座谈会不是教条主义的学习，而是依据各人对历史的认识和研究历史的经验，从实际出发，自由发挥，相互研讨。北京地区有关研究所和各大学历史系的教师都可以自由参加。开会的地点即在“社联”的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里。一般只谈半天，不备午饭，会后即各自散去。我那时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有时也来听会。记得有一次，徐特立（徐老）来参加会，讲自己研究历史的体会。徐老那时已年过七旬，侃侃而谈，兴致甚浓。范老主持会议，说：“徐老，时间不早了，大家要回去吃饭了。”徐老说：不，我还要再说几句。徐老是人们敬重的老一辈革命家，是毛泽东主席的老师。他和史学界人士一起开会，谈笑风生，十分亲切。后来，北京大学也请他去讲演。讲稿经过整理，以“研究历史的目的与方法”为题，刊登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七卷第三号。

中国新史学会筹备会的这些活动，一般都是由范老主持。范老为人平易近人，他主持的座谈会也是十分融洽和谐，生动活泼。这些活动，使得来自解放区的老革命家、史学家和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历史学教授、专家们很快地彼此熟悉起来。通过自由讨论，增加了相互间的了解，建立起友谊。中国新史学会筹备会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方法论，为团结广大史学工作者开展历史研究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新史学会筹备会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即着手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组成总编辑委员会，由徐老（徐特立）带头。编委会的成员是：徐特立、范文澜、翦伯赞、陈垣、郑振铎、向达、胡绳、吕振羽、华岗、邵循正、白寿彝。1950年是义和团运动五十年。《义和团》资料作为丛刊的第一部资料，先行编辑出版。编辑工作由翦伯赞主持，荣孟源等参加。当年年底即已完成付印。1951年3月，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分编四册，约一百五十万字。初版原题署“中国新史学会主编”。中国史学会成立后，本书重印，才改署“中国史学会主编”。

中国新史学会的活动，原来以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为主。1951年5月，又成立了世界史组、西洋史组。我找到一张照片，题为“中国新史学会世界史组西洋史组成立会。1951年5月”。范老没有参加这次成立会。照片上有徐老。

新史学会筹备会后期的工作，即筹备成立正式的中国史学会，起草学会章程草案。

第二阶段是从1951年7月中国史学会宣告成立到1958年。

关于中国史学会成立的时间，新近出版的有关辞书上有不同的说法，大都来自人们的记忆。中国史学会正式成立的时间应为1951年7月28日。这一天，曾召开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人员约140人，基本上都是在北京地区工作的史学工作者。现存有当时拍摄的合影。大会由范文澜致开幕词。郭沫若、吴玉章、范文澜、陈翰笙先后发言，讨论了学会的工作和旨趣，宣告筹备会已完成任务，正式成立学会。依据林伯渠的提议，会名去掉“新”和“研究”等字，正式定名为“中国史学会”。

中国史学会选出的理事会，由理事、候补理事共52人组成。9月17日上午9时到12时，在“社联”会议室举行了中国史学会第一次会议。据最近找到的打印记录可知，这次会议由吴玉章主持，姜延龄（社联干部）记录。出席会议的在京理事共20人：叶恭绰、王伯祥、马坚、金毓黻、徐炳昶、徐特立、季羡林、翦伯赞、吴晗、邵循正、郭宝钧、唐兰、陈翰笙、翁独健、尹达、范文澜、宋云彬、郑振铎、白寿彝。会议先由叶恭绰报告选举理事的结果，然后讨论“中国史学会”的章程草案。与会理事对草案的内容和文字、标点作了认真的修订后，通过了这个章程。会议推举郭沫若为中国史学会主席，吴玉章、范文澜为副主席，向达任秘书长，郑振铎任副秘书长。白寿彝、邵循正、陈垣、吴晗、翁独健、尹达、翦伯赞为常务理事。9月29日《进步日报》、《史学周刊》刊出“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专刊”，发表了成立大会的发言。

中国史学会成立后，郭老（郭沫若）、吴老（吴玉章）因工作较忙，日常会务仍委托范老主持。次年，“社联”撤销。史学会的秘书刘寿林、干事王世昌都调到范老任所长的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图书资料室工作。史学会秘书工作，仍由刘寿林兼管。

从1951年到1958年这段时间里，史学会的主要工作，即是继续编辑出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丛刊》原拟12个题目，分头编辑，陆续出版。继1951年出版《义和团》资料之后，1952年出版《太平天国》和《回民起义》，1953年出版《戊戌变法》，1954年出版《鸦片战争》，1955年出版《中法战争》，1956年出版《中日战争》，1957年出版《辛亥革命》和《捻军》，1959年出版《洋务运动》。

其余两种《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北洋军阀》的编辑工作曾一度中断。“文革”以后，齐思和、林树惠等继续完成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出版。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编辑室完成了《北洋军阀》出版。中国史学会原拟的计划，乃得以全部实现。

编入《丛刊》的各种专题资料，多者八册，二百几十万字，少者四册，也有一百几十万字。全书合计约在二千五百万字以上，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由学者编选的规模最大的一部史料书。近代资料，甚为分散，搜集不易，《丛刊》的出版，为近代史研究者，特别是藏书较少地区的青年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事实证明，中国史学会做了一件切实有益的工作，有效地推动了近代史研究的开展。

在范老主持史学会工作期间，从1950年倡议编辑《义和团》资料到《洋务运动》出版。前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共编辑出版《丛刊》十种，六十册，而且是连年出书，持续不断。这样的工作效率，现在看来，也还是很高的。这主要应归功于参加编辑工作的史学家们的团结协作和服务精神。各种专题资料编辑的主持者，如翦伯赞、向达、白寿彝、齐思和、聂崇岐等先生，他们虽然都对近代史有过相当的研究，但并不是以近代史研究为自己的专业。至于参加编辑工作的人员，更是包括了范围广泛的各方面的专家。他们响应史学会的号召，参加史料编辑工作，并不是为了个人著书立说，而是自觉地为开展近代史研究工作服务，为史学工作者服务。正是在这样的共同目标下，大家都能积极地从事资料的搜集编纂乃至献出个人的珍藏，相互支持，通力合作，所以在不长的时间里，便顺利地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丛刊》原由上海的一家私营企业神州国光社出版，公私合营后改为新知识出版社，以后又并为上海人民出版社，仍继续出版《丛刊》。中国史学会能顺利完成这一计划，也要感谢出版界的合作和支持。

1958年以后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这段时间，史学会的主要工作是举办一些纪念性的学术活动，倡导树立优良的学风。

1958年9月28日，即戊戌六君子被害纪念日，在京的史学界人士举行了纪念戊戌变法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会议由吴老主持。范老作了题为“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的发言。他在发言中指出：“戊戌变法的进步意义主要表现在知识分子得到一次思想上的解放。”进而论证近代史上曾有过三次思想解放。第二次是辛亥革命，第三次是五四运动。他说：“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思想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低级思想必然为高级思想所代替。停留在原位上的思想，必然为时代所抛弃。”在即将结束发言时，范老又指出：“一个进步的人，到后来反动了，这是从好变坏。反之，一个反动的人，后来进步了，这是从坏变好。历史将从他们最后的表现作出最后的评定。一切在于本身的行动，历史只是公正的记录。”范老的这个发言，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刊出。几天之后，《人民日报》又刊出读者来信，说读了范老的文章，非常震动，受益甚多。

1961年以中国史学会的名义先后举行了三次学术讨论会。第一次是4月7日纪念巴黎公社九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由中国史学会与北京历史学会联合召开。北京历史学会的会长是吴晗，他当时任北京市的副市长，所以讨论会得以借用人民大会堂的山东厅举行。自从“大跃进”以来，社会上出现的浮夸风、共产风也在学术界产生了反响，影响了治学的风气。范老在会上发言，着重谈到历史学界的学风问题。他建议大家“对所研究的历史事件，做认真的调查工作，阅读有关的各种书籍，系统地从头到底读下去详细了解这件事情的经过始末”，然后再做分析判断，希望史学界认真发扬严肃的学风。范老的这个发言，由《历史研究》编辑部加了“编者按”，发表在1961年第3期上，题为“反对放空炮”。文章发表后，在当时的史学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第二次讨论会是5月30日纪念太平天国一百一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也由中国史学会与北京历史学会联合召开，仍借用人民大会堂的一个会议厅。范老在会上发言，讨论历史上的封建王朝与帝王将相问题。因为在当时的社会思潮影响下，有些人认为：既然自己是革命者，就应该把封建王朝与帝王将相“赶下历史舞台”，写历史只能写人民革命史、革命战争史。范老在发言中指出，封建王朝与帝王将相是历史上的客观存在。问题在于以正确的观点去分析研究，而不是简单的抹掉。这个发言没有公开发表。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范老仍因此被指责为史学界的“保皇派”、“保皇党”。其实他的本意无非是要提倡实事求是地研究历史。

第三次讨论会是10月19日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由中国史学会与湖北社会科学联合会在武汉联合召开。会前曾邀请郭老莅会。郭老因忙于其他工作，说“有吴老、范老去就行了”，没有去参加。到会的有李书城、李达、吕振羽、吴晗、刘导生、邵循正、黎澍、李新、金灿然以及各地的史学工作者百余人。这是史学会成立以来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盛会，也是吴老、范老主持的最后一次学术讨论会，也是史学会在“文革”以前的最后一次活动。吴老主持开幕，着重讲了树立严肃学风问题。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范老主持中国新史学会和史学会的工作，前后经历了三个阶段，主要做了三件事。第一件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筹建中国新史学研究会，团结历史学家，探讨以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第二件事是成立中国史学会，组织史学工作者编辑出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推动近代史的研究。第三件事是举行纪念性的学术活动，提倡严肃的学风。这三件事都曾在当时的史学界产生过相当的影响，起过一定的作用。三件事贯串着一种精神，即务实的精神。学习和探讨是从历史研究的实际出发，而编辑资料是实际的工作，提倡严肃的学风即实事求是的学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这十多年间，社会上风浪起伏，能以始终坚持务实的精神，并不是容易做到的。

中国史学会力倡务实的学风，也形成朴实的会风。学会的活动从来不讲究形式，不摆排场，也没有官场习气。新史学会时期，年高德劭如徐老，也和大家一起促膝而谈，平等自由地交换意见，并没有什么“官气”。范老是纯粹的学者，人们说他有长者之风，而没有长官之风。史学会组织《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那样大规模的工作，从来没有租宾馆开大会，而是大家埋头苦干，切实地高效率地完成了计划。记得范老主持太平天国纪念会，到会人员很多，但会场不设标志，也不设主席台，与会者相对而坐，自由交谈，极为亲切。郭老、吴老也都是学者风度，不务浮华。1961年的辛亥革命讨论会，原在桌上摆设盆花，有人提醒，吴老历来不赞成，便在会前撤去盆花。吴老德高望重，是受人尊敬的老前辈，也是范老极为尊重的长者。范老在会上致辞时曾说，辛亥革命六十周年时，我们再来武汉开纪念会，还请吴老主持。但是，范老的这个良好的愿望并没有能以实现。几年之后，吴老、范老相继离世。而辛亥之年（1971年）正值动乱时期，中国史学会此时也已停止了活动。

（原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4年第1期）

（蔡美彪，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